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夺产记丑

围绕着严监生“十多万银子”的家私，演出了一场争夺遗产的丑剧。这一场争夺遗产的丑剧，把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严监生夫人王氏的兄弟王德和王仁、族长严振先都卷了进来。

随着故事的发展，王氏、严监生以及严、赵的儿子相继死去，赵氏成为严监生遗产的唯一看护人，被推到遗产争夺的风口浪尖上。

赵氏在家中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她出身贫贱，娘家没什么地位。娘家有点地位的话，她也就不会去给人做妾了。小说只写到，她有两个本家的亲戚：“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都是所谓“上不得台盘”的人。赵氏只是严监生的妾，地位很低。王氏平时叫她“赵家的”，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即便是王氏死去，严监生仍然可以续上一位堂堂正正的夫人来。但王氏没有留下子息，赵氏却替严家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宝贝儿子。考虑到严监生已是衰弱不堪，这儿子也就是传宗接代、继承巨额财产的唯一希望了。这无疑是赵氏手中的一张王牌，使她对于王氏具有一种潜在的优势。

王氏眼看有病，“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这就不能不使赵氏产生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憧憬。王氏的病分明是一天重似一天，赵氏心中的希望也在一天天地增长。然而，赵氏毕竟是一位有心机的妇人。她知道在王氏病重的微妙时刻，必须把自己内心不断增长的兴奋悄悄地掩藏起来。做妾的能不能扶正，赵氏能否取王氏而代之，王氏是有发言权的。王氏还有两个惹不起的哥哥：“一个叫王德，是府学廪膳生员；一个是王仁，是县学廪膳生员。都坐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我们只要看看后面，严监生和赵氏如何用重金与种种小恩小惠去讨好这两位“铮铮有名”的阿舅，以取得他们对赵氏填房身份的承认，也就不难明白了。赵氏虽是“小家子出身”，她却学得聪明世故。她在病床前，在不久人世的王氏面前，恭恭敬敬，低头服小，一点儿也没有因为生了个儿子而有半点骄傲之意。她“极其殷勤”地“侍奉汤药”，“含着眼泪，日逐煨药喂粥，寸步不离”。她“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要菩萨保佑王氏，而让她赵氏替了去。此心此意，恐怕连铁石人也不能不为她的精神所感动。她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试看她和病床上的王氏的一段对话，真是妙不可言：

（赵氏）哭了几回，那一夜道：“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吧。”王氏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哪个是替得的？”赵氏道：“不是这样说。我死了值得甚么，大娘若有些长短，他爷少不得又娶个大娘。他爷四十多岁，只得这点骨肉，再娶个大娘来，各养的各疼。自古道：‘晚娘的拳头，云里的日头’。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我也是个死数，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还保得这孩子一命。”王氏听了，也不答应。

王氏虽是“病渐渐重将起来”，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各人的寿数，哪个是替得的”，看来她并不太相信菩萨。对赵氏的牺牲精神颇不以为然。赵氏显然是敏感到了王氏在怀疑她的诚意，于是她又半真半假地向王氏作了一番解释。赵氏虽然“每夜摆个香桌”，但看来她也并不见得相信菩萨，所以她对王氏的话“各人的寿数，哪个是替得的”，竟无有力的反驳。或许正因为如此，菩萨终于没能如她的愿，将她“带了去”。害怕严监生“少不得又娶个大娘”，这是她的真心话。“这孩子料想不能长大”，这是她以为不可能的事，谁知不幸而言中，后来竟成为可怕的事实。由妾扶正，升格而为填房，取王氏而代之，这是她深藏心底没法说出来的话。抛出一点儿真心话，以消除王氏的怀疑与戒备之心，说一点儿假话，以引起王氏的感动和怜悯；王氏的聪明真是不亚于赵氏。后者话里话外，也在启发、动员这位不久人世的夫人做做好事，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可王氏就是不脱口，她好像对自己的病还没有感到绝望。

可是，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王氏虽然对赵氏舍己救人的诚意“似信不信”，无奈自己的身子不做主，眼见得朝不保夕，何不临终前做个人情呢。于是，趁“赵家的”“又哭着讲这些话”的时候，她就向赵氏说：“何不向你爷说，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等了这么多天，就等着这句话。此时此刻，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和兴奋，“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严监生看来是和赵氏预先商量好了的，他“听不得这一声”，迫不及待地“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他知道，如此“才有凭据”。他一点儿也没考虑王氏的病是否有救的问题。这一对夫妻的平日感情也就可想而知。至此，赵氏的第一步棋已经走好，王氏终于脱口了，阿弥陀佛！赵氏再也没有必要“每夜摆个香桌”乞求菩萨了。赵氏知道，为了巩固这一进展，还必须用金钱将王德和王仁的嘴巴封上。这自然也是严监生的看法。

严监生叫人“极早地去请了舅爷来”。虽然他料得王氏已绝无生理，但他还是叫二位舅爷“看了药方，商议再请名医”。敷衍一番以后，便“把王氏如此这般意思说了”。又怕二位阿舅不信，说：“老舅可亲自问声令妹。”两位阿舅也确实厉害，关键时刻也真拉得下脸，进屋时“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但是，等到一人收到一百两白花花的银子以后，也就变得通情达理多了。他们赤诚地、坚决地拥护将赵氏扶正。“二王”不愧是读书人，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件事看成一个把妾扶正作填房的问题，而是看到“关系你家三代”，看作一个关系到是否在“纲常上做工夫”的原则问题。严监生虽说名义上也是个读书人，可他那个监生或许是花钱捐来的，所以对问题的认识远没有“二王”那么透彻。“二王”声明“这事须要大作”，“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舍妹”还没咽气，两个亲哥哥就催着严、赵“同拜天地祖宗”，“舍妹”还在，赵氏便可“立为正室”，这无异于催促“舍妹”早早地上西天。“二王”心情之迫切，较之局中人严监生和赵氏，真是有过之无不及。

在“二王”的大力推动下，事情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吴敬梓有意地把赵氏扶正的隆重典礼安排在王氏“发昏去了”，至断气的时刻。在这尴尬的时刻，赵氏又一次显示了她的表演才华：

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来人且扶着赵氏灌开水，撬开牙齿灌了下去，灌醒了时，披头散发，满地打滚，哭的天昏地暗。

赵氏自然是假死，那王氏却是真的死去了。真死的没法管，自然只能由她去，假死的却不能不用水把她灌醒。赵氏的“满地打滚”，固然充分体现了她对前夫人的“真挚感情”，但由此引起的一片混乱，却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

管家的都在厅上，堂客都在堂屋侯殓，只有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将些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

这种意外的损失可能是善于理财的严监生始料之所不及的。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两位舅奶奶眼明手快，一眨眼工夫，便已经把战场打扫干净。赤金冠子那么大，居然还可以“藏在怀里”，还颇有点随机应变的机智呢。

顺顺当当地升格当了填房，“赵氏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筐；鸡、鸭、小菜不算”。不久，赵氏又怂恿严监生给王氏兄弟每人两封银子，做赶考的盘缠。

谁知“皇天无眼，不祐善人”，丈夫与儿子都相继死去，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算起来，家里一连死去三口人。王氏病死，赵氏求之不得，正好取而代之。严监生撒手而去，赵氏失了依靠。但赵氏不是那种拿不起来的窝囊女子。她“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儿子天花而死，赵氏“把个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这才是对她的致命打击。“赵氏此番的哭泣，不但比不得哭大娘，并且比不得哭二爷，直哭得眼泪都哭不出来。整整地哭了三日三夜。”

王氏病死，赵氏扶正的时候，“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侄子一个也不到”，当时严监生父子健在，严贡生贪心未起，他对赵氏扶正一事漠不关心。而严监生与赵氏也只是一心挂着阿谀两位阿舅，对严贡生无些许孝敬。严监生一死，赵氏眼看自己孤儿寡母，光是“二王”，总觉势孤力单，她开始意识到，有必要搞好与严贡生的关系。但是，一向精明的赵氏却未免低估了严贡生的胃口。怯懦怕事的严监生却偏偏有一个刁钻无赖、狠毒无情、连船资都要赖掉的哥哥。严贡生无事生非、贪婪蛮横，可不像王氏兄弟那么好对付。虽说严监生去世时，严贡生收到了赵氏送来的“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看着赵氏儿子尚在，也就默认了赵氏的地位。可现在赵氏的儿子已经夭折，要过继他的第五个儿子，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严贡生历年来大肆挥霍，早已坐吃山空，恰好老二家面临绝嗣的危险，真是天赐良机啊。这边亲弟弟尸骨未寒，那边亲哥哥严贡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上门来。他根本就不承认赵氏是什么填房，一口咬定她是“小老婆”。他大大咧咧地来到老二家，把二房家中的家人媳妇统统叫来听他训话，俨然一位“接收大员”。

严监生去世的时候，赵氏已经隐约地意识到来自隔壁大房的潜在威胁。所以，她赶忙孝敬大房。不但严贡生收到一份厚礼，连儿子们也“都得了他些别敬”。赵氏对严贡生“哭着说道：‘我们苦命！他爷半路里丢了去了，全靠大爷替我们做主！’”赵氏企图用一份厚礼和自己的可怜来换取严贡生的手下留情。现在儿子已死，问题更为严重，严贡生竟明火执仗地要来吞并弟产了。赵氏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除去“哭了又骂，骂了又哭”之外，简直毫无办法。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她一乘轿子告到县衙，县衙批下来：“仰族亲处覆。”按照明清的法律，遗产争讼问题，族里有权处理。而族长严振先“平日最怕的是严大老官”，他根本不敢得罪严贡生，最可恶的是，那两位得了赵氏无数好处、当年扬言赵氏扶正“谁人再敢放屁”的阿舅，此时此刻，在严贡生的威慑之下，“坐着就像泥塑木雕一样，总不置一个可否”。与“二王”相比，族长严振先还算有一点良心。他纵然不敢得罪严大老官，大概也很讨厌严大老官的为人。所以，他在给县里的覆呈塞进了一句对赵氏有利的话：“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真是天开眼，“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府尊也是有妾的”，都怪这贡生“多事”。赵氏竟侥幸地暂时取胜了。但是，严贡生毕竟能量大。他上蹿下跳，终于取得有利于他的最终判决：“家私三七分开”，他占了七股，“仍旧立的是他二令郎”。

在这场赵氏为一方、严贡生为另一方的遗产争夺战中，吴敬梓的同情显然是在赵氏一边。作者怀着最大的憎恶塑造了严贡生这样一个土豪劣绅的形象，但是，作者并没有因为自己对赵氏有所同情而去一味地美化她。

吴敬梓对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有所同情，所以他才把赵氏在生死搏斗中的处境写得那么可怜：

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见来人都不说话，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

严贡生勃然大怒，要将赵氏“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赵氏越发哭喊起来，喊得半天云里都听见，要奔出来揪他，撕他，是几个家人媳妇劝住了。”作者对赵氏平时“装尊，作威作福”，不无讽刺。族里公议遗产争讼之事时，连她的本家亲戚赵老二、赵老汉也因为赵氏平日的势利而作壁上观：

两个人自心里也裁划道：“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儿两个，把我们不偢不采，我们没来由，今日为她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蝇，怎的？落得做好好先生。’”

赵氏出身贫贱，娘家没有势力可以依靠。王氏和严监生相继病故，命运把偌大一笔财产交给了她。她由妾而谋扶正，对王氏兄弟的种种拉拢，对严贡生的拉拢及斗争，始终是为了争得和巩固一个填房的名分。有了这个名分，她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十几万银子”的家产。可是，社会始终没能完全承认她，她始终不是个所谓“正经主子”。这恐怕就是赵氏的最大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