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文翻译

TEXT I

自然的力量

芭芭拉·戈尔德史密斯

十几岁的时候，我生活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市。我的记事牌上贴着一张玛丽·居里的照片，她坐在一棵榆树下面，怀里抱着女儿们——两岁的爱娃和九岁的爱莲。对居里夫人我所知甚少，除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她和丈夫发现了放射性。她是荣获两项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她聪慧、执着，简直是一个传奇。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还几乎没有人生的方向，与其说对公式和实验室里的实验好奇，还不如说对文字和编造出来的故事更有兴趣。

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十分欣赏那张照片，并非因为那是玛丽·居里以及她所象征的东西，而是因为她的那种异国情调——或者也许是因为她怀抱两个女儿的模样。我自己的母亲因为车祸受到重伤，躺在医院里，正在康复。我想要她抱抱我，但是她做不到。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我崇拜玛丽了，在我的心目中，她成了天底下最坚强、最有能力的女性。

像其他女孩的奇思异想一样，我的想法里至少还有几分真实。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们都自力更生，成长为颇有成就的妇女，尽管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出生之前完全沉浸在研究工作之中。居里是个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超有能力的多面手：她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对原子能和放射性的研究，而且她是学生们学习的少得可怜的几个女科学家之一。她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女人，一辈子有很多时间要与现在医生可能诊断为严重抑郁症的病魔抗争。最终，她那杰出的发现却让她和丈夫为之丧命。

1878年，居里10岁，她母亲死于肺结核。这个叫玛利亚·斯可罗多夫斯卡的波兰小姑娘继续求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连着好几个月她都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放声大哭。

18岁那年，她在华沙附近一家有钱人家里当上了一名家庭教师。结果，她爱上了查斯米尔·佐瓦斯基，一个19岁的学有所成的学生。他们俩都热爱自然和科学。但是，当查斯米尔宣布他和玛利亚想要步入婚姻殿堂时，他的父亲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她与他门不当户不对，出身贫寒，不过是个家庭教师。绝对不行！拖了四年之后，终于，玛利亚对查斯米尔说：“如果你下不了决心，我也无法为你做决定。”然后凭着现在对我而言是了不起的勇气，玛利亚带着微薄的积蓄乘火车去了巴黎。在巴黎她改了名字，上了索邦大学——于是走进了历史。

1893年，她成了在索邦大学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如果您看过1943年拍摄的影片《居里夫人》，就会明白她早期做实验的大手笔，她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隐藏着的新元素。电影中有一幕，扮演玛丽的女演员格里尔·加森在一个烧锅里搅动，满脸汗水。已经很晚了，玛丽和丈夫皮尔走进实验室看见试盘上凝结着一小块发光的东西。“哦，皮尔！是那个吗？”玛丽惊呼道，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是的，就是它——镭!

现实却要艰苦得多——也没有那么浪漫。玛丽是在1895年嫁给皮尔的，他们确实并肩工作到深夜。然而，她们的实验室是那么的简陋、潮湿，所以女儿爱莲把那儿叫做“那个糟糕的、糟糕透了的地方”。曾经有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说过，要不是见到那张工作台，他会以为自己身处马厩。

终于，居里夫妇名扬全球，尤其是在他们于1903年因发现放射性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欧洲科学界，他们成了人们祝贺的对象，到处受到盛情款待，在巴黎的家中受到来自远至新西兰的崇拜者的访问，来向他们致意。

然而，对居里夫妇而言，他们的成功埋下了他们悲剧的种子。记得吗，他们几乎天天都围着放射性工作。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皮尔就因暴露在这种强大能量中而身患重病。他的手上和手指上有开放性的溃疡，而且走路越来越困难。1906年，他跌倒在两匹高大驮马拉着的马车的路上，一个车轮碾过他的头部，他当场身亡。

父亲死的时候，爱娃·居里还不到一岁。若干年以后，爱娃写道，皮尔的死注定了母亲生命大限的时刻：“玛丽·居里没有从年轻幸福的妻子转变为一个极度沮丧的寡妇。这种蜕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深蒂固。孤寂和沉默的斗篷永远披在她的双肩上。”玛丽年仅38岁。葬礼后的那个星期天，她没有与家人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而是躲进了实验室。在日记里，她是对皮尔这么写道：“在这鸦雀无声的实验室里，我想和你说说话，实验室里没有了你，我无法应付呀。”

在皮尔去世后，他和玛丽开始的工作并未停止。因为成功分离了镭元素和钋元素，第二个诺贝尔化学奖荣归玛丽一人。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玛丽意识到流动的X光机器可以拯救战地医院里面的生命。于是，她建立了一个称为“小居里”的车队，她和爱莲亲自驾驶一辆车。

后来，她又回到自己建立的镭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也外出旅行、讲学，直至1934年7月4日谢世，享年66岁。死因是恶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症，很可能是由于她长期暴露在致命的镭和其他放射性元素的辐射中。

我所发现的玛丽·居里并非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征服了事业上巨大的障碍，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现在我明白了，她的一生何其复杂——的确是集荣光与悲壮于一身。

TEXT II

她让世界为之倾倒

黛布拉·戈登

那天是1999年6月，天气炎热——太热了，以至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里的音乐家们中场休息时都用湿床单裹着自己来保持凉爽。但是，甚至在最后一串音乐回荡着消失之前，他们就已经知道他们已经给予了她公正的评价，她是位出生于俄罗斯的美丽女子，现在她回国来录制个人首张专辑。

录制结束后，乐队和工作人员很快就回到了配有空调的酒店客房。现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安安静静。

29岁的大提琴手穿过空座位，她的背部像舞者的背一样笔直。她爬上舞台，站在广阔的弧形天花板下方。她闭上眼睛，聆听着。

于沉默中，她听到了音乐——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然后，一声巨响覆盖过来，她听到深沉铿锵的音调从她父亲那把技艺超群的低音提琴中传来。

伊万·科托夫现在已经离世14年。但是，站在他曾经学习和演奏的地方，妮娜觉得他就在身边。她能感觉到他的能量，以及所有曾在这里演奏的大师们的能量。最后，她才知道，她那异于常人的旋风般生活并非徒劳无益。

无论是外表上还是情感上，伊万·科托夫都是一个大男人。据说，他演奏巨大的低音提琴演奏时，就像是在拉小提琴。

妮娜三岁时，她的糖果掉进了琴孔中，这让她的父亲心生愉快。几年后，她发现了大提琴的声音美妙悦耳，这个大提琴同父亲的低音提琴很像，但与她自己的体形更为接近。

她七岁时受邀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妮娜没日没夜地练习，直到手指流血，晕倒在地。她把家具抵在卧室门后，不让她的母亲进来，隔离了一切分心之物。在她的心目中，“音乐是唯一的存在”她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轻声回忆。

然而，甚至妮娜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之时，她的父亲却发现他被这一行越来越多的人拒之门外。骄傲而独立的伊万失去了苏联音乐界权威人士的支持。尽管众人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奏家，他惹是生非，早已臭名昭著，这严重妨碍了他的职业生涯，让他无法施展才华。不过，通过这一切，妮娜却将父亲视为偶像，面对他表露出的反对和日益渐增的孤僻，妮娜愤懑不已。

1985年，15岁的妮娜在权威的布拉格国际音乐比赛中获胜，然而喜悦之情却在获悉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时倍受打击。伊万因为肺部问题而住院，并于35岁离世。

在妮娜看来，他父亲的死因昭然若揭：极度压抑之下，父亲已经精神崩溃。而她认为，伤害并没有就此结束。她坚信，伊万离世后，她要被迫承受他随心所欲的行为带来的痛苦。

妮娜在布拉格的胜出本应让其有条件开启辉煌的音乐生涯。相反，没有任何荣誉，也没有安排任何音乐会。“只有我的几个同学甚至还会想到要来迎接我，”她说。她的大提琴老师计划和她的母亲在地铁里会面，以免被偷听。“让妮娜出国，”他低声说。“她在这里没有前途。”

两年之后妮娜才有机会出国。她的指导老师听说有人邀请她去看望德国的朋友时，他给了她一封介绍信，是写给科隆音乐学院同事的。但在她可以旅行之前，她还得应付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申请签证。

“有什么东西这儿没有其他地方还会有吗？”政府代理人问。

自由！妮娜心想。然后，她甜美地回答说，“我只是想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一个月后就回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让她走了。

因此，在1989年的春天，妮娜将她那把原属国家的大提琴归还给莫斯科音乐学院。她拾掇了一个手提箱，带上了一些俄罗斯的嵌套娃娃和一瓶伏特加作为礼物，拿起她父亲心爱的低音提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午后，登上了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

在这之前，苏联的公开已经开始让希望和更多的自由在国家蔓延开来。科隆音乐学院接纳了妮娜，她在那儿一直学到1990年。回到俄罗斯，她对已经席卷全国的变化感到震惊。不过，即使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她还是意识到她的未来属于其他地方——美国。

1992年，她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她在常春藤盟校待的时间并不长；仅两个月后，她所攒下来的那一点钱就已经用完了，这迫使她离开了耶鲁大学。在纽约生活期间，她找工作找得日益绝望。

有一天，一个朋友建议妮娜——她有着高颧骨和迷人的眼睛，极具自然之美，去福特模特公司公开应聘。妮娜起初否定了这个想法；只有音乐才是她的最爱。

但是她没有钱，也没有大提琴。但她确实有点姿色。于是，她生平第一次刷了点睫毛膏，不情愿地去参加了选拔赛。

这家机构签下了她，不久她就从一个拍摄现场赶去另一个拍摄现场。在福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离开了，转而加入了一家名叫“点击”的公司。

然而，尽管十分引人注目，妮娜从来没有非常喜欢高级服装的世界。相机咔嚓作响的时候，她想，这简直乱七八糟。她的身体已经变成只是挂花哨衣服的衣架，她觉得很尴尬，。

她简单地称自己“Ninka”，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迷人的女孩已经开始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尚杂志上崭露头角了。“那个女孩并不是真实的我，”她曾告诉一个索要签名的人。“她是我的孪生妹妹。”

她用她的第一份工资——总共300美元——买了一个便宜的大提琴，并且从那时起它就像她的化妆盒一样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当她旅行的时候，她会为她的“大提琴先生”另买一张机票。

她既不在T台上大步流星，又不在相机前大摆姿势时，她就在练习，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她现在不仅能听懂音乐，还能创作了。

渐渐地，她开启了她的音乐人生。她于1995年退出模特界，搬到伦敦和她的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她模特界的朋友们都感到震惊。她怎么就这么退出了呢？

在另一方面，妮娜一直活力四射。她一直坚信她会回归音乐。“从我七岁起，我就是一名音乐家了，”她说，“它已经占据了我。”

连续数月，她努力为新生活调整好状态。接着，在1996年的春天，她的母亲和继父决定在他们伦敦的家中为妮娜举办一个合适的欢送会。

欢送会上有香槟和鱼子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妮娜在家里私人音乐厅的演出。本次活动在伊万·科托夫的诞辰那天举行，标志着妮娜重新进入音乐界。

结果，这场欢送会成为一个序幕，让妮娜的人生更加辉煌。在音乐“复出”派对举办了四个月后，妮娜接到了她经纪人的电话。他解释说，在伦敦著名的威格莫尔音乐厅即将举行一场音乐会，按计划演出的一位音乐家突然退出了。离这场音乐会只剩两个星期了。妮娜能否顶替一下？

妮娜身穿她母亲设计的红色丝绸长袍，当她拿着大提琴坐在威格莫尔音乐厅的舞台上时，她看起来光彩夺目。在1996年7月22日，她即将在大礼堂首次演奏自己创作的乐曲，在过去90年里，伦敦每位杰出的音乐家都在这里举行过首场演出。

她面色平静放松，轻触弦上的琴弓，演奏一首又一首颇具挑战的作品。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柴可夫斯基——然后，尼娜·科托娃：“时装T台上的素描画像”，用音乐演绎她为期两年的光鲜亮丽的模特生涯。

这场演奏让妮娜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她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媒体宠儿，不仅成为音乐杂志文章的主题，但在同样平滑的杂志书页里，她又是优雅的模特。

在历经艰辛的古典音乐行业，妮娜是营销者的梦想人员。她1999年的首张专辑是在莫斯科圆顶天花板下录制的，她的父亲也曾在那里录制曲目；从首张专辑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尼娜披着织有华丽图案的丝绸，妆容突显她瞪羚之眼。购买专辑的人觉得她简直无法抗拒：她的第一张CD大约卖出了4万6千张，这对古典音乐唱片来说是数量惊人。

自从她离开模特界，妮娜已经在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厅演奏过。出于爱，她让“大提琴先生”退休，现在演奏价值1百美元的1696年Guarneri大提琴。她住在达拉斯一个海绵状的小镇上，现在正在翻新另一栋不远的房子，她完婚后将会搬到那里住。

对于妮娜来说，她最大的胜利是，她终于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幸福。

妮娜穿着牛仔裤和灰色的丝绸和服，溜到家里的空卧室里，坐在靠背椅上。她拉过她的大提琴，开始演奏。

音乐声一会儿激昂，一会儿轻快欢腾，演绎出一个欢欣奇妙的故事。妮娜闭上眼睛，脑海中的记忆如洪水般涌来——俄罗斯、她的童年以及她的父亲。

她还在为他演奏着。她知道，伊万·科托夫正在某个地方静静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