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兴衰之理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具足，

我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那憎的力量，爱的权衡，

还我那可贵的，可贵的青春！

——歌德

大学排行榜，世界的、各国的大学之母，细细数来，论析往事，其兴衰沉浮，历历在目。

巴黎大学，除了少数专业人士，今天已没几个人知道真正的巴黎大学到底是什么（历史上的巴黎大学早已被废，重建后的巴黎大学后来又裂变为13所大学），在当今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单上，得一直往后都不一定找得着。但因为巴黎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名气，还是有很多人知道有个巴黎大学的。

威廉玛丽学院则几乎没有人会记得，更没有人知道它曾经的辉煌。

博洛尼亚大学也茫然于众大学之中，若数说大学，怎么扳指头也数不到它。

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今天倒是众所周知，但哈佛大学爬上世界之巅，只不过80年的时间，与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光荣岁月还差得远呢！至于80年后，哈佛大学要是还能维持今天的地位，得全看美国的国运了。

至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80年后的没落几乎是历史注定的，虽然它们差不多可以维持在英格兰的地位，但在世界上也算不上什么了。

至于北京大学，我们倒是对它充满期待……

赞哉！叹哉！在人类历史上不时总有大学青云直上，冲天而起，在高等教育的星空中闪烁出熠熠光辉，为人类带来文明的新光！看着一所接一所大学的崛起，好像大学的发达很容易，但实际上则是各种机缘的巧合，也是伟大教育家的眼光、智慧和行动力的完美结合！

惜兮！叹兮！一所大学要保持长盛不衰实在太难了！大学之母，得多少天地之精华、民族之精英，享无数国家之优待、人民之恩宠，占无穷先发之荣耀、独大之优隆，犹且不能永兴，其他大学更何以堪！？

◎ 变与不变

大学兴衰明灭，沉浮不定。

究其原因，恰成反讽的，竟是克尔所说的大学的不变。“赫拉克利特说过：‘除变化外，任何事物不会持久。’大学，可以这样说，‘其他事物都变化，但大学大部分持久’——特别在美国。”克尔的意思可分解为两层：一是大学是不变的，至少大部分是不变的；二是大学因为不变，或大部分不变才得以持久生存。

不过，克尔在这里错了，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上面这些话是克尔于1982年写的，而他在1963年开宗明义地就指出大学的变革是王道，整本书的主题也是大学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变革。他甚至断言，“历史的发展快于观察家的手笔”，并认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大学是与美国过去的高等教育传统的决裂，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巨型大学”则与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大学完全不同，“古代经典和神学以及德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不能为真正现代的大学——巨型大学——定下调子”。在这里，克尔就说对了。

克尔的错，其实是因为他观察大学的历史时段所产生的错觉。当他说大学不变时，他是把1982年的哈佛和伯克利与1963年的哈佛和伯克利相比，觉得没有多大不同。但如果把1982年的哈佛与1636年或1800年的哈佛相比，克尔还敢说没有多大不同吗？

有意思的是，克尔歪打正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把握大学兴衰的命门，这就是变与不变的问题。

大学的兴衰恰恰在于在一些重要时期有些大学不变，而其他大学却变，变的大学总是超过不变的，并迫使不变的变。19世纪后期的哈佛大学最典型不过了。在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密歇根等大学的双重夹击下，哈佛大学落后了，于是变了，甚至变得过于激进了，艾略特生猛得太超前了，洛厄尔只好往回退一些。

不变是大学长久存在的根据，变是大学崛起的法宝，那大学到底是变还是不变呢？“这是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变与不变可以说就是大学的哈姆雷特之问。

玄机何在？——在根本上，大学是一个保守的机构。

无数人说：大学推动了知识进步、技术创新、社会发展等，一切想到的溢美之词都送给大学了。大学及其教师自身更是自恋、自夸和自矜得无以复加。这其实并不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都没有大学，同样在进步和发展。非西方社会，在更长的历史时间内都没有大学，同样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西方社会的大学史不到千年，即使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大学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对社会的影响都很小，大学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并对社会有重大的影响绝不超过200年，而大学发挥今天大家所认为的作用——成为社会的轴心，若能数到半个世纪，人类对大学的作用就可以感到很满意了。

为何如此？因为大学是一个保守的机构。大学自创建之日，就是一个知识机构，但仅是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机构，而不是创造知识的机构。那知识是谁创造的呢？前人创造的，大学之外的人和机构创造的。大学只是把已有的确定的知识加以存储、整理，进行选择，然后教给下一代。大学不但只教已有的知识，而且只教受到权威认可的、被宣布为是正确的知识，不会教那些最新的知识，不会教那些不被认可的知识。大学作为一个机构的保守性，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机构，不到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还有很多知识不是大学创造的，而是由其他机构创造的。即便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机构，大学也并不总是把最新创造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总是教已经过时的知识。

大学作为一个知识机构，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不直接，因为大学关注已有（过去）的知识，而社会是当下的实践，大学天然地与社会就有距离。加上大学的保守性，所以大学与社会有距离，与时代有落差，以旧知为体，以守成为用。

大学的保守，是从整体和总体上来说的，任何整体中的个体都有例外，保守的大学群中也总有个别的激进者。大多数大学的保守、守成，实际上也就给其他大学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当然也可能是超越的机会。

历史上，老大学主动改革的很少，凡是改革的都是新大学，或排名居后的大学。改革失败的当然也不少，但如果蹚出一条新路，也就能成功翻盘、实现大逆转了。这也很吸引人。特别是对于那些落后的国家、力图奋起的大学、年轻有抱负的校长，这是难以抗拒的诱惑。这一点我们放到后面再论，还是回到变与不变的问题。

◎ 时代之变与大学之变

变与不变是大学的哈姆雷特之问。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历史在演进。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沧海桑田，草木荣枯，人事代谢，王朝兴替，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抗时间的力量，大学自然也发生变化。更主要地，当大学所处的时代变了，大学是否要为之伴舞。

正如不少伟大的人物所言，每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这就是说，这个时代与上个时代是不一样的，其时代氛围、精神、主题、意趣等都有差异。如果时代变化了，大学不因时而变，自然就与时代有差距。

一般来看，人类的时间是加速的。地球上生命的出现用数以亿计的时间，从猿到人，用数以万计的时间，但近代以来进化大大加速，时间也加速了。因为时间在加速，人类的计时单位则不断缩短，由千年、世纪、甲子到小时、分钟、秒、微秒等。在这样一个发展不断加速和时间单位不断缩短的过程中，大学应该如何应对呢？

大学自中世纪产生以来，就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大变革而言，先后经历民族国家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惊天动地的新潮流，而每一次大的时代剧变，知识、精英、才情、文化、社会等都会旧貌换新颜，涤旧扬新。思想的力量、技术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制度的力量竞相迸发，汹涌出无穷的能量，一种力量又引起另一种力量的产生，各种力量之间也彼此竞合，相互碰撞，力铸新元，一个新时代新社会因之降临，人类的文明也为之一新。

在新的时代和文明下，大学是固守旧的模式、知识、制度，还是因应新的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变革甚至创造新的模式、知识、制度呢？历史上的大学有种种不同的表现。

我们就看看牛津的作为吧。十六七世纪牛津曾适应英国绅士社会而成功转型，但在18世纪以后，牛津已成为蛛丝儿结满雕梁的陋室空堂和衰草枯杨的歌舞场。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西方知识体系、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剧变，但在牛津却激不起一丁点儿涟漪。18世纪的启蒙思想在欧洲大陆焕发出一片新气象，开始搅动社会的变革，也酝酿出全新的近代大学理念和改革，然而作为启蒙运动发源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却与之隔绝，没有一点理性的精神，只有醉醺醺的宗教愚昧和冷漠。

那位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吉本站在罗马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之中，发千古兴亡之叹，遥想当年，他也曾坐在牛津的教室中，发百年沉沦之叹。前一叹是为罗马发出的伟大悲怆，已成历史之经典；后一叹是为牛津发出的悲哀愤慨，乃预牛津百年之命运。

就大学整体而言，在近代的剧变中，反应也是非常迟钝的，结果错失时机，也被社会抛弃数百年，“1500至1800年间的大学不那么令人感兴趣，因为在社会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忽视了自己的社会功能，陷入危机”。

很显然，如果大学看清时代的潮流，按时代精神创建大学或改革大学，大学想不崛起都不可能。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的建立，正是适应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对知识和文明的强烈渴求，传播古典时代的遗产，满足新兴中产阶级对职业技能的需要，所以一产生就吸引本地和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并在欧洲各地被复制。

18世纪，法国创建各种学术机构以及巴黎综合理工、巴黎高师等学校，正切中一个现代理性社会的要求，顺应资本主义国家和日益分工化的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它们不但因此赢得世界性的声誉，也成为18世纪上半期欧洲各国仿效的模本。

19世纪初，德国大学受科学革命和启蒙精神的感召，深深领会到创造新知才是未来社会的要求，大学单纯传授已有的旧知识远远不够，因此把研究作为大学的使命。德国大学由此一跃成为现代大学的先锋，不但把英国的牛津、剑桥远远地抛在后面，也超越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看清、把握或追随时代的潮流是最重要的，若逆潮流而动，与历史的大势南辕北辙，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克尔很为1520年以来有70所大学一直存留下来而自豪。然而克尔是否想到，自中世纪到现代，有数百所大学创建，但很多大学都消亡了。梳理历史，大学消亡最多的时期正是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很多大学都因跟不上历史的大趋势而消失在过往的烟尘中。牛津、剑桥曾经如此辉煌，但也因为保守和对抗时代潮流而沉沦100多年。

对大学及其领导者而言——

上者先知先觉，慧眼如炬，洞穿迷雾，把天下大势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时代精神悟得真真切切、透透彻彻，成为潮流的引领者；

中者后知后觉，顺时应势，不甘落伍，紧跟引领者，亦步亦趋，厚积薄发，再比拼耐力和韧性，寻机冲到前面；

下者不知不觉，或骄傲自满、抱残守缺，或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或闭门造车、我行我素，与社会慢慢疏离，与时代渐行渐远。

◎ 民族国家与大学兴衰

时代潮流是最基础性的力量，但它不会主动发挥作用。它存在在那里，构成大学发展的背景，大学可以亲近它，也可以冷漠它。因此，它虽然是一种巨大的势能，但还只是一种被动性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影响。

在所有影响大学的一切势力中，最具有主动性的力量则是国家，而且是近代以来真正的强权——任何一所大学都无法回避、无法抗拒的强权。

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一统欧洲，成为囊括四海的无敌力量。但随着蛮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并与罗马教廷相抗衡，且最终超越教皇的权力，成为近代最强大的权力中心。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也相互竞争，势力兴衰更替，相继产生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强权。

国家力量也作用于大学，并最终把教会势力从大学中排挤出去，成为控制大学的最强大力量。中世纪那种国际化的大学，也从此成为民族国家的大学。大学从此服务于国家，为民族国家和社会而办教育。

国家对大学的力量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国家的强弱在根本上决定大学的强弱；二是国家对大学主动用力就会直接影响和决定大学的发展。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有世界一流大学才有国家崛起。历史的真相可能恰好相反：必先有强大国家，方有一流大学。最新的例子是苏联，当时的莫斯科大学、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师范大学等都曾闻名于世，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大学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跳崖式直降，实际的教育水平和声誉跟苏联时代根本没法比。

与之类似，中国台湾地区因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腾飞，台湾的大学水平也不断上升。但是近年来，台湾无论经济、政治、国际影响都在下降，再加上内部扰乱，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台湾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以前曾比大陆的大学要强，现在则逐渐地要望大陆高校的后背了。

大学史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欧洲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实力在欧洲首屈一指，强大的商队和舰队称霸地中海。大学因此在意大利最早诞生，博洛尼亚大学由此兴盛几个世纪。后来随着意大利的衰落，意大利众多大学的影响都消退了。

法国强权的时代，中世纪有巴黎大学，18世纪有炮兵学校、军事工程学校、路桥学校，近代有巴黎综合理工、巴黎高师等著名学府的崛起，但在法国相比英国、德国衰落时，19世纪中期后这些机构的影响已有所下降。

德国崛起时，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zu Berlin）、海德堡大学（Universität Heidelberg）等一批大学成为世界顶尖大学，而20世纪30年代后，德国大学一下子就远远地落在美国大学的后面。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前所未有的世界强权，其大学占据世界高等教育最强势的地位。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再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大学肯定将哗啦啦地倒下一片。这和大学自身的努力是两码事，甚至和大学的学术水平都关系不大。只怪世事无常，国家和世人太势利和功利！

不局限于大学史，从高等教育史来看会更明显。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古代中国在东亚一直处于最强盛的地位，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东亚是最发达和最受尊崇的。但晚清时期，中国国力相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列强衰弱了，虽然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水平与此前相比还有上升，但在东亚和世界上却没有地位了。中国文明还算好的，其他三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在强盛时，各自特有的高等教育都曾辉煌繁荣，但在文明衰败时，高等教育机构衰亡得更快。希腊的文明在希腊城邦被征服后仍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传播，高等教育机构有的还在延续，并有新的创建出来，但这些机构并不是希腊城邦的，而是新兴的马其顿、罗马、拜占庭等帝国的。

在大学史上，也有无数的例子说明这冷酷的事实，诉说着顶尖大学的伤心史。因为意大利的衰落，博洛尼亚大学风光不再；因为西班牙的衰落，昔日欧洲学术中心之一的萨拉曼卡大学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16世纪末，为反对西班牙，荷兰成立联省共和国，在17世纪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并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殖民国家。但17世纪末，荷兰在与英、法的战争中相继失败，于是很快衰落。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成立于1575年，17世纪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但随着荷兰国力衰落莱顿大学也很快没落下去。

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兴起时，把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都比下去了，但哈勒被拿破仑征服后，哈勒大学就消亡了。

波兰的克拉夫科大学在科学革命时代曾培养哥白尼等重要人物，是东欧最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当时正是波兰统一和崛起的时期。等到波兰被来自东西方的强权分裂时，克拉科夫大学的荣光也难以寻觅了。

相反，近些年新加坡、韩国的大学在国际上的表现非常抢眼，特别是新加坡大学、南洋理工、首尔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上位次不断上升，且相当靠前，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大学在各自国家的经济起飞时期，并没有做出突出贡献，但国家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提升，导致大学迅速进步。

类似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政治和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这使得中国大学也在国际上崛起。虽然中国大学客观上有不少发展，但不可否认这种崛起更多的还是国家崛起的连带效应，并不代表我们的大学实力真的提高那么多。

◎ 政府干预与大学兴衰

中国无数幼稚的学者把西方大学吹捧到云端，认为西方大学自古即如此，如今更是自由的，不受政府的干预。其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成为如此重要的话题，恰恰说明是出问题了，所以要反复申论。

中世纪大学除了最初诞生之时是所谓的学者共同体外，很快就是教会的附庸，在各地主教的统治下。西方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构成现代世界的基本形式和形态，一切现代活动如政治、经济、文化、战争乃至人口、文明，都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展开。教育也不例外，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的，所有的目的和内容都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

教育作为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重要手段，当然就成为民族国家掌握的重要领域。基础教育被民族国家以义务教育的方式而完全控制，大学和高等教育也不同程度地被纳入民族国家的权力中。以前教会掌控大学的很多权力，王权在中世纪后期不断上升，对大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英国和法国国王对大学施加的力量。有的大学就是国王或诸侯创建的，如德意志的很多大学。再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统一的基督教大学已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大学成为国家的机构。

国家对大学的干预和权力是不断增长的。1600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强行对巴黎大学进行改革，以融入人文主义的因素，但在巴黎大学听命于罗马教廷以及其强烈的神学气息，改革成效甚微。此后法国国王放弃对巴黎大学的希望，转而在大学之外，另行创建新的学术和高等教育机构，如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科学院、绘画雕塑学院、工艺作坊、建筑学院、音乐学院等学术机构，炮兵学校、桥梁公路学校、梅济耶尔工程学校、造船学校等专门技术性的教育机构。大革命时期，新政权干脆把大学彻底废除，建立世俗的、受国家控制的、科学的、专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

国家的权力在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得到完全的伸张，摧枯拉朽，所向披靡，高等教育机构从此成为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准则，也是政府干预大学的合法性根源。法国的国家干预导致大学在近代法国的消亡，带来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和兴旺发达。

中国学者视为典范的洪堡和柏林大学如何呢？二者其实经典地体现了国家的权力。

第一，柏林大学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是完全由政府创办的，柏林大学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机构。

第二，洪堡不是学者，而是政府的一名官员，他是受政府之命负责创办大学的。

第三，柏林大学的经费完全是国家的，教师是国家的公务人员，校长由政府任命。它不是私人机构，而是公共机构；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国家财产。

第四，普鲁士政府在柏林大学的管理上有时紧、有时松、有时管得多、有时管得少，但不管管得松紧或多少，政府对柏林大学的权力是全部的。即使在学术上直接干预得少，那也是政府自愿委托或让渡给学术官员和学者，并不代表权力是属于学者的。

至于政府干预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不过，怎么干预、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方式等无疑会直接影响大学的强弱兴衰。

英国大学被很多人认为是最自由的。实际上，近代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受国家折腾得最厉害的。英国亨利八世因婚姻问题与罗马教廷闹翻，直接把教廷踢出英国，国王自命为英国教会的最高主宰，派遣皇家委员会到牛桥开展宗教改革。牛桥由此开启与英国社会结合之路，其成功也由此而来。接下来，王室对牛桥的干涉肆无忌惮，王室派人视察大学，校长由王室委任。1571年，英国把大学划为政治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

此后，因为国王的宗教信仰不一，要求大学随自己的信仰而变，大学像被翻烙饼似的颠来倒去地玩。爱德华三世坚持其父的信仰，推行国教会，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天主教死灰复燃。但其姐“血腥玛丽”继位后，复辟天主教，又在大学中清除国教，恢复经院哲学。待信仰国教的伊丽莎白加冕为女王后，牛津、剑桥自然又要求信奉国教，排斥天主教。在革命时代，以及复辟后的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时期，大学再次经受政权动荡的影响，跟着政权而变动。

王室不仅因宗教信仰倒腾大学，对大学的干预和监视也越来越严密。伊丽莎白一世向牛桥派出巡察委员会，女王自己也视察大学，还曾在大学住过一周，亲自参加学术辩论。詹姆斯一世每次到新市（Newmarket）赛马和打猎，都把剑桥的官员召来汇报王室的命令执行得是否到位。詹姆斯和查理一世到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打猎时一定要监控牛津大学的动态。这种干预和控制此后一直延续下来。

英国王室干涉大学的直接后果是，大学与王室的关系密切，与精英阶层的关系密不可分。虽然王室把大学折腾得够呛，但牛津和剑桥恰恰因此丢弃经院哲学、拥抱人文主义而走向兴盛，并由此铸造出今天所谓牛桥的特性，以及在英国社会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但国教化的牛桥在18世纪又沉入醉醺醺烂兮兮的宗教中，而且怎么都唤不醒。指望牛桥自身清醒和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时只有最强大的政府力量才可能有所作为。英国社会早已对僵化保守的牛桥不满之至，英国政党和政府为响应民众的诉求，试图干预牛桥。1834年、1837年英国议会辩论向牛桥派出皇家调查委员会，但在牛桥的活动下，议案被否决。政府的改革竟失败了。

1850年、1852年，英国政府又成立皇家委员会分别调查牛津和剑桥，终于在1854年和1856年出台《牛津大学法案》和《剑桥大学法案》，重组大学的管理结构。

1871年，议会通过废除宗教审查法案，强迫大学招收非国教徒和女生。

1872年，再次成立皇家委员会，这导致1882年的牛津大学法案和剑桥大学法案重点改革教师，使之走上专业化道路。

1889年，牛津和剑桥接受国家资助，此后国家资金越来越多地进入牛桥，1925年获得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格。

在国家的推动下，牛津、剑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历程，才转变成为现代大学。

很明显，如果没有16世纪王室的粗暴干涉，就不会有牛桥的教育革命；如果没有19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政治干预，就不会有牛桥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成长为世界级大学。看来政治和政府的干预对大学并不都是负面的；相反，对于保守的大学来说，是大学现代化所必需的。

国家干预带来大学兴盛最成功的例子是20世纪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就大力资助大学进行与战争有关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政府继续加大资助力度和规模。结果，美国崛起一批实力超群的研究型大学，它们被克尔称为“联邦拨款大学”。这批研究型大学当时已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今天仍居世界大学之巅。

现代社会，政府对大学的影响和干预是必然的。干预助力大学腾飞的例子很多，但失败的例子同样不少。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影响和干预，而在于影响和干预的方向、程度、广度、方式，其中的尺度、技巧、轻重拿捏非常重要，是政府和大学都需要认真权衡的。

◎ 社会力量与大学兴衰

影响大学的第一个力量不是政府，而是教会。现代大学不仅受政府的控制，还受大学外部的多种力量的干涉。基金会、学术组织、社会团体、党派等以不同方式或大或小地对大学施加影响。

那些天天对美国大学膜拜的人更应该明白，外部控制大学的势力恰恰以美国大学为最。换句话说，恰恰是外部力量的干预才有现代大学的进步、活力、创新，使大学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在政府之外的各种社会力量中，宗教和教会、商人和资本家、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等最具影响力，决定着大学的兴衰，甚至塑造大学的发展模式和走向。

教会是中世纪大学的主宰，大学的开办、地位、特权主要是由教会掌握的。当时，一所大学能不能办起来和生存下去，很多时候控制在教会和教皇的手中。中世纪大学的毕业证书实际上就是教会授予的从教许可证，很多大学的教师是教士，大学的各种仪式、惯例、组织等也源自教会。至于教育的内容，大多数是宗教教义，任何教育内容都不得违背《圣经》和教会的官方教义。至于像巴黎大学那样从教会那里获得普遍的从教权，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疑，教会是中世纪大学最决定性的力量。

美国大学的发展与宗教和教会密切相关。殖民地学院除了费城学院，其他全都是教派兴办的。美国建国后，学院也伴随西部扩张运动而发展，其动力主要来自教派的竞争和资金。19世纪后期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来自慈善捐赠的不少，而其捐赠动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自宗教的动机。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宗教和教会对大学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弱。

慈善在西方特别是在英美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可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慈善，牛津、剑桥、哈佛和耶鲁等才能长期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因为慈善，才会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等，而它们在19世纪后期引领美国从学院时代走向大学时代，不但带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而且开启美国高等教育理念和大学模式。今天，斯坦福大学还在引领、开创大学和社会的未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的慈善在教育中的力量。不过，早期的慈善是全民的，或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但进入现代社会，教育慈善特别是高等教育慈善逐渐被资本和资本家垄断。当代社会，教育慈善更不是中产阶级和穷人的权利，完全沦为大资本家和大公司的禁脔。由此一来，高等教育也在变味为少数人和少数企业的福利，公共的利益变得越来越少。

大学史在中世纪主要受教会的控制，在现代主要受国家和政府控制，在今天则更多为经济力量所主宰。

所谓经济的力量，一是经济发展对大学的需要和影响，一是金钱对大学的影响。今天，经济发展已成为国家、社会、企业、民众的最大追求，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这样一个知识社会已越来越多地依赖科技的进步。大学既通过研究提供科技成果，又通过教学培养科技人才。所以，今天对大学的需要主要来自经济方面，而不是以前的社会和政治方面。

至于金钱，自古以来就是大学的基础之基础。没有稳定丰裕的财力，大学不可能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今天在全球商业化的背景下，大学也越来越商业化、市场化，而且大学的办学成本越来越高，也迫使大学把很多精力和主要任务放在筹款上面。

金钱的力量和大学对金钱的渴求，将极大地改变大学的发展模式，正在并将深远地重塑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组织和制度、使命和追求。

象牙塔已被现代社会击得粉碎，无论沉迷于过去的人文学者怎样哀号，都江水东去了。相反，理工科的学者正为走向社会轴心的大学欢呼，他们正利用科研，把科技与资本、经济结合为一体，重构学术、大学制度以至经济、社会模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的大学、政府、经济和社会关系下，大学变得与原来不一样了，“当大学最自由时却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则最不自由（这并不是说自由可以自动地结出丰硕的学术之果，而控制移动会阻碍学术水平）……大学的规模发展到最大时，正是社会越来越依靠政府全面控制之日。为大学独立追求知识所需的自由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人们将拭目以待”。

今天，还谈大学自治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学术自由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微缥缈的可能。然而，这与大学兴衰的关系不是一两句简单的断语就能说清楚的。这需要人们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