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的超前思考与行动

如果我们不能够领导变革，我们将会是变革的牺牲品。如果我们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其他人将会替我们决定。

——戴夫·弗龙迈耶（俄勒冈大学原校长）

“观念的改变往往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教育具有长周期性，教育工作通常滞后于社会发展，而教育理论又往往落后于教育实践。因此，教育必须适度超前思考并付诸行动，绝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最为直接，对社会需求的变化也最为敏感。实践证明，优秀大学总是能够预见和洞察未来，打破常规，大胆创新，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代表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在一段时期中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潮流。

◎ 嗅觉灵敏、洞察先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所大学崛起，亦非一日之功。

纵观世界名校，大都经过短则数十年、长则数百年的积淀。在这场超长距离的“马拉松比赛”中，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者往往能看清天下大势，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布局。

18世纪中后期，哥廷根大学大力发展法学教育，就是敏锐地认识到德意志在向近代社会转型后，贵族子弟无法再依赖血统维护统治地位，而需要通过法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教育获得进入政府的机会。

20世纪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写给时任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退还“多余”的庚子赔款给清政府设立游美预备学校，选拔中国优秀青年到美国上大学，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培养亲美的各界精英，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回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清华大学设立全球学者项目，旨在招收中美及各国优秀大学毕业生攻读硕士学位，也是希望为未来世界培养知晓中国的领袖人才。

21世纪，欧美高校捕捉到全球化的不可逆转之势，纷纷在各国设立办事处、开办分校或联合办学。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威廉·柯比（William Kirby）就曾建议清华大学在美国设办事处，颇有远见。2015年，清华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微软公司合作，在西雅图创办全球创新学院（GIX），可谓中国大学在海外兴办实体教育机构的先声。

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学要走在前面，就要敏于感知外部环境的微小变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看到真相，从而在时代洪流中找到前进方向，在茫茫荒原上走上正确道路。

◎ 当机立断、抓住机遇

机遇往往不期而至、转瞬即逝。常言道：“幸运之神眷顾有备之心。”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心智的准备是有所成就的必要条件。

当社会出现重大机遇时，往往会促使一些大学快速发展。斯坦福大学抓住二战的机遇开展军工相关研究，“冷战”时期与企业紧密结合，学术水平、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大幅提升，很快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之列。

清华大学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对高层次人才、高水平科技成果的巨大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经过30年的持续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办学成就。

在回顾世纪之交10年间清华大学改革发展的历程时，老校长王大中认为，做好学校领导工作要有悟性、勇气和韧劲。其中，悟性就是“做事上心，谋局用心，思考潜心”，要能抓住重大机遇“乘势而上”；勇气就是“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智慧运用”，在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时敢冒风险；韧劲就是“认定的事，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锲而不舍，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机遇和挑战同在，成功和风险相伴。越是重大的机遇，挑战就越大，风险就越高。

大学是职能和结构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大型组织。各种机遇往往有利有弊，大学领导人并不总是能很快做出正确判断，更不能完全想透再去决策和行动。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犹豫不决，瞻前顾后，难免错失良机。因此，“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这也是王大中所讲的“勇气”。

◎ 有所为有所不为

面对社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大学应有所取舍，不能四面出击、全面扩张。“两个拳头打敌人”“十个指头按跳蚤”，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办高水平大学，离不开优质的教育资源。然而，任何一所大学能够获得的办学资源都是有限的。纵使中世纪独领风骚的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后来独步英伦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当今傲视天下的哈佛大学、MIT、斯坦福大学等，也不例外。

中外教育史表明，大学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个问题上，正反两方面都案例如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是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以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医学教育起家。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发展中，该校增设本科教育和很多文理学科。规模扩张稀释原有的优质资源，学校逐步失去19世纪末在美国高教界的曾经极为煊赫的明星地位，慢慢淡出顶尖大学行列，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相形见绌。

赫钦斯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1929年，30岁的赫钦斯接任校长后，通过一系列改革不仅改变校内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方式，而且迅速扩大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影响力。面对当时美国“大学也必须帮助农民照顾他们的奶牛”、忽视精英教育的观点和做法，赫钦斯予以严厉批评，在积极与外界合作的同时，始终保持定力，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办学定位，高扬“小而精”的办学风格，取得卓越成就。在赫钦斯时期，芝加哥大学长期居于美国顶尖大学的领导地位，直到二战结束初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芝加哥大学师生，“无不认为那是年轻人可以受到最好大学教育的日子”。

同样，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始终坚持高标准、小规模，耶鲁大学长期奉行“选择性卓越”理念。在我国，北京协和医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则是小而精、高水平的典范。

在这纷繁复杂的时代，大学面临许多诱惑、干扰甚至矛盾。“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情况下，选择不做什么其实远比选择做什么更需要智慧和胆识。”在实践中，大学“有所为容易，有所不为难”。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高校合并扩张的大潮面前，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保持清醒头脑，顶住各方面压力不为所动，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胆识和战略定力。

阳光透过凸透镜，可以点燃纸张——这就是聚焦的力量！

◎ 恰到好处，适可而止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大学在实行改革、制定政策时，也需掌握分寸，恰到好处。

知识分子对环境是相对敏感的，但是，大学为应对环境而进行的实质性变革则往往相对迟钝。思想观念、利益格局、体制机制等原因，都是变革的阻碍。然而只有通过变革，大学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形势、保持发展活力。

教育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落后于实践，而大学的思考和行动又必须面向未来、适度超前。超前就意味着很可能会有争议、有阻力，不一定能得到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尤其是大学群体中的领跑者，其所思所为往往没有先例可循、毫无理论支撑、缺乏思想共识。正如战略学者指出的：“任何先进理念都产生于落后的环境之中，并承受着落后的重击。愈是真知灼见，愈难被人所接受。”

对于纯粹的理论研究而言，需要开动脑筋、拓展思路，鼓励自由思考、异想天开，可以脱离实践、超越现实；对于教育实践的决策和举措来说，往往超前半步时最为可行，超前一步则难以被理解，甚至适得其反。清华大学把提高教师队伍水平作为重中之重，新时期持续推动人事制度改革，于2001年开始探索教师分系列改革。但由于当时内外环境并不成熟，难度很大，学校因此在10年后经过试点，到2012年才全面启动。

“历史已经证明的，说明它是正确的；历史尚未证明的，并不等于就是谬误。它需要新的历史的证明。”做研究要有远见，办大学更要有高度的预见性、前瞻性。当然，这种前瞻性不能脱离时代、远离现实，否则必然犯“左”的错误，在实践中处处碰壁。

◎ 统筹兼顾，善于协调

几乎任何综合管理工作，都是平衡的艺术。

大学的改革发展，同样需要统筹兼顾，掌握平衡。统筹兼顾是一种辩证的思想方法，也是一种辩证的工作方法。它要求人们既要抓住主要矛盾，也要注意次要矛盾；既要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关注矛盾的次要方面。

大学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无疑是教和学的矛盾，这是由大学培养人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这对矛盾贯穿大学的很长历史，也是推动大学改革发展的根本力量。

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谁来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两方面从来都是大学里最热门的话题。没有“大师”就没有大学，好大学总是千方百计延揽名师，不遗余力地培养大师。同时，虽说“有教无类”，但是一流大学总是想方设法吸引优秀生源，倾尽全力进行培养。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首先需要及时调整教师选聘、学生选拔的标准和机制，更新教育思想，改革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这样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值得注意是，在研究型大学中，学术成就成为评价教师的主要内容，教师普遍重研究、轻教学，在教学和人才培养上投入的时间、精力都不够。为此，在哈佛任教30多年、其间曾任哈佛学院院长8年的哈瑞·刘易斯（H. Lewis）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对这种现象提出严厉批评。如何统筹协调好各种职能和任务，确保人才培养不被削弱，是大学不容回避的问题。

现代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从办学实践来看，大学还必须解决好诸多矛盾，协调好一系列关系：

一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今天的发展应成为明天发展的基础，而不是障碍；

二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应始终把提高质量放在首位，不因扩大规模而降低水平；

三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遵循共性规律的同时突出个性、强化特色；

四是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应并重并行；

五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应在继承中创新、在坚守中超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