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洪流中

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一直保持着先辈的传统和价值观，大学成为文明进程中最悠久的社会机构之一。

——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

作为文化有机体，大学和许多生命有机体一样，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前者决定大学存在和发展必须依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后者则决定着大学与外部环境之间不可避免地有着相互作用和影响。

大学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始终与时代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欧洲大学诞生于中世纪，此后又分别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兴起、一战二战及“冷战”、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等，其间有三次现代化浪潮、三次科技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社会面貌，影响着大学的兴衰鼎革。

◎ 时代之子，文明之光

大学是时代之子，是时代精神的结晶。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环境，也就有一时代之大学。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兴，逆之者衰。大学也不例外。

时代对大学的影响是无法逃避的。中世纪的时代属性，决定大学的“象牙塔”倾向。近代社会的时代诉求，塑造大学的“服务站”角色和功能。现代社会的时代潮流，则赋予大学作为社会“发动机”的地位。中世纪，神权、王权并存，政教不分，大学既有强烈宗教色彩，又有一定的世俗功能；而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世俗化、现代化大幅推进，大学也获得了更多自由和世俗气息，并在国家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的是，大学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殿堂和人类精神高地的守护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代，也影响着未来。为此，有学者指出：“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只有通过大学的理念，“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它，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效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再也无法复活”。

在时代的进程中，大学面临着两个重要课题。

一是在日益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如何保持独立自由和从容大气？这需要大学和学人“在政治与体制的权力之外，争取更多独立的空间”，“既独立于权力，又独立于公众舆论”。否则，大学将丧失自我、迷失方向。

二是如何实现大众性和精英性的有机统一？当今时代，高等教育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利，而是越来越多地向广大平民开放，成为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力系统。如若不能处理好规模和质量的矛盾，大学就很难保持较高的办学品质，最终走向平庸。

◎ 是适应，还是引领

在历史的长河中，与时俱进者总是成为幸运儿，而偏离时代轨迹者必然沉沦乃至消亡。

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那些大学，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往往是一波三折。实践反复证明，当大学适应时代，就发展顺利；反之，就步履维艰。这是大学兴衰“铁的法则”。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因此，大学对时代的“适应”，不是今天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做什么；当下流行什么，大学就关注什么。好的大学往往会想他人所未想，做他人所未做，而不像一般的大学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

要适应时代，大学就必须洞察先机、研判大势、明辨真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趋势、什么是表面的泡沫、什么是一时的波澜、什么是长远的主流。要不为表象所惑，不为支流所干扰所误导，这样才谈得上认清时代方位，才有可能适应潮流。正如第一章所述，无论巴黎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也无论牛桥还是哈佛大学，概莫如此。

谈大学适应时代，是否有些消极？很多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不是萌芽和发端于大学吗？至少近代以来，的确如此。总的规律，是人民创造历史，决定时代方向；但是在某些特殊时间、特定局部，不能否认“英雄创造历史”。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往往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流向和态势。大学，无疑也扮演过这样的英雄。

例如，普法战争失败后，德国知识精英励精图治，创立柏林大学，营造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从此改变国运，使德国迅速崛起，长期领先世界。在20世纪的英国，剑桥大学也对其国家居功至伟，“对国民的知识和艺术生活作出了空前重大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关头，北大师生挺身而出，力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开始对国人的思想启蒙，通过宣传和弘扬先进思想，高举民主、科学之大旗，为中国打开进步的大门。也正因这些案例，有人主张，大学应引领时代。

要引领时代，首先需要洞察未来、超越时代。这谈何容易？正如有人所说，“历史像一次荒原上的行军，没有路标，没有地图”，人们总是“试图找到一条通向目标的捷径。然而，每当到达一个宿营地，回首遥望时，人们会发现一路走来的并非都是一条最佳路线；不过在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一选择是合理的”。所幸，由于许多智者的存在，也由于种种的机缘巧合，大学确曾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影响历史进程。

如果大学能够发挥些许的引领作用，根本上还是因为顺应时代要求，走在社会前列。当然，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在大学发展中，需要有远见、有前瞻性，又不宜过度激进，而应稳步推进、适度超前。

◎ 大学之大，大学之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学之大，乃大师之大。教育大家，学术大师，成就大学的大视野、大胸怀、大学问、大境界。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所以，清华人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洗雪国耻之心，致力于科学救国。

为了科学独立、教育自主，早期的清华人一直有改建国立大学的梦想。经过持续努力，这个梦想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由时任校长曹云祥等人推动实现。1925年，清华设立高等科，可谓重要的里程碑。

同年，清华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建立研究院（国学门）——后人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论及为何办国学研究院时，清华的决策者认为，科学技术可以向西方学习，但民族精神是学不来的。清华国学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短短几年就为中华民族培养一大批开山立派的学术英才。

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曹云祥们”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又适度超越时代局限，大学就能得到社会的更大支持，获得相对充足的办学资源，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在民族国家兴起后，政府掌控着国家机器，拥有公共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大学的命运。无论欧洲还是北美，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大学与政府、与政治越走越近，而绝非某些学者标榜的“自治”。今天，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些所谓的私立大学，其实早已是“社会大学”，甚至就是“国立”大学——因为它们从美国政府拿到的资源远多于许多州立大学，它们对美国的贡献也同样大得多。

哈佛大学原校长德里克·博克曾说，大学的职责是为养育自己的社会服务的。但是，这种服务需要基于大学的职责和使命，发挥其优势和长处，并在服务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否则，大学很容易成为“迷途的羔羊”。因为较之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庞大的社会体系，大学实在“小”得可怜。

大学之小，是由于它只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资源、规模、职能、作用有限，既不能仅凭一个支点就翘起地球，又不能以蝼蚁之力扭转乾坤，更无法抗拒政治风暴、抵御战火硝烟。正如有人指出的：“大学应当是社会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而不能去充当社会的政治中心。”换言之，大学需适应时代，勇立时代潮头，但不应站在社会的风口浪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一旦卷入政治旋涡，往往会大受伤害，学术生态被毁，自身发展受阻。大学和学人应有现实关怀，但更应有职责意识和专业精神，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而不是过度热衷于本职以外的事情。

任何时候，大学都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摆正与社会的关系，永葆“独立之精神”和批判的锋芒。同时，又绝“不能总是以社会的指导者、旁观者、评论者的面目出现，站在社会之上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努力消除“与社会的鸿沟，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更加平实，更加合群，在与群众结合、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在科教兴国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大学是社会的风向标，但绝非万能的救世主。大学需要在时代洪流中找准定位，坚守核心使命。缺位、虚位固然不好，错位、越位同样不宜。

◎ 大智慧，大战略

行成于思。大学置身于时代之中，应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理念。

缺乏思想高度和思维深度，大学很难拨开时代的迷雾，看清未来的趋势，找到办学的真谛。面对社会大变革、时代大变迁，大学领导者有没有办学思想、有什么样的办学思想，就显得尤其重要。

虽然“时势造英雄”，但所谓“英雄”一定是有头脑的人，他们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大学校长或主要领导者对于时代的思考和回应、理念与主张，往往成为大学与时代互动之集中反映。

蔡元培主政时倡导“兼容并包”，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杜威（John Dewey）在评价蔡元培时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就是思想的力量！

当然，大学仅有思想和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适当的战略和策略，方可在实际操作中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梅贻琦长校17年，以“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治校的理性和纪律，造就了清华的辉煌，培养出多位“两弹一星”功臣等一大批科学家，推动了中国的尖端科技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蒋南翔在清华经过院系调整、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主动部署工程物理等高技术专业，很好地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两位校长的高明之处都在于审时度势，用大战略把思想的力量巧妙地转化成为行动的力量。

大学与时代之间，不是单向的、积极消极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紧密互动的关系。它所带来的是互相的改变。尤其是现代社会，大学与环境的互动越发直接、紧密，其与时代的互动深度、强度上也大大提升。大学通过输送思想、技术、人才等形式，与社会产生全方位互动，对社会发挥着推动作用。

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比普通人所想象的更有威力。世界的确是由少部分人“统治”的。在公众的眼中，世界舞台上的演员还可以是运动员和政治家、将军和外交官，但没有人付得起小觑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代价。这些地方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幕后英雄——凯恩斯的这句话道出大学的特殊重要性。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当今时代，全球格局深刻变化，人类社会深刻转型，既为大学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又带来巨大的挑战。大学的明天在哪里？考验着大学人的所思所想，取决于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