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制度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需要组织之间广泛的多面关系来推进创新并将新产品引进市场。美国的一家德国化工厂汉高公司（Henkel）研发主任推断：“技术转移行不通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模式也不再有效；只有独占鳌头的情况下，这种希望研发团队提出闪光点的旧方式才会有效。”而在那个时代，美国拥有许多技术（Giorden，1994）。新范式建立在破坏市场、发展以及研究的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其跨越国内外组织界限创建了团队。

对于IBM和其他类似的公司来说，问题不是在研发上花费的太多，而是这些公司在研发、产品发展以及市场方面不连贯。早期的战后期间，在他们的发展阶段，这些公司主要通过分离研发来实现扩张，及从普通的公司功能中实现组织性和地域性。仅通过资助研发，克林顿政府，或者公司本身已经不再能够明显满足发展技术转移和提高在公司内外研究环境的商业化能力的需求。

就这一点而言，不同的欧盟项目提供了一些局部模型（Malerba，1993）。除了传统的工业技术，比如欧洲一直保持领先水平的化工产业，欧盟的第四个框架提案旨在强调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技术、药学、健康学以及农业改革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环境问题，包括降低交通系统的污染，也正在操纵着第四个研发计划框架的方向。在北美，这些举措与环保技术开发的提案相同。

然而，考虑到显著的变化来源，宏大的项目更有可能给我们惊喜。通过操作实现相互作用的进化：文化演化期间，功能被不同地分化和整合，同时他们之间的平衡也很微妙。新兴系统中的标准化水平非常低（Blauwhof和Leydesdorff，1993）。像“128号公路”、“硅谷”（Saxenian，1994）、“剑桥经验”的例子或像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民族经验的例子都表明，这些历史条件貌似不易重复。政策自身如何重塑技术和机构之间的协同进化？谁是战略政策的活动者：国家政府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力量在重塑自己？新社团主义者（neo-corporatist）的安排在中观层次上是至关重要的吗？还是非标准的参与者（如顾问和联络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哪种活动在哪个阶段最有可能推动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

利基市场只能维持在特定的环境中。此外，利基市场作为新发展的繁殖场所，对其的预期需要对知识生产和控制的社会条件进行自我管理。因此，大学与产业的关系可能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理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他们就会变成一个自觉重塑知识基础设施的实验室。关于生产的新兴模型的动力，这些类似的实验告诉了我们什么？此外，考虑到了战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相应的投资风险，有关国家和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问题，以及知识产权的性质和结果，这些现在都已列入到了议程中。

也许，在大学和产业关系之间形成的新的网络功能，在某些领域为了进行新科学对话已足以成为典范，例如，新科学对话所结合的理论化、工程和管理的观点。在哪些条件下跨组织对话可以足够去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Rosenberg，1982）？从长远来看，这些跨学科的对话能否发展成专业或者他们是从现有学科中分离出的一个临时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如何来评价欧洲的大项目（例如，ESPRIT）？美国产业政策（如ATP）和防御转换项目（TRP）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衰落是如何影响当地学术—产业关系的？这些方案和政策是否促进了可以为我们提供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模式的新科技成果标准？例如“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试图制度化的“东欧”创新型大学，在网络层面上可能是什么样子？

虽然很多学者在研究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但是很少有经验信息可以用来预测将国家系统转换为新兴欧洲联盟制定的科技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Nelson，1993和1994；Blume和Leydesdorff，1984）。相关接口结构（例如，传输机构，大学—产业网络）在快速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观察到其倾向于将选择留给市场（比如通过申请专利的方式）。人们已经意识到，新的依赖关系可能剥夺大学的自治和文化功能，从而长期危及经济发展（如资历结构；Rosenberg和Nelson，1994）。这是越来越商业化的大学研究所导致的吗？学术教育变得过时：在理论上是因为定向的知识分子逐渐被掌握了“管理”理论知识的经验主义者取代吗？

我们目睹了国家在学术中作用的变化，企业在创新中作用的变化，以及大学在经济中作用的变化（Etzkowitz，1983和1995）。来自这三个部门的研讨会成员，正在参与一个新创新环境——学术—产业—政府关系三螺旋的创建。总之，我们从以下角度来设想其贡献：

①从演化经济学角度：聚焦于先进（产业）系统中知识基础设施功能和研发政策的影响的演化经济学。

②从社会学角度：科学技术的社会学和关于重塑部分像技术科学和大学研发系统一样的知识基础设施经验的高等教育社会学；及其对学科知识深入重组的影响。

③从政策分析角度：用评价的角度进行政策分析活动，以此引起科学—技术—产业相关技术接口的变化。

结合两种角度的经验贡献是尤其受欢迎的，比如个人学术机构和他们产业关系发展的案例研究，国家学术/科学系统的改造历史——制度分析，以及模仿活动所使用的与主题相关的方法（如来自非线性动力学）（如Brunner，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