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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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山川崇拜及其模式

一、山川崇拜

由于生活在山地、丘陵又邻水源的地理环境中,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对山水环境有了深刻的理解。《国语·周语下第三》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钟,聚集之意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都是水所聚集的低洼地以钟其美。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虑,夭,早逝;昏,狂惑;札,疫死;瘥,疾病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预料古之圣王,唯此之慎。”这些知识后来被堪舆术概括为“藏风得水”。

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与自然山川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先民形成了原始的山川崇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山水文化。《尚书·舜典》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古文尚书》将天三宗“日、月、北辰”和地三宗“岱山、河、海”视为“天地神之尊者”,它们分别为阴、阳、星、山、水、泽之宗,合称为“六宗”。(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5)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4-55.大意是,舜帝虽受尧命,但仍不自安,又以璇玑、玉衡天文之器观日月五星是否运行正常。七政既齐,舜帝知己受命符合天意,于是又禋祭于六宗,望祭于山川、丘陵、坟衍、古之圣贤,以告己之受禅。山川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孔子说:“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国语集解·鲁语下,卷五望祭山川的目的是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需要完成的工作是齐历法、律法制、均同度量衡、修五礼。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0.《尚书·舜典》已提到五岳、四镇,同上书,61.从宋朝以后,山川祭祀形成了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制度,虽然各朝祭祀不同,岳、镇、海、渎的地点也有所不同,但岳、镇、海、渎祭祀的对象一直延至清朝。《旧唐书·志第四》(卷二十四)仍称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但西镇不是山西的霍山,而是现在宝鸡的吴山。(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吉礼》(卷四十七)考证,隋开皇十六年准立西镇吴山,而霍山为东镇,不包括沂山。《宋史·礼志第五十五》(卷一百二)始有五镇之制的记载,其中霍山为中镇,吴山为西镇。其余岳、海、渎制与《舜典》记载相同。《礼记·祭法》说:“雩宗,祭水旱也。……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郑玄注说:“四方,即谓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坛,川谷于坎,每方各为坎为坛。怪物,云气非常见者。”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95-1296.

昆仑山在中国古代山川崇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所以视之为天地之中。所以建城邑者必说其山源自昆仑之脉。《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卷五)载,越王勾践从吴国被释放回到越国后,为了重振霸业,建立都城。

图2-9 五岳图

图2-10 时迈巡狩图

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玡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筑城也,其应天矣,昆仑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闻昆仑之山,乃地之林,林,即柱上承皇天,气吐宇内,下处后土,禀受无外,滋圣生神,呕养帝会。故帝处其阳陆,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国也,扁扁,当为“偏”天地之壤,乘东南之维,斗去极北。非粪土之城,何能与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见外,未见于内。臣乃承天门制城,合气于后土,岳象已设,昆仑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国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号,以著其实。”名东武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灵台。起离宫于淮阳,中宿台在于高平,驾台在于成丘。立苑于乐野,燕台在于石室,斋台在于襟山。


可见,相国范蠡对越国国都的规划设计充分体现了以昆仑为核心的山川崇拜文化,其中“合气于后土”可能是以“后土庙”为“中”。在东南门的山上立楼,为灵台;在淮河北、高平、成丘、石室、襟山等建楼或其他建构筑物等则是为了满足军事守卫、山川崇拜等需要。

《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2-133.孔颖达疏说,洪水泛滥后,平地被淹,无陆路可行。禹身行九州岛,规谋设法,划定边界,沿途砍木通道。禹先治理水土,后确定了嵩、岱、衡、华、恒五岳之高及江、河、淮、济四渎之尊,以及其他山、水的尊卑次序,恢复了旧有的秩序。说明当时的侯、伯、子、男的封地是依山川的尊卑而定的。周朝的制度将九州归为不同的大山,其最大者为镇山,如位于东南方的扬州的镇山为会稽山,位于正东方位的青州镇山为沂山等(见表2-1)。《毛诗正义·大雅·韩奕》解释“梁山”为韩国之重镇时,引用《礼记》云:“《礼》,‘诸侯之于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祀之……’”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69-876.这些都表明山川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崇高地位。明北京城为了加强皇城的山水构图,特意在神武门北堆筑了高达“百丈”的景山作为大内的镇山。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26.

表2-1 《周礼·职方》所列九州岛各方位及其镇山(宋)王玉麟《玉海》(卷十四)说:宋元丰六年知延州刘昌祚绘制了一份地图呈给皇帝,此图“凡耕垦训练、战守屯戍,度强弱,分地望,图山川形势”。另外,《玉海》卷十八“开宝较州县数”中也有“建隆元年五月诏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的记载。

图2-11 职方九州岛图

大概正是因为望祭山川的古礼,后来地方或行政辖区也称“地望”。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说:“《吕大防图》凡唐世邑屋宫苑已自不存,特其山川地望悉是亲见。”(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52.今天我们仍沿用某地南望或东望某山、某河的说法。另外,一个地方最高的山也常被称为望山,所以“望山”成为中国古代地理中一个重要概念。宋祝穆所撰《方舆胜览·浙东路·绍兴府》(卷六)载:“秦望山在州南四十里,为众峰之杰。”《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六十五)载广西省太平府“州望山在全茗州北一里,平地突起孤峰,耸为一州之望”。

在我们先民的认识中,山川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系辞》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管子·度地》(卷十八)说:“水之出于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从《五藏山经传》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很多山都是以水的形状来命名的。例如,燕山,“良乡县北,圣水所出也。圣水即北易水,水形象飞燕上颃(飞)”。又如王屋山,“浮山县东南龙角山也。有水西北流,合南北二水,象蔓联之形,从北视之,又象帻屋之形”。陈成译.山海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0,109.但在整个山川崇拜文化中,山岳崇拜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山海经》中,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神,人们按一定的规格对诸神一一立祠供奉。比如第一篇《南山经》说:“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后来的封禅文化中更是山岳崇拜的集中表现。汉刘熙《释名·释山》说:“山,产也,生物也。”《韩诗外传》说:“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韩诗外传,卷三《山海经》中还把有的山称作“帝”,有的则为“冢”“神”,反映了山岳崇拜的习俗。古时冢、宗两者读音均以冬部为韵,可通用。《汉字源流字典》将冢引申义为嫡。可见冢山就是一个部落的宗山,是祖先墓葬之地。“崇”字的构成就反映了以高山为宗的文化内涵。或许北京山顶洞人将亲人安葬在龙骨山的山顶洞正反映了这种山岳崇拜。《史记·夏本纪》因大禹治水平山川有功,称其为“山川神主”。可见夏人是把自己的祖先与山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王辉.周代的天神与山神崇拜//游琪,刘锡诚.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3-84.

从殷墟发现的甲骨的卜辞我们知道,殷人在向河岳求雨时,先是把山川当作与上帝沟通的媒介,后来将山川视为能生云兴雨的主体,所以直接向山川求祀。张光直在《商代的巫与巫术》一书中认为,“山”是商代巫师进入神界的天梯。他在讨论“琮”在中国古代的意义时指出,作为山石的精髓,玉是山的象征,用玉为原料做成的断面为天圆地方形式的琮象征了“神巫上下天地的阶梯”。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65-266,296.到周代,随着“天”的观念的出现,周人建立了“天在山中”的概念,认为上帝百神都住在天室山上,即《礼记·礼运》所谓“山川所以傧鬼神也”。当时周人将成周建于嵩山脚下,就是相信嵩山是天室,《逸周书·度邑》称嵩山为“天室”(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15-220)上面住有上帝、鬼神,因此周王可以在嵩山下的成周方便地傧迎上帝、鬼神下临周王城宗庙,佑助周朝,所以周朝可“福自天”。另外,在周人的信仰中,山即代表天,所以自称“天子”“天王”的周王还把自己看作是高大山岳的子孙,崇拜山岳就是崇拜祖先,使山岳与祖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游琪,刘锡诚.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6,72-73,80-81.(明)章潢《图书编》中的《鲁国图》(卷六十一)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文化传统。整个图将泰山、岨莱山置于画面的上面,下面为防山、尼山等山脉。泗水、沂河处于画面的中部,围合成鲁国城池所在的区域。其中泰山、岳庙、孔林、鲁国都成、伏羲庙大致处于同一轴线。绘图者特意将鲁国都城内的周公庙、颜子庙、阙里庙、灵光殿等置于这一轴线上。画面明确表达了以泰山为祖为宗的观念。鲁国都城中心的宫殿虽然也处于泰山轴线之上,但在上述轴线的东面,因为西北为上。这大概是后世的堪舆术认为主山的优劣会影响后代子孙的多少,并把祖山所在的山脉视为祖宗之根的依据。所以杜甫《望岳》曰:“西岳崚峥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四)用血缘嫡系描述了山之间的主次关系。

秦汉以后,历朝除要到泰山封禅外,不同朝代还要朝拜不同的山神。比如,辽以木叶山为家神,设有世祖殿诸陵等;金则以长白山为旧邦之镇,迁都燕都后又封大房山之神为保陵公。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册文》曰:“古之建邦设都,必有名山大川以为形胜。我国既定鼎于燕,西顾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浑厚,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祖宗陵寝于是焉,依仰惟岳镇。”明初建都于南京,在天地坛之西,设山川坛,并建正殿七间,东西庑各十五间。正殿除祭太岁、风雨雷电、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外,还特别要祭祀南京都城的神山——钟山。东西庑祭畿辅的山川、春夏秋冬四季。明迁都北京后又封天寿山为神,还将祖陵卜葬在天寿山下,为神灵所在,鬼神呵护之所,所以朝廷在郊坛之右为天寿山专设牌位,与五岳四海四渎、钟山同坛而祭。五礼通考,卷四十八;辽史拾遗,卷十一;畿辅通志,卷九十三

山岳崇拜的另一源头是观象授时的实践。2003年在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掘了距今4000年的观象台,证明当时已有二至二分的概念。这个遗址以其东面崇山的大小山峰为观象授时的重要坐标。据研究报告称,从原观测点观测,可以在2号、4号、5号、7号、8号、9号、10号六条缝看到崇山不同的山峰。其中,冬至太阳升起的2号缝正对崇山主峰南边的一大山峰,二分日出太阳升起的7号缝正对主峰以北的标号为N9的小山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建筑基址IIFJT1实地模拟观测报告//解希恭.襄汾陶寺遗址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92-203.这说明,原始观测点是根据冬至、二分日出与以上二山峰的连线的延长线的交点而确定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建造弧形柱列,并尽可能利用崇山的不同山峰为柱缝的瞄准点,以观测一年重要节气日出的方位。类似的做法直到现代仍被我国彝族少数民族地区沿用,他们用不同的山峰作为不同季节太阳出入的标志。唐《开元占经》(卷一)就引用梁武帝长春殿讲义,详细记载了古代以山为参照物观象授时的方法:“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夏则阳升,故日下而出山之道远。冬则阳降,故日下而出山之道促。出山远则日长,出山促则日短。二分则合高下之中,故半隐半现,所以昼夜均等,无有长短。”《淮南子·天文训》也有类似的记载:“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而夏至牛首之山。”高诱注说:峻狼山为南极之山,牛首山为北极之山。这是以山为二至太阳位置的标志。(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卷三

图2-12 鲁国图

图2-13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古观象台与山峦的关系

作者注:图中标注的春、秋分的时间应是现在在东8号缝观测到太阳从塔山升起的时间,与实际二分时间有误差。

笔者由此推断,甲骨文把山写作三个山峰相连的形状,可能与二至二分对太阳的观测有关。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太阳从五峰上升起的陶符正是对遗址附近的寺崮山南北展开,五峰相连,二分时太阳刚好从中峰升起的真实写照。常正光.殷代授时举隅——“四方风”考实//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9.三峰相连的古老山字所表达的标志性的轮廓,很可能是先人用于标志二分时太阳升起的自然标记。陆思贤,李迪.天文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63.在金文中,作为立竿测影、观象授时的神颛顼和主司“反景”,即“鬼景”,也就是晷的神奇都是用山形表示的。陆思贤.神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222,230.《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载,秦始皇泰山封禅后,又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祭祀了“自古有之”的八神,包括:在临淄南郊山礼天主祠,在地主祠礼泰山下的梁父山礼,蚩尤冢礼兵主祠,东莱州的三山礼阴主祠,之罘山礼阳主祠,莱山礼月主祠,成山礼日主祠。如台状的琅玡山礼四时主祠。其中,成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是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大地坐标。因此,成山才在中国古代的山川构图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山岳的崇拜的另一个源头是远古观象授时的活动。

图2-14 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日、月、山”陶符

图2-15 金文中的“反景”二神及颛顼神像(注:金文颛顼与“反景”或“鬼景”穷奇都是用山形表示)

图2-16 “镇圭”图

二、山水文化

山岳崇拜随着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也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尔雅·释山》注疏五岳说:“东方为岱者,言万物皆相代于东方也。南方为霍,霍之为言护也,言大阳用事护养万物也。西方为华,华之为言获也,言万物成熟可得获也。北方为恒,恒者,常也,万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为嵩,嵩言其高大也。”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5.秦始皇泰山封禅后,中国古代便把泰山奉为“山之尊”,称岱宗,为万物之始,阴阳交代。

随着汉代易学“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思想的发展,天地更是被视为相互映照的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人类存在空间的坐标,所谓“经天纬地”。张衡说:“地有山岳,精钟为星。盖星辰者,地之精气。上发乎天而有光耀者也。星,日之余也;辰,月之余也;月生于日所照也。众星被耀,因水转光,三辰同形,阴阳相配,其体则艮也。”(宋)朱震撰,汉上易传,卷九易学把天下名山分为四组,分别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和二十八宿联系在一起。章潢《图书编》(卷五十九)说:


曰岍岐、荆山、壶口、雷首、大(太)岳,底(砥)柱东方宿也,其次曰降娄、玄枵,以负东海,神主岱山,曰岁星。曰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西倾朱圉,北方宿也。其次曰大梁、析木,以负北海,神主恒山,曰辰星。曰鸟鼠、大华、熊耳、外方、桐柏、嶓冢、陪尾,西方宿也。其次曰鹑首、实沉,以负西海,神主华山,曰太白。曰荆山、内方、大别、岷山、衡山、九江敷浅原,南方宿也。其次曰星纪,鹑尾,以负南海,神主衡山,曰荧惑。中州居天下中,其次曰鹑火。大火、寿星、豕韦、神主嵩山,曰镇星。


《开元占经》(卷一)说得更明确:“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钟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各有归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座,苍龙连踡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六扰既蓄而狼蚖鱼鳖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把山视为星的观念直接源于古人对陨星坠地为石的现象的观察。《左传·僖公十六年》载“陨石于宋五”,左丘明传称“陨,星也”。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85.又因山为石,故古代有以山为星的概念。汉代以后的堪舆地理术全面发展了这种思想,形成繁杂的体系,也把山称为星。

图2-17 “十二章服”图(注:星辰与山上下相对,反映了“地有山岳,精钟为星”的观念)

图2-18 山水五行模式

《管子·霸言》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唐)房玄龄,卷九王者要取天地之形势才能改朝换代,开创天下,使诸侯有序,四海归一。自然山水本来无所谓方位,也无所谓尊卑秩序,但在“霸王之形,象天则地”的过程中,社会价值的附会和寓意却赋予山川以意义,这恰恰反映了自然山水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的模式化过程。这种模式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它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自然山水的原本形式而独立存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时,新的都城的选址总要讲究山水不同宗、不同脉,以新的所谓“龙脉”压住前朝的“龙脉”。

苏轼《凌虚台记》所说:“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明)唐顺之,文编卷五十六与山相接既是一种实在的景观环境的连接,更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诉求。山川崇拜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化,形成了特有的山水美学。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9.就是这种山水文化的精辟概括。清代大画家石涛从绘画的角度对山的阐述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山水文化精神。


……夫天之任于山也无穷:山之得体也以位,山之荐灵也以神,山之变幻也以化,山之蒙养也以仁,山之纵横也以动,山之潜伏也以静,山之拱揖也以礼,山之纡徐也以和,山之环聚也以谨,山之虚灵也以智,山之纯秀也以文,山之蹲跳也以武,山之峻厉也以险,山之逼汉也以高,山之浑厚也以洪,山之浅近也以小……是以仁者不迁于仁而乐山也。……水汪洋广泽也以德,卑下循礼也以义,潮汐不息也以道,决行激跃也以勇,潆洄平一也以法,盈远通达也以察,沁泓鲜洁也以善,折旋朝东也以志。……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听于源泉而乐水也。石涛.窦亚杰.石涛画语录.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06:87-88.


汉以来的堪舆术更是将山水形式按五行分类,总结出一整套组合原则。后来堪舆术还把山水文化世俗化,赋予不同的形态、方位的山水以不同的寓意。如形如文笔的山象征文运昌盛等。如(清)杜臻所著《奥闽巡视纪略》(卷五)载:“文笔山三石错立如鼎耳,旧名香炉,或积石于两耳,剡其中,谓之文笔,对学宫之前。”将学宫与文笔山相对就是这种世俗山水文化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