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城乡关系的重构

迄今为止，人们已从社会分工、工商业发展、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生活方式、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来阐述城乡关系。城市首先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城乡分离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同时城市化还是一个人口集中的过程，包括集中点的增加、集中规模的扩大，将分散的人口重组为一种集中居住的模式。特别是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迁移，非农人口与农业外经济要素的集聚。从地理上看，城乡关系是城市和农村两种生存空间的区位关系，都市“是一个社会变迁的中心，一个人类行为改变形式的大熔炉”，都市与农村变化的“最重要的动力是各种不同生活形式的接触”。人口增长、产业分工、功能扩散，产生了诸多异质性的空间。进而，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社会意识和行为方式，衍生出国家社会、市民农民等多种分析模式。因此，城乡关系反映了权力、资本、土地、人口、资源、技术、知识等要素流动在不同组织单元内的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关注城乡对立的来源及其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和最终的消灭等问题，并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定的二元思维。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的城市工商业发展增强了城乡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城市对乡村的剥夺又扩大了城乡差距。农村在卷入大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利益，又不得不接受由于经济、政治差异而形成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城乡之间的对抗性超过了联系性，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随着当代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处于从传统到现代、分裂到统一双重格局的城乡关系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转变城市功能、解决城乡对立成为重要目标，但基于赶超战略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有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而以往的研究也通常将城乡关系的特征简化为政策变动期，将城乡关系划分为若干演变阶段，而对运作机制和要素流动的深入考察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