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京作传统家具的时代背景

明朝结束后，满族建立清朝政权，当时紫禁城的家具和城楼宫殿曾遭到严重损毁。清朝统治者为重振帝国尊严，一方面大修宫殿，大造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另一方面竭尽财力物力，追求豪华富贵的室内陈设，致使清朝的家具需求量急剧扩大。图1.2.1为紫禁城的全景图，图1.2.2是圆明园的复原图。

最初时，清廷家具的主要来源是向原产地采办。康熙年间还是循明朝旧制，从盛产精美家具的苏州地区采办。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祖父曹寅当年就曾任江南织造一职，专门负责在江南地区为皇家采办丝绸、家具及食用物资。《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的另一大家薛家，就是专门负责所采办物资的物流货运和直供宫廷的采办供应商。

雍正当政后，皇帝本人和整个宫廷的器用审美习尚渐渐与明代有别，适应这一变化，广式家具得到统治者的青睐，逐步取代了苏式家具的地位，成为宫廷家具中的主宰。所以说，京作家具的形成之初，宫廷家具大部分是苏、广和西北进贡的精品家具，且数量巨大，我们称其为“贡作家具”。这些家具有别于当地产的普通家具，是因为带有宫廷的味道，以及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权力色彩，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这些专门为宫廷定制的专用家具，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虽然不是在北京生产的，但具备了京城“宫廷意志”鲜明的艺术特征，这就是最早的“京作”。

据清宫档案记载，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就有两江、两广、江宁、两淮等家具产地向宫内进贡大约150件家具。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京作家具即使是在各处采办的，但却是由内务府造办处根据需要出样、监制的，甚至皇帝会亲自参与设计，下旨造办处，再由广州、苏州等地工匠吸收两地的特点和优长进行制造，“京作”也就日臻成熟。

京作文化诞生并成熟于清代康雍乾盛世，家具是其重要代表。当时，中国传统的金作、玉作、雕漆、珐琅、瓷器制作等工艺，也无不达到顶峰。这些代表性门类与京作家具一起，构成了大的京作文化体系。

京作家具就像当年徽班进京与昆腔融合后形成京剧文化一样，二者在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艺术融合上具有相似点。它们都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居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思想的主流位置。

京作文化包括大文化体系和泛文化表征。大文化是传统深处的儒、释、道文化；泛文化是渗透在历代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细节，通过家具和其他器物的造型、纹饰等体现出来。

儒家讲究中庸、和谐，讲究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秩序感，代表主流价值观的京作家具渗透着天、地、君、亲、师的秩序感和尊严感。中庸之道在器物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思想内蕴上主张凡事恰到好处，以免过度适得其反。京作家具整体造型和谐对称，图案大多也对称分布，很好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庸内核。同时，儒家文化极讲究入世精神：“文以载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文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表现为家具线条横平竖直、方正质朴和顶天立地之感，有士大夫的严谨气质和风骨。

佛学讲究潜心修为，追求生命和宇宙的真谛——或如小乘佛教独善其身，或依大乘佛教普济天下。这些思想表现在传统家具文化中，既有形而上的符号意味，也有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实用器物。

“道”以老庄哲学为滥觞，讲究“天人合一”，天地草木、花鸟虫鱼、狮虎龙凤，使人们的居住环境出现了自然因素。尊重自然规律，体现在家具上是精细的转角、线面关系，以及各部位圆润的过渡等，都诠释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一种普世和谐观。京作家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演绎着当时社会通行的大“道”。

中国古典家具文化的形成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京作家具的诞生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其间当然不乏杰出的推动者。清代京式家具的创新与发展，与当时学士名流的参与以及全国各地能工巧匠汇集京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当中有几位代表性人物。

一个是刘源（字伴阮），他是清初一位有着多种才能的艺术家。刘源能诗善画，曾为康熙御窑设计并烧制瓷器，又擅长精致木器、漆器及铜器的铸造。刘源因供职内廷，直接参与造办处家具设计。李渔（字笠翁）（图1.2.3）则是一位戏曲家、园林设计师和室内装饰设计师。他在其著作《笠翁偶集》中提出了关于家具的一些见解，如主张家具必须多设些抽屉，造立柜要多设隔板和抽屉等，都体现了他对传统家具的创新思想。文人们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造诣，他们的设计思想和设计实践，必然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改变了整个清代家具的面貌。

优秀的木作艺匠同样为清代家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记载，仅清雍正年间就有广东硬木家具名匠罗元、林彬、贺五、梁义、林志等奉诏在清造办处供职，南北名匠汇集京都也对创造独树一帜的京式家具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作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时代的局限性。京作家具的一大职能是满足统治者的生活需要和审美情趣，以宫廷家具为代表的京作文化可以概括为：尊严第一，舒适第二，皇权至上。

同时，京作家具是为适应清朝统治者的生活环境需要，为其宫殿、园林定制的家居陈设用品。这些家具都是由当时内务府造办处“量体裁衣”，代表的是皇帝的喜好、哲学思想和审美观。

进入21世纪，京作家具已有二三百年历史，随着时代变迁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然不能永远停留于“大清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审美习尚，也应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入现代人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点，以适应现实生活需要和审美需求。

现代科技的发展，为21世纪新京作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仍可沿承祖宗的榫卯结构、吉祥纹饰，但现在的原材料运输条件，烘干、开料选料、雕刻和表面处理技术等，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使得新时期红木家具产业发展中屡有超越前人之作问世。

明代大儒顾炎武在谈到中国文学样式递变规律时曾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诗宋词者，势也！”这一说法印证了“世移时易，变法宜矣”的道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1世纪的中国红木家具一定会超越古人，书写出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