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人口红利决定商业发展与经济进步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fú）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本章主旨：还是对执政者的劝诫和警告，要善待老百姓，实行无为而治，不要贪图生活享乐。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此乃自然之理。
人民饥饿，这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太多，因此人们饥饿。人民难以治理，这是统治者恣意妄为，赋税过多，因此人民难以治理。人民不怕死而反抗统治者，这是由于统治者追求生活享受、奢侈过度而太过分了，却又不顾及人民的死活，因此人民不怕死而反抗统治者。只有不过分重视生活享受，亦即清静无为的人才比那过分注重生活享受的人贤良。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了生物演化的机制和驱动力，人类仅为自己的利益去选择，而“自然”却是为保护生物的利益去选择。人口基数是人口红利的根本，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明显下降，而死亡率却明显下降的阶段。
它通常发生在人口过渡时期晚期，此时因为生育率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减少。当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此时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由于高速城市化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所以，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人口的素质及其结构以及人口的迁移等，都对商业产生影响。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春秋时期齐国（今山东省临淄区）政治家管仲的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提出了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等主张。
从工业革命来看，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增长早已开始。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3倍以上。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医学上的。在此前的数世纪中，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是因传染病所致，而传染病的传播主要取决于生活水平。
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相应下降。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铁路网也能保证来自外界的充足的供应。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供应更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
在经济学上，人口红利是指因为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随的经济成长效应。
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力、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变迁等。
人口因素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之一，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确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了人口红利，人口能量、红利的积累储备全部释放出来了。在经济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结构优势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商业要发展，经济要进步，除了改革创新、技术进步外与人口年龄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中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必然趋于老化，人口老龄化首先会使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而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
这一升一降的过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一升，意味着社会养老金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另一方面劳动力资源比例相对一降，表明劳动力供给不再丰富，储蓄率会受到影响；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种要素中，人口要素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生负面作用。
从历史上来看，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0000年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00万，即足足增加25倍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
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
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
以此类推，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物要增加其价值，并没有别的方法。其一是增多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其二是提高已经雇佣的劳动者的生产力。非常明显，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不会永远大量增加，除非增加资本或者增加预定用于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
除非增加以及改进方便劳动以及减轻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对于劳动有一个更好的分工和分配。无论哪一种方式，增加资本几乎总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增加资本，从事生产的雇主才会给他的工人提供比较好的机器设备，或者在工人中进行更好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