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不愧“仁”的称号

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除前十三年刘太后垂帘听政外，实际执政近三十年，是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时期，北宋进入到王朝中期，问题虽多，但国家总体安定，经济社会繁荣，文化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他统治的最后八年被称为“嘉祐之治”，也有人把他统治的整个时期称为“仁宗盛治”。

仁宗善纳谏，有雅量，爱护提意见的大臣。在他治下，大臣们言论比较自由，敢于讲话，勇于任事。

包拯当监察御史和谏官时，经常给仁宗提意见，有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要接受他的建议。张尧佐是仁宗宠妃的伯父，仁宗想让张尧佐当节度使，包拯、唐介等台谏官就是不同意，仁宗只得放弃。在京剧《铡美案》中，包拯当着太后的面处死了驸马陈世美，这虽是虚构的情节，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仁宗朝大臣不屈皇权、敢于担责的风貌。

嘉祐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在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报告到仁宗那里，仁宗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敢于直言，应特与功名。

在仁宗治下，各领域杰出人才的涌现呈现出井喷之势，人才之兴盛，在整个宋代乃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几乎都无出其右。苏轼说：“仁宗之世，号为多士，三世子孙，赖以为用。”明代李贽更认为：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仁宗朝最杰出的政治家当属发动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称得上名臣的人物还有吕夷简、鲁宗道、薛奎、韩亿、杜衍、庞籍、吴育、包拯、孔道辅、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韩琦、富弼、文彦博等。

活跃在神宗、哲宗朝的王安石、司马光、吴奎、张方平、唐介、赵抃、吕诲、范镇、曾公亮、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韩维、韩忠彦、范纯仁、刘挚等人，在仁宗朝也崭露头角。

仁宗奉行无为而治，重用宰相，为防止宰相擅权，又善用台谏，使之相互制衡，极大地提高了台谏官员的地位。因此，与宰相相比，仁宗朝的谏官反而更为闻名，如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孔道辅、蔡襄、余靖、王素、唐介、赵抃等，他们以敢言为荣，以持禄固宠为耻，对朝堂风气带来了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师有张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尧臣、苏舜钦、苏洵、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蔡襄，其中，苏轼、黄庭坚、蔡襄精于书法。绘画大师有燕文贵、武宗元、许道宁、赵昌、易元吉、文同、郭熙、王诜。思想学术家有孙奭、刘敞、胡瑗、孙复、石介、李觏、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科学家有毕昇、沈括、苏颂等。

庆历年间，由于北宋内部财用匮乏，兵变、民变及盗贼蜂起，外部与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北方宿敌辽又迫使宋增加岁币。为摆脱内外交困局面，仁宗重用范仲淹搞新政。由于种种原因，新政未能取得成功。在执政后期，仁宗进取思想减退，崇尚无为而治，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国家政局总体稳定。

庆历新政期间，西夏因干预本族党项人在辽的反叛，与辽大打出手，仁宗仿效“澶渊之盟”，与西夏签订合约，册封元昊为西夏主，提高岁赐，恢复边民互市，西夏则取消帝号。此次和议换得了宋夏之间二十多年的和平。

仁宗极力维护与辽、西夏的和平大局。一次，辽发生了旱灾，饥民涌入宋境，他命令地方官员将他们等同于宋人一样给予救济。仁宗去世时，宋王朝举国哀痛。他的讣告送到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皇帝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他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仁政是儒家政治理念的最高境界，仁宗之前，还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或冠之以“仁”的。元祐七年（1092）三月，曾为哲宗帝师的范祖禹在《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中说：“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宋史·仁宗本纪》对仁宗给予了盛赞，说他的善治为两宋三百年基业打下了基础，后来的皇帝一改变他的政策，国家就搞乱了。

对仁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他在亲政后做出的废后决定；二是他“宽仁少断”的处事方法。

当初，真宗册立刘娥为后，费了不少周折。刘娥入宫后一直获得真宗专宠，数年后，郭皇后去世，真宗想立她为后，但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娥无法怀孕，未能替真宗生出一男半女，加之她出身低微，真宗的想法一提出，便遭到群臣的反对。刘娥身边的侍女李氏，突然一日梦到仙人下降为子，刘娥受到启发，想出“借腹生子”的方法。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仁宗赵祯。孩子一生下来，刘娥就据为己有，并交予与自己交好的杨婕妤抚养。刘娥借此扫除了立后的障碍。

刘太后一直隐瞒仁宗的身世。仁宗的亲生母亲李氏终其一生都未与儿子相认，并先于刘太后一年去世。刘太后原本想秘而不宣，只准备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宰相吕夷简觉得非同小可，力谏厚葬。刘太后责问道：宰相也要管宫里的事吗？吕夷简答道：臣是待罪宰相，内外事都要管。太后怒道：你要离间我母子吗？吕夷简说：太后不考虑将来刘氏的出路，我就不多说了；如果还考虑刘氏一族，丧礼就一定要从厚啊。刘太后幡然醒悟，厚葬了李氏。

刘太后去世后不久，仁宗便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亲自去查验生母灵柩。生母被厚葬，多少平息了些许他对母子生前不得相认的怨恨。仁宗下诏，追尊李氏为皇太后，改葬于永定陵，让她的牌位进入太庙，供奉于先帝身旁。常礼院认为，太庙均立一帝一后，从没有并立太后之说。经群臣反复讨论，决定仍以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的牌位列于太庙之中，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牌位，仁宗生母的地位最终确立。

仁宗还做出了更惊人的决定。仁宗十五岁大婚，他原本相中已故骄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但刘太后选中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立为皇后，选张氏为才人。郭后性情骄横，刘太后去世后，后宫美人纷纷得到仁宗宠幸，美人尚氏和杨氏最受宠幸，引起郭后嫉恨。一天，郭后欲上前打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遮护，结果巴掌落在他的脖颈上。仁宗大怒，在宰相吕夷简支持下，下诏废后。诏令一出，遭到孔道辅、范仲淹等言官的强烈反对，二人联合御史台、谏院十名官员，一同到皇宫谏阻。仁宗拒不接见，并将孔、范二人贬逐。

仁宗中意于一名陈姓女子，欲立为后，但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遭到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反对。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仁宗后来宠幸张美人，封其为贵妃，不料张贵妃三十一岁就暴亡，仁宗悲痛不已，决定用皇后之礼发丧，由于担心朝野反对，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张氏为皇后。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出现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极为罕见。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但仁宗不听。

仁宗不顾朝野内外非议，进行了两次不同寻常的追册，因为一巴掌而废立皇后，显示出在处理家事问题上的能力不足。可以推断，他的童年时代，以及做少年天子时，与养母相处并不愉快。

关于仁宗“宽仁少断”的批评，来自庆历年间的谏官、名臣蔡襄。他在上疏中批评仁宗，说许多事情大家议论纷纷，而仁宗却没有坚定的主见。王夫之的看法与蔡襄类似，认为仁宗“无定志”。他说，仁宗在其亲政的三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对以上的批评，仁宗的粉丝们表达了不同意见。南宋陈亮在其《中兴论》中记载：某次，有人劝仁宗独断专行。仁宗却回答说：你说得不错，但天下事的决策，不该都由我来做决定。如果都由我决定，决策对了还好，有一项错了，也难以修改。不如让大家来讨论决定，令宰相执行，如果实施的过程中天下人认为不便，则由台谏官员公开地直言其失，决策也容易更改。陈亮其实是用仁宗的话反驳了蔡襄。

仁宗的这番表白有没有道理呢？《贞观政要》中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话，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这段话讲得非常朴素：国家治理千头万绪，一日万机，假如都由君主独断，一定会出问题。治理天下国家，光靠天子一个人是万万不行的；治理天下国家，天子要倚仗宰相、百司。唐太宗是后世公认的明君，他的这段话与仁宗讲的是一个道理。

宋人还评价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这难道不是对皇帝的最高褒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