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于莱之家
家里变得冷清清的。父亲死后，仿佛一切都死了。没有了曼希沃的粗嗓子，从早到晚就只听见令人厌烦的河水的声音。
克利斯朵夫发愤之下，埋头工作了。他因为过去希图幸福而恨自己，要罚自己。人家安慰他，或是跟他说些亲热的话，他都逞着傲气置之不理。他聚精会神干着他的日常工作，冷冰冰地一心教课。知道他遭了不幸的学生，认为他的无动于衷不近情理。但年纪大一些受过患难的，懂得一个孩子这种表面上的冷淡，实际是藏着多少痛苦，便觉得他可怜。他并不接受他们的同情。便是音乐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而仅仅是他的一项功课。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或者自以为不感兴趣，故意要把生活弄得毫无意义而仍然活下去，仿佛这样他才痛快一点。
两个兄弟，看到家中遭了丧事那么冷静，都害怕起来，赶紧往外逃了。洛陶夫进了丹奥陶伯父的铺子，住宿在那里。恩斯德当过了两三种行业的学徒，结果上了船，在莱茵河上走着美因茨和科隆的航线；他只有用钱的时候才回来一次。家里只剩了克利斯朵夫和母亲两人，屋子显得太大了；而经济的困难，和父亲死后发觉的债务，使他们不得不忍痛去找一个更简陋更便宜的住所。
在菜市街上，他们找到了一个三层楼面，一共有两三间房。地点是在城中心，非常嘈杂，跟河流，树木，所有亲切的地方都离得远了。但这时候应当听从理智，不能再凭感情做主。克利斯朵夫在此又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叫自己受些委屈。屋子的主人，法院的老书记官于莱和祖父是朋友，跟他们都认识的。这一点就足以使鲁意莎打定主意；她守着空荡荡的老家太孤独了，只想去接近一般不忘记她心爱的家属的人。
他们开始准备搬家。在那所叫人又爱又难受的，从此永别的老屋里，他们待了最后几天，深深体会着那种凄凉的情味。为了害羞或害怕，他们竟不大敢彼此诉说痛苦。各人都以为不应该让自己的感伤向对方流露。护窗板关了一半，房里阴惨惨的，两人在饭桌上急匆匆地吃着饭，说话也不敢高声，互相望也不敢望，生怕藏不住心中的慌乱。他们一吃完就分手：克利斯朵夫出门去做他的事，但一有空就回来，偷偷地溜进家里，提着足尖走上他的卧房或是阁楼，关了门，坐在屋角的一口旧箱子上或是窗槛上，不思不想地待在那里，而一走路就会东响一下西响一下的老屋子，有种莫名其妙的嗡嗡声填满他的耳朵。他的心跟屋子一样的颤动。他战战兢兢地留神着屋内屋外的声息，楼板的响声和许多细小莫辨而熟悉的声音。那是他一听就知道的。他失去了知觉，脑子里全是过去的形象，直要圣·马丁寺的大钟提醒他又得上工的时候才醒过来。
鲁意莎在下一层楼上，轻轻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脚步声听不见了，她可以几小时没有声音。克利斯朵夫伸着耳朵细听，不大放心地走下来。一个人遭了大难以后，就会长时期地这样动辄焦心。他把门推开一半：母亲背朝着他，坐在壁橱前面，四周堆满着许多东西：破布，旧东西，七零八落的杂物，都是她想清理而搬出来的。可是她没有气力收拾：每样东西都使她想起一些往事；她把它们翻过来转过去，胡思乱想起来；东西在手里掉下了，她垂着手臂，瘫在椅子里，几小时地在痛苦的麻痹状态中发呆。
现在，可怜的鲁意莎就靠回想过日子，回想她那个苦多乐少的过去。但她受苦受惯了，只要人家回报她一点儿好意就感激不尽；几道仅有的微光已尽够照明她的一生。曼希沃给她的磨折已经完全忘了，她只记得他的好处。结婚的经过是她生平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曼希沃固然是由于一时冲动而很快就后悔了，她可是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的，以为人家爱她也跟她爱人家一样，因此很感激曼希沃。至于丈夫以后的改变，她根本不想去了解。既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她只知道凭着谦卑与勇敢的本性去接受事实；像她这样的妇女是用不着了解人生就能活下去的。凡是自己弄不清的，她都让上帝去解释。一种特殊的虔诚，使她把从丈夫与旁人那里受到的委屈，统统认作上帝的意思，而只把人家对她的好意算在人家头上。所以她那种悲惨的生活并没给她留下辛酸的回忆；她只觉得衰弱的身体给多年吃不饱而劳苦的生活搅坏了。曼希沃不在了，两个儿子高飞远走，离开了老家，另外一个也似乎不需要她了，她就完全失掉了活动的勇气：疲乏之极，恍恍惚惚，意志已经麻木了。她正患着神经衰弱症，一般辛苦的人老年逢到意外的打击而失掉了工作的意义，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打不起精神来把袜子编织完工，把找东西的抽屉收拾好，连站起身子关窗的劲儿也没有；她坐在那里，脑子里空空洞洞，筋疲力尽，只能够回想。她觉得自己的衰老而为之脸红，竭力不让儿子发觉；而克利斯朵夫只顾着自己的痛苦，什么也没注意。当然，他对母亲现在动作说话之慢，暗中很不耐烦；但尽管这些情形和她往日的习惯大不相同，他也并不放在心上。
有一天他撞见母亲手里抓着，膝上放着，脚下堆着，地板上铺着各种各样的破布，才破天荒儿第一遭觉得奇怪起来。她伸着脖子，探着头，呆着脸，听见他进来不禁吓了一跳，苍白的腮帮上泛起红晕，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想把手里的东西藏起，一边勉强笑了笑，嘟囔着：
“你瞧，我整理东西来着……”
可怜的母亲对着往事的遗迹发呆的模样，他看了伤心之极，非常同情。但他故意用着稍微粗暴而埋怨的口吻，想使她振作一下：
“喂！妈妈，您这样可不行哪！屋子关得严严的，老待在那些灰尘中间，太不卫生了。上点儿劲儿吧，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好吧。”她很和顺地回答。
她勉强站起身子，想把东西归还到抽屉里去，但又立刻坐了下来，垂头丧气地让手里的东西掉在地下。“噢！不成，不成，我简直收拾不了！”她说着哭起来了。
他吓坏了，弯下身子摸着她的头：“唉，妈妈，怎么啦？要不要我帮忙？您病了吗？”
她不作声，只一劲儿地抽抽搭搭。他握着她的手，跪在她前面，想在这间黑魆魆的屋子里把她看个仔细。
“妈妈！”他有点儿揪心了。
鲁意莎把头靠着他的肩膀，眼泪直淌下来。
“孩子，我的孩子！”她把他紧紧地搂着，“你不会离开我吧？你得答应我，你不离开我吧？”
他听了心都碎了：“不会的，妈妈，我不离开您的。您哪儿来的这种念头？”
“我多苦恼！他们全把我丢了，丢了……”她指着周围的东西，可不知她说的是那些东西，还是她的儿子和死了的人。
“你会陪着我吗？不离开我吗？要是你也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不走的。咱们住在一块儿。别哭啦。我答应您得了。”
她还是哭着，没法停下来。他拿手帕替她抹着眼泪。
“您心里想着什么啊，好妈妈？您难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竭力静下来装出笑脸。
“我再想得明白也没用。为了一点儿小事就会哭起来……你瞧，我又来了……原谅我吧。我真傻。我老了，没精神了，觉得什么都没意思，我对什么事也不中用了。我真想把自己跟这些东西一块儿埋掉算了。”
他把她像孩子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
“别难受啦，您歇歇吧，别乱想了……”
她慢慢地静下来。
“真胡闹，我自己也难为情……可是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这位一辈子勤勉的老太太，弄不明白她的精力怎么会一下子衰退的，只觉得非常难受。克利斯朵夫只作不觉得。
“妈妈，大概您是累了吧，”他竭力装出毫不介意的口吻，“没关系的，您瞧着吧。”
但他在那里担心了。他从小看惯母亲勇敢，隐忍，对所有的磨折都不声不响地抵抗过来。这一回的精神崩溃使他害怕了。
他帮着把散在地下的东西收拾起来。她往往抓着一件东西舍不得放下；他就轻轻地从她手里拿走，而她也让他拿走了。
从这天起，他尽量多跟母亲在一块儿。工作完毕，他不再关在自己房里而来陪她了。他觉得她那么孤独，又不够坚强担受这孤独：把她这样丢在一边是很危险的。
夜晚，他坐在她身旁，靠近打开着的临街的窗。田野慢慢黑下来了。人们一个一个地都在回家。远远的屋子里，亮起小小的灯光。这些景象，他们见过千百次，可是不久就要看不到了。两人断断续续地说着话，互相指出黄昏时那些熟悉的、早就预料到的小事，感到很新鲜。他们往往半晌不作声。鲁意莎莫名其妙地提到忽然想起的一件往事，一些断片的回忆。如今身旁有了一颗对她怜爱的心，她舌头比较松动了。她费了很大的劲儿想说话，可是不容易：因为平时在家老躲在一边，认为丈夫、儿子都太聪明了，和她谈不上话的；她从来不敢在他们之间插一句嘴。克利斯朵夫现在这种孝顺而殷勤的态度，对她完全是新鲜的，使她非常快慰也非常胆怯。她搜索枯肠，只表达不出胸中的意思；句子都是有头无尾的、不清不楚的。有时她对自己所说的也难为情起来，望着儿子，一桩事讲了一半就停止了。他握着她的手：她才放下了心，他对于这颗儿童般的慈母的心不胜怜爱，那是他小时候的避难所，而此刻倒是它来向他找依傍了。他又高兴又悲哀地听着那些无聊的，除了他以外谁也不感兴趣的唠叨，听着那平凡而没有欢乐的一生的、微不足道的，但鲁意莎认为极宝贵的回忆。他有时拿别的话打断她，怕她因回想而伤心，劝她睡觉。她懂得他的意思，便用着感激的眼神望着他说：“真的，这样我心里倒觉得舒服些；咱们再待一会儿吧。”
他们坐到深夜，等街坊上全睡熟了的时候方始分手。她因为胸中的郁积发泄了一部分，觉得松快了些；他因为精神上多了一重担负，有点儿闷闷不乐。
搬家的日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不点灯火的房间里比平时逗留得更久，一句话也不说。每隔一些时候，鲁意莎叹一声：“唉！天哪！”克利斯朵夫提到明天搬场的许多小节目，想使母亲分心。她不愿意睡觉，克利斯朵夫很温和地催她去睡。但他自己回到房里，也隔了好久才上床。靠着窗子，他竭力透过黑暗，对屋子底下黑魆魆的河面最后望了一番。他听到弥娜花园里大树之间的风声。天上很黑。街上没有一个行人。一阵冷雨开始下起来了。定风针咯咯地响着。隔壁屋里有个孩子在啼哭。黑夜压在地面上，阴惨惨的，叫你透不过气来。破裂的钟声报出单调的时刻，一点，半点，一刻，在沉闷静寂的空气中叮叮当当，和屋顶上的雨声交错并起。
等到克利斯朵夫心中打着寒噤终于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下一层楼上有关窗的声音。上了床，他想到穷人怀念过去真是件可悲的事：因为他们不够资格像有钱的人一样有什么过去；他们没有一个家，世界上没有一席地可以让他们珍藏自己的回忆：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所有的岁月，结果都在风中飘零四散。
第二天，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把破旧的家具搬往新居。老地毯匠费休借给他们一辆小车和一匹小马，自己也过来帮忙。但他们不能把所有的家具带走，新租的房子比老屋窄得多。克利斯朵夫只能劝母亲把一些最旧最无用的丢掉。而这也费了好多口舌；她对无论什么小东西都认为很有价值：一张摆不平的桌子，一张破椅子，什么也不愿意牺牲。直到费休拿出他跟祖父老朋友的身份，帮克利斯朵夫一边劝一边埋怨；而这好人也了解她的痛苦，答应把这些宝贵的破东西存一部分在他家里，等他们将来去拿。这样，她才忍痛把它们留了下来。
搬家的事早就通知了两个兄弟，但恩斯德上一天回来说他没有空，不能到场；洛陶夫只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下；他看着家具装上车子，发表了一些意见，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他们在满是泥浆的街上出发了。克利斯朵夫拉着缰绳，马在泥泞的街面上滑来滑去。鲁意莎靠着儿子身边走，替他挡着雨。然后他们在潮湿的屋子里把东西安顿下来。天上云层很低，半明半暗的日色使房间更阴沉了。要没有房东的照顾，他们简直心灰意懒，支持不住。等到车子走了，家具乱七八糟地堆了一地，天已经快黑了。克利斯朵夫母子俩筋疲力尽，一个倒在箱子上，一个倒在布包上，忽然听见楼梯上一声干咳，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于莱老头，他先郑重其事地表示打搅了他亲爱的房客很抱歉，又请他们下去一块儿吃晚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满腹辛酸的鲁意莎想拒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高兴参与那种家庭的集会；但老人一再邀请，克利斯朵夫又觉得母亲第一晚搬来不应该老想着不快活的念头，便硬劝她接受了。
他们走到下一层楼，看见于莱全家都在那里：老人以外，还有他的女儿，女婿伏奇尔，两个外孙，一男一女，年纪比克利斯朵夫小一些。大家抢着上前，说着欢迎的话，问他们是否累了，对屋子是否满意，是否需要什么，一大串的问话把克利斯朵夫闹昏了，一句也没听懂；因为他们都是七嘴八舌，同时说话的。晚餐端了出来，他们便坐上桌子，但喧闹的声音还是照旧。于莱的女儿阿玛利亚立刻把街坊上所有的零碎事儿告诉鲁意莎，例如近边有哪几条街道，她屋里有哪些习惯哪些方便，送牛奶的几点钟来，她自己几点钟起床，买东西上哪几家铺子，她平时给的是什么价钱。她直要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才肯放松鲁意莎。鲁意莎迷迷糊糊的，竭力装作对这些话很注意，但她随便接了几句，证明她完全没有懂，使阿玛利亚大惊小怪地嚷起来，从头再说一遍。于莱老人却在那里对克利斯朵夫解释音乐家的前途如何艰苦。克利斯朵夫的另一边坐着阿玛利亚的女儿洛莎，从晚餐开始就没有停过说话，滔滔汩汩，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她一句话说到一半，气透不过来了，但又马上接了下去。无精打采的伏奇尔对着饭菜咕噜。这可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阿玛利亚，于莱，洛莎，都打断了自己的话加入论战，对红焖肉太咸还是太淡的问题争辩不休：他们你问我，我问你，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和旁人的相同。每人都认为别人的口味不对，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健全而合理的。他们为此竟可以辩论到最后之审判。
末了，大家在怨叹人生残酷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他们对鲁意莎和克利斯朵夫的伤心事很亲切地说了些动人的话，表示同情，称赞他们的勇敢。除了客人的不幸之外，他们又提到自己的、朋友的、所有认识的人的不幸。他们一致同意，说好人永远倒霉，只有自私的人和坏人才有快乐。他们得到一个结论，认为人生是悲惨的、空虚的，要不是上帝的意思要大家活着受罪，简直是死了的好。克利斯朵夫因为这些思想和他当时的悲观心理很接近，就很看重房东家里的人，而对他们小小的缺点视若无睹了。
等到他和母亲回到杂乱的房里，两人觉得又疲倦又抑郁，可不像从前那么孤独了。克利斯朵夫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因为疲劳过度和街上吵闹而睡不着觉。沉重的车子在外边过，墙壁都为之震动，下一层楼上全家都睡了，在那里打鼾。他一边听着，一边以为在这儿跟这些好人在一起，即使不能快乐，也可以减少些苦恼，固然他们有点儿讨人厌，但和他受着同样的痛苦，似乎是了解他而他也自以为了解他们的。
他终于蒙眬睡去，可是天方破晓就给邻人吵醒了，他们已经在开始争论，还有人拼命扳着唧筒打水，准备冲洗院子和楼梯。
乌斯多斯·于莱是个矮小的驼背老头，眼睛常带不安和郁闷的表情，红红的脸全是肉疙瘩与皱痕，牙齿都脱落了，乱七八糟的胡子，老是被他用手拈来拈去。他心地很好，为人正直，非常讲道德，从前和祖父也还投机。人家说他们很相像。的确，他们是同辈而且在同样的礼教之下长大的；但他没有约翰·米希尔那样结实的体格，换句话说，尽管有许多地方两人意见相投，实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造成一个人的特点的，性情脾气比思想更重要。虽然人与人间因智愚的关系而有不少虚虚实实的差别，但最大的类型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强壮的人，一种是身体软弱的人。于莱老人可并不属于前一种。他像米希尔一样讲做人之道，但讲的是另外一套；他没有米希尔那样的胃口，那样的肺活量，那种快活的脸色。他和他的家属，在无论哪方面气量都比较狭小。做了四十年公务员退休之后，他感到无事可做的苦闷，而在不曾预先为暮年准备好一种内心生活的老人，这是最受不了的。所有他先天的，后天的以及在职业方面养成的习惯，都使他有种畏首畏尾与忧郁的气息，他的儿女多少也有些这种性格。
他的女婿伏奇尔是爵府秘书处的职员，大约有五十岁。他高大、结实，头发已经全秃，戴着金丝眼镜，脸色相当好，自以为闹着病；大概这倒是真的，虽然病没有像他所想的那么多，可是乏味的工作把他脾气弄坏了，终日伏案的生活把身体也磨得不大行了。他做事很勤谨，为人也不无可取，甚至还有相当教养，只是被荒谬的现代生活牺牲了。像多数当职员的人一样，他结果变得神经过敏。这便是歌德所说的“郁闷而非希腊式的幻想病者”，他很哀怜这种人，可是避之唯恐不及。
阿玛利亚的做人既不像她父亲那一套，也不像丈夫那一套。强壮，活泼，粗嗓子，她决不哀怜丈夫的唉声叹气，老是不客气地埋怨他。但两人既然老在一起过活，总免不了受到影响；夫妇之间只要有一个闹着神经衰弱，不消几年两人很可能都变作神经衰弱。阿玛利亚虽然喝阻伏奇尔的叹苦，过了一会儿她可婆婆妈妈的比他自己更怨得厉害；这种从责备一变而为帮着诉苦的态度，对丈夫全无好处；他的无病呻吟给她大惊小怪地一闹，痛苦倒反加了十倍。她不但使伏奇尔看到他的诉苦引起了意外的反响而更害怕，并且她的心绪也搅坏了。结果她对自己那么硬朗的身体，对父亲的，对儿子的，对女儿的，也来无端端地发愁了。那简直成了一种癖：因为嘴里念个不停，她竟信以为真。极轻微的伤风感冒就被看得很严重，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揪心的题目。大家身体好的时候，她还是要着急，因为想到了将来的病。所以她永远过着惴惴不安的日子。可是大家的健康不见得因之更坏；仿佛那种连续不断的诉苦倒是维持众人的健康的。每人照常吃喝，睡觉，工作；家庭生活也并不因之松弛下来。阿玛利亚光是从早到晚楼上楼下的活动还嫌不够，必须要每个人跟着她一块儿拼命；不是把家具翻身，就是洗地砖，擦地板，永远是一片叫喊声，脚步声，天翻地覆地忙个不停。
两个孩子，被这种呼来喝去的，谁也不让自由的淫威压倒了，认为低头听命是分内之事。男孩子莱沃那，脸长得漂亮而呆板，一举一动都是怪拘束的。女孩子洛莎，金黄头发，温和而亲切的蓝眼睛还相当好看；要不是那个太大而长相蠢笨的鼻子使面貌显得笨重，带点儿愣头愣脑的表情的话，她细腻娇嫩的皮肤跟那副和善的神气，还能讨人喜欢。她教你想起瑞士巴塞尔美术馆中霍尔朋的少女像：画的那个曼哀市长的女儿，低着眼睛坐着，手按着膝盖，肩上披着淡黄头发，为了她难看的鼻子神态有点发僵。洛莎可不在乎这一点，她娓娓不倦的唠叨丝毫不受影响。人家只听见她成天尖着嗓子东拉西扯，老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仿佛没有时间把话说完，老是那么一团高兴，不管母亲、父亲、外祖父气恼之下把她怎样埋怨；而他们的气恼并非为了她聒噪不休，而是因为妨碍了他们的聒噪。这般好心的人，正直，忠诚，老实人中的精华，所有的德行差不多齐备了，只缺少一样使生活有点儿趣味的、静默的德行。
克利斯朵夫那时很有耐性。忧患把他暴躁激烈的脾气改好了许多。和一般高雅大方而实际冷酷无情的人来往过后，他对那些毫无风趣，非常讨厌，但对人生抱着严肃的态度的好人，更体会到他们的可贵。因为他们过着没有乐趣的生活，他就以为他们没有向弱点屈服。一旦断定他们是好人，认为自己应当喜欢他们之后，他就凭他的德国人性格，硬要相信自己的确喜欢他们了。可是他没有成功，原因是这样的：日耳曼民族有种一厢情愿的心理，凡是看了不痛快的事一概不愿意看见，也不会看见；因为一个人早已把事情判断定了，精神上得过且过地非常安静，决不愿意再让事情的真相来破坏这种安静，妨碍生活的乐趣。克利斯朵夫可没有这个本领。他反而在心爱的人身上更容易发现缺点，因为他要把他们整个儿的爱，绝对没有保留。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对人的忠诚，对真理的渴望使他对越喜欢的人越苛求，越看得明白。所以不久他就为了房东们的缺点暗中气恼。他们可并不想遮掩自己的短处，只把所有令人厌恶的地方全暴露在外面，而最好的部分倒反给隐藏起来。克利斯朵夫想到这点，便埋怨自己不公平，努力丢开最初的印象，去探寻他们深藏的优点。
他想法跟老于莱搭讪，那是于莱求之不得的。为了纪念从前喜欢他而夸奖他的祖父，他暗地里对于莱很有好感。可是天真的约翰·米希尔比克利斯朵夫多一种本领，能够对朋友存幻想；这一层克利斯朵夫也发觉了，他竭力想探听于莱对祖父的回忆，结果只得到一个米希尔的近于漫画式的、褪色的影子，和一些毫无意义的断片的谈话。于莱提到他的时候，开场老是千篇一律的这么一句：
“就像我对你可怜的祖父说的……”
于莱除了当年自己说过的话，其余一概没听见。
约翰·米希尔从前说不定也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友谊，往往只是为了要找个对手谈谈自己，痛快一下。但约翰·米希尔虽然那么天真地只想找机会高谈阔论，至少还有同情心，准备随时发泄，不管得当与否。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恨自己不是十五岁的少年，看不见下一代的奇妙的发明，没法和他们的思想交流。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行：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他没有相当的才具来利用这天赋，但多少有才具的人会羡慕他这种天赋！大半的人在二十岁或三十岁上就死了。一过这个年龄，他们只变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儿的时代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欢的，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脱腔走板。
老于莱真正生活过的时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多少生气，留剩下来的自然更贫弱可怜。除了他从前的那一行和他的家庭生活，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知道。他对所有的事都抱着现成的见解，而那些见解还是他少年时代的。他自命为懂得艺术，却只知道几个偶像的名字，提到他们就搬出一套夸张的滥调；余下的都被认为有等于无，不足挂齿。人家和他说起现代艺术家，他或是充耳不闻，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自己说极喜欢音乐，要克利斯朵夫弹琴。克利斯朵夫上过一两次当；但音乐一开场，老人就和女儿大声说起话来，仿佛音乐能使他对一切不关音乐的事增加兴致。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不等曲子弹完就站了起来：可是谁也不注意。只有三四个老曲子，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但都是大众推崇的，才能使他们比较的静一些，表示完全赞成。那时老人听了最初几个音就出神了，眼泪冒上来了，而这种感动与其说是由于现在体会到的乐趣，还不如说是由于从前体会过的乐趣。虽然这些老歌曲也有克利斯朵夫极爱好的，例如贝多芬的《阿台拉伊特》，结果他都觉得厌恶了。老人哼着开头的几个小节，一边拿它们和“所有那些没有调子的该死的近代音乐”作比较，一边说着：“这个吗，这才叫作音乐。”——的确，他对近代音乐是一无所知的。
他的女婿比较有知识，知道艺术界的潮流，但反而更糟：因为他下判断的时候永远存心要压低人家。既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没有鉴赏力，他可不愿意欣赏一切现代的东西。倘若莫扎特与贝多芬是和他同时代的，他一样会瞧不起，倘若瓦格纳与理查德·施特劳斯死在一百年前，他一样会赏识。天生不快活的脾气，使他不肯承认他活着的时候会有什么活着的大人物：这是他受不了的。他因为自己虚度了一生，必须相信所有的人都白活了一辈子，那是一定的事，谁要跟他意见相反，那么这种人不是傻瓜，便是存心开玩笑。
因此，他讲起新兴的名流总带着尖刻挖苦的口吻，又因为他并不傻，只要瞧上一眼就会发现人家的可笑和弱点。凡是陌生的名字都使他猜疑；关于某个艺术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批评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认识这个艺术家。他对克利斯朵夫的好感，是因为相信这个愤世嫉俗的孩子像他一样觉得人生可厌，而且也没有什么天才。一般病病歪歪，怨天尤人的可怜虫，彼此会接近的最大的原因，是能够同病相怜，在一块儿怨叹。他们为了自己不快乐而否认别人的快乐。但便是这批俗物与病夫无聊的悲观主义，最容易使健康的人发觉健康之可贵。克利斯朵夫便经历到这个情形。伏奇尔那种抑郁的念头，原来他是很熟悉的；可是他很奇怪竟会在伏奇尔嘴里听到，而且认不出来了。他厌恶那些思想，他为之生气了。
克利斯朵夫更气恼的是阿玛利亚的作风。其实这忠厚的女人不过把克利斯朵夫关于尽职的理论付诸实行罢了。她无论提到什么事，总把尽职二字挂在嘴上。她一刻不停地做活，要别人也跟她一样地做活。而工作的目的并非为增加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正是相反！她仿佛要拿工作来叫大家受罪，使生活变得一点儿趣味都没有，要不然生活就谈不上圣洁了。她无论如何不肯把神圣的家务放下一分钟，那是多少妇女用来代替别的道德与别的社会义务的。要是没有在同一的日子同一的时间抹地板，洗地砖，把门钮擦得雪亮，使劲地拍地毯，搬动桌子、椅子、柜子，那她简直以为自己堕落了。她还对那些事大有炫耀的意思，当作荣誉攸关的问题。许多妇女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假想自己的荣誉而加以保护的吗？她们所谓的荣誉，就是一件必须抹得光彩四射的家具，一方上足油蜡，又冷又硬，滑得叫人摔跤的地板。
伏奇尔太太责任固然是尽了，人并不因之变得可爱些。她拼命干着无聊的家务，像是上帝交下来的使命。她瞧不起不像她一样死干的人，喜欢把工作歇一歇而体味一番人生的人。她甚至闯到鲁意莎的屋里，因为她往往要停下工作出神。鲁意莎见了她叹口气，可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终于向她屈服了。幸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知道这种事。阿玛利亚总等他出去之后才往他们家里闯；而至此为止，她还没有直接去惹克利斯朵夫，他是决计受不了的。他暗中觉得和她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不能原谅她的吵闹：他为之头都疼了。躲在卧房里，一个靠着院子的低矮的小房间，他顾不得缺少空气，把窗子关得严严的，只求不要听到屋子里砰砰訇訇的响声。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地要特别留神，楼下最小的声音都引起他的注意。等到短时间地安静了一下，那透过楼板的粗嗓子又嚷起来的时候，他真是气极了，叫着，跺着脚，大骂一阵。可是屋子里沸沸扬扬，人家根本没觉得，还以为他哼着调子作曲呢。他咒着伏奇尔太太，希望她入地狱。什么顾虑，什么尊敬，都不生作用了。在那种时候，他竟认为便是最要不得的荡妇，只要能不开口，也比叫叫嚷嚷的大贤大德的女人强得多。
因为恨吵闹，克利斯朵夫就去接近莱沃那。全家的人都忙作一团，唯有这年轻的孩子永远安安静静，从来没有提高嗓子的时候。他说话很得体，很有分寸，每个字都经过挑选，而且从容不迫。暴躁的阿玛利亚没有耐性等他把话说完；全家都为了他的慢性子气得直嚷。他可是不动声色。什么也扰乱不了他心平气和与恭敬有礼的态度。克利斯朵夫知道莱沃那是预备进教会的，所以对他特别感到好奇。
对于宗教，克利斯朵夫的立场是很古怪的，而他自己也不大弄得清楚。他从来没时间去仔细想。学识既不够，谋生的艰难把精神都占据了，他不可能分析自己，整理自己的思想。以他激烈的脾气，他会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的信仰变成绝对的不信仰，也想不到和自己矛盾不矛盾。快乐的时候，他根本不大想到上帝，但是倾向于信上帝的。不快活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可不大相信。上帝会容许这种苦难与不公平的事存在，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把这些难题放在心上。其实他是宗教情绪太浓了，用不着去多想上帝。他就生活在上帝身上，无须再信上帝。信仰只是为软弱的人，萎靡的人，贫血的人的！他们向往于上帝，有如植物的向往于太阳。唯有垂死的人才留恋生命。凡是自己心中有着太阳有着生命的，干吗还要到身外去找呢？
要是克利斯朵夫过着与世不相往来的生活，也许永远想不到这些问题。但社会生活的种种约束，使他对这等幼稚而无谓的题目不得不集中精神想一想，决定一个态度；因为它们在社会上占着一个大得不相称的地位，你随处都会碰上它们。仿佛一颗健全的、豪放的、精力充沛的抱着一腔热爱的心灵，除了关切上帝存在不存在以外，没有成千成百更急迫的事要做！倘若只要相信上帝，倒还罢了！可是还得相信一个某种大小，某种形状，某种色彩，某个种族的上帝！关于这些，克利斯朵夫连想也没想到。耶稣在他的思想中差不多一点儿没有地位。并非他不爱耶稣：他想到耶稣的时候是爱他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到他。有时他因之责备自己，觉得闷闷不乐，不懂为什么他不多关心一些。但他对仪式是奉行的，家里的人都奉行的，祖父还常常读《圣经》；他自己也去望弥撒，还可以说参加陪祭，因为他是大风琴师，而且他的尽心职务可以作为模范。可是从教堂里出来，他不大说得清刚才想些什么。他努力念着《圣经》，叫自己集中思想，念的时候也有兴趣，甚至感到愉快，但不过把它当作美妙的奇书，本质上跟别的书并无分别，谁也不会想到把它叫作圣书的。老实说，他对耶稣固然抱着好感，但对贝多芬更有好感。星期日他为圣·弗洛里昂教堂的弥撒祭弹管风琴，他逢着演奏巴赫的日子，比演奏门德尔松的日子宗教情绪更浓[28] 。有些祭礼特别引起他的热诚。可是他爱的究竟是上帝呢还是音乐呢？有一天一个冒失的神父就这样打趣似的问过他，全没想到这句带刺的话惹起了孩子多少烦恼。换了别人决不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也决不会因之而改变生活方式，不要知道自己想些什么而恬然自得的人，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但克利斯朵夫的需要真诚已经到了添加烦恼的程度，使他对无论什么事都要求良心平安。一旦心上有了不安，他就得永远不安下去。他非常恼恨，以为自己的行为有了骗人的嫌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呢？可怜他在物质与思想两方面都没有能力独自解答，那是既要闲暇，又要知识的。然而这问题非解答不可，否则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假仁假义，而要他做这两种人都是办不到的。
他很胆怯地试着去探问周围的人。大家的神气全表示极有自信。克利斯朵夫急于想知道他们的理由，可毫无结果。差不多永远没有一个人给他明确的答复，他们说的都是闲文。有些人把他当作骄傲，告诉他这些事是不容讨论的，成千成万比他聪明而善良的人都不加讨论地相信了上帝，他只要依照他们的榜样就得了。还有些人居然生了气，仿佛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侮辱他们；这也许不是对自己的信仰顶有把握的人。另外有些人却耸耸肩膀，笑着说：“哦！你相信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啊……”他们的笑容是表示：而且又不费一点儿事！这一等人是克利斯朵夫最瞧不起的。
他也试过把这些苦闷告诉一个神父：结果是失望了。他不能正式讨论。对方虽是很殷勤，仍不免在客套中使人感到他和克利斯朵夫谈不上真正的平等；神父的大前提是：他的高人一等的地位与知识是毫无疑义的，所有的讨论不能超过他指定的界限，否则便是有失体统……这完全是不痛不痒装点门面的把戏。等到克利斯朵夫想越出范围，提出那个尊严的人物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就想法敷衍了事，先用长辈对小辈的神气笑了笑，背几句拉丁文，像父亲一般责令他祈祷，祈祷，求上帝来启示他，指引他。克利斯朵夫在这番谈话之后，觉得神父那种有礼而自命不凡的口吻，叫人屈辱得厉害。不管自己有理没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再去请教什么神父了。他承认这些人物在聪明与神圣的名衔上比他高；但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高级、低级、名衔、年岁、姓氏等等的分别！重要的是真理，而在真理之前，大家全是平等的。
因此，他能找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而有信仰的少年是挺高兴的。他自己也只求信仰，只希望莱沃那给他信仰的根据。他向他表示好感。莱沃那照例态度很温和，可并不怎么热心；他对什么事都不大热心的。因为家里老是有阿玛利亚或老人打岔，没法有头有尾地说话，克利斯朵夫便提议吃过晚饭一同去散步。莱沃那太讲礼貌了，不能拒绝，虽然心里并不情愿，因为他无精打采的性情素来怕走路，怕谈话，怕一切要他费几分气力的事。
克利斯朵夫不知道谈话应当怎样开始。说了两三句闲话，他就突如其来地扯到挂在他心上的问题，他问莱沃那是不是真的预备去做教士，那对他是不是一种乐趣。莱沃那愣了愣，不大放心地望了他一眼，看见克利斯朵夫绝对没有恶意，才安了心，回答说：
“是啊，要不然又是为的什么呢？”
“啊！”克利斯朵夫叹了一声，“你真幸福！”
莱沃那觉得克利斯朵夫的口气有些艳羡的成分，心里不由得很舒服。他立刻改变态度，话多起来了，脸色也开朗了。
“是的，我是幸福的。”他说着，眉飞色舞。
“你怎么能够到这一步的呢？”
莱沃那先不回答他的问题，提议到圣·马丁寺的回廊底下找个安静的地方，拣条凳子坐下。那儿可以望见种着刺球树的广场的一角，还有远远地罩在暮霭中的田野。莱茵河在小山脚下流过。他们旁边有个荒废的公墓沉沉睡着，铁门紧闭，所有的墓都被蔓草湮没了。
莱沃那开始说话了。他眼睛里闪着点得意的光彩，说能够逃避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托庇的，永远不受灾害的地方是多么舒服。克利斯朵夫最近的创伤还没平复，非常热烈地需要遗忘与休息；可是心中还有些遗憾。他叹了一口气，问：
“可是，完全放弃人生，你不觉得有所牺牲吗？”
“噢！”莱沃那安安静静地回答，“有什么可以惋惜的？人生不是又悲惨又丑恶吗？”
“可也有些美妙的地方。”克利斯朵夫说着，望着幽美的暮色。
“有些美妙的地方，可是极少。”
“这极少的一些，对我还是很多呢！”
“噢！得了吧，只要你心中放明白些，事情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一点点的好处和多多少少的坏处；另一方面是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而这还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以后可是有无穷的幸福。两者之间还有什么可迟疑的？”
克利斯朵夫不大喜欢这种算盘。他觉得这样锱铢必较的生活太贫乏了。但他勉强叫自己相信这便是智慧。
“那么，”他带着一点讥讽的口气问，“你想你不至于被片刻的欢娱诱惑吗？”
“既然知道欢娱只有一刹那，而以后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一个人还会这么傻吗？”
“那么你真的认为死后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了？”
“当然。”
克利斯朵夫便仔仔细细地问他。克利斯朵夫抱着一腔希望，冲动得厉害。要是莱沃那能给他千真万确的证据使他信仰的话，他要用着何等的热情去跟着他皈依上帝，把世界上的一切统统丢开！
最初，莱沃那很得意自己这个使徒的角色，同时以为克利斯朵夫的怀疑不过是一种姿态，表示不肯随俗，只要几句话就能使他为了顾全体统而信服的；他便搬出《圣经》，福音书，奇迹和传统等等。但克利斯朵夫听了一会儿便拦住了他的话，说这是拿问题来回答问题，他所要求的并非把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对象敷陈演绎，而是指示他解决疑窦的方法。这样以后，莱沃那就沉下了脸，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病比他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居然表示只有用理性才能说服他。然而他还以为克利斯朵夫喜欢标新立异，他想不到一个人的不肯随俗竟会是出于真诚的，所以他并不失望；他仗着新近得来的学问，搬出学校里的知识，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的问题，把许多玄学的论证乱七八糟地一齐倒出来，而说话的方式是威严多于条理。克利斯朵夫精神很紧张，皱紧眉头听着，觉得非常吃力；他要莱沃那把话重复了几遍，竭力想猜透其中的意义，把它灌进自己的脑子，一步一步跟着他推理的线索。终于他嚷起来，说这是跟他开玩笑，是思想的游戏，是能言善辩之徒的打趣，信口雌黄，自以为言之有物。莱沃那给他这一驳，竭力为经典的作者辩护，说他们是真诚的。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膀，打赌说这些人要不是滑稽大家，便是卖弄笔头的该死的文人；他一定要莱沃那提出别的证据。
等到莱沃那骇然发觉克利斯朵夫的中毒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田地，就对他不再发生兴趣了。他记得人家的嘱咐，说不要浪费光阴去和根本没有信仰的人争辩，至少在他们一味固执，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既不会使对方得益，反而有把自己也弄糊涂了的危险。最好让这种可怜虫听凭上帝安排；要是上帝有意思的话，自然会点醒他的；要是上帝没有这意思，那不是谁也没有办法吗？于是莱沃那不想再继续辩论。他只温和地说目前是无法可想了，一个人要决意不肯睁开眼来，那么任何推理都不能给他指示道路的；他劝克利斯朵夫祈祷，求上帝的恩宠：没有恩宠是什么都不成的；要信仰，必须心里要信仰。
心里要？克利斯朵夫苦闷地想道。那么，只要我心里要上帝存在，上帝便存在了！只要我喜欢否定死，死就不存在了！唉！为那些不需要看到真理的人，能够心里想要怎么样的真理就看到怎么样的真理的人，能造出些称心如意的梦而去软绵绵地躺在里面的人，生活真是太容易了！但在这种床上，克利斯朵夫知道自己是永远睡不着觉的……
莱沃那继续说着话，回到他最喜欢的题目，说静思默想的生活多么可爱；在这个毫无危险的阵地上，他又滔滔不竭了。用着单调的快乐得发抖的声音，他说皈依上帝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可以远离世界，远离吵闹（他说到这里口气非常恼恨，他差不多和克利斯朵夫一样厌恶吵闹），远离强暴，远离讥讽，远离那些零星的小灾难，每天守着信仰那个又温暖又安全的窝，对遥远的不相干的世界上的苦难，只消心平气和地取着静观的态度。克利斯朵夫一边听着一边意识到这种信仰的自私自利。莱沃那也觉得他在猜疑，便急急地解释。静思默想的生活并非懒散的生活！相反，那是以祈祷来代替行动的生活；世界上要没有祈祷，还成什么世界！我们用祈祷来为人赎罪，代人受过，把自己的功绩献给别人，在上帝面前替人讨情。
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地听着，愈来愈愤慨了。他觉得莱沃那的出世明明是假仁假义。他不至于那么不公平，把一切有信仰的人都认为假仁假义。他很知道，舍弃人生的行为在一小部分的人是无法生活，是惨痛的绝望，是求死的表示；而在更少数的一部分人，是一种热情得出神的境界……（这境界能维持多久是另一问题）……但在大半的人，逃世岂不往往是冷酷无情的计算，并非为了别人的幸福或真理，而只顾着自己的安宁吗？倘若这种情形被那般真诚的信徒觉察了，岂不要为了自己的理想受到亵渎而感到痛苦吗？
满心喜悦的莱沃那，此刻正在陈说世界的美与和谐，那是他在神光照耀的云端里望出来的：底下，一切都是黑暗、偏枉、痛苦；上面，一切变得清楚、光明、整齐；世界犹如一座时钟，什么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克利斯朵夫只是漫不经意地听着，心里想：“他究竟是真有信仰呢，还是自以为有信仰？”可是他自己的信仰，需要信仰的热烈的意念，并没因之动摇。那决不是像莱沃那这样一个傻瓜的庸俗的心灵，贫弱的论证，所能损害的……
城里已经黑了。他们坐的凳子已经埋在阴影里；天上的星亮了，一层白雾从河上飘起。蟋蟀在墓园的树底下乱叫。圣·马丁寺的大钟开始奏鸣：先是一个最高的音，孤零零的，像一头哀鸣的鸟向天发问；接着响起第二个音，比前一个低三度，和高音的哀吟合在一起；然后是最低的一个五度音，仿佛是对前两个音的答复。三个音融成一片。在钟楼底下，那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蜂房里的合唱。空气和人的心都为之颤动。克利斯朵夫屏着气，心里想：音乐家的音乐，和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一齐叫吼的音乐的海洋相比，真是多么可怜；这是野兽，是音响的自由世界，绝非由人类的聪明分门别类，贴好标签，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世界所能比拟。他在这片无边无岸的音响中出神了……
等到那气势雄伟的喁语静默了，最后的颤动在空气中消散完了，克利斯朵夫便惊醒过来，骇然向四下里瞧了瞧……什么都认不得了。在他周围，在他心中，一切都变了。上帝没有了……
失掉信仰和得到信仰一样，往往只是一种天意，只是电光似的一闪。理智是绝对不相干的；只要极小的一点儿什么：一句话，一刹那的静默，一下钟声，已经足够了。在你散步，梦想，完全不预备有什么事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切都崩溃了：周围只剩下一片废墟。你孤独了，不再有信仰了。
克利斯朵夫惊骇之下，弄不明白那是什么原因，怎么会发生的。那真像河水的春汛一样……
莱沃那依旧在那里喃喃不已，声音比蟋蟀的鸣声更单调。克利斯朵夫听不见了。天已经全黑。莱沃那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呆着不动使他非常奇怪，又担心时间太晚，便提议回去。克利斯朵夫只是不理。莱沃那去拉他的手臂，克利斯朵夫微微一跳，睁着失神的眼睛瞪着莱沃那。
“克利斯朵夫，得回去啦。”莱沃那说。
“见鬼去吧！”克利斯朵夫气冲冲地回答。
“唉哟，我的天！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克利斯朵夫？”莱沃那问话的神气很害怕，他给他吓呆了。
克利斯朵夫定了定神。
“不错，你说得对，”他口气温和了些，“我不知道说些什么。见上帝去吧！见上帝去吧！”
他独自留下，心里苦闷到极点。
“啊！天哪！天哪！”他喊着，扭着手，热情冲动地仰望着漆黑的天。“为什么我没有信仰了呢？为什么我不能再有信仰了呢？我心中有了些什么事呢？”
他信仰的破灭，跟他刚才与莱沃那的话是毫无关系的：这番谈话不能成为他信仰破灭的理由，正如阿玛利亚的叫嚣和她家人的可笑，不能成为他近来道德心动摇的原因。那不过是借端而已。骚动不是从外面，而是从他内心来的。他觉得有些陌生的妖魔在心中蠢动，他不敢对自己的思想细看，不敢正面去瞧一瞧他的病……他的病？难道这是一种病吗？他只知道有种恹恹无力的感觉，有股醉意，有种痛快的悲怆，把他的心浸透了。他自己做不了主了。他想振作起来，恢复昨天那种坚忍刻苦的精神，可是没用。一切都一下子崩溃了。他忽然感觉到有个广大无垠的世界，灼热的，野蛮的，不可衡量的……超越上帝的世界！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但从此他就失掉了过去生活中的平衡。
于莱家里的人，克利斯朵夫完全没注意到的只有那个女孩子洛莎。她长得根本不好看；而自己也绝对谈不上俊美的克利斯朵夫，对别人的美貌倒很苛求。他有种青年人的冷酷，把生得丑的女人简直不当作人，除非她的年龄已经到了不会牵动柔情，只能令人有些严肃的、恬静的、近乎虔敬的感情的阶段。并且洛莎虽不是不聪明，可毫无特殊的天赋，而她的喋喋不休还使克利斯朵夫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他不愿意费心去了解她，以为她没有什么可了解的，充其量不过是偶尔望她一眼罢了。
可是她比许多年轻的姑娘强得多，至少远胜他热恋过的弥娜。她是个老老实实的女孩子，没有虚荣，不卖弄风情，在克利斯朵夫没搬来之前，从来没发觉自己的丑，或者是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因为她周围的人不把这点放在心上。倘使外祖父或母亲嘀嘀咕咕地提到她长得丑，她只是笑笑，并不信以为真，或者认为无关重要；而他们也不比她多操什么心。多少别的女人，和她一样或更难看的，还不是照旧有人爱吗？德国人对体格的缺陷特别能宽容：他们会熟视无睹，甚至能化丑为妍，凭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无论什么脸都可以和最出名的美女典型出其不意地拉上关系。于莱老人用不着别人怎么鼓励，就会说他外孙女的鼻子像吕杜维齐的于侬[29] 雕像上的鼻子。幸而他老是叽里咕噜的脾气不喜欢说人好话；而全不在乎鼻子模样的洛莎，只知道依照习俗把家务做得好好的才值得自己骄傲。人家教她什么，她就当作福音书一般接受。难得出门，没有人给她作比较，她很天真地佩服自己的尊长，完全相信他们的话。天生喜欢流露真情，不知道猜疑，极容易满足，她可竭力学着家里人叹苦的口吻，把听到的悲观论调照式照样挂在嘴边。她非常热心，老是想到别人，设法讨人喜欢，替人分忧，迎合人家的心意，需要待人好而不希望回报。她这种好心当然被家里的人妄用，虽然他们心地不坏，对她也很喜欢；但人们总不免滥用那些听凭摆布的人的好意。大家认为她的殷勤是分内之事，所以并不特别对她满意；不管她怎么好，人家总要她更好。而且她手脚不利落，匆忙急迫，动作莽撞像男孩子一样，又过分流露感情，常常因之闯祸：不是打破杯子，就是倒翻水瓶，或是把门关得太猛了，使家里的人对她大为生气。不断地挨着骂，她只能躲在一边哭。但她的眼泪是一下子就完的，隔不多久她照旧笑嘻嘻的，叽叽呱呱地嚷起来，对谁也不记恨。
克利斯朵夫搬到这里来，在她生活中是件大事。她时常听见提到他。克利斯朵夫因为有点儿小名气，在城里也是人家谈话的资料。于莱一家常常说到他，特别是老约翰·米希尔活着的时候，喜欢对所有的熟人夸他的孙子。洛莎在音乐会中也看见过一两次年轻的音乐家。一知道他要住到她们屋子里来，她不禁连连拍手。为了这有失体统的行为受了一顿严厉的训斥，她非常不好意思。但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过着那样单调的生活，来个新房客当然是种意想不到的消遣。他搬来的前几天，她等得烦躁死了。她唯恐他不喜欢她们的屋子，便尽量想法要它显得可爱。搬来那天，她还在壁炉架上供了一小束花，表示欢迎。至于她自己，可绝对想不到装扮得好看一些；克利斯朵夫一瞥之下就断定她人既长得丑，衣服又穿得难看。她对他的看法可并不如此，虽然也很有理由断定他难看；因为那天克利斯朵夫又忙又累，衣冠不整，比平时更丑了。但洛莎对谁都不会批评的，认为她的父亲、母亲、外祖父全是挺美的人，所以觉得克利斯朵夫的相貌跟她想象中的完全一样，而一心一意地钦佩他了。在饭桌上和他并坐在一起使她非常胆怯，而不幸她的胆怯是用唠叨不已的说话来表现的，以致马上失掉了克利斯朵夫的好感。她可并没发觉，这第一晚倒还给她留下一个光明的回忆呢。等到新房客上了楼，她独自在卧房里听到他们在上面走动的时候，她觉得那些声音非常可爱，屋子也似乎有了生气。
第二天，破题儿第一遭，她不大放心地仔细照了照镜子；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的不幸有多大范围，但她已经有些预感了。她想把自己的面貌批判一番，可是办不到。她颇有些疑惧的心理，深深地叹着气，想改变改变装饰，不料把自己装得更难看了。她还想出那种倒霉念头，竭力去巴结克利斯朵夫。好不天真地只想时时刻刻看到新朋友，替他们出些力，她在楼梯上奔上奔下地忙个不停：不是拿一样没用的东西去给他们，就是硬要帮他们忙，老是大声笑着、嚷着。只有听到母亲不耐烦的声音叫唤她了，她的热心和絮聒才会给打断一下。克利斯朵夫沉着脸，要不是竭力按捺的话，早已发作过几十次了。他忍耐了两天，到第三天把门上了锁。洛莎敲敲门，叫了几声，心里明白了，便不好意思地回下楼去，不再来了。他碰到她的时候，推说因为要赶一件工作，不能来开门。她不胜惶恐地向他道歉。她明明看出自己这种天真的巴结是失败了：本意是想跟人家亲近，结果却适得其反，把克利斯朵夫吓跑了。他老实不客气地表示对她不高兴，连话也不愿意听她的，也不遮掩他心中的不耐烦。她觉得自己的多说话招他厌，下着决心在晚上静默了一些时候；可是说话的劲儿比她的意志更强，突然之间又来啰唆了。克利斯朵夫不等她一句话说完，把她丢下就跑，她不恨他，只恨她自己，认为自己糊涂，可厌，可笑，觉得这些缺点真是可怕，非改不可。但她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就很灰心，以为永远改不掉了，自己没有力量改的了。但她还试着改。
然而还有些别的缺点是她无能为力的：她长得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有一天她照着镜子突然发觉这个不幸的时候，简直像晴天霹雳。不用说，她还要夸大自己的缺陷，把鼻子看得比实际大了十倍，似乎占据了整个脸庞；她不愿意再露面了，恨不得死掉才好。但少年人希望的力量那么强，极端失望的时间是不会久的；她紧跟着以为自己看错了，叫自己相信早先的确是看错了，甚至有时候觉得鼻子跟普通人的一样，还可以说长得不坏呢。于是她凭着本能，很笨拙地想出一些幼稚的手段，例如把头发多遮掉一部分脑门，使面部的不相称不至于太显著。其中可并没卖弄风情的动机；她脑子里从来没有爱情的念头，或者至少她没有意识到。她所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很少的一点儿友谊；但这一点儿，克利斯朵夫就没有意思给她。洛莎觉得，只要他们相遇的时候，他能和和气气的，友好地道一声好，她就会非常快乐了。但克利斯朵夫的目光平常总是那么冷，那么无情！她见了心都凉了。他并没对她说什么难堪的话；她却宁愿受几句埋怨而不要这种冷酷的静默。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正在弹琴。他在阁楼上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在屋子最高的地方，免得听到人家吵闹。洛莎在下面非常激动地听着。她爱音乐，虽然因为没有受过训练而趣味很低级。只要母亲在家，她便待在房间的一角做活，仿佛很认真，但她的心老是牵挂着楼上的琴声。幸而母亲到近边买什么东西去了，洛莎就马上跳起来，丢下活计，心儿乱跳地一直爬到阁楼门口。她屏着气把耳朵贴在门上，直到母亲回家了方才蹑手蹑脚地下楼，不让自己闹出一点儿声响；可是她举动不大利落，永远是急急忙忙的，往往差一点儿从楼梯上滚下去。有一回她弯着身子，腮帮贴在锁孔上听着，一不小心身体失去了平衡，把额角撞在门上。她吓得气都透不过来。琴声立刻停止：她可连逃跑的气力也没有。她站起身子，正好房门开了。克利斯朵夫看见是她，便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也不开一声口，径自粗暴地把她推过一边，愤愤地奔下楼梯，出去了。他直等到吃晚饭才回家，对她那万分抱歉与求他原谅的眼神睬都不睬，好似没有她这个人；而好几个星期他根本不弹琴了。洛莎暗中大哭了几场，可没有一个人觉察，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她。她热烈地祈求上帝……求什么呢？她不大明白。只是需要把心中的哀伤诉说一番。她以为克利斯朵夫一定是恨死了她。
虽然如此，她还存着希望。只要克利斯朵夫多少注意到她，好像在听她说话，或是握手比平常亲热一些，她就觉得有了希望。
最后，家里的人几句莽撞的话又叫她做了一场空梦。
全家人都对克利斯朵夫抱着好感。这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严肃、孤独，把责任看得很重，使他们都有些敬意。他的坏脾气，他的死不开口，他的郁闷的神色，他的莽撞的举动，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绝没有人奇怪的。连把一切艺术家都看作懒虫的伏奇尔太太，也不敢逞着心意埋怨他傍晚靠在阁楼的窗上对着院子呆望，直望到天黑：因为知道他白天已经被教课的事累死了；而且为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她和别人一样地敷衍他。
洛莎和克利斯朵夫说话的时候，常常发现父母在旁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先是她并不在意。后来她奇怪起来，感到惶惑，很想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但又不敢动问。
有天傍晚，她爬上凳子去解开拴在两株树上晾衣服的麻绳，跳下来的时候在克利斯朵夫的肩头撑了一下，她眼睛忽然跟靠墙坐着抽烟斗的父亲与外祖父的眼睛碰在一处。两个男人彼此丢了一个眼色，于莱和伏奇尔说：“将来倒是出色的一对。”
伏奇尔发觉女儿在那里听着，用肘子把老人撞了撞，于莱便仿佛要周围的人都听见似的，大声地“嗯嗯”了两下，自以为把刚才的话很巧妙地混过去了。克利斯朵夫转着背，完全没觉得；但洛莎听了心里一怔，竟忘了自己在往下跳，把脚扭坏了。要不是克利斯朵夫一边埋怨她老是这么笨，一边把她扶住，她早已摔倒了。她的脚扭得很痛，但是不动声色，简直没想到痛而只想到才听见的话。她往自己屋里走去，走一步痛一步，可硬撑着不让人家发觉。她心里有种甜蜜的骚动。她往床前的一张椅子上倒下，把头埋在被单里。脸上热烘烘的，眼中含着泪，她笑了。她羞得几乎想钻下地去，没法集中思想，只觉得太阳穴里乱跳，脚踝骨疼得厉害，颇有些发着高热度而麻痹的境界。她隐隐约约听见外边的声音和街上玩耍的孩子的声音，外祖父的话还在耳朵里响着；她轻轻笑着，红着脸，往被窝里钻；她又是祷告，又是感谢，又有欲望，又觉得害怕，她动了情了。
她听见母亲叫唤，就勉强站起，不料跨了一步便痛得受不住，差点儿发晕，觉得头脑昏昏沉沉地乱转。她以为要死了，她真希望就这样的死了，同时也拼命地想活，为了那个已经许给她的幸福而活。终于母亲跑来了，家里的人都着了慌。照例受了顿埋怨，包扎好了，躺上了床，她给肉体的痛苦与内心的喜悦刺激得精神恍惚。多么甜蜜的一夜！这似睡非睡的夜里最琐碎的事，也变了她将来神圣的回忆。她并不想着克利斯朵夫，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她反正是幸福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自以为对这件事多少有些责任，便来问问她的情形，他破题儿第一遭对她表面上有些亲热。她心里感激到极点，甚至祝福她的痛苦了。她愿意终身受苦，为的要终身能有这种快乐。她一动不动躺了好几天，在床上只顾翻来覆去想着外祖父的话，还要加以推敲，因为她起了疑心，不知道他说的“将来是……”呢，还是“可能是……”呢？
并且他究竟说过这种话没有？说过的，他的确说过，她清楚得很……可是怎么！难道他们不觉得她难看，不觉得克利斯朵夫讨厌她吗？然而能有个希望究竟是甜蜜的！她甚至以为自己弄错了，或许她并不像自己所想的那么丑；她在椅子上把身体抬起一点儿，照着挂在对面的镜子：不知道怎么想才好。总而言之，外祖父跟父亲的判断比她准确：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是靠不住的……天哪！要是真的可能……要是碰巧……要是她真的长得好看而自己早先不知道的话……或许她把克利斯朵夫并没多少好意的感情给夸张了。没有问题，这冷淡的男孩子从出事的第二天跑来表示一下关切以后，再也不把她放在心上，不想再来问问她的病状；但洛莎是原谅他的；他忙着多少事啊！怎么能有时间想到她呢？我们不能批评一个艺术家像批评别人一样。
可是不管她多么隐忍，当克利斯朵夫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仍不由自主要心中忐忑地等着，希望听到句好言好语……只要一个字，一个眼神就够了……其余的自有她的幻想来补足。初期的爱情只需要极少的养料！只消能彼此见到，走过的时候轻轻碰一下，心中就会涌出一股幻想的力量，创造出她的爱情；一点儿极无聊的小事就能使她销魂荡魄：将来她因为逐渐得到了满足而逐渐变得苛求的时候，终于把欲望的对象完全占有了之后，可没有这种境界了。那时洛莎编了一个从头至尾都是杜撰的故事，让自己整个儿生活在里面而谁也没发觉。故事是这样的：克利斯朵夫偷偷地爱着她，可不敢说出来，为了胆小，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荒诞不经的，才子佳人式的，总之是这个多情的小姑娘想入非非找出来的原因。她根据了这个，编成无穷尽的故事，完全是荒谬绝伦的；她也知道荒谬，可不愿意去想到它荒谬；她拿着活计可以几天几天地对自己扯谎。她甚至忘了说话：平日拉不断、扯不完的话一齐往心里倒流，好似一条河忽然隐没到地下去了。在她心里，多嘴的脾气可是要痛痛快快发泄的：多少的长篇大论！多少没有声音的唠叨！有时人家看见她扯动嘴唇，好比有些人看书的时候轻轻地念着字音，以便了解意义一样。
从这些梦想中醒来，她又快乐又悲哀。她知道事实并不像她刚才所想的那样；但这些梦给她留下一道幸福的光，使她回到实际生活的时候增加了信心。而她对于争取克利斯朵夫这桩事也绝对不灰心。
她着手进攻了，可完全是无意识的。凡是强烈的感情需要行动的时候，都有那种万无一失的本能：笨拙的小姑娘居然一下子想出了办法去打动朋友的心。她不直接拿他做目标；但等到完全康复，能在屋子里走动了，她便去亲近鲁意莎。只要有一点儿借口就行。她想出无数的小事情帮鲁意莎的忙：上街的时候替她代买东西，使鲁意莎不必再上菜市和商贩论价，也不必到院子里的龙头上去打水；甚至一部分的家务，像洗地砖，抹地板等等也由洛莎代劳了，鲁意莎虽是局促不安地拦阻也没用，而老人家精神不济，也没多大勇气拒绝人家帮忙。克利斯朵夫整天在外，鲁意莎非常孤独，有这个殷勤而热闹的小姑娘做伴心里也好过些。后来洛莎竟待在她家里不走了，拿了活计来跟鲁意莎谈天。她用些并不高明的小手段把话扯到克利斯朵夫身上。听见人家提起他，说到他的名字，洛莎就觉得快活，手指哆嗦，连眼睛都不敢抬起来。鲁意莎很高兴谈谈她心疼的儿子，讲他小时候的许多小事情，无聊的，可笑的；但洛莎决不认为无聊可笑。想到小孩子时代的克利斯朵夫，做着那个年龄上的或是胡闹或是惹人怜爱的事儿，洛莎的快乐和激动简直没法形容；每个女子都有的母性，在她心中和另外一种柔情融在一起，愈加甜蜜了；她笑得眼睛都湿了。鲁意莎看洛莎这样关心不禁大为感动。她猜到女孩子的心事，只装不知道；但她心里很喜欢，因为在这个屋子里所有的人中间，唯有她懂得这个姑娘的心是多么好。有时她把话打住了，望着洛莎。洛莎听见没有声音觉得奇怪，便抬起头来。鲁意莎对她微微笑着。于是洛莎热情冲动地扑在她臂抱里，把脸藏在她怀里。然后她们又照常做着活儿，谈着话。
晚上，克利斯朵夫回家的时候，鲁意莎既感激洛莎的好意，又想要实行自己的计划，便把邻家的孩子赞不绝口。克利斯朵夫也被洛莎的热心感动了，知道那是对母亲有好处的：她脸色不是开朗得多吗？他向她热烈道谢，洛莎支吾其词地溜了，唯恐露出自己的慌乱：克利斯朵夫认为，她这个办法比跟他说话聪明而且可爱多了。他看待她的眼光也不像以前那么怀着很深的成见了，并且明白表示出来：他想不到在她身上会发现那些意想不到的优点。洛莎也觉察到了，看到他的好感一天天地加增，以为这点好感正在往爱情的路上发展。她比先前更耽溺于梦想了。凭着年轻人万事如意的推想，她几乎相信凡是一心一意追求的一定能成功。何况她的欲望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克利斯朵夫对于她的好心，对于她需要为人家鞠躬尽瘁的本性，不是应当比别人更敏感吗？
然而克利斯朵夫心中并不想她，只是敬重她。在他的念头里，她一点儿地位都没有。他正为许多别的事操心。克利斯朵夫不再是克利斯朵夫了。他不认得自己了。心中经历着极大的转变，他的生命整个儿都给颠倒了。
克利斯朵夫感到极度的困倦、烦躁。他无缘无故地没有了气力，脑袋沉甸甸的，眼睛、耳朵，所有的器官都像是醉了，在那里嗡嗡作响。什么事都不能使他集中精神。思想从这个题目跳到那个题目，激动狂乱，把他累得要死。五光十色的形象旋转不已，他为之头都晕了。他先还认为这是由于过度的疲乏与春天的因扰。可是春天过了，他的病状有增无减。
这便是轻描淡写的诗人们所说的青春期的困惑，凯鲁比诺[30] 的烦恼爱欲在年轻的身心中的觉醒。在他们看来，仿佛这全身动摇、死灭、再生的关头，信仰、思想、行动、整个生活准备在痛苦与欢乐的抽搐中毁灭而重新鼓铸的大变动，仅仅是小孩子的胡闹！
他的灵和肉都在那里发酵。他又惊奇又厌恶地看着这个情形，没有力量挣扎。他完全不明白内心有了什么变化。他的生命解体了，成天恍恍惚惚，无精打采。工作简直变成了刑罚。夜里的睡眠是困顿的、断断续续的，做些妖形怪状的梦，种种的欲望抬起头来：他被兽性抓住了。浑身灼热，汗流浃背，他对自己只感到厌恶；他努力想丢开那些荒唐的脏念头，简直疑心自己疯了。
白天他也逃不了这些兽性的缠绕。他觉得自己正在往灵魂的黑暗的陷坑里沉下去，没有一点东西可以给他抓握，没有什么藩篱能挡住那种混乱。所有的盔甲，所有据以自卫的坚固的壁垒：他的上帝，他的艺术，他的高傲，他的道德信仰，一切都崩溃了，瓦解了。他看到自己赤裸裸的，被捆绑着，躺在地下，一动也不能动，像一个虫蛆满身的尸首。有时他使劲反抗了几下：他的意志到哪儿去了呢？他号召意志，意志也不来，正如一个人在梦中知道做着梦，拼命想醒而醒不过来。结果只能从这一个梦转到另一个梦。末了他觉得不去挣扎倒还少一些痛苦，便抱着无可奈何的心理听其自然了。
他生命的正常的波流似乎给阻断了。有时它渗进了地下的裂缝，有时却非常猛烈地飞涌起来。长流不尽的时间也会中断，显出些窟窿，张着大口，让你陷进去。克利斯朵夫看看这种情形，仿佛跟自己毫不相干。生灵，万物——连他自己在内——对他都不相干了。他照常办公，做事，可完全是无意识的；他觉得生命的机构已经发生障碍，随时可以停止。和母亲与房东们坐在饭桌前面，在乐队里，在乐师与听众之间，头脑会突然变成一片空虚：他呆呆地望着在他周围扭动的脸，什么都弄不清了。他问自己：“这些人跟……有什么关系呢？”他甚至不敢说出“这些人跟我”。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活着。他说话吧，声音仿佛是从别个身体上来的。做什么动作吧，他又像在远处、高处，塔顶上，看到自己的动作。他失魂落魄，把手按着脑袋。他竟要做出一些荒唐胡闹的事来了。
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自己格外留神的时候，更容易有这种情形。譬如在爵府里的那些晚会中间，或是他当众演奏的时候，突然之间他觉得需要扯个鬼脸，说些野话，向大公爵吐吐舌头，或是往什么太太的屁股上踢一脚。有一回他挣扎了一个晚上，因为他一边指挥乐队，一边竟想当众脱衣服；而他越是压制这念头，越是被这个念头纠缠不清，直要使尽全身之力才能撑过去。在这种荒唐的斗争之后，他一身大汗，觉得脑子里空空如也。他真是疯了。只要他想到不该做某一件事，某一件事就像偏执狂一样顽强地把他死抓不放。
于是他的生活不是被那些疯狂的力拨弄，就是堕入虚无的境界。一切像是沙漠上的狂风。哪儿来的这阵风呢？这种疯狂又是怎么回事呢？扭他的四肢，扭他头脑里的欲望，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呢？他仿佛是一张弓，被一只暴烈的手快拉断了，不知为了什么目的，过后又被扔在一边，像无用的枯枝似的。他不敢深究自己做了谁的俘虏，只觉得被打败了，非常屈辱，又不敢正视自己的失败。他困倦不堪，一点儿志气都没有了。那些不愿意看到难堪的真相的人，从前他是瞧不起的，现在他了解了。在这些虚无的时间，一想到浪费的光阴，丢掉的工作，白白断送了的前途，他吓得浑身冰冷。但他并不振作起来，只无可奈何地承认虚无的力量，而宽恕自己的懦弱无能。他觉得委身于虚无倒有种悲苦的快感，好比一条在水面上快要沉下去的船。挣扎有什么用？一切都是空的：美、善、上帝、生命，无论什么生物，都是空的。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他双脚离地了，既没有土地，也没有空气，也没有光明，也没有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他头重脚轻，脑门向前探着；他能够撑着不跌下去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他想他要突然倒下去了，被雷劈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克利斯朵夫正在脱胎换骨，正在换一颗灵魂。他只看见童年时代那颗衰败憔悴的灵魂掉下来，可想不到正在蜕化出一颗新的、更年轻而更强壮的灵魂。一个人在人生中更换躯壳的时候，同时也换了一颗心；而这种蜕变并非老是一天一天的，慢慢来的。往往在几小时的剧变中，一切都一下子更新了，老的躯壳脱下来了。在那些苦闷的时间，一个人自以为一切都完了，殊不知一切还都要开始呢。一个生命死了。另外一个已经诞生了。
一天晚上，他独自在卧室里，背对着窗，在烛光底下，把胳膊靠在桌上。他并不工作。几星期以来，他不能工作了。一切在他头里打转。宗教、道德、艺术，整个的人生，一股脑儿都同时成了问题。思想既然是总崩溃了，就谈不到什么条理跟方法；他只在祖父留下的或是伏奇尔的杂书中胡乱抓几本看看：神学书、科学书、哲学书，大都是些零本；他完全看不懂，因为每样都得从头学起；而且他从来不能看完一本，翻翻这个，看看那个，把自己搅糊涂了，结果是疲倦不堪，颓丧到了极点。
那天晚上，他正沉浸在困人的麻痹状态中发呆。全屋子的人都睡了。窗子开着，院子里一丝风也没吹过来。天上堆满了密云。克利斯朵夫像傻子似的，望着蜡烛慢慢地烧到烛台底里。他不能睡觉，什么也不想，只觉得那空虚越来越深，在那儿吸引他。他拼命不要看那个窟窿，却偏偏不由自主地要凑上去。在窟窿里骚然蠢动的是混乱，是黑暗。一阵苦闷直透入内心，背脊里打了个寒噤，他毛骨悚然，抓住桌子怕跌下去。他颤巍巍地等着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等着一桩奇迹，等着一个上帝……
忽然之间，在他背后，院子里好似开了水闸一样，一场倾盆大雨浩浩荡荡直倒下来。静止不动的空气打着哆嗦。雨点打在干燥坚硬的泥土上，好比钟声一般铮铮作响。像野兽那样暖烘烘的土地上，在狂乱与快乐的抽搐中冒起一大股泥土味，一股花香，果子香，动了爱情的肉香。克利斯朵夫神魂颠倒，全身紧张，连五脏六腑都颤抖了……幕揭开了。简直是目眩神迷。在闪烁的电光中，在黑暗的最深处，他看到了，看到了上帝，看到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就在他心中：它透过卧室的屋顶，透过四面的墙壁，把生命的界限推倒了；它充塞于天地之间，宇宙之间，虚无之间。世界像飞瀑似的冲入它的怀抱。对着这个天翻地覆的景象，克利斯朵夫吓呆了，出神了；旋风把自然界的规则扫荡完了，克利斯朵夫也被吹倒了，带走了。他失掉了呼吸，倒在了上帝身上，他醉了……深不可测的上帝！那是生命的火把，生命的飓风，求生的疯狂，没有目的，没有节制，没有理由，只为了轰轰烈烈的生活！
精神上的剧变过去以后，他沉沉睡着了，那是久已没有的酣睡。第二天醒来，他头脑昏沉，四肢无力，像喝过了酒。昨夜使他惊骇万状的那道阴森而强烈的光，在他心中还剩下一些余晖。他想要那道光再亮起来，可是办不到。而且他愈追求愈找不着。从此，他集中精力要求那个一刹那间的幻象再现一回，结果是徒劳而无功。出神的境界决不让意志做主的。
然而这种神秘的狂乱状态，并非只此一遭，以后又发生了好几次，但从来不像第一回那么剧烈。来的时候总是克利斯朵夫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短短的几秒钟，完全是出其不意的，甚至抬一抬眼睛，举一举手的时间，幻象已经过去了，他连想也来不及想到这是幻象，事后还疑心是做梦。第一晚是一块烈焰飞腾的陨石在黑暗中燃烧，以后的只是一簇毫光，几小点稍纵即逝的微光，肉眼只能瞥见一下就完了。但它们出现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把克利斯朵夫包围在一个连续而模糊的梦境中，使他的精神都融解在里头。凡是足以驱散这种朦胧的意境的，他都恼恨。他没法工作，甚至也想不到工作。有人在旁边他就恨，尤其是亲近的人，连母亲在内，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权控制他的精神。
他跑出去，常常在外边消磨日子，到夜晚才回家。他寻求田野里的清静，为的是能称心如意的，像狂人一般，把自己整个儿交给那些执着的念头。但在荡涤尘怀的空旷中，和大地接触之下，那种纠缠变得松懈了，那些念头也没有幽灵一般的性质了。他的狂热并没减少一点，倒反加强，但已经不是危险的精神错乱，而是整个生命健全的醉意：肉体和灵魂都为了自己的力而得意。
他重新发现了世界，仿佛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是童年以后的另外一个童年。似乎一切都被一句奇妙的咒语点化了。自然界放出轻快的火花。太阳在沸腾。天色一清如水，像河一般流着。大地咕噜作响，吐出沉醉的气息。生命的大火在空中旋转飞腾：草木，昆虫，无数的生物，都是闪闪发光的火舌。一切都在欢呼呐喊。
而这欢乐便是他的欢乐，这股力便是他的力。他和万物分不开了。至此为止，便是在童年时代快乐的日子，怀着热烈而欣喜的好奇心看着大自然的时候，他也觉得所有的生物都只是些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或是可怕的，或是滑稽的，跟他毫无关系，他也无从了解。连它们是否有感觉有生命，他也不大清楚，只认为是古怪的机器而已。凭着儿童无意识的残忍心理，克利斯朵夫曾经把一些可怜的昆虫扯得四分五裂，看着它们古古怪怪地扭动觉得好玩，根本没想到它们的受苦。平时那么镇静的高脱弗烈特舅舅看到他折磨一只苍蝇，禁不住愤愤地把它从手里抢下来。孩子先还想笑，后来也给舅舅的神气感动得哭了。那时他才明白他的俘虏也有生命，和他一样，而他是犯了凶杀的罪。从此以后，他虽然不再伤害动物，可也并不对它们有什么同情；在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从来没想到去体会一下，那些小小的躯壳里头有些什么在骚动；他倒是把它当作噩梦一般地怕想到。可是现在一切都显得明白了。那些暧昧的生物也放出光明来了。
克利斯朵夫躺在万物滋长的草地上，在昆虫嗡嗡作响的树荫底下，看着忙忙碌碌的蚂蚁，走路像跳舞般的长脚蜘蛛，往斜刺里蹦跳的蚱蜢，笨重而匆忙的甲虫，还有光滑的，粉红色的，印着白斑，身体柔软的虫。或者他把手枕着头，闭着眼睛，听那个看不见的乐队合奏：一道阳光底下，一群飞虫绕着清香的柏树发狂似的打转，嗡嗡的苍蝇奏着军乐，黄蜂的声音像大风琴，大队的野蜜蜂好比在树林上面飘过的钟声，摇曳的树在那里窃窃私语，迎风招展的枝条在低声哀叹，水浪般的青草互相轻拂，犹如微风在明净的湖上吹起一层皱纹，又像爱人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走过了，去远了。
这些声音，这些呼喊，他都在自己心里听到。这些生物，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内部都流着同一条生命的巨川：克利斯朵夫也受着它的浸润。他和千千万万的生灵原是同一血统，它们的欢乐在他心中也有友好的回声；它们的力和他的力交融在一起，像一条河流被无数的小溪扩大了。他就浸在它们里面。强烈的空气冲进他窒息的心房，胸部几乎要爆裂了。而这个变化是突如其来的：正当他只注意自己的生命，觉得它像雨水般完全溶解而到处只见到虚无之后，一旦他想在宇宙中忘掉自己，就到处体会到无穷无尽的生命了。他仿佛从坟墓中走了出来。生命的巨潮泛滥洋溢地流着，他不胜喜悦地在其中游泳，让巨流把他带走，以为自己完全自由了。殊不知他更不自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是自由的，连控制宇宙的法则也不是自由的，也许唯有死才能解放一切。
可是刚在旧的躯壳中蜕化出来的蛹，只知道在新的躯壳中痛痛快快地欠伸舒，它还来不及认识新的牢笼的界限。
日月循环，从此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光明灿烂的日子，如醉如狂的日子，那么神秘，那么奇妙，像童年时代初次把一件件的东西发现出来一样。从黎明到黄昏，他老是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正事都抛弃了。认真的孩子，多少年来便是害病也没缺过一课，在乐队的预奏会中也没缺席一次，此刻竟会找出种种借口来躲避工作。他不怕扯谎，也不觉得惭愧。过去他喜欢用来压制自己的刻苦精神：道德，责任，如今都显得空洞了。它们那种专制的淫威，一碰到人类的天性就给砸得粉碎，唯有健全的、强壮的、自由的天性，才是独一无二的德行，其余的都是废话！那些繁缛琐碎，谨慎小心的规则，一般人称之为道德而以为能拘囚生命的真是太可怜了！这样的东西也配称为牢笼吗？在生命的威力之下，什么都给推倒了……
精力过于充沛的克利斯朵夫，发疯似的想用盲目的暴烈行为，把那股使他窒息的力毁掉，烧掉，让它发泄。这种兴奋的结果往往是突然之间的松弛；他哭着，扑在地下，亲着泥土，恨不得把牙齿和手陷进去，把泥土吞下肚子；烦闷与情欲使他浑身发抖。
一天傍晚，他在一个树林旁边散步。眼睛被日光照得有些醉意，头里昏昏沉沉地在打转，他精神非常兴奋，看出来的东西都是另外一副面目。柔和的暮色使万物更添了一种神幻的情调。紫红与金黄的阳光在栗树底下浮动。草原上好像放出一些磷火似的微光。天色像人的眼睛一样温和可爱。近边的草场上有个少女在割草。穿着衬衣和短裙，露着脖子跟手臂，她扒起干草，堆在一处。她长着短鼻子，大脸盘，天庭饱满，头上裹着一块手帕；焦黑的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日光。
克利斯朵夫对她动了心。他靠在一株榉树上看着她向林边走来。她并没留神，只是无意之间抬了抬头。他看见她黑不溜秋的脸上配着一对蓝眼睛。她走得那么近，甚至弯下身子捡草的时候，他从她半开的衬衣里看见了脖子跟背上那些淡黄的毛。郁积在他胸中的暧昧的欲望突然暴发了。他从后面扑上去，搂住了她的脖子和腰，把她的头往后扳着，拿嘴用力压在她半开的嘴里，吻着她那又干又裂的嘴唇，碰到了她把他怒咬的牙齿。他的手在她粗糙的胳膊和汗湿的衬衣上乱摸。她挣扎着，他可把她抱得更紧，差不多想掐死她。终于她挣脱了，大叫大嚷，吐着口水，用手抹着嘴唇，没头没脑地骂他。他一松手就往田里逃了。她在背后扔着石子，不住地用许多脏字称呼他。他脸红耳赤，倒不是因为被她当作或说作是怎么样的人，而是为了他对自己的感想。这个突如其来的无意识行动，使他惊骇万状。他刚才做的什么事呢？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所能想象到的只能引起心中的厌恶。而他竟想去做这桩他厌恶的事。他跟自己抗拒着，弄不清究竟哪一方面的才是真的克利斯朵夫。一股盲目的力在进攻他，他尽量地逃也逃不掉，那等于逃避自己了。那股力要把他怎么办呢？明天，一个钟点以内……在他穿过田垄走上大路的时间内，他又会做出些什么来呢？连能不能走上大路也不敢说。会不会退回去再追那个姑娘呢？以后又怎么办呢？……他记起了掐住她喉咙的疯狂的一刹那。他不是什么事都会做出来吗？甚至可能犯罪！……是的，可能犯罪……心中的骚乱使他没法呼吸。到了大路上，他停下来喘口气。姑娘在那边跟一个听见她叫喊而奔过来的少女谈着话；她们把拳头插在腰里，望着他哈哈大笑。
他回去以后，几天关在家里不敢动。便是在城里，他也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出去。凡是有走过城门往田野去的机会，他都战战兢兢地避免，生怕又遇到那股疯狂的气息，像阵雨以前的狂风一样，吹起他心中的欲念。他以为城墙可以给他保障，却想不到只要在紧闭的护窗里头露出一线看也看不见的，仅仅容得下一双眼睛的空隙，敌人就会溜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