1.1　纪念性建筑发展概述

在人类所从事的纪念性活动中，纪念性建筑成为情感寄托的象征物，它的形象起着无可代替的情感交流的媒介作用，并以此来达到纪念的目的。纪念活动往往借助纪念性建筑这一物质中介，使人类的情感移情于纪念的对象中去，并产生无尽的遐思，满足人的精神需求。

1.1.1　纪念意义的产生

在开阔的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People's Heroes），它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镌刻在纪念碑正面（北面）碑心，也镌刻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心中，每当人们站在纪念碑前，仿佛能够看到无数英雄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难以磨灭的一刻跨越了时空的距离，把过去带入现在，将现在融入过去……，纪念的意义就此诞生（见图1-1、图1-2、图1-3）。

现代意义的纪念模式，是对特定历史对象的怀念以寻求情感的寄托。纪念意义的产生，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来源于原始的宗教膜拜。纪念活动本身具有宗教膜拜的倾向，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膜拜的对象及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宗教依然存在，而历史赋予纪念形式以新的内涵，宗教性的纪念意义其职能业已消失，但其审美的价值却仍然保存至今。

宗教是根植于原始人的社会实践及生产劳动领域的社会现象。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与他人交往的需要产生了语言；商品流通的需要产生了货币。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原始人若干万年以上的劳动活动，由于思维和心理在其过程中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终于能够超越实践有用和必需的范围，出现了用途既不是挖掘或开垦土地，也不是打死或猎取野兽的工具，而是以物质化的形式来表达人的内心感受、思想感情以及创造性幻想——人脑中产生的各种现象。

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中发现的最古老的图画起着一定的交际作用，图画不单单是艺术上满足审美需要的形式，也是把人脑中产生的映像和思想物质化，从而传达给他人的一种工具（见图1-4、图1-5）。随着人类劳动和交际日益发展，纪念意义渐趋完善，由于原始人的物质生活的范围是极端有限的，因而，他们反映周围世界中的各种因果联系的经验意识也是极端有限的。原始人经常遭到来自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危害他们生命，而又无法为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因素的侵袭，他们对这些神秘的因素感到恐惧，并由此产生对超自然物的信仰与膜拜。

1.1.2　纪念场所的雏形

宗教的信仰与膜拜和巫术仪式活动是分不开的。最古老的巫术仪式是猎取和增加食物的仪式，原始人深信，凭借巫术仪式可以达到一定的实际目的，可以获得食物，防止灾害。以舞蹈形式来描绘打猎过程的仪式在原始部族中屡见不鲜，这种仪式是猎取动物活动的继续。舞蹈企图把愿望当作现实，以对狩猎过程的描绘和模拟来代替这一实在的行为过程。

仪式的参加者都抱有幻想，把模仿狩猎的过程变成狩猎本身。这种模仿不是简单地重复狩猎的过程，而是一种象征，用以表达人们由于狩猎顺遂而产生的情感，表现人们确信这种模仿行为必将保证狩猎在未来获胜的信念。跟现代人相比，原始人不明白陷入险情的原因的时候要频繁许多，在此情况下，原始人不免以炽热的情感作出反应，在情感的驱使下他们奋起行动而终于顺利脱险，因此他们油然而生欣幸之情，不禁手舞足蹈（见图1-6、图1-7）。仪式在此可作为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作为一种抒发情感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的纪念性活动。

“原始仪式是一种多职能的混融性现象，同时满足了几种社会需求。”仪式的主题是对超自然物的膜拜。膜拜活动要求布置一个与日常环境不同的充满各种象征、各种超自然力和超自然物的特殊环境。在原始时代的各种早期宗教仪式——巫术、图腾膜拜中，超自然物还没有脱离感情上被感知的对象和真实映像，因此在仪式中所用的艺术形象也同样是具体的。如北美洲印第安人的图腾柱（见图1-8）、巫术仪式中所用的饰以人物或动物形象的面具（见图1-9），以及后来古埃及雕塑的神像及法老像。

把死者按一定仪式安葬在墓穴中，再以一堆石块、一株树或一块巨大的岩石作为标记，构成古人类永久性的聚会地，成为他们祖先灵魂的归宿、祭奉某位神灵的圣地，并且在人类发展史的进程中构成了纪念形式的核心——纪念场所的雏形（见图1-10、图1-11）。

1.1.3　纪念性建筑类型与特征

与其他类型建筑相比，纪念性建筑更加注重建筑的精神功能。具体是指，建筑在满足人的实用需求（生理需求）的前提下，同时还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包括审美、认知和崇拜功能。

纪念性建筑的精神功能不仅仅是被看作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建筑的审美功能应是建筑艺术、建筑材料、技术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精神功能在审美中还蕴藏着建筑形象的认知功能和一定的崇拜功能。诗人以优美的诗句进行人生哲理的思索，建筑师亦应用建筑进行同样的哲理思考。 纪念性建筑应该让人们从一定的建筑形象中领悟到纪念的所指，认识到生活本质的其他方面。

纪念性建筑精神功能的体现是从主题思想到物质具形的过程，通过约定俗成的信码传译，使物质具形升华为观者脑中的纪念形象。因此，纪念性建筑是最具创造力和表现力的建筑类型之一。另外，纪念性建筑往往借助于外部空间序列、环境氛围、建筑造型和雕塑语言，并且通过寓意、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段来获取最大的艺术表现力，使思想性和艺术性在纪念性建筑中得到高度统一，达到纪念的目的。

以上是纪念性建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根据纪念对象的不同，环境条件的不同，纪念性建筑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

一般来说，按照纪念对象的不同，可将纪念性建筑分为事件类与人物类两种类型；按照选址环境的不同，可将纪念性建筑分为遗址类与非遗址类两种类型（见表1-1）。

,

1.1.4　纪念性建筑在中国的发展演变

（1）历史沿革

纪念性建筑的体系包括纪念碑、纪念性雕塑、纪念塔、纪念门、纪念柱以及纪念堂和纪念馆等。

早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多年就有了设庙祭祀祖先的记载。

公元前八百多年有刻石以示纪念的史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民族性、地方性的制约，又受建筑材料的限制，中国形成了石碑、石柱、华表、阙、牌坊、寺塔等古典纪念形式。河南殷墟发掘出来的殷代奴隶主贵族墓葬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陵墓的总体环境布局及其神道、门阙、石人、石兽的配置形成强烈的纪念性效果，纪念性建筑的总体序列布局手法的原始雏形建立在陵墓的发展基础之上。

在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上，以南京中山陵（见图1-15）为起始点，开始了我国近代历史时期的纪念性建筑创作探索。

南京中山陵由建筑师吕彦直设计，1926年开始兴建，整体规划布局庄严、雄伟，恰如其分地创造了中山陵所需要的气势。

继中山陵之后，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见图1-16）于1928年开工，优美的环境和绿化及“中国固有之形式”塑成了壮观的纪念性场所。

与此同时，为纪念革命先烈进行传统教育，纪念性建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瑞金叶坪的纪念碑、纪念亭、纪念堡是第一个革命广场中的一组纪念性建筑。陕甘宁边区的志丹陵、子长陵都具有一定规模，建筑继承了民间传统，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运用地方性材料，采用简易的构造技术和施工方法。

（2）现代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胜利及战争中牺牲的革命者，曾掀起一股修建纪念性建筑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纪念性建筑，往往直接采用传统的建筑形式，如济南李清照纪念馆（见图1-17）、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见图1-18）；80年代中期之后，建筑师往往运用古建形式的变形、简化和符号的处理手法加上粗大的几何体块、封闭大墙和巨大门廊以及一些现代主义建筑的处理技巧来体现文化的传承，如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见图1-19）、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见图1-20）等；再后来，一些建筑师摒弃（或不刻意追求）传统形式，而把着眼点放在选址（环境）及内容（寓意）上，放在揭示思想内涵上，如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山东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等。随着广泛的社会活动及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的提高，纪念性建筑的内容趋向多样化。

建筑是属于时代的，它是历史的纪念碑。一个时代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技术、哲学思想。在现代建筑发展史上，纪念性建筑也伴随着设计思想、创作观念的变迁不断发展。中国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纪念性建筑及建筑特征的历史变迁见表1-2。

纵观解放至今纪念性建筑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其发展的趋向是由简单的具形表现形式走向抽象、多义及隐喻的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特定的外部环境的认知水平提高，单调的造型语言已难以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对特定的纪念对象的简单描绘，不能给人留以充分的想象。现代模式的纪念性建筑，综合了社会、文化、技术等多重因素，表现手法多样，突破了形式类同及简单化的陈述方式，关注重点也从外显形象的文化脉络传承逐渐转向揭示思想内涵或深层寓意。纪念性建筑今后总的发展趋势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纪念性建筑与其他各种建筑类型间的渗透，带有综合性与多义性；②纪念性建筑不再只局限于外显形象的追求和传统图像语汇的运用，更多重视深层思想内容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