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可持续安全与当今时代特征

第一节 我们处在怎样的时代

一、时代观与国家方略

大国领导人在引领国家的时候都不能不从时代的高度看问题。无论正确与否，时代观都构成了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与行动指南。200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希望开辟与全世界进行接触的新时代”；“置身于这个时代，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权力不再依从你死我活的法则”，“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或应该试图主宰另一个国家。任何将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置于他人之上的世界秩序不可能获得成功。强权的均势也不可能得到维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传统地以南北方区分国家的方式已经毫无意义；在冷战早已结束的情况下，国家按照冷战的裂隙归类的格局也不再有意义”。“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建立有助于消除旧的分歧的新同盟——由不同信仰和信念组成的同盟”，“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中国学术理论界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不一，但基本上一致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治国方略。尽管遇到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但中国没有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展成为硬道理。然而，在思考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时，不能不认清中国和世界处在怎样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历来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识时代特点，同时也十分重视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恩格斯曾经预言：“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里，恩格斯提出了“现时代”这个与历史大时代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时代概念。

列宁1918年曾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列宁充分估计到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和曲折性，强调要根据客观形势制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他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中写道：“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与此同时，列宁把当时的历史时代划分为三个时期：1789-1871年为第一个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1871-1914年为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1914-？为第三个时代，是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列宁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

由此可见，列宁的时代观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发展史意义上的大时代。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大方向，但并不能据此制定某一时期的具体政策。二是这一大时代所处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它决定了现阶段可取的战略与策略，但为防止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不认清历史的大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述两个层次对我们所处时代进行的理论解析并不多见。从理论思考的倾向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中国主要是从第一个层次看时代，缺乏对时代阶段性变化及规律性的认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开始从第二个层次看时代，但更多地流于对中长期形势的判断，因而难以取得共识和思想深邃的理论成果。未来30年中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上述两个层次把握时代前进方向和客观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已为理论研究与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是建立在世界殖民地被列强瓜分完毕的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其逻辑推理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期的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殖民地，争夺霸权，必然发动战争。这一论断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战后广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独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伴随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原有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战争扩大殖民地的时代，即列宁所说的那种帝国主义的时代已告终结。

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残余——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没有战败并在“冷战”中又胜出的世界超级大国。战后迄今，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来就没有止息，而其中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多次宣布，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是长期战争状态。即便是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仍然看不到美国结束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迹象。因此，从全球角度看，我们还不能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二、当今时代特征：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论述社会发展形态问题，并指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指向性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描述出共产主义的蓝图和怎样实现的方略。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也主要是从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理解时代问题。但是，又似乎仍有一个理论盲区，即国家发展形态及其与社会发展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尚缺乏必要的探讨。而缺少了这个重要的理论环节，人们就难以把大时代与时代的现阶段，即当今时代做“理论衔接”。

其实，关于历史大时代的阶段性更替，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提纲中曾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国家的类型是这种更替的历史阶梯”。也就是说，列宁已经意识到，在历史大时代中各个时代阶段演进的历史衔接点是国家的类型。遗憾的是，由于列宁过早去世，没能完成他那部宏大而富有创意的著作，而他那独到而闪光的思想火花又因为过于微弱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点燃这一小簇星星之火，来照亮时代理论前行的未来。

笔者认为，国家的类型的定义是指国家发展形态，而国家发展模式是相对稳定并具有一定感召力的国家发展形态，主要是指某一国家（地区）所特有的发展方式或发展道路。国家发展形态通常是由国家结构、国家政体、政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对外战略等与国家发展相关的各个方面所组成的。国家发展形态与社会发展形态相联系，同时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社会发展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发展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国家发展形态的成败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形态。这一重要思想提示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时代的变化时，要重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尤其要关注国家发展形态，即国家模式问题。它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国家兴衰和时代前进的某些客观规律。

从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家发展形态两个视角观察当今时代，可以认为，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大时代的进程中，当今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相互竞争的历史阶段，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制并存与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本国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将对世界大时代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命题是笔者1986年在硕士论文《试论我们所处的时代》中正式提出的。写作的初衷就是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失败难以避免，中国应当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加以重新审视，提出新的时代观，并通过改革开放谋求新的发展模式。如今我欣喜地看到，《中国模式论》等有关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还出现了《中国模式》周刊和“中国模式”专题网站，有关当代国家形态的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基本态势看，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两种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基本上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保持着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不过，苏联解体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失败，不如说是苏联国家发展形态的失败。

尽管苏联模式的失败导致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进入21世纪反而出现新的发展生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结合本国实际认真研究国际问题，博采各国众长。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国家来说构成了多重意义上的挑战，因而中国自然会成为西方打压和抑制的主要对象。另外，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发展模式虽然有其成功之处，但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强权政策与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和模式感召力。拉美国家甚至出现了所谓“左倾化”趋势，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恰成对照。

由于世界各国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各不相同，所以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各国彼此不同、各具特色的国家类型越来越多。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世界多样性和各国自主谋求生存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决定的，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近代历史上，一些国家虽然也采取了不同发展形态，但因主权国家数量有限，所以还谈不上发展模式多样化。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曾根据政府形式，把国家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类，这对欧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则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标准把历史上的国家分为四种：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归类为“专制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种概念又使一些国家先入为主地把中国视为“专制国家”，把所谓的“民主化”作为对华战略目标，从而引发了同中国政府之间的一系列矛盾。

现代史发展进程表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既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它们不可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便是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发展模式也不相同。例如，美国是以股票金融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模式；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没有先例可循，一些国家曾长期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解体后，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趋势更加明显。由于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世界上有些国家目前很难说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些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状态，有些国家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道路，被称为转轨国家。国家类型更加复杂化，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观察：

关于国家结构，通常分为两种：单一制与复合制；复合制又有联邦制和邦联制之分。前者是相对独立的各州加盟而联合起来的国家；后者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亚洲国家多数是单一制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国是联邦制国家，而邦联国家的例子很少。中国是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

关于国家政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议会君主立宪制，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西班牙、加拿大、日本、泰国、澳大利亚等国。二是议会共和制，如意大利、德国、冰岛、印度等国。三是总统制，如美国、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国。四是委员会制，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联邦委员会，如瑞士。

关于国家权力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二元制国家是由议会和政府分掌政权的政治制度，政府由元首控制而不对议会负责。它又分为两种：国家元首为君主的是二元君主制，国家元首为总统的是二元共和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度。但其形式也各不相同，作为立法机关，各国议会制度大体分为两种：一院制和两院制。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实行一院制的国家有114个，实行两院制的国家有71个。美、英、法、德、日、加、俄等国为两院制，而韩、朝、越、瑞典、乌克兰、沙特阿拉伯、冰岛等国为一院制。各国议会的议事制度和选举制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实行总统直选，有的实行间接选举。美日两国领导人都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美国是首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选举总统；日本是由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首相。

关于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一党制分为两种：一是只存在一个政党；二是虽存在几个政党但实际上是一党执政。两党制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但实际上是两党轮流执政，最典型的是美国。多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三个以上的政党，各党在竞争中轮流坐庄，或由一些政党组成执政联盟联合执政。例如现在的法国、德国、日本等。中国不是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关于发展战略，更是多种多样。美国和苏联都曾采取以发展军工产业带动经济的军产复合体模式；欧盟各国是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日本、韩国是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发展模式；中东、拉美、非洲各国则是依靠能源资源及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出口与内需并重，实行科教兴国战略。

关于对外战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一是谋求全球称霸型，即美国。二是多边军事集团型，如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三是双边同盟型，如与美国结盟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四是地区合作型，如欧盟、独联体、东盟、非盟成员国。五是独立自主型，如中国及广大不结盟国家。六是混合型，既与美结盟又参与地区合作组织，如泰国等。

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反映了事物发展的个性。作为人类社会，各种发展模式之间也其有共性。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因而各国之间应尊重别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两种社会制度和多种国家模式将长期共存，可以在良性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三、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与大国的兴衰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纵观1840年以来，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四国兴衰的历史过程，笔者发现，在社会制度、地理自然条件、民族构成等诸多要素没有根本变更的情况下，国家的兴衰与国家发展模式是直接相关的。

从总体上看，优先发展科技与教育、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的国家发展模式，比较符合当今时代潮流，有利于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反之，则不然。这是客观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存在两种社会制度，但这两种社会制度又各自有多种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即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固定的模式。国家的兴衰，甚至社会制度的兴衰，均与多种国家发展模式有关。一个国家要全面持久发展，就要选择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和正确的国家发展模式。战后迄今，中、日、美、苏（俄）四大国的兴衰史便说明此点。为节省文字赘述，作者通过表1-1描述的方式，描述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及国家发展模式变迁与大国兴衰的历史轨迹。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后迄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情况下，中、日、美、苏（俄）四大国在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中，都出现过一些最具典型的失败案例。

（一）中国模式的成功来之不易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果从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可分为两大阶段：前30年“高开低走”，遇到了曲折和挫折。其根本原因在于采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模式。前30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模仿“苏联模式”到批判“苏联模式”都没有使中国走向辉煌，反而伤了元气。在“冷战”时期，中国因国际环境恶劣，国内极“左”思潮盛行，十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后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模式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成功地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历经了30年的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特有的国家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苏联解体、日本经济萧条、美国金融海啸等重大历史性变故和冲击面前，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与当今时代前进的符号。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地区），由于个人经济收入不平衡，所以城市街区建筑水平参差不齐，城市的规划、开发和建设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和麻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有一个创造：从农村到城市，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剥离，土地的所有权没有私有化，而土地的使用权则落实到个人。这种做法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又防止了土地的私有垄断；既可以在国家或社区统一规划时统筹合理地利用土地，迅速改变城市的旧面貌，又可使拥有土地、房产使用权的个人充分享受自身生产、生活的权利，确有其优越性。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通过加强法制，防止一些人在土地问题上利用不正当甚至非法手段牟利的腐败行为。

中国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当今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国家发展模式。未来中国的发展，还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进行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和完善，既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又要树立可持续安全的科学安全观。

（二）苏联解体源于国家模式失败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标志着苏联模式的彻底失败。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多次武装干涉，于1922年正式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严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没有被纳粹德国的入侵摧毁；在战后初期阶段，苏联取得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与美国鼎立的世界超级大国。

然而，其后苏联国家形态——苏联模式的失败却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倒退。除了高层决策失误以外，苏联的内外政策与国家发展模式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矛盾。以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度的军备竞赛、对外结盟扩张与强权政治等为特征的苏联模式虽然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但在军事、对外战略方面与美国模式似乎没有多大区别。苏联工业基础好于中国，但因采取优先发展军事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美国争霸世界，对外扩张，使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发展、资源能源空耗。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解体的助推器。结果，经营了70年的所谓苏联模式却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长期落后，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官员腐败蔓延，党的威信扫地，国家凝聚力下降、离心力上升，国内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国际处境孤立，直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

俄罗斯放弃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因而被称为转型国家，未来如何发展还需观察。或许存在几种可能性：一是长期维持现状，游离摇摆，私有化与非私有化趋势反复交替出现；二是彻底改变社会发展形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伴随实力强大逐步恢复苏联式的强军扩张国家发展模式；三是“否定之否定”，批判性地恢复苏联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但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和完善新的国家发展模式，走上类似中国的道路——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日本摆脱危机有待模式转型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多年间，国家发展模式经历了三次转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后，日本正欲摸索第四次国家模式转型，即鸠山由纪夫首相所说的“平成维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封建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20多年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采取了军国主义国家模式，但最终遭到惨败。战后日本采取了“对美一边倒”的“轻军备、优先发展经济”的“贸易立国”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于1968年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国家模式转型，采取了依靠美国的“政治大国”发展模式。然而，这次模式转型则是失败的，同时也为自民党两次下野埋下了隐患。

早在1998年，笔者就曾撰文指出了这一点：日本“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多次出现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转型失败。日本正经历一场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金融、政治全面危机。其主要标志是，战后以来日本第一次出现长期萧条；第一次经历‘泡沫经济’破灭；第一次造成政局如此动荡。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后日本背离了‘二战’后以来‘富国、轻军备’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与美国对日战略关系密切，但主要取决于日本国内决策。日本能否摆脱危机，为21世纪开辟一条新路，关键要看日本政府能否重新调整国家发展模式，优先恢复、发展经济，解决银行坏账，防止国会因审议‘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等，引起政局动荡，导致小渊内阁翻船，经政危机进一步深化”。如果这种复合型危机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的前景之一是：一旦提前举行大选，自民党可能败北，甚至再度沦为在野党。届时，民主党将在各在野党支持下，出面组阁。

笔者当时便指出：“要从更高的视野观察日本这场总危机，就要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及大国兴衰的内在规律。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性和内在规律。符合客观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必败无疑。国家兴衰，概莫能外。战后以来，列宁描绘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的时代’。这个‘共存与竞争’的时代经历了冷战与冷战后两大阶段。21世纪人类仍将长期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状态，同时可能创造出新的国家发展模式。这个时代的主题、主流或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其本质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避免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在相同社会制度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普遍展开，并决定国家兴衰，促进社会发展。”

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上台后，日本正经历国家模式转型期的阵痛。这次日本国家模式转型的基本方向有可能是：争取在保持对美亚关系平衡、扩大内需与出口协调发展中采取“经济优先、民生优先”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转型能否成功也许还需要10年以上才能做出判断。

（四）美国金融海啸的震源在于美国模式失败

2008年9月美国陷入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这标志着美国模式的失败。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为此而弹冠相庆。这一结果，使美国有关“历史的终结”的预言家名声大噪。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全球大力推广自由金融资本主义和所谓民主的政治模式，甚至不惜对别国使用军事力量。然而，“冷战”后曾经趾高气扬地标榜全球进入“单极世界”的美国，其国家发展模式却孕育着巨大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在美国经营了158年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华尔街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集团也被并购。继而美国最大的储蓄存款银行——华尔街互助银行倒闭。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案。曾经叱咤全球金融市场的华尔街五巨头目前只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此次危机是50年一遇，甚至是百年一遇，要比我之前见过的都要严重。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决定拿出相当于其本国GDP 5%的7000亿美元投入到金融市场，并连续降息，以避免金融危机继续蔓延。然而，华尔街的这场金融风暴迅速席卷欧洲，席卷亚太，席卷全球，各国股市不断下跌。其影响远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

如图1-1所示，这场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自由金融经济模式的弊端。美国不得不对国家模式做出急剧调整。美国政府不仅出面干预金融市场——注资、降息救市，并准备将部分濒临破产的银行实行“国有化”。于是竟有人表示，美国应将国名改写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人们开始质疑美国鼓吹和推广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

早在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曾采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实施国家干预并宣告“自由市场终结”。直到1979年，由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才再度抬头受宠。2008年，从次贷危机爆发到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国家金融安全危机，若不及时采取救市等危机管理措施，很可能导致股市大崩盘，从而严重打击包括楼市在内的所有消费市场，造成实体经济的大萧条，引发证券公司和银行倒闭的“多米诺”连锁反应，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破产”。

美国不仅自己曾实行自由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曾企图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别国金融命脉的手段。20世纪90年代，泰国和韩国都在美国的建议与压力下，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放宽本国的资本市场。结果，大量国际热钱涌入造成投机泡沫，随着热钱的撤出，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资金的条件是：受援国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放任房市股市下滑、开放市场，推行美式自由市场政策。然而，一些亚洲国家则担心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若政府放任本国股市下跌，将意味着本国资产的大贬值，而此时开放金融市场等于让境外“热钱”入市抄底，本国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资产瞬间便大量外流，甚至可能使本国丧失对金融命脉的控制权。

旨在推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国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曾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发展模式”。实行货币准美元化，丧失了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实行金融自由化，严重依赖外债，酿成金融危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和中下阶层的贫困化；部分国家财富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经济收入和财富被大规模转移到了跨国垄断资本手里；国内市场萎缩，许多中小企业陷入破产。从而形成恶性贫困循环：社会贫困化-国内市场萎缩-经济结构失衡-贫困化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更加萎缩-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因此，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首的一些拉美国家掀起了对抗美国经济模式的浪潮。

美国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一些公司经营不善，金融投资缺乏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投机等造成的，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发展形态的严重失败。造成这种失败的根源之一是，布什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基础上推行新保守主义政治。即，对内放手让石油、军火、金融大亨赚钱，少数利益集团和权贵暴富，制造了虚假繁荣；对外以强权甚至先发制人的战争手段推行“自由”“民主”，改变别国政权，占领战略要地，制造了悲惨世界。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战争财，主要是由于美国开始并未直接卷入战争。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处于长期“反恐战争”过程中发生的，美国深陷自己发动的战争泥潭。这绝非偶然。美国模式失败实际上起源于2003年3月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有相似之处。它证明，无论采取何种社会制度，无论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一旦国家发展模式出轨，对外搞霸权扩张，都会自食恶果。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同样流行，而当时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低通胀、低失业率和较高增长的8年繁荣。除了以信息科技创新为中心的所谓“新经济”拉动和周期因素外，美国经济形势好转与克林顿执政期间顺应“冷战”结束，大幅削减军费，减少财政赤字，增加民用投资，扩大产品出口，充分享受“和平红利”是分不开的。而那时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和隐患是美国股市泡沫的膨胀。因此，也许不能把目前金融危机的产生仅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监管问题。这场危机实质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新保守主义政治综合征引发的一场复合型危机。伊拉克战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必然产物。然而，美国搬起的这块巨石太重，最终砸在了华尔街金融股市大盘上。

布什政府执政期间，“9·11”恐怖袭击事件摧毁了曼哈顿的世贸大厦，但华尔街依然保持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又不顾国内外的反对而入侵伊拉克，则使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美国每月要为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耗费150亿美元。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计，美国将为伊拉克战争支付3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军费、国债、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皆创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军费2007年度高达5468亿美元；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10万亿美元，其中一部分是靠外国注资购买来维系；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2008年度高达4380亿美元，7000亿美元金融救市计划使2009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美国外贸赤字达创纪录的7636亿美元。缺乏监管的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积蓄起大量金融泡沫。这些因素无形中似乎把美国变成了“金融泥足巨人”。

近年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遗症严重的情况下，又把战略矛头指向伊朗、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并在中亚和中南欧地区推进“颜色革命”和北约东扩，结果产油国地区地缘政治的痉挛性紧张导致石油成为国际投机家炒作的对象，国际油价脱离实际供求关系而节节攀升，2008年7月一度高达每桶147.27美元。国际粮价也随之高涨，从而引发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和美元地位大滑坡。2009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10%以上，而美国政府刺激经济的财政手段则因高财政赤字和高国债而受到极大限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严重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国内政治凝聚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2009年11月5日美国胡德堡陆军基地内发生的枪击案，或许堪称是美国陷入尖锐国际矛盾“国内化”的一个缩影。伴随“9·15”金融风暴的来临，华尔街宣告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终结，而凯恩斯主义的复兴能否成为美国模式的救世主还很难说。搞得不好，贸易保护主义的狂潮还可能从美国兴起，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美国面临的深刻矛盾也许只有从经济、金融、政治、安全、外交等总体国家模式的转型中才能找到出路。

与上述失败案例相对照，21世纪初全球范围国家发展模式竞争出现的另一个新现象是：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在内的中国国家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美国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这明显损害了我们一直在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

四、国际格局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进入历史的新阶段。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极大地改变着世界格局和历史的进程。

其重要标志之一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取代八国集团（G8）成为世界经济、金融政策多边协调合作的新平台。G20峰会机制同样折射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特征。它告诉世人：“冷战”后的两制并存是相互依存中的并存，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发展模式竞争是彼此合作中的竞争。这种趋势的健康发展，有可能成为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新动力。G20峰会机制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背景下诞生的，而美国这场百年罕见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模式的失败。与此同时，中国模式的成功则是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必然结果。尽管目前G20峰会机制还有待巩固和完善，但它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开始发生新变化。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上升，作用明显增大。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G8成员国成为重灾区，难以自保。于是，G20峰会这一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协调机制便一举取代G8，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G20国集团成员国人口占全球的62%，GDP占世界经济的78.2%，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60.7%。自2008年11月以来，G20举行了三次峰会：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2009年4月伦敦峰会和同年9月美国匹兹堡峰会，成为促进全球金融、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G20峰会机制的形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发言权大幅提升。匹兹堡峰会的《领导人声明》表示，今后要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至少增加5%，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从G8到G20，标志着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日欧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宣告结束，发展中国家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与发达国家共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新秩序将趋形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模式显示了其特有的优越性，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无视或拒绝中国。G20峰会机制应运而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各国领导人走到一起，共同谋划全球经济、金融大事，维护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的基调是国际协调与合作。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经济大萧条，曾经是法西斯政府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经济背景。那么，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会否将对未来国际局势产生同样的影响？回答或许是否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了。当年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为重新分割殖民地，通过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土地、资源、市场，扩大本国“生存空间”。因而帝国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战争。当今时代，殖民地体系早已瓦解，不存在后起大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因此，当今时代的多极化格局，不同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瓜分势力范围的局面。相比之下，这次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已经成为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和平力量。在非殖民主义时代、“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已带来金融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关系更趋加深。美国仍具有国家模式的自我调整能力，在应对金融、经济危机方面世界各国拥有共同利益，可以协调合作，不存在通过战争摆脱或转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未来30年，在“两制并存多种模式竞争的时代”，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国际格局趋向多元共存，而非多极对抗或少数大国决定一切。国际上有人称G20机制实际上是“中美G2”共治。不过，这恐怕既不符合客观现实，又不符合中国的政策取向。2009年8月“韩半岛先进化财团”与《朝鲜日报》对G20所作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得69.15分、中国得54.73分，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但美国得分比中国高出10分以上，说明美国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13个具体测评领域中，美国在国防、经济、科技、教育、信息、外交、宏观变化应对能力等7项排名第一。中国则在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实力等3个软实力领域排名第一。其实，撇开军事力量的绝对落差外，200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为7.23%和23.44%，美国经济规模约为中国的3倍。当年中国人均GDP为3266.8美元，仅居世界第98位。中美两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6.7%和13.9%，美国的进口市场容量是中国的2倍以上。即便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表决权，目前中国的份额也只有3.7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份额则分别为16.77%，6.02%，5.88%，4.86%。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否则中国难以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中国政府认为，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趋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G20只是其中之一。温家宝总理对G2的提法说“不”，同时他认为“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体，文化的发展将不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在相互影响中多元共存。” G20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多边合作恰好反映出这种国际格局多元共存的新特点。

第四，世界发展不平衡可能加剧，国际格局与和平发展还会面临严峻挑战。某些失败的国家模式仍可能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可能威胁世界经济回升。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仍具有复杂性：（1）世界经济格局出现“多元共存”局面，而从总体上看，世界格局仍是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与多元化的国际力量并存的结构，即“一极多元”格局。在军事、金融领域美国及美元地位仍居世界之首，但美国这“一极”在弱化，“多元”力量在发展，其中包括全球或地区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诸如二十国集团的兴起。在这种“一极多元”格局下，地区一体化趋势、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力将增大。（2）大国关系格局“一超多强”局面尚无根本改变。美国综合国力最强，仍保持“一超”地位，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金融力量和软实力与影响明显削弱，“金砖四国”等“多强”走强。（3）地区格局出现不同趋势：一是在欧洲、东亚等地区，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合作不断加强，形成多元并存、协调发展局面；在亚太地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地缘差异，谋求和平合作则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趋势。二是在欧亚大陆结合部、东北亚等地，“冷战”时期遗留的地缘战略矛盾依然存在。三是在中东、南亚等地区，原有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化，呈现局部地区“多极”对抗局面。某些地区热点仍难以消失，甚至可能加剧，其根源在于国家发展模式落后造成的经济贫困与落后。作为主要国际矛盾之一，美国“一极”与国际恐怖主义“隐形一极”之间的较量如何演变值得关注。世界格局要从多元共存走向多元一体，还需付出长期努力。

第五，中国将继续完善国家发展模式并取得更大发展。未来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社会形态或国家形态。各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下发展各自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即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国家发展模式。不同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都将普遍展开。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也许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发展模式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变化，并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兴衰。各国人民有权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模式。美国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4年乃至更长时期内将面临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需要。这种国家模式转型的成败将决定未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的消长。未来30年，中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完善与发展时期，按目前速度发展，中国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将继续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在保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前提下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发展形态、社会制度或国体的改变，而是国家发展模式的调整、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是立足现实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第六，国家发展模式的竞争是社会形态进化的推进器。未来30年，腐朽社会形态的残余、先进社会形态的萌芽都可能超越国界，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成功的国家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将继续增大，特别是成功防止腐败及确保生态环境的国家发展模式将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成为先进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共产主义的萌芽将超越国界不断萌发，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并继续成为人类社会的美好追求。例如，现金货币可能退出未来主要消费和流通市场。当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信用卡在琳琅满目的超市中随意购物的时候，那种各取所需的快感或许是马克思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所难以想象的。伴随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工作将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生快乐的选择。“志愿者”精神、慈善精神作为大众化的雷锋精神，将改变人们对社会奉献与回报的观念，赋予人们一生中内心深处最宝贵的自我良心认知。世界各国、中国各界、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自愿向中国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提供无私的捐赠，就充分体现出这种人类共同的大爱。地区经济一体化将降低国家之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的门槛。

第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相互借鉴，将成为普世价值。因此，21世纪初的中国领导人提倡：“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源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形成符合自己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保持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推动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优势互补，对世界经济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十分重要。我们要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从自身实际出发完善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促进世界不同发展模式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不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如果有心的读者对照本文开头引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那段演讲内容，也许不难看出，如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时代观难道不也是心有灵犀吗？

总之，未来30年，中国将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与不同社会制度及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平等交往与合作，共同构建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