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无“阉祸”

鉴于唐代教训，宋王朝对宦官问题有清醒认识，对宦官防范较严，加之实行士大夫政治，文臣地位较高，因而未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

宦官本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但因与皇室朝夕相处，有博取皇帝信任之机，历代王朝不乏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形，东汉、唐、明三朝尤其严重，它们的灭亡都与“阉祸”紧密相关。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将北宋宦官问题同汉、唐两代等量齐观，他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说：“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但这个观点被认为是针对明代“阉祸”的愤慨之言，并不是客观史实。

唐代宦官最多时达到三千人。而到宋代，太祖规定，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五十人。仁宗在皇祐年间将宦官限额调整为一百八十人。哲宗元祐间，又把宦官限额压缩到一百人。南宋初，许多宦官在苗刘之变中被杀，人数骤减。

为限制年长资深宦官在内廷供职，北宋建立之初，太祖设立十一阶宦官阶官体系，以东头供奉官最高，以区别于外朝文、武官。宦官升至东头供奉官后，要么留下继续使用，但不升转官资，若升官，则需转归吏部，改外任差遣。这一成法后来虽有所松动，出现了宦官应转归吏部而继续留用，并升迁官资的现象。但直到南宋，宦官到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的制度没有改变。此外，为限制宦官与外官、宗亲的交往，宋代法令规定，两者如若相互往来，宦官若会见宾客，将受到惩处。又明文规定：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

在烛影斧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宦官王继恩，因拥立太宗有功，在太宗朝一度权势显赫。后来，他率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后，宰相建议把他提拔为宣徽使，但被太宗否决了。太宗病重期间，他暗中串联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与李皇后一起，谋立已被废为庶人的太宗长子元佐，未遂。真宗即位后，被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死于贬地。

嘉祐三年（1058），枢密使贾昌朝因结交宦官，被罢。宦官阎士良在仁宗时、任守忠在英宗时、陈衍在哲宗时受到惩处，其罪名之一便是“与中外大臣交相结托”。

南宋几乎没有出现所谓“权宦”，孝宗淳熙年间，吏部侍郎李椿上书论宦官盛衰时说：“自古宦官之盛衰，系国家兴亡。其盛也，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汉、唐勿论，靖康、明受之祸未远，必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极，则国家免于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贵。门禁宫戒之外，勿得预外事，严禁士大夫兵将官与之交通。”这段话总结了宦官势力发展的三部曲，即“始则人畏之，甚则人恶之，极则群起而攻之”。

两宋之际，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地对宦官“群起而攻之”的事件。第一次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这年二月，开封城里的老百姓“群起而攻宦官，杀之者不可胜数”。钦宗迫于公议，将李志道等内侍治罪，将童贯、梁师成、李彦等恶贯满盈的大宦官先后处死。第二次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三月。宦官康履、蓝珪对武将吆三喝四，大耍威风，甚至“踞坐洗足，立诸将于左右”。苗、刘愤愤不平，在杭州发动兵变，令“分捕中官，凡无须者皆杀之”。高宗不得不将康履交出，被当众腰斩。苗刘之变后来被镇压，经过这一事变保留下来的宦官仅十五人。苗刘之变对高宗刺激很大，兵变平定后，高宗刚复辟便下诏强调，内侍不许与外朝官交接、干预朝政。

孝宗刚即位，殿中侍御史张震便指出“宦者员众”，建议加以裁减。孝宗当即表示赞同：“朕有此意久矣。”他规定限制内侍员额，以二百人为限。考虑到做了太上皇的高宗身边需要宦官，又规定以二百五十人为限。

光宗在绍熙三年（1192），根据宰执大臣的建议，下诏强调：“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

宁宗时，宦官王德谦升任节度使不果，尽管制书已草成，但参知政事何澹“不押制书”，右谏议大夫刘德秀率台谏官反对，宰相京镗更是怒不可遏，请求将制书撕毁。宁宗问：“除德谦一人而止，可乎？”京镗断然拒绝，并提醒宁宗说：“以大观、宣政问童贯等冒节钺为戒。”结果，王德谦升官的企图化为泡影。

削弱南宋宦官权势的要害之举是不让宦官插手军事，“不以内侍典兵权”，不领兵，不监军。淳熙八年（1181），高宗的亲信宦官陈源被任命为添差浙西副总管，遭到权给事中赵汝愚反对：“内侍不可预军事！”孝宗马上表态说：“其言极当，甚不易得。”收回了成命。

两宋虽无“阉害”，但宦官用事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早在太宗时就有李神祐、窦神宝等人领军，王继恩、卫绍钦率军镇压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神宗时李宪、王中正带兵同西夏作战。徽宗一朝，宦官更是权势熏天。徽宗破例授予童贯节度使，之后，杨戬、梁师成、谭稹、李珏、梁方平等十余名宦官纷纷官居此职。宣和间，宦官人数失去控制，“动以千数”，梁师成被人们称为“隐相”，童贯有“媪相”之称，他们与蔡京、王黼等表里为奸，权倾朝野，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宦官之门，“相习成风，皆以附内侍为荣”。

与历朝历代的情况一样，作为皇帝的近侍，宋代宦官除参预政事外，还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皇室内部纷争。王继恩是一例。后来，宦官周怀政在真宗重病期间，企图杀掉宰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为帝，奉真宗为太上皇，废真宗刘皇后为庶人。丁谓事前得到密报，在刘皇后的支持下，抢先将周怀政逮捕并处斩。刘皇后听政后，又诛杀了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

好在宋代皇帝注重汲取前代教训，对“阉祸”防范甚严，士大夫势力强大，没有给予宦官更多的机会。即使在徽宗时有童贯、梁师成等宦官祸国，也始终没有坐成凌驾于宰相之上的权势。

与女主、外戚一样，宦官势力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历史上的宦官专权，其初始阶段，常常埋藏着皇帝以内臣驾驭外臣的动机，只不过，宦官势力一旦恶性膨胀，皇帝都无法控制。

宋代没有出现的“阉祸”，并没有就此在历史上销声敛迹，有明一代，由于遇见合适的政治气候，它又死灰复燃，对明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真正去掉这块政治毒瘤，则是在辛亥革命把皇帝推翻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