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DJ009）最终成果，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助出版。

统筹城乡发展，事关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转型奠定了现今城乡发展的制度基础，只有深入考察和了解当初的体制变革是如何发生以及在何种理念中产生的，敢于并善于找出掣肘城乡土地、资本、劳动力诸要素流动及城乡隔阂的症结所在，才能为“三农”问题和城乡一体化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式。

从历史角度看，江南在传统与现代交叉、结合方面，特征最为明显。在明清以来的历史时空内，江南道路既独特，又具有代表性。它的某些显著特征，如土地资本化、产业市场化、农村城镇化等，其实是理解近代中国口岸开放与区域崛起的典型案例。近代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工商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和农村中的社会经济分化，城市工业和农副产业构成了双向对流，城镇发展突破了政区划分的局限，其成长与腹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紧密相连，折射出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区域特色。

相对于近代，当代上海和周边地区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城市转型、升级并成为国家的工业基地。通过消费转向生产的投资拉动，国家建立了由农业剩余来为工业化城市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的支持模式，形成城市、农村两大经济板块。行政调配强化了要素的条块分割，过去经济中心地和所属地区构成的经济层级随之消失。同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确立、改革开放后又变革的城乡体制面临许多难题，需要人们深入思考经济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行政区划和利益格局十分复杂，行政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如江苏吴江盛泽和浙江嘉兴之间，就因麻溪河污染产生矛盾。2001年11月22日凌晨，嘉兴北部渔民自筹资金100万元，动用推土机、麻袋，自沉28条水泥船截断河流，堵塞盛泽至嘉兴间的航道。而吴江盛泽镇修建了从太湖引入饮用水到盛泽的全程管道，距离管道十里的嘉兴却不能接过来。嘉兴修了直通到海的排污管，盛泽也不能利用，需要重建一条。

学者们也在思考对策。上海的朱荣林提出两个方案：①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别行政区；②学习美国密西西比河管理局，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沈玉芳更提出，划入江苏和浙江的部分地区，扩大上海的行政边界。而江苏曾设想把分属无锡、泰州和苏州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三个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三江市”，但由于市管县（级市）的体制限制，最终不了了之。2001年底靖江、江阴成立两地沿江开发促进会，2002年8月又签订了“江阴靖江开发区靖江园区联合开发备忘录”。2003年2月15日，双方正式签订合作建设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协议，按照市场化机制共同建设沿江经济带，打破行政区域界限，联合开发长江口岸。而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和浙江的市管县，却恰恰是为了打破城市和农村腹地相隔离的改革。

因此，倘若能对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近代以来的城乡关系做出科学、全面的回顾与总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时期的城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展开深入分析，不仅可以理解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化模式与产权观念形成的制度约束，而且对于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合作和协同发展均有较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