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正面临安全危机

2015年11月13日晚，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多人丧生，350多人受伤。遇袭场所包括巴黎的体育场、音乐厅、餐馆等多处人员聚集的地方。这是法国经历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法国总统奥朗德立即宣布“法国被卷入战争”，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命令“戴高乐”号航母参与轰炸在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IS）组织的据点和运油车队，并呼吁各国共同参与打击IS。值得注意的是，策划袭击的嫌犯是摩洛哥裔的比利时公民，而非最近涌入欧洲的难民。

与此同时，对叙利亚境内的IS发起空中打击的俄罗斯也遇到麻烦。2015年10月30日一架俄民航机在埃及西奈半岛遭到恐怖分子暗算而爆炸；11月24日一架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战机被土耳其F16战机击落，俄土关系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战后以来首次北约成员国击落俄战机事件，俄政府立场异常强硬。普京总统指责土耳其有人通过购买石油为IS提供资金，并在俄罗斯打击恐怖组织时在背后被恐怖组织的帮凶捅刀。同月28日，普京总统下令制裁土耳其，停止俄公民赴土旅游，禁止俄公司录用俄境内的土耳其侨民，在进口土耳其农产品方面严加限制，并继续对谋求加入北约的乌克兰政府保持压力。此事令美国和法国感到左右为难。

以打击IS为由头，英国也派出战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据点；德国决定派出战后最大规模的1200人赴中东参与打击极端组织；美国的特种部队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执行清剿任务。大规模空袭过后，参与打击IS的各国地面部队有可能大举开进叙利亚、伊拉克。俄罗斯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合作则可能进一步加强。旧的矛盾未解决而新的对立又发生，将导致该地区长期动荡，成为一些大国的军事角逐场。

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遭到恐怖分子驾驶民用航空飞机撞毁的“9·11”事件以来，美国宣布进入反恐战争。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布什政府于2003年3月21日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其下一个目标就是拿下伊朗和叙利亚，以利于美国打通从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到叙利亚这一从南亚到西亚北非的战略通道，并遏阻俄罗斯通过伊朗向海湾拓展势力的潜在可能。

然而，14年过去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以打击IS的名义，一举加强了与叙利亚、伊朗及伊拉克的关系，顶住了北约通过土耳其向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施加的压力，并可获得对南下波斯湾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反过来很可能使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试图通过“大中东民主化”建立的势力范围得以复失。

与此同时，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又爆发大规模枪战，14人遇难、21人受伤。当场被击毙的作案嫌疑人是极端组织的追随者、美国出生的南亚裔年轻人和他的巴基斯坦裔妻子。这种暴力恐怖事件今后还可能在美国等国不断发生。

上述事实说明，21世纪的国际安全、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现出的新特点之一是：在国际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国际恐怖组织出现网络化，并向美国等国开战，从而形成一种“非传统国际体系”或“非传统国际格局”。它与17世纪以来主权国家形成的传统国际关系体系根本不同。在非传统国际体系内，不存在冷战、竞争、合作，由国际恐怖组织、极端势力所形成的“隐形一极”，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只有流血、冲突、战争。

2014年以来，在叙利亚境内迅速形成IS成建制的军事行动，已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自爆型或独狼式的恐怖袭击行为，而带有类似国家的国际政治战略意图和军事行动能力。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发生在巴黎的“11·13”恐怖袭击事件有其必然性。它标志着非传统国际体系似已形成。在非传统国际体系内，这种安全危机今后还可能以某种形式再度发生。

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内的“两极”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原有传统国际体系内大国利益趋同与反恐合作，从而暂时缓解以主权国家为本位的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对抗因素。一些原本对立的大国在针对极端组织联合或单独的军事行动中，谋求在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并实现各自的安全利益与地缘战略利益诉求。2015年10月，俄罗斯获得叙利亚政府同意发起对叙境内的IS据点的大规模空袭，随后法国、英国、德国的陆续参与，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联手打击极端组织，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传统国际关系体系内的竞争与抗衡并未止息，特别是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理论的诱惑下，彼此之间的战略矛盾反而可能在打击极端组织取得胜利后而更为加深，而恐怖组织、极端势力则又会乘隙而入，东山再起。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不仅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安全，甚至可能滑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暴力多边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在传统国际格局与非传统国际格局中的彼此对撞，有可能形成安全局势的螺旋式下降，跌入越来越危险的战争深渊。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客观现实：伴随科学与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21世纪世界军事科学技术、武器系统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然而指导各国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的社会科学理论则相对滞后。面对上述非传统国际体系和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形成，来自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似已失去解释力。以如何应对IS为例，最为流行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难以解释如何针对IS形成可持续的控制力和遏制力，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理想主义理论也无法解释如何与IS形成相互依存，从而缓解矛盾，实现和平与安全；建构主义理论同样无法论如何使基督教世界与IS形成共有知识与相互认同，反而陷入所谓“文明冲突”。另外，国际安全领域中传统的核威慑理论、地缘战略理论等，针对IS也均告失灵。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形成新的国际安全理论和观念，为正确决策服务。

国家安全概念最早产生于中国

对中国来说，在国际和平与国家安全领域，与其更多地强调“中国特色”，不如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向“地球村”提供可供参考、复制、共享、共创的战略精神产品。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早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在国家安全方面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留下取之不尽的至理名言和智慧结晶。

“安全”二字，在中国古代原为“安”与“全”两个字。“安”表示“平安”，例如，《周易》所云：“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汉代《司马法》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而“全”字主要指“保全”，例如，《孙子兵法》所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gold）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的出现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是一个美国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43年出版的《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俄罗斯学者也承认，“在当今文献中，将那些与危险和安全有联系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里。‘国家安全’是从美国引入的概念。”西方学者认为，直到“二战”后，“国家安全”才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常用的概念。迄今，中国学者大体也持同样的看法。

但据笔者初步考察发现，所谓美国人最先提出“国家安全”的说法并非事实。其实，中国早在明朝（1368-1644年），就曾使用“国家安全”这四个字。2012年笔者在参观日本东京的一家“印刷博物馆”时发现，日本最早的印刷字号标准手册上印有六种不同字号的汉字“天下泰平 国家安全”。这是明治五年（1872年）在长崎出版的《新街私塾余谈》中出现的（见附图影印件），作者是本木昌造。在展览的说明中指出，这些字是“明朝体”。由此可见，世界上首创“国家安全”一词的也许当属中国。如果中国人在明朝使用的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至少比美国人李普曼要早300年。也就是说，在人类经历了3个世纪之后，“国家安全”一词才成为国际政治和国家关系中常见的词汇。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吸引海外投资、管理经验和先进设备，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一带一路”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开始向海外输出资本、管理经验和先进设备。同样，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现象。中国作为最早提出“国家安全”概念的国度，也有理由从借鉴世界各国相关理论的阶段，逐步进入边借鉴吸收、边创新输出的新阶段。

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的创新

理论决定政策，它来源于实践，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领域也不例外。它主要体现在以安全观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体系。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符合普世价值。作为可复制、可通用的国际安全新理念，不宜过分强调“中国特色”，而应突出“时代特色”与“各国共识”；不宜过度强调本国安全，而应突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21日在亚信峰会（CICA Summit）提出可持续安全观，便是中国原创并得到与成员国一致赞成的安全新理念。然而，一些人却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只字不提“可持续安全”这一新安全观，反而刻意把讲话中有关“亚洲的问题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到底要靠亚洲人民维护”这句话，解释为其目的是为对抗海洋大国美国，显示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存在。

由此可见，中国还需要就习近平主席亚信峰会讲话的核心观点，在国际社会加强后续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断章取义地曲解。这篇重要讲话通篇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而面对与会的亚洲各国首脑，倡导自己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是十分自然的。可持续安全观并非与美国或任何海洋国家对抗，而是主张“海陆和合”，中美可以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

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交叉概念。从主权国家角度看，国家安全是核心，国际安全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外部环境；从国际角度看，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是根本，世界命运共同体是由各个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全所构成的。笔者认为，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可持续安全观两者侧重不同，相辅相成，构成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总概念。

2015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其中包括中国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安全不受威胁。

该法第三条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任务所作的规定是：“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很明显，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确保中国国家安全为宗旨的。

与其相比，可持续安全这一新安全观，不仅是站在中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也是站在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安全的立场所提出的科学安全观。它包括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旨在构建国家与国际总体安全，谋求的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一。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与合作安全，是可持续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安全涵盖本国安全、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合作安全需要通过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合作、政府各部门合作，以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综合安全包括使用综合手段和路径维护国家与国际的总体安全；可持续安全既包括国家总体安全也包括国际社会总体安全的可持续性的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也是包容性最强、普适性最强的新安全观。

可持续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若能获得成功，有可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思路与安全模式。可持续安全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其内涵与外延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笔者希望拙著的出版能为此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持续安全是人类永恒的课题，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