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政治经济和经济发展

3.1　复习笔记

一、经济发展的差异

1人均国民收入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共同尺度是人均国民收入（GNI）。GNI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标准，可衡量该国居民总的年收入。

然而，人均GNI值也可能产生误导，因为该值没有考虑生活费用的差异。为比较不同的生活费用，可以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来调整人均GNI，利用参照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指标，可以对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行较为直接的比较。GNI和PPP数据只是对发展所作的一个静态的描述。

2．发展概念的延伸

阿马蒂亚·森一直主张，衡量发展水平应少一点诸如人均GNI之类的物质产出指标，而多一点衡量人民所拥有的能力和机会的指标。联合国采纳了他的著名论点，建立了人文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不同国家人们的生活质量。HDI有三个基本衡量指标：期望寿命、接受教育的权益、基于PPP估算的平均收入能否满足该国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

二、政治进步与经济进步

1创新和创业是增长的动力

创新不仅包括新产品，而且包括新工艺、新组织、新管理和新战略。创新也存在于产品的创业活动中。创业者首先将创新产品和工艺商业化，创业活动给一个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长期持续地增长，那么一个能推动持续生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以及创业活动的商务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2．创新和创业需要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个人都能自由地对其某一个新的创意尝试商业性运作（即进行创业活动）。市场经济体制蕴涵着对发展创新的巨大刺激力。相反，在计划经济中，由于国家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因此个人几乎没有经济动力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因为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获得所有的利益。

3．创新和创业必须加强对产权的保护

推进创新、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商务环境还包括对产权的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没有强有力的产权保护，企业和个人经营就会有风险，其从创新努力中得来的利益有可能被犯罪分子或国家剥夺。

4．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西方国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民主制度与能保护产权和促进经济进步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民主对经济增长是好事，而极权却不利于经济增长。

5．经济进步导致民主

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民主政体的诞生，尽管民主不一定是最初经济进步的原因，却有可能是经济进步的结果之一。

6．地理、教育和经济发展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一些国家较之另一些国家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从而更为开放，并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这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恶劣的地理条件会对一国经济产生负面作用。

教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教育上投资较多的国家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受过教育的人通常生产力更高。

三、转型中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两种倾向十分明显。一个倾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般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全世界，极权政府纷纷垮台，由民主选举的政府取而代之，这些新政府更支持自由市场。另一个倾向则表现为由中央计划和混台经济而转向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

1．民主的传播

过去20年中一个显著的发展就是民主的传播（从广义上讲，也是极权的衰败）。自由之家将世界各国划分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三大类：在“自由”的国家中，公民享有高度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部分自由”的国家中，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则受到一定的限制，通常表现为政府腐败、法律不严、种族冲突或内战等；在“不自由”的国家中，公民无权享有基本的自由，政治程序是被严格控制的。

民主的传播有三个主要原因：

（1）许多极权统治者无法为国内大多数人谋取经济进步带来的利益。

（2）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卫星电视、传真机、音像出版物以及最为重要的互联网，削弱了国家控制、审查信息的能力，这些技术开创了传播来自自由社会的民主理念和信息的新渠道。

（3）在许多国家，过去25年经济的进步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改革。企业家和其他企业领导积极寻求能保护其财产权、保证其公平履行合同的政体，则是导致更有责任心的、更开放的政府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恐怖主义

伴随着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及许多拉美国家极权统治的垮台，冷战结束并出现了“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政治体制的演进将处于福山的基于自由民主的全球普遍文明和亨廷顿的全球文明冲突之间的某一处。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全球恐怖主义是21世纪世界和平和经济进步的一个主要威胁。

3．市场体制的传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民主传播平行发展的是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中的30多个国家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转变，亚洲、拉美和西欧等许多国家则将重新调整经济以更有效地促进竞争。

但从具体数据看，经济自由并不等于政治自由。

四、经济转型的本质

向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制的转变一般包括以下步骤：放松管制，私有化，创建一个保护产权的法律体系。

1．放松管制

放松管制包括撤销对市场自由运作的限制，建立私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经营的方式。放松管制还包括取消价格控制，让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废除有关禁止建立和经营私有企业的法规，以及放松或取消对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限制。

2．私有化

私有化就是将国有财产转变为个体所有。这一转化常常是通过拍卖出售国有资产进行的。私有化被看成一种解放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它通过向新的私有企业主提供强有力的刺激（更大的利润回报），推动其提高生产力，开发新市场和退出亏损的市场。

3．法律体系

法律是保护私有产权和提供合同执行保障的机制，是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如果没有法律体系保护私有产权，没有一个机制使这一体系正常运行，私营和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可能不断地减少，甚至会引起有组织的犯罪，这些都会侵蚀私营经济部门所产生的利润。

五、对管理者的启示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及其环境会明显地影响该国作为一个市场或投资场所的吸引力。在一个国家从事商务活动的收益、成本和风险将受到该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影响。一个国家作为市场或投资场所的综合吸引力取决于在该国长期从事商务活动的收益与成本、风险之间的平衡。

1．收益

在一个国家长期从事商务活动的货币收益是由市场规模、该市场上消费者的现有财富（购买力）和未来财富决定的。通过较早识别和投资一个有潜力的经济后起之秀，国际企业可以较早在该国建立品牌信誉和商务优势，如果该国持续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则相关国际企业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相反，迟到的企业可能会发现，由于缺乏品牌信誉和必要的经验而难以在该市场上获得很大的优势。早日进入有潜力的经济后起之秀国的企业可能获得实质性的第一进入者优势，而迟到的企业可能陷入迟进入者劣势。第一进入者优势是指市场早进入者所拥有的优势，迟进入者劣势是指后进入者可能遭遇的障碍。

2．成本

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决定了国际企业在一个国家从事商务活动的成本。

政治因素就是指在一个国家从事商务活动的成本，可能因需要收买政治势力以便取得政府对商务活动的许可而有所增加。

经济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复杂性。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或不发达的国家，由于缺少基础设施，从事商务活动可能需要更高的成本。在极端的情况下，国际企业可能不得不自己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这无疑会增加成本。

说到法律因素，在一个对产品安全、工作场所安全、环境污染等制定了严格法规标准的国家从事商务活动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因为遵守这些法规是要花费成本的）。然而，在一个对商务活动管理缺乏健全法律体系的国家从事商务活动也可能需要更很高的成本，如合同违约。类似地，当东道国法律无法保护知识产权时，就会导致国际企业因其知识产权被“偷窃”而丧失应有的收益。

3．风险

在一个国家从事商务活动的风险是由许多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决定的。

政治风险可定义为因政治力量而引起的一国商务环境的剧烈变化，政治体制的变化可能导致一些对国际商务不利的法规出台，从而对某特定工商企业的利润和其他目标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经济风险可以定义为因经济管理不当所引起的一国商务环境的剧烈变化，从而对某一特定企业利润和其他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经济管理不当的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另一个指标则是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

法律风险可定义为贸易伙伴违反合同或侵犯产权的可能性，而一国的法律制度又不能岁这些侵犯做出惩戒，法律风险就会加大。

4．综合吸引力

一个国家作为一种潜在市场或投资场所，其对外国企业的综合吸引力取决于在该国从事商务活动相关的收益、成本和风险的平衡（如图3－1所示）。一般而言，在经济发达国家和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的相关成本和风险较低，而在欠发达国家和政治不稳定国家的从商成本和风险则较高。

图3－1  国家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