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波斯火

约公元前513年—公元前411年

芒德罗克列斯（Mandrocles）在鱼群众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搭建浮桥，他向赫拉献上供品，纪念自己的工程。除了为自己赢得桂冠，让萨摩斯人扬眉吐气，芒德罗克列斯也实现了大流士国王的心愿。

希罗多德，《历史》

伊斯坦布尔像一颗钻石，镶在两颗“蓝宝石”之间，其中一颗蓝宝石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仅是一道难以克服的心理疆界，也是难以捉摸的有形疆界。咸水与淡水在此混合，形成旋涡和逆流。在绸缎般光滑的水面上，粼粼波光掩盖了汹涌的暗潮。潮水在黑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长约35公里的水道流动时，会转换九次方向。此地最近新发现了一条水下河流，位处海峡的海床上，它的存在解释了水道变化多端的天性。海水与沉积物经由隐蔽在海床上的、通过黑海洪流产生的巨大水道流进黑海，与表层水流的流向完全相反，进而形成乱流，在此地形成“双层海”。许多人淹死或者在海雾的遮蔽下撞击礁石而亡。但对波斯伟大的“王中之王”大流士大帝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当你以大流士的视角，从他位于苏萨（Susa）、巴比伦（Babylon）、孟菲斯（Memphis）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权力中心看世界时，希腊的迦克墩腹地其实相当平坦；蜿蜒曲折的河水流过平原，周围和缓起伏的山丘现已种满橄榄树。这个通往欧洲的门户吸引众人前来一探究竟，真正被探索者视为阻碍的是高加索山区或环绕希腊伯罗奔尼撒的群山。达达尼尔与博斯普鲁斯汹涌变化的海浪只是溪流而已，紧邻海岸的岛屿——萨摩斯岛（Samos）、莱斯沃斯岛（Lesbos）、希俄斯岛（Chios）则是通往新大陆的垫脚石，眼前广大的大陆是待人摘取的成熟果实。

大流士站在亚洲遥望欧洲的青翠山林。对这位要开凿运河连通红海与地中海、建立统一货币、鼓励人们在已知的世界中进行贸易的男人来说，跨越两块大陆之间窄小潮湿的缝隙想必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后人眼中，这项行动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在当时，对这位世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而言，这只是行有余力的举措。因此，对伊斯坦布尔的文字记载肇始于一座桥梁。大流士搭建的约1600米的巨大浮桥只是他诸多宏伟大胆计划的其中一项，希罗多德对这座桥的描述使拜占庭载入了史册，而搭建这座桥的动机则令西方感到困惑不解。

当时，已叛变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三世（Nebuchadnezzar III）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盘踞黑海北岸、控制今日伊斯坦布尔以西的欧洲领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得知消息之后也起兵响应。大流士决心将斯基泰人赶回他们的家乡色雷斯与巴尔干，于是他坐镇希腊人的黑海神庙——民众在此供奉宙斯，以求在海上顺风航行——并且于公元前513年左右命令来自萨摩斯岛的工程师芒德罗克列斯以船只搭建浮桥，从亚洲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抵对岸的欧洲。大流士有征服已知世界的能力，却不打算在这个过程中“弄湿自己的双脚”。

我们不清楚这个时期的拜占庭是波斯帝国不愿屈从的臣民，还是恭顺的盟友。现在看来，波斯人当初似乎在克鲁索波利斯设立了征税兼勒索的关卡——当船只被博斯普鲁斯海峡变化无常的水流推向海岬时，便会遭受波斯人的横征暴敛。往后的两千五百年里，针对过往船只榨取现金，成了控制海峡与城市之人钟情的消遣活动。波斯人不希望有人破坏这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拜占庭的居民发现自己站错了边；他们进而成了波斯人的泄愤对象。

在这个文明的边缘地带，依然有许多人不愿意成为这个波斯人不断扩张、说着亚兰语的多民族帝国中的一分子。当大流士的前任君主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首次与斯基泰人交战时，被斯基泰女王杀害，斩下了头颅，被装在盛满血的皮囊里带往各处。女王说，既然对权力的渴望激励了居鲁士，就把他的头泡在血里让他喝个够。公元前5世纪初，叛乱的火种沿小亚细亚沿岸与近海的岛屿逐一被点燃。大流士以穷凶极恶的战火予以回应：城市被夷平，成年男子遭到杀害或沦为奴隶，男孩惨受阉割，女孩则充入大流士的后宫。公元前494年到公元前493年，叛乱完全平定，拜占庭与迦克墩被付之一炬。拜占庭人与迦克墩人要是望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就会看到天空蹿起的黑色烟尘，那是他们同胞遭受不幸的信号。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拜占庭居民——其中有些是为自由而战的斗士——逃往黑海南岸的沙地避难。但他们之后又回到故地，最后还为波斯舰队建造战舰。

在欧亚之间的水域航行，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专制君主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嫌隙其实是很个人的。是的，波斯想取得土地、掳掠人口，但成功的殖民关乎质量而非数量。从这时起，欧亚的权力竞逐者都希望让拜占庭附近这片天赐的、拥有葱郁草木与易守难攻的高丘、极具战略地位的海岸地带心悦诚服。

公元前491年，大流士要求整个希腊臣服于他，还坚持爱琴海地区700多个顽强的希腊城邦必须献上表达诚意的象征性礼品，也就是土与水。叛乱也许平定了，但胜利不会如此轻易地到来。波斯的策略没有考虑到希腊人特有的族群意识：他们拥有着同样的议会传统，由共同的语言与信仰所形成的身份认同纽带，感受着由神话维系的彼此联合的力量。族群意识让希腊城邦拥有惊人的抵抗能力。对波斯人来说，在随后的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Battle of Marathon）所遭受的挫败，只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

但是，当大流士于公元前486年去世时，他的野心并未伴随他的死亡消逝。大流士的儿子与继承人薛西斯不愿让夺来的领土（如拜占庭）重回希腊之手。公元前480年陆上的温泉关战役（Battle of Thermopylae）与海上的亚德米西林战役（Battle of Artemisium）——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激烈交战——是一连串入侵行动的开端。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拥趸，由他负责统率海上的希腊人。波斯这边派出的杰出海军统帅是一个女人，这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大概是空前绝后，她是哈利卡那苏斯（Halicarnassus，今日的博德鲁姆[Bodrum]）的女王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自己就是哈利卡那苏斯人，这场冲突发生时他正值幼年，他告诉我们，阿尔泰米西娅为自己的高贵出身、五艘船舰以及“男人的意志”感到自豪。在海上战场约15万名参战人员当中，阿尔泰米西娅是唯一的女性。波斯借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希腊人缺乏男子气概，万能的薛西斯只要派一名女子就能对付他们。亚德米西林战役被认为并未分出真正的胜负，而波斯获得了温泉关战役的胜利。大约十个星期后，薛西斯的军队烧毁了雅典卫城的古老神庙，杀光了守卫神庙的祭司。背对熊熊火光，波斯皇帝看着他的意志以令人畏惧方式实现。大火过后残留的手工制品现全收藏在雅典的新卫城博物馆中。我检视过这些物品，触摸过这些受创的古代雕像，它们是这场突击的受害者。雕像的外表如水泡般鼓胀隆起，我们依然可以从它们破损的外表感受到波斯大火的余温。后来，薛西斯高坐在山岭上观看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深信此役必将一举歼灭希腊联军。拜占庭在当时很可能只是领土扩及整个大陆的波斯帝国治下的众多聚落之一。

然而，就像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一样，萨拉米斯战役对波斯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希腊人以智取胜，引诱波斯船舰驶向猛烈的侧风。一片混乱中，阿尔泰米西娅冲撞了己方的波斯船舰，脸上却毫无羞愧之意，薛西斯痛骂道：“我的男人变成了女人，而我的女人变成了男人。”当波斯军队战败撤回中东时，这名好斗的女王受命保护薛西斯战败的儿子们安全返回小亚细亚。而在普拉提亚（Plataea）再获败绩后，波斯将把注意力投向东方。

对拜占庭来说，接下来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转折。拜占庭不仅在波斯与希腊的权力斗争中沦为政治棋子，在希腊人之间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是深受赞扬的斯巴达领袖。他曾率领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打了胜仗，又是英勇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的侄子（列奥尼达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入侵欧洲时战死）。保萨尼阿斯似乎被拜占庭深深吸引，彼时，拜占庭已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小聚落，它的战略优势和对于刚成立的希腊联盟的用途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在历经了爱奥尼亚（Ionian）的叛乱后，（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一些富丽堂皇的多利亚建筑被腓尼基人焚毁。因此拜占庭有待合适的人选重新加以规划。回到斯巴达后，保萨尼阿斯担任了死去的列奥尼达的年轻儿子的摄政王。从许多方面来看，保萨尼阿斯堪称希腊人的典范。在普拉提亚得胜后，他下令斯巴达的奴隶准备简单的食物，与战败的波斯指挥官营帐里准备好的凯旋盛宴、杯盘狼藉的景象大异其趣。他率领大约10万名士兵出征，却只折损91人。为了表彰保萨尼阿斯在此役立下的大功，他获得与波斯交战取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嫔妃和金盘。

保萨尼阿斯奉命担任希腊联盟的海军统帅，前去击溃波斯位于拜占庭的驻军并且监视东方的动态。他从小港口赫尔米欧尼（Hermione，今日这个港口依然是小渡轮与当地水上出租车中途停留的地方）出发，解放了塞浦路斯与拜占庭。但之后他变得独断专行，迫不及待地想成为拜占庭的独裁官。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说道：“与其说他是军事将领，保萨尼阿斯所为更像是一名僭主。”拜占庭似乎迷惑了保萨尼阿斯的心智，历史潮流继而也发生了转变。

保萨尼阿斯出生于以拒绝享乐知名的斯巴达。对他来说，拜占庭像是一片专属的小乐园。他很可能兴建了拜占庭最初的城墙，以期保护这片青翠、令人精神振奋的乐土——这真是一项毫不掩饰动机的举措，特别是在斯巴达人轻视城墙的情况下；他们曾经夸耀说：“我们的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城墙，年轻人的枪尖就是我们的城垛。”公元前478年，雅典的城邦组成了自己的防卫同盟。同年，保萨尼阿斯攻下拜占庭——这位僭主对这座城市显然怀抱着宏远的计划。从各方面看，保萨尼阿斯似乎对自己的胜利感到沾沾自喜。他请人撰写诗歌与碑文，甚至在希腊盟邦纪念击败波斯而在德尔斐建立的蛇柱（Serpent Column）底座上刻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只刻了自己的名字。这根带有超现实色彩的雄伟蛇柱——为了供奉神明阿波罗建立的黄金三足鼎，底下以蛇形的青铜柱支撑，柱高18英尺（约5.5米），柱子上是几条纠缠在一起的蛇——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宗教祭品，而是一座战争纪念碑。31个联合起来抵抗波斯人的希腊城邦，它们的名字刻在缠绕的蛇身上。不安的官员察觉到保萨尼阿斯的妄自尊大，于是迅速抹掉了这个斯巴达人明目张胆自我吹捧的文字。

八百年后，蛇柱迁移到拜占庭竞技场。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保萨尼阿斯要是知道这座色彩褪尽的纪念碑坐落在蓝色清真寺旁，是现代伊斯坦布尔公共空间中极少数残存的古典时代遗物时，应该会暗自窃喜。时至今日，蛇柱也成为外地游客与本地青年喜爱的午间休憩场所。这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曾出现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而它残存的部分矗立在（根据公元4世纪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的说法）当初君士坦丁皇帝安放它的位置。最初以蛇身支撑的黄金三足鼎在公元350年被熔毁，只有一个蛇头保留了下来，现收藏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内。即便出自无心之举，在它历史的内心深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仍然尊敬着这位曾经热爱它的斯巴达人。

然而保萨尼阿斯的光辉岁月却很短暂。他独断专行，使用各种阴谋诡计，更糟糕的是，他一方面统领驻扎在拜占庭的希腊舰队，另一方面却勾结波斯人，有传言表示他穿波斯人的服饰，宠幸波斯女子，还打着迎娶薛西斯女儿这门皇室婚姻的主意。公元前477年左右，保萨尼阿斯收到来自斯巴达的一条召他回去、略显尴尬的命令，这是对他的黄牌警告，之后他便火速返回了斯巴达。

即使拜占庭名义上接受雅典的保护，雅典也不吝于展示自己海上霸权的力量，但保萨尼阿斯仍不为所动。现在的他显然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僭主。客蒙（Kimon）率领雅典海军出港，反对保萨尼阿斯的错误行径。公元前470年左右，这名私掠的将军终于被强行召回斯巴达。保萨尼阿斯对拜占庭的热爱使原本受人崇拜的他反而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他一返回斯巴达，就在众人逼迫下躲进斯巴达的卫城，并且被关在雅典神庙的高墙下，直到饿死为止。怕他腐烂的尸体玷污了圣殿，保萨尼阿斯最后还是被拖了出来。

保萨尼阿斯的结局也许很不光彩，但他为他移居的城市留下了两件礼物，而这两件礼物也成为拜占庭的象征。一个是保护城市的围墙，另一个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无论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还是伊斯坦布尔，它们都是让人扬名立万的地方，也是让人身败名裂的地方，这里可以实现人的梦想，但也会让人噩梦成真。

保萨尼阿斯的过分自信实际上使雅典颇有可乘之机。雅典人为了确保自身的领导地位，暗示斯巴达人连自己的统帅都无法管好，更别提有能力担任全希腊联盟的领袖。要维护东地中海的和平，需要兴建造价昂贵的战船。雅典过去兴建的新型三列桨座战船——德尔斐神谕指示新民主城邦要“相信木墙”——就像爱琴海上的杀人鲸：美丽、致命而昂贵，雅典因此要求受保护的城邦缴纳贡金。三列桨座战船在船速8节（每小时14.8公里）的情况下（新的研究显示，这种战船的速度甚至可能达到12节[每小时22公里]），只需6秒就能航行船身本身的距离。这种战船引以为傲的部分是船首的阿特利特式（Athlit-style）破城槌，此外，船舱也挤满了由自由人组成的桨手。这些战船不仅操作灵活，杀伤力也大。东地中海的城邦与殖民地必须签署“民主方案”以协助维护这些超级战舰。我们可以看到拜占庭连同其他数百个城邦的名字被刻在三人高的石碑上，这尊石碑至今仍屹立在雅典的碑铭博物馆中。雅典收取的贡金一年总共是400—600塔兰同（talents），拜占庭一年上缴15塔兰同，就比例来说是很大一笔数字，这笔钱主要来自对经过拜占庭的船只征收的通行费和鲔鱼渔获的庞大税捐。

此后，由于保萨尼阿斯在拜占庭的不当行为使雅典有充分理由实施强硬的地区控制，雅典进而开启了黄金时代。

保萨尼阿斯蒙受的耻辱与斯巴达的颜面尽失让所有人记忆犹新，也让雅典人从中获利。雅典人在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中央、终年吹着狂风的神圣岛屿提洛（Delos）召开会议，在希腊城邦推举下，雅典成为反波斯攻守同盟的盟主——我们现在称这个同盟为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10名雅典公民被任命为“希腊司库”（hellenotamiai）。

拜占庭在将近三十五年的时间内持续上缴贡金给雅典的希腊司库，贡金中除了拜占庭的黄金，还有来自该区的其他贵金属、现金与珠宝。公元前454年，位于提洛岛的提洛同盟总部突然停止运作。奴隶放下他们的凿子，希腊金库迁往雅典。很快，贡金将存放在乍看之下不像圣殿而像帝国库房的地方，也就是雅典卫城的新帕特农神庙。雅典现在成了宣扬“民主”观念的帝国势力——人民的力量，或者说对人民的控制成了雅典的护身符。在这五十年间，雅典巧妙地运用武力将民主“出口”到地中海各地。雅典成了“智慧的市政厅”，这是它给予这个世界的礼物。然而除此之外，雅典侵略性的帝国策略也造成了约5万名东地中海难民流离失所。

公元前440年，随着萨摩斯岛起事，拜占庭居民——可能受到黑海周边地区政治转向的激励（伊斯坦布尔总是关注着四邻的动静）——也跟着一起叛乱。拜占庭的自由只持续了一年，此时的雅典人仍积极进取，毫不退让。哲学家苏格拉底很可能是当时雅典重装步兵的一员，他们跨海镇压那些对有“紫罗兰花冠”之称、“油腔滑调”的雅典政治持反对态度的民众。公元前411年，这一次轮到斯巴达人挑起事端（彼时斯巴达是雅典的大敌，双方掀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拜占庭抓住这个机会再度叛乱。公元前410年，斯巴达海军统帅敏达罗斯（Mindaros）在波斯人的协助下从雅典手中取得了拜占庭，拜占庭居民或许还记得自己的祖先是多利亚人，他们欢迎斯巴达将军克里巧斯（Clearchos）的到来，表示拜占庭从此重回母城的怀抱。

整整一个世纪，拜占庭夹在波斯与希腊的权力对抗之间，沦为交易的筹码。由于拜占庭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牵一发动全身，它又成了雅典与斯巴达野心棋局上的一枚卒子。因此，拜占庭参与了无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亲历了极其惨烈的厮杀过程，直至最后一役。拜占庭将确保自己的历史地位，继续成为凭恃强大军力控制广大领土的野心者觊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