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616中国古代文学考研真题（回忆版）及详解

一、名词解释

1．两都赋

答：《两都赋》是东汉文学家、史学家班固创作的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上下两篇。赋意在表明东汉定都洛阳的正确性。《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蔗、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首都长安。这篇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在形式上皆受其影响。

2．文章四友

答：文章四友指初唐诗坛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位诗人，其中杜审言成就最高。他们的诗歌多宫廷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贫弱，文辞浮艳。内容上多为分题赋咏和寓直酬唱的“台阁体”诗，但在诗律和诗艺研练方面为唐代近体诗尤其是五言律诗的定型起到推动作用。

3．吴江派

答：吴江派是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璟。向来认为属于此派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等。沈璟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本色”。沈璟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璟过分强调音韵格律，主张宁肯“不工”，也要“协律”则导致了不少弊病。

4．《新中国未来记》

答：《新中国未来记》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小说。该小说开文“话表孔子降生后2513年，即西历1962年”，中国维新成功，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预言其后六十年后“新中国”的壮盛繁荣，仅撰成5回。其中一位主人公名叫黄克强，主张君主立宪；另一位李去病主张法兰西式革命，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新中国未来记》在形式上很明显的受到英国小说《百年一觉》和日本小说《雪中梅》的影响。

二、论述题

1．试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答：《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空前成功，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廷说讽谏之辞，不同意见的辩难之辞，都从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可说是《战国策》说辞的主要特色。《战国策》的语言艺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引类譬喻的游说讽谏之辞

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楚策四》载庄辛说楚襄王，庄辛针对楚襄王淫逸侈靡、不顾国政而进谏，说明国君如此行径必遭杀身之祸。他运用四种譬喻，即蜻蜒为五尺之童所黏捕，黄雀被王孙公子射杀，黄鹄被射者捕获，蔡圣侯因放荡逸乐被楚大夫子发用绳索捆缚。四种譬喻，由小到大，逐渐过渡到楚顷襄王本身，指出其所作所为，正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

（2）多用寓言掌故的辩说之辞

《战国策》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如《燕策二》苏代以鹬蚌相争，说赵惠王不应伐燕，以免强秦坐收其利。这类例子《战国策》中俯拾皆是，如“画蛇添足”(《齐策二》)、“狐假虎威”(《楚策一》)、“南辕北辙”(《魏策四》)等等。这些寓言大都即事编撰，独出心裁，比附现实，以表情达意。用具体的形象概括抽象的道理，表现出极强的艺术力量。

（3）多用对偶排比的行文风格

《战国策》的铺张扬厉，气势充沛，还与行文的夸张铺陈，大量运用对偶排比有关，如《赵策三》“鲁仲连义不帝秦”，列举了周烈王之斥齐威王，殷纣王之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齐闵王之欲仆妾邹鲁等，肆意夸张铺陈，极言尊秦之害。又如《齐策一》记苏秦说齐王合纵，极力夸张渲染齐国之强，临淄之胜，排比对偶层出不穷，文辞瑰丽多姿。

（4）长于铺张渲染的叙述语言

与其游说之辞一样，《战国策》的叙述语言，也长于铺张渲染。“苏秦始将连横”(《秦策一》)写苏秦说秦王不行时的狼狈之状，发迹后路过家乡时的踌躇满志，“荆轲刺秦王”(《燕策三》)写荆轲易水送别时的慷慨悲壮，都是典型的例子。《战国策》的描写有时相当精细。苏秦刺股(《秦策一》)，触龙入朝(《赵策四》)，邹忌窥镜(《齐策一》)等，写的都是琐屑细节，却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

总之，《战国策》辩丽横肆的文风，雄隽华赡的文采，是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2．谈谈你对“诗到元和体变新”的理解。

答：白居易在《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一诗中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其“诗到元和体变新”指的当是中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体改革。

中唐时期，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提倡重写实、尚通俗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其近源则是杜甫的创作。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同时向民歌学习。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白居易“诗到元和体变新”之说正是谓此。

张籍、王建等的重写实、尚通俗的乐府创作取得了很高成就，元稹也创作了大量新题与古题乐府，而在新体乐府诗创作中成就最大的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既要真实可信，又要浅显易懂，还要便于入乐歌唱，而写诗的目的则是补察时政，所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观刈麦》、《新乐府》中的《卖炭翁》、《秦吉了》等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批判社会现实，干预时政。自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在后世则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白居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和新的风格，并对当时的社会丑恶进行了最大胆的指斥和抨击，这一点，是值得钦敬的。

总之，中唐元和年间以元白等人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对诗歌进行的重写实、尚通俗的创作改革，开创了“新乐府”这一新诗体，推动了诗歌创作的世俗化倾向，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3．试论欧阳修散文的特点

答：欧阳修主张文道并重，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从而为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散文主要有以下特点：

（1）内容充实，形式多样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

（2）注重抒情，情文并至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例如《释秘演诗集序》中的一段，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3）体裁多样，各得其宜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文赋，其名作《秋声赋》即文赋的代表。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为四六注入新的活力。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时人称赞他：“文备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

（4）语言简洁，平易自然

欧文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环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

总之，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4．试论《水浒传》“替天行道”思想

答：“替天行道”是《水浒传》中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高举的旗号，也是他们的自我定位。“替天行道”是奸逼民反的产物，同时又被作为“忠义”的代名词而标举，是《水浒传》全力颂扬的观念，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替天行道”是奸逼民反的产物

《水浒传》中描述的许多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比如宋江。宋江作为“忠义”的化身，一直坚持尽忠为国，直到江州劫法场之后，实在不能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他才被迫上梁山，并举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而之所以要“替天行道”，就是因为“天道不行”。《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正所谓“奸逼民反”。一心要为国尽忠，却没有出路，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替天行道”，以达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目的。所以，“替天行道”是“奸逼民反”的无奈之举，是尽忠保国的另类出路。

（2）“替天行道”的实质是“忠义”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忠义”乃是《水浒传》的核心思想，《水浒传》的第一主角宋江就是“忠义”的化身。宋江上梁山之后，遵从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确立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由此可见，《水浒传》中所宣扬的“替天行道”实质就是“忠义”。

（3）“忠义”的内涵

“忠”与“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特别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因“忠义”而使宋江的聚义梁山有别于一般的造反起义。“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同时“忠”字中也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字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对于那些离开土地的市民、商人等“三教九流”的人来说，维护异姓关系的基本规范“义”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小说着力讴歌“仗义疏财，济危扶困”。《水浒传》所极力歌颂的“忠义”是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基本精神。

总之，《水浒传》中宣扬的以“忠义”为核心的“替天行道”思想反映了“奸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民众对忠义英雄的推崇，对正义的渴望。《水浒传》的“替天行道”作为一种被广泛推崇的价值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诗歌赏析

《白帝城最高楼》

杜甫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赏析：

本诗是唐代宗大历元年春未夏初，杜甫从云安迁居夔州，在白帝城登楼眺望时所作。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首联写的是白帝城既高又险的地势。起句突出“白帝城最高楼”之高：城高路险，城头遍插旗帜，而旗帜亦愁城楼高险，则人愁不言而喻。以“尖”字来形容城，突出了城的险峻。白帝城楼高耸于此缥缈之际，凌空若飞，诗人驻立楼前，极目四望，胸襟益开。其立足之高，视野之阔，使得全诗在未展开之前已笼罩于一种雄奇壮丽的气势之中。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一联是写楼头所见：忽而江峡若裂，云气昏晦，纵横怪石似龙盘虎踞，横卧波心；忽而江清水澈，日照当空，滩石于粼粼光影隐耀之中，又如鼋鼍怡然嬉游，阴晴气象殊异，而动人之处各不相让，两句并举，将楼头观景的倏忽万变写得活灵活现。此联采用了由实转虚的艺术手法。虚实相间，将当时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潜伏的危机隐隐约约地表现了出来。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扶桑，为古神话中东方日出处一种神木，长约数千丈；弱水，为古神话中西方昆仑山下一条水流。此处是诗人登高临深，不禁心驰神往，设想出虚幻之境：如见扶桑西边的枝条正与山峡相对，弱水东边的影子似与长江相随。此前的诗人用此二典，一般是“东观扶桑曜，西卧弱水流”（曹植）的写法，而杜诗反向用之，是紧扣诗题，极力渲染城楼之高，可望扶桑西向；极言江流之远，可接弱水东来。以虚境写实景，于虚实之间传达神韵。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诗人的目光又从愈见虚渺的远景上落回楼头，孑孑老者，倚杖望空，情境与首联“独立”句相似，面对苍茫浩荡之江水，立此险峻峭拔之峰，心与物化，问“叹世者谁子？”似已达到忘我境界。但毕竟执着难遣，惟有泪洒天畔。诗人一生漂泊，年逾半百仍不得归所，写此诗时离安史之乱平息不过三四年，朝野间百废待兴，国恨、乡愁，平生叹喟，郁积于胸，只有回首归去，让这地老天荒的萧瑟苍凉之感逐渐淡化消释于心罢了。

这是一首句法用律体而音节用古体的拗体七律，其情绪勃郁，声调拗怒，互相配合，突破了七律中传统的和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加上格局严谨，首联叙写楼高，二联摹写近景，三联拟想远境，末联感慨身世，起、承、转、合，诗法井然。正如清人王嗣奭《杜臆》评“此诗真作惊人语，是缘忧世之心，发之以自消其垒块，叹世二字，为一章之纲，泣血迸空，起于叹世。以迸空写楼高，落想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