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生命意识、中国文化与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一个由学“术”而达致“求道”的无限过程，近似于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们的刻苦修炼。但差别在于，我们的旨归是为了更好地考察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中的各类鲜活具体、生动真切的感受、体验、启悟与深思，而不是为了脱离人世去超升到圣人、真人、“西天乐土”或上帝、真主、理式、绝对精神的彼岸世界。学术研究也是为了生命的存在更其亮丽、生命的价值更其高扬、生命的意义更其昭彰。为了新奇出众而刻意别立新说，那样偏执的研究动机反倒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误入迷途”而偏离实际状况甚远。需要提倡一种致力于“实证+诗学”的双向建构，为学术理论研究揭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有利于回答对生命科学、文学各自能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的质疑。

讨论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系列问题之前，需要先设定这一系列讨论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否则不论后续的辩难与建设是否精彩，因前提不明而可能危如累卵，如沙地起高楼一样无法牢固。因此，本书建立在如下四项研究预设（有如几何学里的公理，视为展开推理论证的前提）之上：

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擅长玄思；那么中国的文化则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文化，长于形象直观。

中国的艺术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艺术。

中国的文学本来就是一种充满生命意识的文学。

建立在这样一种生命文学基础之上的文学研究乃至文化批评甚至范围更其广大的文化研究，天经地义就曾经是（尽管有曲折和中断）、现在是（尽管依然众说纷纭）、将来更有可能是一种无可限量的生命诗学，是呈现生命的丰盈繁复而又壮硕奇绝的文艺学。

当我们把文学乃至文化视为生命当然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本真、最自然、最具有人类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觉得文化与人类生命是同一的，文学也就天然地寓于人类的生命之中。此时，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就有物我和谐置换的“天人合一”生命宇宙观（既非汉代董仲舒侧重的“以人合天道”，又非反其道的以天合人道）油然而生。此时，不存在文学与文化的对立，他们都殊途同归于生命之“道”。文学与文化都不过是万般神通的一二“小术”，唯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才是“空空”的“大道”。执是之故，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实在不过是一个由学“术”而达致“求道”的无限过程。这种历程有一点儿近似于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们的精诚专一、刻苦修炼。但是，关键性的分殊在于，我们的旨归是为了更好地考察活生生的人类生命中丰盈繁复而又壮硕奇绝的各类鲜活具体、生动真切的感受、体验、启悟与深思，而不是为了脱离人世去超升到圣人、真人、“西天乐土”或上帝、真主、理式、绝对精神的彼岸世界。我们是现世的，而非出世的；我们的现世又是热爱生命、复归于生命那自然本真而鲜活迷人的活动过程，不是以伦理教化纲常（如儒教之类）为旨归的。所以，这样一种“入世修行求道”的学术研究，本身也是为了生命的存在更其亮丽、生命的价值更其高扬、生命的意义更其昭彰。所以，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其研究方式本身就需要与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和鉴赏的现象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但它决不可以被误解为脱离文学活动、脱离社会现实，它不应该是隔绝于现实的象牙塔。它需要祛魅、去蔽，更需要敞亮我们人类群体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化的生活。

笔者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一再提倡有似于王蒙的“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打通学院派与生活派的壁垒”之类观点，但毋庸讳言，文学研究毕竟与文学创作活动不同。就本性而言，文学是超然于现实中具体的实用功利之外的“入世”，具有其特定的独立自主性。但“文学本身”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承载或折射着人类社会中的经验、体验、感悟、风俗、民心，就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的主流倾向那样，想让文学封闭为审美乌托邦的自律，就实际情况言之，确乎颇有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文学研究的触角到底应该伸展到哪里？应该说，文学研究是对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活动（包括创作、鉴赏、制作、传播、管理等方方面面）的研究。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循一元论、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和宏大叙事，也需要对审美乌托邦、形式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乃至怎么理解都行的文学观保持足够的警觉。

本书的任务是对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现象的各类研究成果做出梳理、分析、评价和再探讨。质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批判是一种“对研究的研究”之后设研究、对理论的再理论，对批评的再批评，是对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学术史的清理与重新估定，考察对象限定在“文学研究界有关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现象的各类研究成果”，考察的范围是“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考察时限设定在从20世纪90年代至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之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到2005年盛夏之间。研究的问题旁涉到由国外引进的理论批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等现象时，才会对那些相关命题做出简括而必要的论述；当研究的问题不得不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才会力求对那些更早的源头提要钩玄。这样的学术研究积累，比之在当前泥沙俱下的“众声喧哗”中依靠“价值先行”而再度勉为其难地加入一己之“说”，更具有学术研究或学术史的价值。

在当前各家各派纷纷急于表达出自己的声音以便宣示自己的存在，担心在话语爆炸的信息时代里被湮没无闻的时候，“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古人格言犹可垂训当世。与其眼热心烦、跳大神、赶集一般地参与各种论争热点和喧哗新潮，还真不如静下心来，细心搜集、阅读、整理、分析、比较在有关主要问题和关键点上，各家各派是如何研究和论争、论证的，爬梳文脉、清理思路、沙里拣金，寻弋出各派文学论争热点背后的学科生长流变、嬗替，发现各自有助于学术积累、学术进步的因素，澄清各自遮蔽、忽视的理路、死角，挤压出学术泡沫，梳理、比较各自的贡献与不足，弥补、修缮而整理出一个力求较为完整、合理、充实的研究理路、方法、视界，展现出现阶段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界的成长路碑，则可以对文学研究的后续学术发展，提供一个文献的索引、阶段性成果的汇集、经验教训的某种总结、研究理路与方法的一种标识，研究进展的一个参照文本……

这种闹中求静的学术清理，这种甘于寂寞中坐稳冷板凳的研究方式，注定了研究进展的烦琐、枯寂、缓慢，是在淡泊、冷清中看取滚滚红尘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澄怀净虑、明心见性”。

只有在这样的生命境遇下，我们才有可能做到把生命融入学术之中。学术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存在方式，如果一位学者、一个学术群体、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能够沉潜下来，专心致志于此事业，他就可以把他们一生的生命意义完全投入到特定的学术研究事业中而甘之如饴、无怨无悔！如果我们当代学人具备了这样的时代条件和如此“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他的研究课题又是有利于人类或民族生生的深层次思考，他能笃定心态，以满腔的热忱激励自己，以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自己，他又能“甘坐板凳十年冷”，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自己的学术思考来为民族的发展而“回顾”、而“忧患”、而“前瞻”……其学术就可能比那些热衷于为了现实的实用功力（如职称、权力、奖金、名气、头衔）而去“快速出击”“速见成效”“吹糠见米”的“学术炒作”要来得精纯许多。在这众语喧哗，甚至佯狂叫嚣的文坛名利场，上述努力，即便不是公认的学术情怀，也可以标识一种学术研究的路标、态度和价值选择，即便愚笨之至，亦可为人、为己立一个脚印。这也算文学研究的一种价值吧。此种追求，需至诚、至精、至纯的修为，需要克服红尘往事的羁绊，需要超越儿女情长的羁縻，亦当超脱凡尘之内功名利禄、青史留名的诱惑。笔者实乃俗子愚夫，驽钝之至，唯肯付出笨拙之劳，在他人悟性高超、风云际会又能速见成效之时，尚肯守拙数十年，退入茅棚陋舍，啃这些耗时费力、聚讼纷纭而不能“多快好省”，因而也不再被功利至上的“学界追星族”们持续青睐的研究课题。好在此种学术不是为了时尚而写作，不是做“敲门砖”去承仰鼻息，也未必是一心为饭碗计的稻粱谋。数一数数十年来凋落的青丝，通宵达旦的结果是早生华发、老之将至。放弃了多少应酬、仪式、礼节、亲情、游览、赏光、倚重、喝彩……退居陋室、埋首资料馆，反复做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低头在电脑前二十余年夜以继日地写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名言诚然不错。但是，真的要在躬行数十年之后，方始品出个中三昧！

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圆融地相互交汇着的。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我们“五四”以来分类明确的纯文学观念大不相同，它是一种大文学或泛文学观念。其不足早已被新文学倡导者们痛诋了个够。于是，在20世纪的文学转型中我们一直在延续着“五四”以来文学观念的衍变样式。可是，“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19世纪中晚期的观念。当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一再颠覆先前的文学观念时，我们又感到了自己新文学观念的“老不中用”，无法与“世界最前沿”的发展同步共振、齐力前驱。于是，本来水乳交融的文学与文化，现在竟然对立起来。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当一些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研究的人，把文学视为明日黄花，他们逃离文学而去拥抱“文化”新欢。这种价值选择本来也是一种可供尝试的探索，其间充斥着得失、利弊、因革，乃至研究者身份、价值、立场与观念的复杂状态。这些问题非常值得平心静气地加以发掘、梳理、评估、再度开发。但现在，对“文化”的界定远超过一万种之多。终于出现了一种文化被泛化的偏向，什么都是“文化”。甚至许多反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与人道天伦的畸形状态、灭绝人性的特异行为只要一旦冠以“文化”一词修饰于后，再低劣、再粗俗的东西也都可以冠冕堂皇地成了公众面前可以不厌其烦而毫无羞赧地大讲特讲的“文化”。比如什么“行为艺术”“天体运动”“厕所文化”，乃至连语法和逻辑都不通的所谓“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之类的隐私曝光热卖……这种种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现象，当然也就进入了“文化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的视域。它们猎奇矜异、不同凡响，时或凭标题的惊人耳目赢得“收视率”“上镜率”“注目率”。但是，当我们沉下心来深究它们的时候却发现，一而再地以偏执的心态、煽情的笔调重复拷贝，为了眼球经济而挖空心思制造卖点的暴露隐私的写作，这些个写作活动能有多大的文学意义？这样的文学研究又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意义？那些大量充斥于“另类”社会生活和亚文化领域中的“意义”里，有多少是可以通过逻辑上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可以互逆推理而能够得到证实或证伪的？经得起这样的检验之后，剩下来的成果里，将会有多少能够成为相当程度上具有一定可公度性的言说或命题？我们常常听、说、读、写到大量的言说与文章，其中有不少颇具煽动听众或读者情感、情绪之才，但是细加推究，却发现那些东西其实是一些颇具小聪明的、光怪陆离的“意见”“姿态”“立场”或“偏爱”，却很难用它们顶替、纳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层面去精审地拷问。于是，我们真的非常迫切地需要掂量一下，在时下“众语喧哗”的文坛学界，各种“意见”“姿态”“立场”“身份”“旗号”们，其正面建设的意义和负面破坏的价值究竟如何，严肃的学人将不能不反思我们的学术存在、学术意识、学术价值、学术生命等核心问题！

因此，笔者试图摆脱我国长久以来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又不肯一厢情愿地返回到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里去。希望立足于当下新涌现出的众多文学新景观（包括一些“新体”“变体”和“另类”）来重新思考什么是当下状态以及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势的那种“文学”，然后再从那种新颖而开阔的文学视界出发，看取当前的“文化研究”热。概括地说，笔者的研究是：先在新潮文化景观中看取文学，再以开放的文学立场、视角、价值尺度评判当下的当代文化。在做出这种回流互动研究的同时，试图对一些文学现象做出切实的个案分析。这样做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和那些耽于体系建构却“剪裁”“忽略”人类实际境遇的先验设想、主观立论、从概念到概念的“价值先行”研究道路相区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层面，老老实实地做一些自己能够做得出，甚至已经做出一点点特色的研究。有多少积累和水平就做多少研究，占有多少第一手材料就只说多少话，至于此外更大的空间，不是不可以涉猎、推导、猜想——笔者也在多番尝试去做这种努力，以避免“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但所有的推导都要极为谨慎小心，要有可靠的语境与文献两方面的充分依据；不得不做出判断时，也尽可能指明适用的条件和范围，采用特称判断或单称判断，尽量不用全称判断或“全知的上帝叙述视点”。这样做既是为了尊重事实，也是力求避免在学术上歧途丛生。另一方面，当笔者看到我国大陆许多文学研究者转向文化研究后，往往是要么翻译西方最近时期的理论成果或个案分析，要么借用西方新观念来泛泛地谈一些在我国当前社会条件下与文学甚少沾边的“文化”。而且那个文化既大而无当、无边无涯，又毫无定性、随时可圆可扁，令认真到“犯傻气”的我辈不才学人不知该怎样着手和他们坐实对案。笔者一直在想，当前正在“热”头上的文化研究，如果不能拿出一批扎扎实实的成功个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示范于人——供人们鉴赏、批评、揣摩，就很难在当下的中国扎下根来。其实，就思想观念比前贤的激进程度和创新程度而言，当年，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学”未必就比梁启超、黄遵宪的“文学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卓越到哪里去。如果不是杀出一个鲁迅，用《狂人日记》证明“新文学”的“实绩”，两位务虚的理论旗手单凭宣言和那本《尝试集》之类的打油诗就想把文言文扫出文场，怎么可能呢？所以，提供扎实、深入、厚重的个案实绩在当前大陆学界就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于人文学术的价值有类于横渠四句所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的抱负。

本书稿经多年打磨，并在大学开设的专题课教学中与同行、学生们多番反复研讨辩难，许多篇章经历了二十次反复修改。依据近年来本研究领域的最新态势，笔者又重新设计了课题的整体框架，更新了研究思路、研究方式，加深了国内外对本课题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与提要钩玄。笔者坚持一项治学原则：在客观、准确地陈述各家各派的观念、学说、理路、方法之后，才可以获得由我们去“接着说”的资格，力求采用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评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时留给后人的名言“要以同情的理解”心态去靠近真相。这种“同情的理解”就是研究者先放弃自己的偏好，先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合理依据。当研究者完全理解了研究对象之后，再以当代眼光重新做出合情合理的评断。

在课题的实施过程中，笔者竭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只搜集、梳理并复述出准确的文献材料，不能或不愿加以深入分析、辨别、证伪，仅仅以“信”为能；二是尚未占有尽可能多而信实的材料，就匆忙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先验预设出“一得之见”，匆忙宣示自己的学术存在。其实，这样的“见解”只能说是一种观点或意见，尚不能称之为学术。最后证明的结论都只不过是“印证”了在开始证明之前自己就已经先验地“构想”出来并偏爱有加的观点。至于这种“预先”构想出来的观点是否经过反复证明或证伪？其依据是否就像他们所宣称的符合科学、理性？是否在“一拍脑袋，灵感就来”的情况下被“预先构想”出来？倘若如此，就可以断定，其立论或学术展开的初始出发点上其实也是非理性的。自己已经无心或有意地违反了理性，却希望自己后来的工作“理性”起来，与此同时，却要求别人的研究从始至终严格坚持理性，这岂不是有违学术之道？接下来，犯的错误自然是已经沿袭了几十年的斯大林式老套——宁可用理论剪裁现实，也不用现实纠正自己“早先”已经得出来的理论观念。那么，如何才能够避免上述两种学术偏向的“中国式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语）的缺陷呢？笔者认为，应当致力于“实”学+“诗学”的双向建构！

在这一探索历程中，由跟踪国内前沿到跟踪国际前沿，从跟着人家说到和人家最新的说法展开对话；从反思、检讨当今学术前沿，到发现并自我开辟新的学术生长点；从热衷国际前沿对话到反省中思考为中国大陆文学的发展提出有学理依据的策略和走向；最后确定为“对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梳理、考辨、探渊、分析、论争）”之研究，也就是说，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不是当前发生的文学现象界，而是“对文学现象界已经做出的研究成果”的后设研究。本课题梳理了对文学研究做出泛文化研究取向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论争之后，做出我们的学术批判。在学术批判之后，又提出我们对这种研究的反思。然后，笔者将文学研究界出现的泛文化趋向概括出四项具有可公度性的共识：扩大学科视野，消解传统学科界域，面临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最后概括出拓展与深化文学研究的两个方向转型和三个重大转变。有些问题其实是历时十余年坚持不辍的课题的进一步的推进，有些问题却是完全陌生的。这里有更新中蝉蜕的苦痛，也有身处峭壁悬崖的诚惶诚恐！

本书原来的指导思想是，突破学术研究常规所形成的平稳厚重、古板僵硬，叙述的语言试图飘逸灵动一些，话语也锋芒毕露一些、煽情一些，力求以“深刻的片面”来产生学术的轰动、影响力的飙升和读者大众的瞩目，以特异来求得一席之地，急惶惶地力争赶到学术的前沿去对话。笔者提出“六新”座右铭：新命题、新观念、新思路、新角度、新方法、新材料。但在课题实施中品尝够了辛酸苦辣后，现在颇有些返璞归真的况味了：其实，能了解清楚研究对象实际上究竟怎样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有准备地立出新说，这种新说也应该脚踏实地，不能夸奇矜异而与实际或学术规范渐行渐远。为了新奇出众而刻意别立新说，那样偏执的研究动机反倒有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误入迷途而偏离实际状况甚远。这又常常令我陷入挫败感和孤苦无为之中。除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外，只有“把学术当作生命存在的方式”视为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鉴于文学与文化批评在努力扩展学科视野、消解传统学科界限后暴露出的一系列缺失，文学研究必须深入它赖以存身并发展的语境中。为了使文艺理论能够真正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就要穿透经典文学的语境，深入具有现场性的、民间流动着的表演艺术中去，探究孕育文学的生命之源。在这样的探究中，需要秉持“从文艺的角度看取文化，再从文化的角度反观文艺”的研究立场和双向互逆（充分且必要）的研究视角，来发掘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及其引人深思之所在。

笔者坚持认为，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人生中或文学史上的一个个片段，而非真实的全过程。文学史应该研究的其实是文学真实的流动与写作的活动。那些民间口头的、现场表演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文学艺术史，而那些文人加工后“雅”化的资料文献、官修钦定本不过是历史中某些片断的标记，是被遗忘、忽略、遮蔽或虚构了的伪历史及其想象。我们需要依据这些“证据”、文物、编年，通过穿透文本的“精神回溯”，重构、激活那些流动在历史中的记忆。

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持有的态度则是：有多少积累和水平就做多少研究，占有多少第一手材料就只说多少话。至于此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情感空间，不论是记忆场所还是价值判断的领域，当铭记维特根斯坦的名句——“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应保持沉默”。这样做既是为了尊重事实，也是力求避免在学术上歧途丛生。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是证明或证伪的工作，不是“畅想”——那是文艺随笔甚至是科幻小说的任务。

考辨的功夫是艰辛寂寞又务必小心谨慎的工作。在做出细致、严谨的考辨、梳理之后，笔者以为，解决这些困境的路径主要有两种方向转型和三个重大转变。两种方向转型如下：其一，是在传统文学理论领域里发掘、突出一系列很有开掘价值而时下的学界较少去关注、较少沉潜下去深入探究的命题。比如，重复、差异、象征、通感、神韵、清空等范畴或术语的内涵，就非常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发掘、考辨、整理。传统的经典文艺学范围内依然有许多命题尚待开拓而非研究价值不再。其二，将严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而且集中研究经典文本）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文本赖以存在的语境研究。这个语境有文本内的语境，也有文本外的语境。对文学文本的语境研究中，尤其需要加强的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了的口头流传的、现场表演的活文学，将我们的研究重心由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非经典诗学：民间的、民俗的、口头流传着的文学艺术理论命题。在上述两种总的方向上做出拓展，将会实现观念与道路上的三个重大转变：其一，将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转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学理论；其二，将宏大叙事的理论指向转为非本质主义的主体间性艺术理论指向；其三，将集体化约的艺术理论方式转为个体间性的文学研究书写道路。笔者发现，还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在可资证明的材料不是十分丰厚的前提下，避免材料和观点不能充分保持同一，就不在此列出，而留下进一步撰写单篇论文的空间，留待将来进一步补充本书的筋骨。

倡导完成上述两个方向转型、三个重大转变，将使文学研究的空间面貌发生显著而十分有意义的变脸和伸展。总括上述三个重大的转向后，我们至少可以将经典化的文艺理论归纳出如下两方面的特征：①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②理论旨归的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与之相反，非经典的文艺理论的特征将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价值指向：①非经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非客观性、非实体性、文本间性；②其理论旨归的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③以对话交往为基础，克服以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去圈定事物。“凡是不合乎我的‘体系’的现象一概裁减掉，符合我的观念的就多多益善”，这样以自我为中心、为标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能发现的东西远不及被自己主观视野的局限而遮蔽的东西多得多；④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想重复西方思想史的怪圈——后起的理论一定要推翻前代理论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然后再等着更后起的理论来推翻它，最终僵硬地进入学术史陈列馆。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是一心想推翻经典文艺理论并取而代之，它不是“非此即彼”而主张“亦此亦彼”，是为文学艺术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提供多种可能性。

我们迫切需要克服文化生态上的“弑父情节”，尽力避免西方文化进化历程中的致命怪圈——“建立—破坏—新的建立—新的破坏”，其结果是每一套文学观念都速效而短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彼此递相步入文化演进历程之博物馆，徒具历史文物陈列的历史坐标意义。

本书从“学术界对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现象”的角度切入论题，梳理了这一课题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然后从观念的泛化、态度的迁移（比如，采用“抵抗投降”的方式来捍卫纯文学的崇高地位和纯洁性、以穿越文学壁垒的方式跳出去研究文化、把学者的身份作为看待彼此是否够格参与文学论争的依据、认定思想与学术的分化等）、兴起的国际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背景，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文学性”位移与其边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解构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人文精神与新理性、重写文学史、从文化诗学到经典文学理论，视图叙事与消费文化理论、文艺生态与批评九类学术论争，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学术主张与理路。随后，展开了我们的五项学术批判——研究重心之争与社会立场的分歧、能否回答新的文艺现象、视图形式是否凌越了纸媒文字、文艺生态是否可以提供人类中心与科技中心之外的第三种理论支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能成为当下中国有效的言说——以及建立在五项批判基础上的特定反思（发展的初始阶段，移植西方与本土适应的缺乏等）。由这些针对性非常具体而直截了当的反思，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四项具有共识性和可公度的评判——扩大学科视野的姿态、消解传统学科界域的努力、面临的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克服缺失的出路至少有三条：第一条是走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的道路。第二条则是坚持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坚持文化批评的多样性。第三条就是弥补彼此知识结构、才情结构的偏失，克服“眼高手低”“说话不腰疼”的积习，倡导“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以这四大评断为逻辑支撑，最后指出本课题研究者对文学研究两种道路和三个重心转向的设想。

提到评判的可公度性问题，就不能不提及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与对话的交往行动理论。其实，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学说是提供给人类一种新思路，一种新尝试的可能性。但是，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却很难做到“双方都没有优越性、成见、隐藏的动机和信念”，“杜绝事先构想其目的和结果”（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语）。当社会群体分化日益严重，甚至到了极端对立的地步，各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各执己见、不肯相让时，就会失去彼此沟通的平台而无法达成“对话”。

文学的理论思想建设不一定非得呈现出体系化特征才显得“高大上”，理论建设也绝非此一途径。如果像某些学者那样，试图重新将文学的或艺术的理论推向体系化的道路，那么如何避免以一种新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取代旧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所留下的历史性荒诞？或者依据同样陈旧、封闭的思维方式变成另一种“以新代旧”——“换汤不换药”的“思维循环怪圈”？不要总是觉得不能刻意建构出个像似有“体系感”的东西，就没有出息、抬不起头来。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策略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广阔地带形成一种扩展文学研究的新天地——“文化批评”：从中国本土发掘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案例，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语境相融合，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当下中国的共时态层叠，创生出中国式的文学研究的新范畴、新术语去参与国际对话。由此培植人类经验形态的新生，促进科际知识壁垒的破除，加强新的知识成果的整合，催动新文化形态的“凤凰涅槃”。这些努力，似乎可以成为比较可公度的共识，激发起关于文学理想图像的诸多富有共识性的想象。

我们时下里从文学研究的阵地“向外”突围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尝试，大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常常是“非法逃票”地借用了另一学科的概念术语、方法视角来立竿见影、现炒现卖地充作“解剖刀”，对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生硬、牵强地动手术。这样的跨学科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些言说方式和话语空间，借别的学科也是为了在文学中多显摆出一些“杂耍”。至于“所借用的学科知识是否被自己正确掌握”这类问题却并未得到严格意义上的自我反省。所借用学科里的那些“正统科班”们是否认可也无暇顾及。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绝对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爱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都是破坏多于建设、解构甚于建构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似乎是由研究课题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里各自经受过正规严格训练而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集合为一个共同的攻关小组。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建设并不容易，但起码要比那些文学出身的人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拿来”后很快就能够“得心应手”地操起手术刀的做法，其学科意义的规范性、严谨性要高出不少。单方面去快速突击、“偷师学艺”而“拿来”的手术刀，竟然可以十分自信地“宰割”那些原本有机天然或已经被扭曲阉割的文学，竟然不必为这种尚未取得“中西医结合门诊”执医资格就去做“宏大叙事”的大手术担心，竟然不必疑虑可能旧伤未愈又添新恙。这种做法不仅有违“跨学科”的初衷，即便是对提升文学研究的水准、优化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和增进艺术心性修养，未必有实质性的助益，徒然炫耀、摆弄出许多生吞活剥的新名词耍酷、炫人耳目。其实这些所谓的新名词，也仅仅是文学圈子里的多数人觉得新奇、陌生，对于这些名词术语所在的那个领域，这不过是基本术语或常识，一点都算不上新奇或陌生。至于拿来什么协同论、系统论、熵定律或当今大热的区块链、虚拟货币等炫酷的名词嵌入文学批评乃至文化批评的论文、著作里来，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文学的固有谜团或文化的当代生存困境，那实在令人可疑。至于操弄这些另一个领域的炫酷名词写进文学批评论文中的作者，其自身是否已经准确理解了这些名词术语，即便准确理解了，又是否正确而有效地运用到了文学身上而且确定无疑用到了该用的地方呢？请这些时尚新潮的弄潮儿们扪心反躬自问几个为什么。我们说，文化建设倡导反思，但反思者不能把“反思”当作手电筒一样的武器，只用来照射别人，却忘了也照射一下自己，通常情况下，“灯下黑”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起劲地照射别人的人，往往忽略了照射自己。这样一来，他自以为在“替天行道”、为真理驱散黑暗，却有可能最终发现：别的地方很可能被照亮了或者不怎么黑暗了，可是自己身边却成了手电筒最难照射到的地方！

为了使文艺理论能够真正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就要穿透经典文学的语境，深入到具有现场性的、民间活动着的表演艺术中去，探究孕育文学的生命之源。要实现从传统经典诗学理论到文艺民间现场活动的表演诗学的转型，从当代民间依然活动着的艺术形态里嫁接、生长出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口头流传、现场表演、即兴流动的诗学。那种具有普世性的、以研究文人个体创作中的经典文本为依托、以一元传统观念和范畴为圭臬、排斥流行文化、视民间的文艺形式为不入流的经典文艺理论，将转换为包含有更多非经典文艺在内的总体性诗学。这种“总体性诗学”是指具有部分区域文化特征或被分层的欣赏主体所采纳，研究同类群体延续的口传创作为依托，以交往对话理论为支撑，视民间现场活动为艺术浩瀚母床的总体性诗学。乌托邦式的理想性、普适性文学观不仅与现代经典之间可能相冲突，而且与口头文学之间也常常缺乏可公度性。

原初的文学本来是口语传承的、灵动的活性文学。贵族官僚和文人士大夫们越来越抬高书面的文学，导致文学的口语性、世俗性、灵动性、在场性、音乐性被逐渐剥离、排斥，而语言的文字化、书卷化、经典化、意义过度阐释化、案头化逐渐上升为正宗的形态。在广阔的书面文学领域里，我们几乎只能见到那些个被当时或后世“捧到”巅峰上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大量属于坐标系中间值的“常规”文学遭到冷遇。文学被历代的“实用主义”治学者予取予求地改装、歪曲、变形。经典化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理论旨归追求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则习惯于以偏概全、武断绝对、唯我独尊而无视事物的丰富复杂性。与之相反，侧重研究民间、民俗、口头表演文艺形态的、偏重非经典文艺理论的总体性诗学，其研究对象则具有非客观性、非实体性、文本间性，理论旨归在于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克服以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而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彼此平等沟通的话语交往平台。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是一定要推翻前代理论才可以确立自己，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是为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理论提供多种可能性。

我们需要提倡一种致力于“实”学+“诗学”的双向建构。为学术理论研究揭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有利于回答对生命科学、文艺学乃至文学各自能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的质疑。借助有中国民俗价值的文艺现象的深入解剖，能够从文学与文化的层面，为生命科学大厦的整体建构提供一个侧面的有效支撑，形成区别于苏联巴赫金式狂欢化的诗学理论、美国哈佛大学“帕里—洛德”口头诗学之外的，富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方式的东方文艺理论形态。

学术永无止境。本书杀青之际，笔者深深体会到这项课题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牵涉面极广、甚难把握，歧见迭出、难免挂一漏万，思潮更替甚快，诱人目迷神散，需要持续掘进。

总之，这是一个言犹未尽的缺憾，这是一项未完成的学术探险之旅，这是望见了学术的彼岸世界却永远无法企及的巴比塔，是与心中那学术的“上帝”编织心灵感应的海市蜃楼，是在人类精神宇宙的边缘地带自我拷问，是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交给宇宙精神并在其祭坛前所做的一次没有答案的对话……时不我待，许许多多的遗憾和期许都只能交给下一步新的开始。尤其在这个人文学术精神瘠薄、学术良知淡漠、学术标准时或被弃置一旁或权充摆设，学术氛围被狭隘偏颇的工具理性意识和急功近利的评价标准所裹挟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