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与宋型文化

唐朝是我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和成熟期。宋代文化由于其呈现出的成熟、稳定特质，以及在理论化、体系化和大众化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被称作“宋型文化”。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型文化的发展路向，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在唐代发轫和初步形成，在宋代最终定型，并被此后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成为散文发展的主流。

中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为复兴儒学，提出了“载道”“明道”的口号，强调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晚唐时，古文运动趋于衰落。

宋初真宗朝时，杨亿、刘筠、钱惟演聚集于京师秘阁，编纂《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均是著名的文士、达官显宦，这种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华而不实的文体一经他们的倡导，竟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文体。

而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等为代表的中下层士大夫和文人，则提倡古朴文风，但影响尚弱。王禹偁成就最著，他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的诗风。他的诗文注重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

庆历间，与保守政治互为表里的颓靡文风，共同成为变革的对象。庆历新政所涉的政治改革虽未成功，但诗文革新运动渐入佳境。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显示出浩大声势。

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改革文风主张，天圣七年、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苏舜钦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追求“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反对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欧阳修后来居上，成为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人。四岁时，便失去了父亲，家境贫穷，没有钱供他上学。母亲郑氏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欧阳修年龄稍大时，家里无书可读，就到乡里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借机抄录下来，常常是还未抄完，就已经能背诵了。十岁时，他借得唐代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爱不释手，这为他日后领衔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因子。

欧阳修一直将韩愈的“明道致用”奉为圭臬，主张“道胜文至”，但当时科举考试以“西昆体”为标准。欧阳修无奈，拜“西昆体”名家汉阳知军胥偃为师，在天圣八年（1030）第三次科举时中二甲进士。初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

欧阳修支持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嘉祐二年（1057）二月，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礼部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叫“太学体”，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批阅试卷时，见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就着他的韵脚续写道：“秀才剌，试官刷！”意思是说，你这秀才学问不行，文字却乖张，我不会录取你！欧阳修身体力行，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抨击权贵的优秀散文作品，开辟了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士子们群起仿效，一时间，文体大变，古文风行。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学，诗文革新运动堪称北宋的“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英宗、神宗、哲宗朝，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

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文以意为主”。他的诗文词赋，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被誉为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他的学生，包括“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学家。

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北宋文豪占据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集体出场，使韩愈以来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

宋初，太祖、太宗振兴文治和科举，优容文人士大夫，为宋型文化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与唐代不同，宋代士人大都集官员、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其知识结构之淹博、宏大，远非唐人可比，其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度，达到了前代罕见的境界。宋以前的传统儒学，偏重于从儒家伦理的角度阐述经世致用之学，对天人之际的形而上学方面关注不多，未能从根本上解答人的生命本质等哲学层面问题，因此未能有效地与汉末魏晋以来发展的佛老之学抗衡。经过宋儒的集体努力，程朱理学作为宋型文化的集大成者应时而出。

此前，唐代韩愈是促使传统儒学向程朱理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他最早提出儒家“道统论”，认为儒家的“道统”从尧、舜、禹，到汤、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就失传了。为此，他极力排斥佛、道二教，不惜得罪皇帝而公然“谏迎佛骨”，倡导古文运动，以恢复和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之后便是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公案》中梳理出的脉络：“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元公”是周敦颐的谥号。周敦颐被视为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他在《易传》和部分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作《太极图说》，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其思想核心是高扬孔孟儒学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二程特别重视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反对训诂章句之学，强调“独见”“自得”，主张“知道”“求道”，其学术思想又被称为“道学”。

“横渠”指张载，他是“关学”的创立者。关学强调“通经致用”，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问题。张载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以及“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他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誉为宋儒的集体文化纲领。

周敦颐、二程、张载主要活跃于神宗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思想学术发展的高峰期，理学体系基本确立，哲学思辨水平明显提高。但当时处于官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还不是理学，而是王安石新学。王安石新学也称荆公新学。变法时，他与吕惠卿、王雱等训释《诗》《书》《周礼》，于熙宁八年（1075）完成《三经新义》并颁于学官，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新学从此大行其道。与新学、理学并立的还有苏氏蜀学，为苏洵所创，其子苏轼、苏辙继承并予发扬。

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朱熹把孔孟置于正宗，又把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和张载、周敦颐、二程思想以及佛道精神，整理融合，形成了内容精深、更加理论化、思辨化的新儒学体系。朱熹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即以客观精神本体为第一性，以物质世界为第二性。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而后者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用“理在气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三纲五常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千万年磨灭不得”，人们应自觉遵守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

宁宗朝时一度发生打击理学的“庆元党禁”，韩侂胄被杀、史弥远专权后，解除了针对理学的党禁。理宗为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大力推崇理学，使之正式成为南宋官方意识形态，其独尊地位一直延续至清末。

事实上，在理宗朝以前，理学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已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理学内部，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提出了不同看法，陆九渊世称“象山先生”，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象山学派”，后由明人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陆九渊学说的核心是“心即理”说，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把“心”当作通万物同天地的本体，这比朱熹以天理为本体、为第一性而更令人亲近。陆九渊和王守仁均视“心”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所谓“圣人之学，心学也”。后人因此称陆王学派为“心学”。

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学术势力是浙东事功学派，由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组成，他们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被视为是反理学的学派。陈亮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主张王与霸、义与利同源，仁义德性应见于事业功利；朱熹则认为，王与霸、义与利水火不同。

此外，当时还有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等。

淳熙二年（1175）六月，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在信州铅山县城东北的鹅湖寺，围绕求知治学的方法进行辩论，史称“鹅湖之会”。理学与心学以及浙东事功学派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能相互沟通、学习，体现了宋型文化精深、开放、兼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