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家法”定规矩

在宋代政治话语体系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祖宗家法”。何谓“祖宗家法”？南宋孝宗说过一句话：“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可见，所谓“祖宗家法”，就是由赵宋开国皇帝制定、并为他们的后继子孙们所遵循的各项制度、规矩。

《宋史·赵普传》中记载，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太祖不喜欢这个人，不同意他升职。赵普坚持己见，赵匡胤生气地说：我不给他升官，你又能怎么办？赵普说：刑罚是用来惩处邪恶的，奖赏是用来酬谢功劳的。这是从古至今一贯的道理。况且刑赏是国家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凭您个人的喜怒，独断专行呢？太祖听了恼火，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跟不放。太祖进了内宫，赵普就站在宫门外不走。赵匡胤后来冷静下来，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

北宋建国之初，赵匡胤亲自主持制定了《太祖律令》，对将佐、官吏的升迁赏罚，都有详细规定。赵普与太祖发生的冲突，实质上是权与法、权与制度之间的冲突。尽管在这个案例中，太祖起初没有表现出对法度的尊重，但实际上，他极重制度建设，热衷于创造各种新规矩。

赵匡胤为何如此重视制度建设？

赵普一直提醒赵匡胤不要给亲信大将重权，赵匡胤对赵普说：这些人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弟兄，必不负我。赵普却回答：你的好弟兄肯定不会背叛你，但是万一你的好弟兄的弟兄，就像我们当年一样，拿起刀子逼迫你的好弟兄造反，怎么办？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后，又想任命符彦卿为禁军统帅。符彦卿出身武将世家，原是世宗柴荣手下一员骁将。赵普认为，符彦卿名位已盛，如再授以禁军统帅，恐埋下隐患，因此多次谏阻。但太祖主意已定，并拟好任命文书。赵普扣下任命文书，找太祖谏阻。赵匡胤说：朕待彦卿不薄，他岂能负我？赵普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赵匡胤最终收回成命。

以上的两次对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人都是靠不住的，要想靠得住，必须设计出能约束人的制度。

赵匡胤为吸收唐、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严密防范权臣、悍将、女主、外戚、宗室、宦官等专权独裁，防御辽的侵扰，推行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军事改革。他确立了一整套新的政治理念、原则和制度，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和皇帝身上，奠定了创业的基石与纲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强干弱枝，加强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文治靖国，防范武将，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分而治之，削弱宰相权力；集权于上，强化对地方的控制；等等。

太宗赵匡义萧规曹随，开宝九年（976），他在即位诏书中明确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太祖确立的各项改革被进一步深化。

把太祖、太宗推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提炼，凝聚为“祖宗家法”，并奉为治国纲领的，是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和第四代皇帝仁宗。

太宗立三子元侃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抚着儿子的后背，特别说明了改名的深义：“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真宗即位时在制书中强调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朝臣中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他即举述太宗给他改名的故事予以拒绝。

仁宗朝时，“祖宗家法”的说法更加风行。仁宗在登极赦中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

但“祖宗家法”并不是条目清晰的法典，而是一种规约、习惯和传统，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规矩”。

仁宗朝大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纵囚论》，针对唐贞观年间的“四百囚徒归狱案”展开议论。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释放近四百名死囚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个故事自唐以来一直被传颂。但欧阳修却批评说，这一做法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手段，不值得效法。这体现了宋人法度观念、规矩意识的增强。

“祖宗家法”反映了宋代制度文化的成果，对于防弊兴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其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维护政治稳定和守成，因此，有些制度明知有害，宋代皇帝仍将其奉为“祖宗家法”。北宋中期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受到“祖宗家法”的掣肘。

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为应对财政危机和西夏的侵扰，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力推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但一年四个月后，仁宗改革的决心突然动摇，庆历新政草草收场。

仁宗为什么会放弃新政？

原因之一是，当时，西夏因年年征战，国疲民穷，又与辽发生火并，不得不主动与宋朝达成和议。北宋西北的威胁解除，仁宗丧失了改革动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仁宗面临“祖宗家法”的约束力。

南宋人叶适认为，范仲淹实施以吏治为核心的改革，失之“太猛”，以致激起“庸人”的反对。如果范仲淹改革“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势必民渐”，也许能够成功。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了仁宗的一段话，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仁宗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仁宗认为，国家在很多方面有祖宗既定的制度，若不遵循，便是过失。庆历新政的改革矛头直指士大夫阶层，而恩养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恰恰是赵宋“祖宗家法”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仁宗原本是想打破成法，但思来想去，还是从新政的道路上倒退了回来，重归“祖宗家法”的常轨。

当代宋史学家邓广铭指出，由于范仲淹等人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和衷共济，有时还互相推崇，招致一些关于朋党的议论。对朋党问题存有戒心的仁宗，最终下决心将范仲淹等人逐出朝廷。“所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它抵触了宋朝的家法。”

王安石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在王安石实施变法前的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曾召问王安石：“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作答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王安石将“百年无事”归于“人事”和“天助”，而非“祖宗家法”。

等到王安石实施变法时，文彦博告诫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司马光更把“三不足”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强加给王安石。

针对“祖宗不足法”，王安石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王安石的说法固然是实情，但司马光抓住“祖宗家法”这根稻草，在朝廷上争取了许多人的支持，他本人成了反对派领袖，并最终在“元祐更化”中将王安石新法彻底废除。

而真正大肆破坏“祖宗家法”的其实是徽宗。

徽宗登基时，自称要“率循旧章”，实际上又频频“变乱旧章”，创造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个“首创”与“第一”，如首创御笔行事、首创宦官典机密，出现了第一批外戚宰相、第一对父子宰执等。

所谓“御笔行事”，即不经中书省商议，不由中书舍人起草，不交门下省审覆，由皇帝在宫中决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

北宋宦官不得典兵权的原则在太宗至迟在神宗时期已被突破，而宦官典机密始于徽宗时期。梁师成首先突破这一成法，“御书号令皆出其手”。童贯先后出任陕西、两浙、河北宣抚使，统率重兵，领枢密院事，全面总管军政，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

韩忠彦、郑居中、蔡京则成为北宋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是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是第一对父子宰执。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下旬，金军大兵压境，徽宗迫于压力，下罪自诏，表示要痛改前非，革除弊政，“尽复祖宗之故”，并称疾禅位。不久，徽宗禅位于钦宗。

钦宗在短暂的靖康时期，曾有“尽遵复祖宗法”之志。靖康元年（1126）七月初，主战派李纲被排挤出朝，宣抚河北河东，途经北宋诸帝陵寝时，感慨万端，进呈《乞深考宗之法札子》说：“伏望圣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钦宗表示：“览所上章，陈深考祖宗之法等事，足见忠义爱君之心。当一一铭记与怀。”但此时，北宋已经大厦将倾，莫之能振。

宋室南渡后又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历朝君臣均标榜恪守“祖宗家法”。孝宗曾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淳熙三年（1176）十月，他又对辅臣说：“本朝文物家法远过汉唐，独用兵差为不及。”宰相龚茂良随即答道：“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圣相承，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天下之心，盖治体似成周。虽似弱之，然国祚绵远，亦由于此。汉唐之乱，或以母后专制，或以权臣擅命，或以诸侯强大，藩镇跋扈；本朝皆无此等。可以见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

真理向前半步就是谬误。孝宗对“祖宗家法”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龚茂良说宋代“国祚绵长”是因为“以文德化天下”，亦很有见地。但据此而推论说“祖宗家法足以维持万世”，无视“靖康之变”的前车之鉴，则完全是丧失逻辑与理智，自欺欺人。

王夫之在《宋论》中肯定赵宋“祖宗家法”说：“即其子孙之令，抑家法为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为之薰陶也。”同时指出：“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王夫之的看法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