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迎接新的时代到来

2.1　复习笔记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转型

（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

1会议内容

（1）1949年7月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高度评价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分离在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

（2）周扬和茅盾在大会上分别作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

①周扬宣布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②茅盾在报告中总结了斗争经验，并检讨了前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

2会议特点

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

3会议意义

（1）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预示了即将拉开帷幕的中国文学新阶段将由来自解放区战争实践的文艺传统为发展基础，同时也在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吸收“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战斗力量；

（2）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已经建立。

（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内部的思想斗争

11954年，毛泽东发起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掀起了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21955年，毛泽东发起了对文学理论家胡风及其“集团”的镇压。

经过批判胡适思想和镇压胡风集团，“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已无法再生出积极的意义。

（三）“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五四”的传统仍然断断续续地发挥着影响。

1“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分类

这一时期的作家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第一类作家主要来自左翼文学阵营和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胡风就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2）第二类作家是一批数量众多的游离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老舍、巴金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3）第三类作家是指那些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地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并不愉快的回忆，或者虽然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的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是格格不入的，沈从文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家的代表。

2作家面对的文化困境

“五四”新文学传统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

3文学创作的困境

（1）除极个别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如历史题材）创作出较好的作品外，绝大部分前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优势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们的抒情变得空洞无力，写实变成图解时事，在创作方面不仅数量下降，而且艺术质量上也失去了魅力；

（2）真正体现出“五四”精神成果的，是许多在当时不能发表、也没想到要发表的潜在写作，如被剥夺了写作权力的“七月派”和“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等。

二、胜利者的政治抒情：《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了》是胡风于1949年底到1951年上半年创作的大型交响乐式的长诗，它是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的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对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等创作特点具有典型意义。

（一）创作背景

150年代初期是一个旧的文化规范不适应新的形势、新的文化规范正在酝酿的新旧交替时期；

2这一时期，思想理论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了一时的风气，文学创作反而相对寂静，这与时代表面所呈现的轰轰烈烈状况成了不协调的对照。

（二）颂歌的创作主题

1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政治抒情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歌颂上，有些诗人（如艾青、徐迟等）也初步尝试了歌颂题材的创作；

250年代以后，为满足表现“新的人民时代”的题材与主题的要求，“颂歌”便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

在内容上，主要是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表现为互有联系的两个方面：

（1）对于时代——人民革命的时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及其主人翁——工农兵群众的歌颂；

（2）对于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

“颂歌”样式成为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主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领袖个人的颂扬达到了登峰造极，歌颂的构思方式也日愈模式化。

（三）《时间开始了》的典型意义

1内容结构

这部作品有五个乐章组成：

第一部《欢乐颂》，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奋起反抗的几个光荣典型；

第三部《青春曲》里，诗人将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这是一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诗，可惜诗人当时并未全部完成；

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的英魂进行灵魂的对话，非常深情、真挚地写出了先烈们的生活剪影与灵魂真实；

最后一章为《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

2创作特色

（1）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以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会议、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

（2）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诗、凝重的叙事体诗和轻快的抒情体小诗相交替的诗体结构，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分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3）全诗用相当个人化的语言叙述了诗人与几个先烈之间肝胆相照的动人故事。所谓“个人化的语言”指的是诗中抒情主体既是十分具体的诗人自传形象，又融合了某种庞大的共同性的时代声音，后者是通过前者的真实而不是概念化的感受来表达的。

3作品评价

（1）正面评价

这部长诗包容了以颂歌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的许多必要因素，特别是强烈的抒情主体的塑造，其独创程度是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等后来者难以企及的；

（2）负面评价

①“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具有的缺点，诸如诗歌语言的不精炼和“颂歌”体的程式化；

②无节制的主观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等等，在这部作品中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

③其巨无霸式的结构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也是这部长诗所特有的缺点。

三、寻找时代的切合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写歌颂性的作品时态度比较谨慎，很少将抒情主体扩大为“时代声音”，而是通过发扬主体的积极因素来寻找与时代的切合点。散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创作背景

150年代以后，巴金作为一位有声望的进步作家虽然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他原来的政治理想变得不合时宜，他也主动放弃对信仰的宣传，保持热情的文风，抒写对新的政权和新的时代的歌颂；

2巴金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有官方安排的各种出国访问（包括到朝鲜战场去“体验生活”），然后写出各种游记、随感和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虽然写得不少，但在这种急功近利的写作动机下很难发挥他的创作优势，他所擅长的抒情艺术也显得琐碎而空洞。

（二）创作特色

1用纯客观的叙事方式带领读者身临其境地参观集中营，从进入到结束，让历史事实在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流淌；

2套用参观记的叙事结构，将许多材料与集中营所展览的内容浑然一体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完整、丰富、有机的统一；

3刻画了一个冷静、坚强的波兰人阿来克斯的形象；

4人道主义是其内容的重要构成之一，在写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时，将自身的人道主义的痛苦与50年代初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立场有机地吻合起来。

四、潜在写作的开端：《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是沈从文最后的创作生涯里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

（一）创作特色

1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

２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

（二）文学史意义

当代文学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一股创作潜流，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通过不公开发表的私人性文字以及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在今天看来更具有文学史的价值。沈从文的这篇手记，是这股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