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陷落
正当克利斯朵夫改革德国艺术的经验到了这一个阶段，城里来了个法国戏班子。说准确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照例是不知从哪儿搜罗得来的一般穷光蛋和只要能做戏就不管人家剥削的青年演员。班首是一个有名的过时的女戏子。她这一回到德国来巡回表演，路过这小小的省城就做三天戏。
华特霍斯的一般同人为这件事轰得很热闹。曼海姆和他的朋友们对巴黎的文坛和社交界是很熟的，或自命为很熟的；他们把从巴黎报纸上看来的似解非解的谣言，逢人便说。他们在德国是法国派的代表。这就叫克利斯朵夫不想再去多了解什么法国精神。曼海姆赞美巴黎的话使克利斯朵夫听腻了。他去过巴黎几次；那儿也有他的一部分家族；——那是普及于整个欧罗巴的，他们到一处都得到一处的国籍，得到一处的高官厚爵：在英国有个男爵，在比国有个参议员，在法国有个部长，在德国有个议员，另外还有一个教皇册封的伯爵。他们以犹太人而论彼此很团结，很重视共同的根源，同时也诚心诚意地做了英国人、比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教皇的臣属；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认为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唯有曼海姆喜欢发怪论，有心把一切别的国家看得比他自己的更可爱。所以他常常很热烈地提到巴黎；但他称赞巴黎人的时候，总把他们形容做荒唐胡闹，大叫大嚷的疯子，一天到晚不是闹革命就是寻欢作乐，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时间。所以克利斯朵夫对于这个“拜占廷式的，颓废的，伏越山那一边的共和国”并不觉得可爱。他想象中的巴黎，仿佛最近出版的德国艺术丛书中某一册卷首的插画：前景是巴黎圣母院的一个妖怪俯瞰着城中的屋顶[69] ，令人想到那个传说：
永恒的肉欲，有如永不厌足的吸血鬼，
在伟大的都市上面，看着嘴边的食物馋涎欲滴。
以纯粹的德国人性格，克利斯朵夫瞧不起那些放浪的法国人和他们的文学；关于法国，他只知道一些粗俗的滑稽作品，只看过《哀葛龙》[70]与《没遮拦太太》[71] ，还有是咖啡店音乐会里的小调。小城市里趋奉时髦的习气，一般最无艺术趣味的人到戏院去争先定座的情形，使克利斯朵夫对那个走码头的女角儿格外表示冷淡与轻视。他声言决不劳驾去听她的戏。加以票价贵得惊人，他也花不起，所以更容易说到做到。
法国剧团带到德国来的戏码，除了两三出古典剧以外，大部分是无聊的，“专门用来出口的”巴黎货色：因为越是平庸的东西越是国际化。第一晚上演的《多斯加》[72] 是克利斯朵夫熟识的；他看过翻译本的演出，照例带点儿德国内地剧院所能加在法国作品上的轻松趣味。所以看着朋友们上剧院的时候，他冷冷地笑着说他用不着去再听一遍倒落得耳目清净。但第二天他仍不免伸着耳朵听他们热烈谈论昨晚的情形，而且因为自己没有去，不能驳他们的话，他又气极了。
预告的第二出戏是法译本的《哈姆莱特》。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克利斯朵夫是一向不肯放过机会的。在他心目中，莎士比亚和贝多芬都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在他最近所经过的烦闷惶惑的时期内，《哈姆莱特》更显得可贵。虽然怕对这面神奇的镜子把自己的本相再照一遍，他还是有点动心，在戏院的广告四周转来转去，很想去定一个座。可是他那么固执，因为对朋友说过了那些话，不愿意食言。要不是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曼海姆，他那晚一定像第一天一样守在家里的。
曼海姆抓着他的胳膊，气愤愤的，可是照旧很俏皮的告诉他，有个老浑蛋的亲戚，父亲的姐妹不早不晚带着大队人马撞了来，使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招待。他想往外溜，可是父亲不答应他在家族的礼数和对长辈的敬意方面开玩笑；而他这时候因为要刮一笔钱，不能不敷衍父亲，只有让步，不上戏院去。
“你们已经有了票子吗？”克利斯朵夫问。
“怎么没有！一个挺好的包厢；而且临了还得拿去（我此刻就为这个出来的），送给那该死的葛罗纳篷，爸爸的股东，让他带着妻子女儿去摆架子。这才有趣呢！我非把他们挖苦一下不可。可是他们决不会放在心上，只要我送了他们票子，——虽然他们更希望这些戏票变成钞票。”
他突然停住，张着嘴瞪着克利斯朵夫：
“噢！……行了行了！……有办法了！”他咕咕咕地叫了几声。
“克利斯朵夫，你看戏去吗？”
“不去。”
“哦，你去吧，帮我一次忙。你不能拒绝的。”
克利斯朵夫莫名其妙：“可是我没有位置啊。”
“位置在这儿！”曼海姆得意非凡地说着，把戏票塞在他手里。
“你疯了，你父亲吩咐你的事怎办呢？”
曼海姆捧着肚子大笑：“他一定要大发雷霆了……”
他抹了抹眼睛，说出他的结论：
“明儿一起床我就向他要钱，趁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
“既然知道他要不高兴，我就不能接受你的。”克利斯朵夫说。
“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也什么都不知道，那跟你毫不相干。”
克利斯朵夫捻开票子：“我一个人拿了四个座儿的包厢怎么办？”
“随你怎么办。你可以睡在里头，可以跳舞，要是你高兴。还可以带些女人去。你总有几个吧？要不然向人家借也借得到。”
克利斯朵夫把戏票递还给曼海姆：“我不要，真的不要。你拿回去吧。”
“我才不拿回来呢，”曼海姆往后退了几步，“你要不耐烦去，我也不强迫；可是我决不收回。你把票子扔在火里也好，拿去送给葛罗纳篷也好，你这个道学先生！我管不了。再见吧！”
他说完就走，让克利斯朵夫抓着票子待在街上。
克利斯朵夫真是为难了。他想照理应当把戏票送给葛罗纳篷去，可是没有这个劲。他三心两意地回家；等到想起看一看钟点，只有穿起衣服来上戏院的时间了。糟掉这张票子当然太傻。他劝母亲一块儿去，母亲却宁可睡觉。于是他出发了，像小孩子一样的高兴，可是一个人享受这样的乐趣总有点不舒服。对曼海姆的父亲和被他抢掉位置的葛罗纳篷，他倒不觉得过意不去，只对于可能和他分享的人抱歉；为一般像他一样的青年，那不是天大的乐事吗？他想了好久也想不出请谁一同去。而且时间已经很晚，得赶紧的了。
他进戏院的时候走过售票房，看见窗子关上，挂着客满的牌子。好些人都在懊丧地退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舍不得就走，带着艳羡的神气看着进去的人。她穿着黑衣服，非常朴素，个子不十分高大，一张瘦瘦的脸非常秀气；他没注意她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在她前面走过，停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脱口而出地问：“小姐，你没买到票吗？”
她脸一红，回答说：“没有，先生。”她说话是外国口音。
“我有个包厢不知怎么办。可不可以请你一起去？”
她脸更红了，一边道谢一边表示不能接受。克利斯朵夫被她一拒绝，心里一慌，也跟着道歉，同时又继续邀请，可是说来说去她总不肯答应，虽然她心里很愿意。他急起来了，忽然下了决心说：“好吧，我有个办法。你把票子拿去。这出戏我早已看过（那是夸口），我不在乎，你一定比我更感兴味。请你拿了吧，我完全是诚心的。”
那姑娘被他这种真诚的态度感动了，差点儿连眼泪都涌上来。她结结巴巴地道谢，表示决不愿意他作这样的牺牲。
“那不是得了吗？咱们进去吧。”他笑着说。
他的神气那么善良，那么坦白，她觉得刚才就不应该拒绝，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那么多谢你了。”
他们进去了。曼海姆的包厢在戏院的中央，突出在外面，毫无隐蔽的。他们一进场就被大家注意了。克利斯朵夫请那少女坐在前面，自己坐得靠后面一点，免得她发窘。她正襟危坐，羞得连头也不敢转动一下，心中懊悔不该接受他的邀请。克利斯朵夫为了让她定一定神，同时也为了无话可说，假装望着别处。但他不论望到哪儿，都觉察为了自己带着一个陌生女子混在漂亮的包厢客人中，旁人都在大惊小怪，议论纷纷。他向大家瞪着眼睛，觉得他不去过问别人而别人老是来过问他，真是岂有此理。他没想到那种冒昧的好奇心尤其是针对他的同伴，而众人对她的目光也更露骨。为了表示不把旁人的思想议论放在心上，他便探着身子和她搭讪。可是他一开口，她更惊慌得厉害，觉得要回答他的话真是件苦事；她低着头，好容易才说出一个是或否。克利斯朵夫看她怕羞得可怜，也就缩在包厢的尽里头不理她了。幸而台上的戏也开场了。
克利斯朵夫没有看广告，也不关心那有名的女演员扮什么角色。他像那些天真的人一样，到戏院来是看戏而非看戏子的。他根本不去猜那名角是扮奥菲利娅还是扮王后；并且即使他要猜，以两个剧中人的年龄来说，也一定以为她是扮王后，而万万想不到她会扮哈姆莱特的。一看到这个角色出现，一听见这个像玩具的娃娃似的机械的音色，他竟老半天地不敢相信……
“这是谁呢？是谁呢？”他轻轻地问着自己，“总不成是……”
等到他不得不承认那的确是哈姆莱特的时候，不由得开口骂了一句；那位女伴是外国人，没有懂，但左边的包厢里已经听到，马上气愤愤地把他喝住了。他便缩在包厢的尽里头，好称心如意地咒骂一顿。他气极了。要是他能公平一点儿，对于化装的漂亮，把一个六旬老妇变成青年男子，甚至还显得俊美（至少在一般捧角的人心里）的艺术上的“解数”，可能表示敬意。但他压根儿就讨厌“解数”，讨厌一切违反自然的现象。他喜欢女是女，男是男。这种事现在就不大可能。贝多芬的莱奥诺拉[73]那种幼稚可笑的化装，他已经觉得不舒服。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更荒谬绝伦了。把一个结实、肥胖、苍白、易怒、思想太多、见神见鬼的丹麦人变成一个女子，——连女子也算不上，因为女人扮的男人永远是个妖怪，——把哈姆莱特弄成一个太监，一个不雌不雄的家伙……那真要当时的人懦弱到极点，批评界无聊到极点，才会让他出台而不把他嘘下去！女戏子的声音使克利斯朵夫怒不可遏。她那种歌唱式的，念一个字像敲一下锤子似的说白，平板单调的朗诵，似乎从香曼莱[74] 以来就被世界上最无诗歌感觉的民族奉为至宝。克利斯朵夫气得不知怎么办了，千脆背对着舞台，怒容满面，朝着包厢的板壁，好似一个孩子受着面壁的处罚。幸而他的同伴不敢向他望，要不然一定会把他当作疯子的。
克利斯朵夫脸上古怪的表情突然停止了。他一动不动，声息全无。一种优美的富有音乐味的声音，一个女性的沉着而温柔的声音响亮起来。克利斯朵夫竖起耳朵，一边听着台上的话一边转过身子，好不诧异地想瞧瞧有这等天籁的究竟是何等人物。原来是奥菲利娅。当然这奥菲利娅跟莎士比亚的奥菲利娅一点不相干。她是个美丽的姑娘，高大，壮健，身段窈窕，像希腊的雕刻一样，浑身上下都极有生机。虽然为了她的角色竭力压制自己，她仍旧有股青春与欢乐的力在皮肤里，举动里和笑眯眯的深色的眼睛里闪耀。美丽的身体的魔力，居然使一刹那前对于哈姆莱特的表演那么愤懑的克利斯朵夫不觉得这个人物跟他意想中的奥菲利娅不符有什么遗憾；而且他满不在乎地把自己意想中的奥菲利娅为这个台上的奥菲利娅牺牲了。和热情冲动的人一样，他凭着无意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认为剧中人贞洁而骚乱的心头应当有这股青春的热情。而使他更着迷的，还有她那神奇的声音，纯粹、温暖、醇厚：每个字都像一个美丽的和弦；而在音节四周，更有那种轻快的南方口音，活泼松动的节奏，好比一阵茴香草与野薄荷的香味在空中缭绕。一个南欧的奥菲利娅不是奇观吗？她带来了金黄的太阳和法国南部的季候风。
克利斯朵夫忘了他的同伴，竟移到包厢前排，坐在她的身旁，眼睛直盯着那个不知名姓的女演员。可是一般并非来听一个无名女戏子的群众，完全不注意她；直要等女扮男装的哈姆莱特开口，他们才决心鼓掌。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为生气，低声骂着“蠢驴”，使十步以内的人都听见了。
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才记起了他的同伴；看她始终那么羞怯，他一边笑一边想到她一定给他粗野的举动吓坏了。——不错，这年轻的姑娘，和他萍水相逢而相处几小时的少女，的确拘谨得近乎病态：刚才要不是在特别兴奋的情形之下，她决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而她一接受就后悔，恨不得找个机会溜掉。更糟的是她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而同伴在背后——她连转过头去望一望都不敢——低声咒骂，咕噜不已，越发使她慌张得厉害。她以为他什么都会做出来的；他一坐到前面来，她简直吓得身子都凉了：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古怪的行动呢！她真想钻下地去。她不知不觉退后了一些，生怕碰到他的身子。
可是在休息时间听到他和善的说话，她又放了心。
“我是个挺不愉快的同伴，是不是？请你原谅。”
她望着他，看见他挺和气地笑着，就像刚才使她决意接受邀请的时候的笑容：
他接着又说：“我不能隐藏我的思想……可是那也太不成话了！……这个女人，活了那么一把年纪的女人！”
他脸上又做了个厌恶的表情。
她微微一笑，轻轻地回答：“说是这么说，究竟是很美的。”
他注意到她的外国口音，就问：“你是外国人吗？”
“是的。”
“是教员吗？”他一边看着她朴素的衣服一边又问。
“是的。”她红着脸回答。
“请问是哪一国人？”
“法国人。”
他做了个惊讶的姿势：“法国人？真想不到。”
“为什么？”她胆怯地问。
“你这样的……严肃！”
（她以为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完全是恭维。）
“法国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她说的时候有点儿不好意思。
他瞧着她那张小小的忠厚的脸，鼓起的脑门，笔直的小鼻子，四周簇拥着栗色头发的瘦瘦的腮帮。可是他视而不见，心里只想着那美丽的女演员，再三说：
“怪了，你是法国人！……真的吗？你跟那个奥菲利娅是一个国家的？简直叫人不能相信。”
他静默了一会儿又说：“她多美啊！”
他这么说着，完全没觉得这个话仿佛把奥菲利娅跟这个女伴作了个不大客气的比较；她明明感觉到了，可并不怪克利斯朵夫，她自己也认为奥菲利娅美极了。他想从她那儿打听一些关于那个女戏子的消息，她却一点儿不知道；显而易见她对剧坛的情形很隔膜。
“听到台上说法国话，你一定很愉快吧？”他问。
这句话他是随口说的，不料正说到了她的心里。
“啊！”她那种流露真情的口吻使他很注意，“我真高兴。在这儿我闷死了。”
这一回他可对她仔细瞧了瞧：她的手微微痉挛着，好似感到压迫的样子。但她立刻想起这种话可能得罪他：“噢！对不起，”她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老老实实地笑了：“得了吧，不用客套！你说得很对。在这儿，不一定要法国人才堵得慌，嘿！”
他耸起肩膀呼了口气。
可是她觉得说出了心里的话很难为情，从此不作声了。同时她也注意到，隔壁几个包厢里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他也发觉了，大为愤怒。他们俩就这样打断了话。休息的时间还没完，他便走到戏院的回廊里去遛遛。少女的话还清清楚楚在他耳朵里，他可心不在焉，脑子里全是奥菲利娅的形象。在以后的几幕中，她更把他完全抓住了；等到奥菲利娅发疯的一场，唱着那一段爱与死的凄凉的歌，她的声音那么动人，使克利斯朵夫惊心动魄，快要放声大哭了。他恨自己这样软弱，——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哭的，——又不愿意让人家看到，便突然从包厢里走了出去。回廊里，大厅上，都没有人。他心慌意乱地走下楼梯，不知不觉出了大门。他需要呼吸一下晚上凉爽的空气，在黑洞洞的荒凉的街上迈开大步走一会儿。他走到运河边上，把肘子靠着栏杆，望着静静的水，看街灯的倒影在那里摇晃。他的心情也跟这个一样：含糊，激动；除了一大片欢乐在表面上飘荡，什么都看不见。报告时刻的大钟响了，他不可能再回到戏院去看戏剧的结束。去看福丁布拉斯[75] 的胜利吗？他没有这兴致。谁会羡慕这个胜利的人？看饱了人生的可笑与残酷，谁还愿意当他这个角色呢？整个作品是对人生的可怕的控诉。可是剧中的生命力多么强烈，以致连悲伤也成为欢乐，惨痛也令人陶醉了……
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把那个被他丢在包厢内而连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女完全忘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一家三等旅馆去访问女演员。剧团的经理把她和其余的伙伴安顿在这儿，那个名角儿住的却是城里的第一家旅馆。克利斯朵夫被带进一间杂乱的小客厅，打开着的钢琴上放着残余的早餐，还有些夹头发的针和又脏又破烂的乐谱。奥菲利娅在隔壁屋子直着嗓子唱，像个只想弄些声音闹哄一下的孩子。人家去通报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话的声音挺高兴，也不管客人会不会听到：
“他找我有什么事，那位先生？他叫什么名字？……克利斯朵夫……姓什么？……克拉夫脱！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多怪的姓！”
她重复了两三遍，念到R的时候拼命地卷舌头。
“不像个姓，倒像个赌咒的字……”接着她真的赌了一个咒。
“他是个年轻人还是个老头儿？……讨人喜欢吗？……行，我就来。”
于是她又唱起来：
再没有比我的爱情更甜蜜的了……
同时她在房里搜索，咒骂那支躲在乱东西里找不到的贝壳别针。她不耐烦了，吼了几声，表示火气很大。克利斯朵夫虽然看不见，也能想象出她隔壁的举动，不由得笑了。终于他听到脚声走近，奥菲利娅气势汹汹地打开了门，出现了。
她还没完全穿好衣服，只裹着件浴衣，宽大的袖子里露出一对赤裸的手臂，头也没梳，一卷卷的头发掉在眼睛和腮帮上。美丽的深色眼睛，嘴巴，面颊，下巴上那个可爱的酒窝，一股脑儿都堆满着笑意。她用着沉着而歌唱般的声音，对自己的衣着略微表示一下歉意。她明知道用不着道歉，客人只会欢迎她这副打扮。她以为他是来访问的新闻记者。但听到他说是专程为她，为钦慕她而来的，她非但没有失望，反觉得十分高兴。她心地很好，很殷勤，最得意的是能够讨人喜欢，也不把这一点瞒人。克利斯朵夫的访问和热心使她快乐极了，——她还没给人宠坏呢。她的动作，态度，都那么自然，连她小小的虚荣心和因为能讨人喜欢而表示的高兴也是自然的，所以他一点不发窘。两人立刻像老朋友一样。他说几句不成语法的法语，她说几句不成语法的德语；要不了一小时，两人把所有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她完全没有送客的意思。这个壮健快活的南方女子，又聪明，又活泼，在那些无聊可厌的伙伴中间，在这个不通语言的地方上，要不是天生的性情快乐，早就闷死了；现在有个人谈谈，当然喜出望外。至于克利斯朵夫，跟本地一般狭窄虚假的小市民混腻了，遇到这个无拘无束的，很有平民气息的南方女子，也觉得说不出的痛快。他还不知道这一类的性格也有做作的地方，跟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外面所表现的那些，心里就没有别的，甚至连面上所表现的那些也没有。可是她至少是年轻的，活泼泼的，想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她对一切都要批评，用着新鲜的眼光，毫无顾虑；她身上的气息就像那种扫除云雾的南方的季候风。她很有天分，没有教育，也不会思索，对一切美的好的东西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并且真的非常感动；但过了一会儿又哈哈大笑了。不用说，她喜欢搔首弄姿，喜欢做媚眼，在敞开了一半的梳妆衣下面露出她的胸脯，很想叫克利斯朵夫着迷，但这纯粹是出于本能。她毫无心计，更喜欢说说笑笑：跟人家随随便便的，一来就熟，没有拘束也没有客套。她和他讲着戏班子里的内幕，她的苦闷，同事之间无聊的猜忌，奚撒贝——她这样的称呼那个名角儿——的耍手段，不让她出头。他和她说出对德国人的不满，她听了拍手附和。她心很好，不愿意说谁的坏话，可是不能因之而不说；她一边取笑别人，一边埋怨自己缺德，而说话之间又显出南方人特有的那种观察力，滑稽而中肯：她压制不了自己，形容一个人的时候说话非常刻薄。她乐死了，嘻开着苍白的嘴唇，露出一副小狗般的牙齿；脸上的血色给脂粉遮掉了，只有围着黑圈的眼睛在那里发亮。
他们忽然发觉已经谈了一小时。克利斯朵夫向高丽纳——这是她在戏班里的名字——提议下午再来，带她到城里去遛遛。她听了快活极了；两人约定吃过中饭就见面。
时间一到，他就来了。高丽纳坐在旅馆的小客厅里，捧着一个本子高声念着。她用笑眯眯的眼睛招呼他，只管念下去，念完了一句，才做手势要他坐在大沙发上，挨着她：
“这儿坐吧。别说话。我得把台词温一遍。一刻钟就完了。”
她用指尖点着脚本，念得又快又草率，像个性急慌忙的小姑娘。他提议替她背一遍。她就把脚本递给他，站起来背了。她不是吞吞吐吐，就是把一句的结尾念上三四遍才能想到下一句。她脑袋摇摇摆摆，把头发针都掉在地下。碰到一个固执的字不肯回到记忆中来，她便像野孩子一样暴躁起来，说出古里古怪的赌咒的话，甚至很粗野的字眼，——其中有一个很粗野很短的，是她用来骂自己的。克利斯朵夫看她那么有才气又那么孩子气，觉得很奇怪。她把声音的抑扬顿挫调动得很准确，很动人；可是她聚精会神地念到一段，半中间竟不知所云地胡诌起来。她的背功课活像一头小鹦鹉，完全不问其中的意义，那时就变成可笑的胡言乱语了。她可一点儿不着急：一发觉就捧腹大笑。最后，她喊了一声“算啦”，便从他手里抢过脚本往屋角一扔，说：
“放学了！时间到了！……咱们走肥！”
他可替她的台词有些担心，问：“你想你这样行了吗？”
“当然啰，”她肯定的回答，“并且还有那提词的人，要他干吗的？”
她到房里去戴帽子。克利斯朵夫因为等着她，便坐在钢琴前面按了几个和弦。她听了在隔壁屋里喊起来：“噢！这是什么？你再弹呀！那多好听！”
她跑来了，随手把帽子往头上一套。他弹完了，她要他再弹，嘴里还来一阵娇声娇气的赞叹；那是法国女子的习惯，不管是为了《特里斯坦》或是为了一杯巧克力。克利斯朵夫笑了：这对他的确换了一种口味，和德国人张大其词的派头完全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夸张，不过是两个极端罢了：一个是把一件小古董说得山样大，一个是把一座山说得小古董样小：还不是一样可笑！可是他那时觉得后面的一种比较可爱，因为是从他心爱的嘴里说出来的。高丽纳问他弹的是谁的作品；一知道是他的大作，她又叫了起来。他早上已经告诉过她，他是个作曲家，但她根本没注意。她挨着他坐下，硬要他把全部作品弹一遍。散步的事给忘了。这不但表示她有礼，而且因为她极喜欢音乐，她靠着奇妙的本能补足了教育的缺陷。他先还不拿她当真，只弹些最浅的曲子。但他无意中奏了一段自己比较看重的作品而她居然更喜欢，虽然他并没告诉她什么，他就又惊又喜了。一般德国人遇到懂音乐的法国人，都会表示一种天真的诧异，克利斯朵夫就是这样：
“怪了！想不到你鉴赏力很高……”
高丽纳冷笑了一声。
这样以后，他弹着越来越难懂的作品，想瞧瞧她究竟懂到什么程度。可是大胆的音乐似乎并没有把她搞糊涂；而在一阕因为从来没有被德国人了解，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开始怀疑的特别新颖的曲调之后，高丽纳竟要求他再来一遍，而且还站起身子背出调子来，几乎一点没错；那时克利斯朵夫的诧异更是可想而知了。他转过身来对着她，非常感动地握着她的手，嚷道：“噢！你倒是个音乐家！”
她笑了，说她早先在一个外省的歌剧院中唱过，但有个剧团经理在跑码头的时候碰到她，认为她有演韵文剧的才具，劝她改了行。
“多可惜！”他说。
“为什么？诗也是一种音乐啊。”
她要他把歌的意义给解释了；他又用德语把歌词念给她听，她马上跟着学，像猴子一样容易，连他抿嘴唇挤眼睛的动作都学上了。后来她背着唱的时候可错误百出，闹了很多笑话，背不出的地方就随口造些古怪的声音填上去，把两人都笑死了。她毫不腻烦地要他尽弹，他也毫不腻烦地听着她美丽的声音；她还不懂歌唱这一行的诀窍，像小姑娘一样尖着喉咙，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清脆动人的味道。她说话爽直，想什么说什么。虽然她没法解释为什么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她的判断骨子里的确有个理由。奇怪的是，逢到那些最规矩的，在德国最受赏识的作品，她反而最不惬意，只为了礼貌而恭维几句，但人家明明看出她不感兴趣。因为她没有音乐素养，所以不会像那些鉴赏家与艺术家一样，对“耳熟”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感到愉快，也不会在一件新的作品中去爱好在前人的作品中爱好过的形式或公式。同时她并不像德国人那么喜欢优美悦耳的感伤情调（至少她的感伤情调是另外一种，而克利斯朵夫还没发觉这一种感伤的缺点）；在德国最受欢迎的靡靡之音，她不会对之出神；她完全不赏识克利斯朵夫作的一个最平庸的歌，——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恨不得毁掉的，因为朋友们觉得好容易才有个机会捧他，老跟他提到这件作品。高丽纳天生能把握一切戏剧情绪，她喜欢的作品是要能清清楚楚表现出某一种热情，而且表现得很率直的，这也正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有些和声的生辣，克利斯朵夫觉得挺自然，她对之并无好感：那给她一个非常突兀的感觉，使她唱不下去；她停下来问：“难道真是这样的吗？”他回答说是的，她就想法勉强唱下去，但终于扮了个鬼脸，被克利斯朵夫看在眼里。往往她宁可跳过那一节，他却在琴上再弹一遍，问：“你不喜欢这个吗？”
她皱皱眉头说：“我觉得它不自然。”
“怎么不自然？”他笑着说，“你想想它的意思吧。在这儿听起来难道会不真吗？”他指了指心窝。
“也许对那儿是真的……可是这儿觉得不自然。”她扯了扯自己的耳朵。
从极轻忽然吊到极响的德国派朗诵，她也觉得刺耳：
“干么他要这样大叫呢？又没有别人在场，难道怕邻居听不见吗？他真有点儿这种神气……（对不起！你不会生气吧？）……他好像远远地招呼一条船。”
他并不生气，倒是真心的笑了，认为这种见解不无是处。她的议论使他听了好玩；从来还没人和他讲过这一套呢。结果他们都同意：用歌唱表现的朗诵最容易把很自然的说话变得不成样子，像一条越来越大的虫。高丽纳要求克利斯朵夫替她写一阕戏剧音乐，用乐队来为她的说白做伴奏，偶然穿插几段歌唱。他听了这个主意很兴奋；虽然场面的安排极不容易，但他觉得为了高丽纳的嗓子值得一试；于是他们想着许多将来的计划。
等到他们想出门，已经快五点了。在那个季节里，天很早就黑的。散步是不可能了。晚上高丽纳还要参加排戏，那是谁也不准参观的。所以她约他明天下午来带她出去，完成今天的计划。
第二天差点儿又跟上一天一样。他发现高丽纳骑在一张高凳上，吊着腿，照着镜子，正在试一副假头发。旁边有服侍她上装的女仆和理发匠，她嘱咐理发匠要把一卷头发给弄得高一些。她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望着站在背后微笑的克利斯朵夫，吐吐舌头。理发匠拿着假头发走了，她便挺高兴地转过身来说：“你好，朋友！”
她把腮帮迎上去让他亲吻。他不防她有这种亲热的表示，可也不肯错过机会。其实她并不把这举动看得怎么了不起，仅仅当作招呼的一种方式罢了。
“噢！我真快活！”她说，“今晚上可行了，行了。（她说的是假头发。）——我真急死了！要是你早上来，就可以看到我可怜得什么似的。”
他追问什么缘故。原来巴黎的理发匠包装的时候搞错了，替她放了一副跟她的角色完全不配的假头发。
“完全是平的，笔直地往下挂着，难看死了。我一看就哭了，哭得昏天黑地。可不是吗，台齐莱太太？”
“我进来的时候，”那女仆接着说，“太太[76] 把我吓坏了。太太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
克利斯朵夫笑了。高丽纳在镜子里看到了，愤愤地说：“你好笑吗，没心肝的！”可是她也跟着笑了。
他问她昨晚排戏的情形怎么样。——据说一切都很好。但她很希望人家把别的演员的台词多删掉一些，可别删掉她的……两人谈得那么有劲，把一个下午又虚耗了一半。她慢条斯理地穿着衣服，征求克利斯朵夫对她装束的意见。克利斯朵夫称赞她漂亮，天真地用他不三不四的法语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淫乱”的人。——她先是愕然瞪着他，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说了什么啊？”他问，“不该这么说的吗？”
“不错！不错！”她简直笑弯了腰，“你说得真对。”
终于出门了。她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和叽叽呱呱的说话，引起了大家的注目。她看一切都用着俏皮的法国女子的眼光，完全不想隐藏自己的感想。看到时装店陈列的衣衫，卖画片的铺子里乱七八糟的样品，有的是谈情说爱的镜头，有的是滑稽或肉麻的照片，有的是当地的妓女，有的是皇族，有穿红衣服的皇帝，穿绿衣服的皇帝，还有穿水手装的皇帝，把着“日耳曼”号的船舵向天睥睨的神气：她简直为之笑倒了。对着饰有瓦格纳那副生气模样头像的餐具，或是理发店橱窗里的蜡人头，她又高声狂笑。便是在表现忠君爱国的纪念像前面，对着穿着旅行外套，头戴尖盔的老皇，前呼后拥的还有普鲁士，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和全身裸露的战神：她也毫无礼貌的嘻嘻哈哈。路上碰到什么人，只要面貌，走路的架势，说话的腔调，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都被她作为当场打趣的资料。被她挖苦的人看她狡猾的眼光就明白了。她猴子般的本能会使她不假思索的，用嘴唇鼻子学他们或是缩作一团或是大张嘴脸的怪样子。她鼓起腮帮，模仿随便听来的一句话，因为她觉得那声音挺滑稽。他很高兴地跟着她笑，绝对不因为她放肆而发窘，他自己也不比她安分。幸而他的名誉已经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否则光是这一次的散步就能使他声名扫地。
他们去参观大教堂。高丽纳虽然穿着高跟鞋和长袍子，还是要爬上塔顶，衣摆在踏级上拖着，在扶梯的一只角上给钩住了；她可不慌不忙，痛快把衣服一扯，撕破了，然后毫无顾忌地把衣裾提得老高，继续往上爬。她差点儿把大钟都要敲起来。到了塔顶，她大声念着雨果的诗句，——克利斯朵夫一个字都不懂，——又唱着一支通俗的法国歌。随后，他学着伊斯兰教祭司的模样高叫了几声。天快黑了。他们回到教堂里，浓厚的黑影正沿着高大的墙壁上升，正面的花玻璃像神幻的瞳子一般闪闪发光。克利斯朵夫瞥见那天陪他看《哈姆莱特》的少女跪在侧面的一个小祭堂里。她一心一意地在那儿祷告，没看见他；但她痛苦而紧张的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想和她说几句话，至少跟她打个招呼；但他被高丽纳拉着往前直奔。
他们不久就分手了。她得准备上台；根据德国的习惯，戏院是很早开场的。但他才回家，就有人打铃，送来一张高丽纳的便条：
好运气！奚撒贝病了！停演一天！万岁啊万岁！……朋友！你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别忘了多带些乐谱来！……
高丽纳
他一时看不懂。等到弄明白了，他和高丽纳一样快活，马上到旅馆去了。他担心吃饭的时候要碰到整个戏班子的人，不料一个都没看见。甚至高丽纳也失踪了。最后他听见屋子尽里头有她很响很高兴的声音；他跟着去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突发奇想要做一盘别出心裁的菜，放着大注香料，使满街满巷都闻到的南方菜。她和旅馆里的胖子老板娘混得好极了，两人叽叽呱呱说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又有德语，又有法语，又有野人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她们互相尝着她们的出品，哈哈大笑。克利斯朵夫出现使她们闹哄得更厉害了。她们不许他进去，他偏要进去，也尝到了那盘名菜，扯了个鬼脸。于是她说他是个德国蛮子，真犯不上为他费心。
他们一起回到小客厅，饭桌已经摆好：只有他和高丽纳两个人的刀叉。他不由得问戏班子里的同伴在哪儿。
“不知道。”高丽纳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
“你们不一起吃饭吗？”
“没那回事！在戏院里碰见已经够受了！……还得一块儿吃饭吗？”
这一点和德国习惯大不相同，他听了又奇怪又羡慕。
“我以为你们是个很会交际的民族呢！”
“那么，”她回答说，“难道我不会交际吗？”
“交际的意思是过集团生活。我们这儿是要大家混在一起的！男的，女的，小的，从出生到老死，都是团体的一分子。什么事都得跟大家伙儿一起做：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歌唱，一起思想。大家打喷嚏，你也跟着打喷嚏；要不是跟大家一块儿，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不喝的。”
“那可好玩喽，”她说，“干吗不在一只杯子里喝呢？”
“你不觉得这表示友爱吗？”
“滚它的蛋，友爱！我跟我喜欢的人才友爱，决不跟所有的人友爱……呸！这还像什么社会，简直是个蚂蚁窝！”
“像我这样跟你一样思想的人，在这儿过的有趣日子，你可知道了吧？”
“那么上我们那儿去呀！”
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问她关于巴黎和法国人的情形。她告诉了他许多事情，可并不完全准确。除了南方人喜欢吹牛的习气，她还本能地想叫听的人入迷。据她说，在巴黎谁都是自由的；并且巴黎人个个聪明，所以大家都运用自由而不滥用自由；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信什么就信什么，爱什么就爱什么，不爱什么就不爱什么，绝没有人多句话。那儿绝没人干预旁人的信仰，刺探旁人的心事或是管人家的思想。那儿，搞政治的决不越出范围来干涉文学艺术，决不把勋章、职位、金钱，去应酬他们的朋友或顾客。那儿，绝没有什么社团来操纵人家的声名和成功，绝没有受人收买的新闻记者，文人也不相轻，也不互相标榜。那儿，批评界决不压制无名的天才，决不一味捧成名的作家。那儿，成功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一帆风顺也不一定就能博得群众的拥戴。人情风俗都那么温厚，那么亲切，那么诚恳。人与人间没有一点儿不痛快。从来没有毁谤人家的事。大家只知道互相帮助。新来的客人，不管是谁，只要真有价值，可以十拿九稳地受到人家欢迎，摆在他面前的尽是康庄大道。这些不计利害的，豪侠大度的法国人心中，全是纯粹的爱美的情绪。他们唯一的可笑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为了这个，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仍免不了上别的民族的当。
克利斯朵夫听着，连嘴都合不拢来了；那真叫人听得出神呢。高丽纳自己也听得飘飘然；至于昨天向克利斯朵夫说她过去的生活如何艰苦等等，她完全忘了，而他也一样记不起。
可是高丽纳并非单单要叫德国人喜欢她的国家；她同样关心的是要人家喜欢她本人。倘使一个晚上没有一些调情打趣的玩意儿，她会觉得沉闷而可笑的。她免不了逗弄克利斯朵夫，可是白费；他简直没觉得。克利斯朵夫压根儿不懂什么叫作调情。他只知道爱或不爱。他不爱的时候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爱情方面去。他对高丽纳的感情只是热烈的友谊，他从来没领教过这种南方女子的性格；她的魔力，风度，快活的心情，敏捷的理解力，开阔的胸襟他都体会到；这些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爱情所需要的条件；可是“爱情之来是不可捉摸的”，这一回它偏不来；至于没有爱情而玩爱情的游戏，他连想也没想到过。
高丽纳看着他一本正经觉得好玩。他在钢琴上弹着他带来的音乐，她挨在他身旁，把裸露的手臂绕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并且为了看乐谱，她身子往前探着，几乎把脸靠着他的脸。他觉得她的睫毛掠在他的脸上，看见她眼梢里带着俏皮的意味，也看到那张可爱的脸噘着嘴唇笑着，等着。——她的确等着。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暗示，只觉得高丽纳使他弹琴不方便，他不知不觉挣脱了身子，把座椅挪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去想跟高丽纳说话，发觉她拼命想笑，她的酒窝已经在笑了，可还抿着嘴忍着。
“你怎么啦？”他很奇怪地问。
她望了他一下，禁不住哈哈大笑了。
他完全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难道我说了什么古怪的话吗？”
他越盯着问，她越笑。快歇住了，一看他那副发呆的神气，她又大笑起来。她站起身子，跑去倒在屋子那一头的大沙发上，把脸埋在靠枕里，让自己笑个痛快，她全身都跟着抽动。他也被她引得笑起来，走过去拍着她的背。等到她称心如意地笑够了，才抬起头来，抹着眼泪，对他伸着手：
“唉啊！你多老实！”她说。
“不见得比别人更坏吧？”
她抓着他的手还在咯咯地笑：“法国女人不正经是不是？”
（她学着他古怪的法语读音。）
“你这是嘲笑我啊。”他也兴致挺好地回答。
她温柔地望着他，用力摇着他的手，问：“咱们是朋友吗？”
“当然！”他照样摇着她的手。
“高丽纳走了，你会想起她吗？你不恨她吗，这个不正经的法国女人？”
“德国蛮子这么傻，你也不恨他吗？
“就为他傻才喜欢他呢……你会上巴黎去看我吗？”
“一定的……你会跟我通信吗？”
“我可以赌咒……你也得赌咒。”
“行，我就赌咒。”
“不是这样的。得伸出手来。”
她学着古代罗马人发誓的模样。她要他答应写一个剧本，一出通俗的歌剧，将来译成法语，让她在巴黎上演。下一天她就得跟着剧团走了。他约定后天上法兰克福去看她，剧团要在那边公演。他们又谈了些时候。她送给克利斯朵夫一张照片，上半身差不多是裸体的。两人高高兴兴地分手了，像兄妹似的拥抱了一番。自从高丽纳看出克利斯朵夫很喜欢她而不是爱她以后，她也真的喜欢他，不动爱情而把他当作好朋友。
他们都睡得很好，谁也不乱做梦。第二天他早上有预奏会，不能送她。可是第三天他把事情安排妥当，上法兰克福赴约去了。那只是两三个钟点火车的路程。高丽纳并不以为他真能说到做到；他可把约会看得很认真，戏院开场的时候已经到在那里了。他在休息时间上化妆室去找她，她一看见就又惊又喜地叫起来，扑上他的脖子。他来赴约使她非常感激。克利斯朵夫觉得不痛快的是法兰克福很多聪明而有钱的犹太人能够赏识她眼前的美貌，料到她将来的走红，都争着来恭维她。时时刻刻有人上化妆室来，全是些眼睛挺有神而面团团的家伙，用着生硬的口音说些无聊的奉承话。高丽纳当然搔首弄姿地跟他们卖俏，之后跟克利斯朵夫说话也不由得拿腔作调，带着逗弄的口吻，使他不大高兴。她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化妆，他可一点儿不感兴趣；眼看她把胳膊、胸脯、脸搽脂抹粉，他只觉得讨厌。他想等戏完了马上就走，不再来找她。他向她告别，抱歉地说不能参加终场以后人家请她的消夜餐，她就非常真诚地表示难过，使他的决心动摇了。她叫人把火车表拿来，证明他能够有、应当有时间多陪她一会儿。他当然很乐意接受她的劝告，便参加了消夜餐；他对于人们的胡闹跟高丽纳对随便什么浑蛋都敷衍的手段，居然也不过分显出心中的厌恶。对她是没法记恨的。那么纯朴的姑娘，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懒洋洋的，肉欲很强，喜欢玩儿，像孩子一样撒娇，同时又那么正直，那么善良，连她所有的缺点也是自然的、健康的，只能叫人发笑，甚至还会喜欢。她说话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坐在她对面，望着她生动的脸，精神奕奕的美丽的眼睛，有点儿臃肿的下巴，像意大利人那样的笑容，和善，细腻，可是缺少清秀和灵气。他这一下才把她仔细看清楚了。有些地方使他想起阿达：举动，目光，带点儿粗俗的卖弄风情的手段；女人总脱不了女人的性格！但他喜欢的是那种南方人的心情，慷慨豪爽，尽量施展她天赋的优点，绝对不装出交际场中的漂亮和书本式的聪明，完全保存着她的和谐，她的身心好像生来就是为在阳光中舒展的。——他走的时候，她特意站起来和他到一边去道别。两人又拥抱了一下，把通信和再见的话重复了几遍。
他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去。在一个中间站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已经先等在那儿。克利斯朵夫在对方列车的三等车里，——正对着他的车厢，——看见那个陪他看《哈姆莱特》的法国少女。她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认得是他。两人都愣了一愣，不声不响行了个礼，一齐低下头去，连动都不敢动。可是他一眼之间已经看见她戴着一顶旅行便帽，身边放着一口旧提箱。他没想到她离开德国，以为是出门几天。他不知道应不应当和她说话，迟疑了一会儿，心里盘算着和她说些什么，正当他要去放下车窗招呼她的时候，忽然听到开车的讯号，就放弃了说话的念头。列车开动之前又过了几秒钟。他们俩面对面望着。彼此的车厢里都没有别人，他们把脸贴在车窗上，透过周围沉沉的黑夜，四只眼睛碰在一起。双重的车窗隔着他们。要是伸出胳膊，还可以碰到呢。咫尺，天涯。车子开动了。她始终望着他，在这个分离的一刹那，她不觉得胆小了。两人望得出了神，连最后一次点点头都没想到。她慢慢地远去了，不见了；他眼看她的列车在黑夜里消失。像两个流浪的星球似的，他们俩走近了一下，又在无垠的太空中分开了，也许是永久地分开了。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合着眼皮，蒙蒙眬眬地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地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别的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纳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扑着窗子；但他不让她进来。
等他下了车，呼吸着夜晚凉爽的空气，在万籁无声的街上走动之下，精神一振，又看到了高丽纳的影子。他回想到那个可爱的女戏子，自个儿微微笑着，又高兴又气恼，因为一会儿想到她亲热的举动，一会儿想到她粗俗的调情。
他怕惊醒睡在隔壁屋子里的母亲，不声不响地脱着衣服，一边轻轻地笑着咕噜道：
“这些古怪的法国人！”
可是那天晚上在包厢里听到的一句话又回到他的记忆里：
“像我这样的也有的是。”
他第一次跟法国接触就看到了它双重的性格。但像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根本不想去解答这个谜。回想到车厢里那个少女，他只随便对自己说了句：
“她不像一个法国人。”
仿佛怎么样才能算法国人倒要一个德国人来决定似的。
像法国人也罢，不像法国人也罢，总而言之他想着她；因为他半夜惊醒过来，心里一阵难过；原来他记起了放在少女身边的箱子，忽然明白那姑娘是一去不回的了。其实他早该想到而竟没想到。这一下他却隐隐约约有点儿伤感。但他在床上耸了耸肩想道：“那跟我有什么相干？想它干吗！”于是他又睡着了。
可是下一天他出门第一个就碰到曼海姆，叫他勃罗希[77] ，问他可有意思去征服整个法兰西。他从这个有脚告示嘴里，知道包厢的事闹大了，出乎曼海姆的意料之外。
“你真是个大人物，”曼海姆嚷着说，“我甘拜下风了！”
“我又没做什么。”克利斯朵夫回答。
“你真了不起！老实说，我忌妒你。一手抢掉了葛罗纳篷的包厢，还请了他们的法国女教师去代替他们，嘿嘿！那太妙了，我就没这个本领！”
“她是葛罗纳篷家的女教师吗？”
“对，你尽管装不知道，只作是无心的，我也劝你这么办！……爸爸简直不肯罢休。葛罗纳篷一家都气死了！……可是事情很快就有了解决，他们把那姑娘撵走了。”
“怎么！”克利斯朵夫叫起来，“他们把她歇了！……为了我把她歇了？”
“你不知道吗？她没跟你说吗？”
克利斯朵夫表示很难受。
“好家伙，别烦恼了，”曼海姆说，“那也没关系。而且你早该想到的，只要葛罗纳篷他们一发觉……”
“什么？发觉什么？”克利斯朵夫嚷着。
“发觉她是你的情妇啰！”
“可是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她，连她是谁也不知道。”
曼海姆微微一笑，意思是说：“你把我当作傻子了。”
克利斯朵夫气恼之下，一定要曼海姆相信他的话。曼海姆便道：“那就更怪了。”
克利斯朵夫骚动起来，说要去找葛罗纳篷，把事实告诉他们，替少女洗刷明白，曼海姆劝他不必：“朋友，你越跟他们解释，他们越不信。何况也太晚了。现在那女孩子已经不知在哪儿了。”
克利斯朵夫难过到极点，竭力想寻访女孩子的踪迹，想写信向她道歉。可是谁也不知道她的事。他上葛罗纳篷家去问，碰了个钉子；他们不知道她上哪儿去的，并且也不关心这种事。克利斯朵夫一心想着自己害了人，悔恨不已。除了悔恨，还有那双眼睛的神秘的魔力，像一道光似的悄悄地照着他的心。岁月的洪流，新的念头，似乎把那魅力与悔恨一齐淹没了，盖掉了；可是它们暗中老在他心底里。克利斯朵夫始终忘不了他所谓的牺牲者。他发誓要把她找到。明知道机会很少，他却有把握能够和她再见。
至于高丽纳，她从来没复他的信。过了三个月，他不再存什么希望了，忽然收到她一通四十字长的电报，用着怪高兴的语调给他许多亲密的称呼，问“大家是否还相爱”。后来，杳无音讯差不多隔了一年，又接到一封短信，像小孩子似的把字写得挺大挺潦草，装着贵妇人的口吻，一共只有寥寥几句，都是亲热而古怪的话。以后，又没消息了。她并没忘了他；只是没工夫想到他。
目前，高丽纳的印象还很新鲜，两人交换的计划老在心中盘旋，克利斯朵夫便打算写一阕戏剧音乐给高丽纳去演，其中夹几段她可以唱的调子，——大概是一种诗歌体音乐话剧[78] 的形式。这一门艺术从前在德国极受欢迎，莫扎特曾经热烈称赏；贝多芬、韦伯、门德尔松、舒曼，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有制作；但从瓦格纳派的艺术得势，以为替戏剧与音乐找到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公式之后，诗歌体杂剧就衰落了。瓦格纳派的学究，不单排斥一切新的杂剧，还要把以前的杂剧彻底清除：他们费尽心血把歌剧中所有语体对白的痕迹删掉，替莫扎特、贝多芬、韦伯等补上他们自出心裁的吟咏体；他们很虔诚地把垃圾堆在杰作上面，自以为把大师们的思想给补足了。
高丽纳的批评使克利斯朵夫对于瓦格纳派的朗诵体格外觉得笨重，甚至难听；他考虑到在戏剧中把说白与歌唱放在一处，用吟咏体把它们合在一起，是不是无聊，是不是违反自然。因为那好比把一匹马和一只鸟拴在同一辆车上。说白与歌唱各有各的节奏。一个艺术家为了他所偏爱的一种艺术而牺牲另一种，那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在两者之间求妥协，就非两败俱伤不可：结果是说白不成其为说白，歌唱不成其为歌唱。歌唱的壮阔的波澜，势必受狭窄单调的河岸限制；而说白的美丽的裸露的四肢，也要包上一层浓艳厚重的布帛，把手势与脚步都给束缚了。为什么不让它们俩自由活动呢？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子，沿着一条小溪轻快地走着，幻想着，给喁喁的水声催眠着，步履的节奏不知不觉与溪水的歌声相应。这样，音乐与诗歌都自由了，可以并肩前进，把彼此的幻梦融和在一起。当然不是任何音乐任何诗歌都能这样结合的。一般粗制滥造的尝试和恶俗不堪的演员，往往使反对杂剧的人振振有词。克利斯朵夫也久已跟他们一样存着厌恶之心：演员们依着乐器的伴奏念那些语体的吟诵的时候，并不顾到伴奏，并不想把他们的声音与伴奏融合为一，只想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种荒谬的情形的确使一切有音乐感觉的耳朵受不了。可是从他听到了高丽纳和谐的声音，听到了她流水似的纯净的声音，像一道阳光照在水里那样在音乐中动荡，和每句旋律的轮廓化成一片，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流畅的歌声，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艺术的美。
他或许看得很对；但这一类的艺术倘使要真有价值，可以说是所有的体裁中最难的，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没有经验的人去贸然尝试，决计免不了危险。尤其因为这种艺术有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诗人、艺术家、演员，三方面的努力必须非常调和。克利斯朵夫完全不理会这些，就冒冒失失地去尝试只有他一个人感觉到它的法则的新艺术。
最初他想采取莎士比亚的一出神幻剧[79]或《浮士德》后部中的一幕来配制音乐。但戏院方面并无意作这种尝试，认为费用既不赀，而且是荒唐的试验。大家承认克利斯朵夫对音乐是内行，但看到他胆敢对戏剧也有所主张，就觉得好笑而不把他当真了。音乐与诗歌，好似两个漠不相关而暗中互相仇视的世界。要踏进诗歌的领域，克利斯朵夫必须和一个诗人合作；而这诗人是不容许他选择的，连他自己也不敢选择：因为他不敢信任自己的文学趣味。人家说他完全不懂诗歌，事实上他对于周围的人所赞赏的诗歌，的确完全不懂。凭着他那种老实与固执的脾气，他费了不少苦心去领略这一首诗或那一首诗的妙处，始终没成功，他不胜惶愧，承认自己没有诗人的素质。其实他很爱好某几个过去的诗人；这一点使他还有点儿安慰。但他爱好那些诗人的方式大概是不对的。他发表过奇特的见解，说唯有把诗译成了散文，甚至译成了外国文的散文而仍不失其为伟大的诗人才算伟大，又说文辞的价值全靠它所表现的心灵。朋友们听了都嘲笑他。曼海姆把他当作俗物。他也不敢辩白。只要听文人谈论音乐，就可知道一个艺术家一旦批评他外行的艺术就要闹笑话。这种例子他天天有得看到，所以他决意承认（虽然心里还有点怀疑），自己对诗歌真是外行，而对那些他信为更在行的人的见解，闭着眼睛接受了。杂志里的朋友们给他介绍了一个颓废派诗人，史丹芬·洪·埃尔摩德，说他写了出别出心裁的《伊芙琴尼亚》[80] 。当时的德国诗人和他们的法国同行一样，正忙着把古希腊的悲剧改头换面。埃尔摩德的作品就是半希腊半德国式的那一种，把易卜生、荷马甚至王尔德的气息混在一起，当然也没忘了查看一下考古学。他所写的阿伽门农是个神经衰弱病者，阿喀琉斯是个懦怯无用的人：他们互相怨叹自己的处境；而这种怨叹当然也无济于事。全剧的重心都在伊芙琴尼亚一个人身上：她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迂腐的伊芙琴尼亚，教训着那些英雄，狂叫怒吼，对着大众宣说尼采派的厌世主义，结果是醉心于死而在狂笑中自刎了。
这部狂妄的作品，完全代表一个穿着希腊装束的没落的野蛮民族，与克利斯朵夫的精神根本是不相容的。但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是杰作。他变得懦弱了，也信了他们的话。其实他脑子里装满了音乐。念念不忘的是音乐而非剧本。剧本只等于一个河床，给他用来宣泄热情的巨流的。真正为诗歌配制音乐的作家必须懂得退让，放弃自己的个性，克利斯朵夫可绝对办不到。他只想到自己，没想到什么诗歌；而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自以为了解诗人的作品：殊不知他所了解的根本不是原作的意思。像小时候一样，他脑子里编了一个脚本，跟摆在眼前的那个毫不相干。
等到排演的时候，他可发现了作品的真面目。有一天他听着其中的一幕觉得荒谬之极，以为是演员们把它改了样，他不但当着诗人向演员解释剧本，还对那个替演员们辩护的诗人解释。作者不服气了，怪不高兴地说他总该明白自己所要表白的东西吧。克利斯朵夫一口咬定埃尔摩德完全不了解剧本。众人听了哄堂大笑，克利斯朵夫才觉得自己闹了笑话。他住了嘴，承认那些诗句究竟不是自己写的。于是他看出了剧本的荒谬，大为丧气；他不懂怎么早先会误解的。他骂自己糊涂，扯着自己的头发。他想聊以自慰，暗暗地说：“好吧，我根本没懂。别管剧本，只管我的音乐吧！”——可是剧中人的举动，姿势，说话的无聊，装腔作势的激昂，不必要的叫喊，使他受不了，甚至在指挥乐队的时候连棍子都举不起来，恨不得去躲在提示人的洞里。他太坦白，太不懂世故了，没法掩藏自己的感想，使朋友、演员、剧作者，每个人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你不喜欢这个作品？”埃尔摩德冷笑着问。
克利斯朵夫鼓着勇气回答：“说老实话，我不喜欢。我不懂。”
“那么你写音乐以前，没把剧本念过一遍吗？”
“念过的，”克利斯朵夫天真地说，“可是我误会了，把作品了解错了。”
“可惜你没有把你所了解的自己写下来。”
“唉！我要能自己写才好呢！”克利斯朵夫说。
诗人气恼之下，为了报复，也批评他的音乐了。他埋怨它繁重，使人听不到诗句。
诗人固然不了解音乐家，音乐家也固然不了解诗人，演员们却是对他们俩都不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他们只在唱词中找些零星的句子来卖弄自己的特长。他们绝对不想把朗诵去适应作品的情调和节奏：他们和音乐分道扬镳，各自为政，仿佛他们永远没把音唱准似的。克利斯朵夫气得咬牙切齿，拼命把一个一个的音符念给他们听。可是他叫他的，他们唱他们的，根本不懂他的意思。
要不是为了已经排演到相当程度，怕取消了会引起诉讼，克利斯朵夫早就放弃这个戏了。曼海姆听到他灰心的话，满不在乎地说：
“怎么啦？事情很顺当啊。你们彼此不了解吗？哦！那有什么关系？除了作家本人，谁又懂得一件作品？作家自己能懂，已经算了不起了！”
克利斯朵夫为了诗的荒谬非常担心，说是会连累他的音乐的。曼海姆当然知道那些诗不近人情，埃尔摩德也是个无聊家伙；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埃尔摩德请客的时候饭菜挺好，又有一个美丽的太太，批评界对他还能要求什么呢？——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他没有工夫听这种轻薄话。
“哪里是轻薄话！”曼海姆笑着说，“他们都是些老实人！完全不知道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
他劝克利斯朵夫别为埃尔摩德的事那么操心，得想到自己的事。他鼓励他做些宣传工作。克利斯朵夫不胜愤慨地拒绝了。一个新闻记者来问到他的身世，他憋着气回答：“跟你有什么相干！”
又有人代表一个杂志来向他讨照相，他直跳起来，说谢谢老天，他没有做德皇，用不着把照片摆在街上给路人瞧。要他跟当地最有势力的沙龙有所联络简直不可能。他不接受人家的邀请；便是不得不接受了，临时又忘了去，或是心绪恶劣地去，好像存心跟大家怄气。
而最糟的是，上演的前两天，他和杂志方面的人也闹翻了。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曼海姆继续篡改克利斯朵夫的文字，把批评的段落毫无顾忌地整行整行的删掉，写上恭维的话。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在某个沙龙里遇见一个演奏家，——一个被他痛骂过的小白脸式的钢琴家，嘻开着雪白的牙齿向他道谢。他厉声回答说用不着谢。那钢琴家依旧絮絮叨叨地表示感激。克利斯朵夫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说要是他满意他的批评，那是他的事，可是写的人决不是想使他满意的；说吧他转过身子不理了。演奏家以为他好人歹脾气，便笑着走开了。克利斯朵夫可记起不久以前收到另一个被他痛骂的人的谢启，突然起了疑心，便出去到报亭里买了份最近的杂志，找出他那篇的文字读了一遍……当时他竟以为自己疯了。过了一会儿，他恍然大悟，便气得什么似的奔到社里去。
华特霍斯与曼海姆正在那儿跟一个相熟的女演员谈天。他们用不着问克利斯朵夫的来意。他把杂志往桌上一摔，连喘口气都等不及，就声势汹汹地对他们破口大骂，又是叫又是嚷，说他们是坏蛋，是无赖，是骗子，抓着一张椅子使劲往地板上乱捣。曼海姆还想嘻嘻哈哈，克利斯朵夫要飞起脚来踢他的屁股。曼海姆逃在桌子后面捧腹大笑。华特霍斯可是对他一脸瞧不起的样子，拿出尊严沉着的气派，竭力在喧闹声中表示不答应人家对他用这种口气，叫克利斯朵夫等他的消息；一边把名片递给他[81] 。克利斯朵夫拿来扔在他脸上，叫道：
“摆什么臭架子！……用不着你的名片，我早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你是个流氓，骗子！……你想我会跟你决斗吗？……哼，你只配给人家揍一顿！”
他的声音直闹到街上，连走路人都停下来听。曼海姆赶紧关起窗子。那女客吓坏了，想溜，可是克利斯朵夫把房门堵住了。华特霍斯脸色发了青，连气都透不过来；曼海姆涎皮赖脸地笑着，两人嘟嘟囔囔地想跟他争。克利斯朵夫可绝对不让他们开口，把所能想象到的最不中听的话对他们说尽了，直到无可再骂，连气都塞住了才走掉。而华特霍斯和曼海姆等他走了才能说出话来。曼海姆马上又活泼了：他挨了骂不过像鸭子淋了阵雨。可是华特霍斯愤怒到极点，他尊严受了伤害；而且当着别人受辱，他尤其不能原谅。同事们也跟着附和他。社里所有的同人中唯有曼海姆不恨克利斯朵夫：他拿他耍弄够了，觉得听几句粗话不能算划不来。那是怪有趣的玩意儿，假使这种事临到他，他自己就会先笑的。所以他准备跟克利斯朵夫照常来往，好像根本没那回事。克利斯朵夫可记在心上，不管对方怎样来迁就他，始终拒绝。曼海姆也无所谓：克利斯朵夫是个玩具，已经给他称心如意的玩够了；他又在进攻另一个傀儡了。从此他们断绝了关系。但曼海姆在人家提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依旧说他们是好朋友。也许他的确这样想。
吵架以后两天，《伊芙琴尼亚》公演了。结果是完全失败。华特霍斯的杂志把剧本恭维了一阵，对音乐只字不提。别的刊物可快活极了。大家哄笑，喝倒彩。戏演了三场就停了，众人的笑骂可并不跟着停止：能有个机会说克利斯朵夫坏话真是太高兴了！连续好几个星期，《伊芙琴尼亚》成为挖苦的资料。大家知道克利斯朵夫再没自卫的武器，就尽量利用机会，唯一的顾忌是他在宫廷里的地位。虽然他跟那位屡次责备他而他置之不理的大公爵很冷淡，他仍不时在爵府里走动，所以群众认为他还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名无实的支持。——而他还要把这最后一个靠山亲自毁掉。
他受了批评。它不但针对他的作品，还牵涉他那个新的艺术形式，那是人家不愿意了解的，可是要把它歪曲而使它显得可笑倒很容易。对于这种恶意的批评，最好是置之不理，继续创作。但克利斯朵夫还没有这点儿聪明。几个月以来，他养成了坏习惯，对一切不公平的攻击都要还手。他写了一篇把敌人们丑诋一顿的文章，送给两家正统派的报馆，都被退回了，虽然退稿的话说得很婉转，仍带着讥讽的意味，克利斯朵夫固执起来，非想法登出来不可。他忽然记起城里有一份社会党的报纸曾经想拉拢他。他认识其中的一位编辑，有时和他讨论问题的。克利斯朵夫很高兴能找到一个人，敢毫无忌讳地谈到当局，军队和一切压迫人的古老的偏见。可是谈话的题目也至此为止，因为那社会主义者说来说去脱不了马克思，而克利斯朵夫对他就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思想自由的人物，除了一套他不大喜欢的唯物主义以外，还有刻板的教条，思想方面的专制，暗中崇拜武力，简直是另一极端的军国主义；总之他的论调和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每天听到的并没多大分别。
虽然如此，他被所有的编辑封锁之后，他所想到的还是这位朋友和他的报纸。他很知道他的举动会骇人听闻：那份报纸素来很激烈，专门骂人，大家都认为要不得的；但克利斯朵夫从来不看它的内容，所以只想到那些大胆的思想（那是他不怕的），而没想到它所用的卑鄙口吻（那是他看了也要厌恶的）。并且别的报纸暗中联合起来打击他，使他恨无可泄，所以即使他知道报纸的内容，也不见得会顾虑。他要叫人知道要摆脱他没这么容易。——于是他把那篇文章送到社会党报纸的编辑部，大受欢迎。第二天，文章就给登出来了，编者还加上一段按语，大吹大擂地说他们已经约定天才青年、素来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极表同情的克拉夫脱同志长期执笔。
克利斯朵夫既没看到自己的文章，也没看到编者的按语，那天是星期日，天没亮他就出发往乡下散步去了。他兴致很好，看着太阳出来，又笑又叫，手舞足蹈。什么杂志，什么批评，一股脑儿丢开了！这是春天，大自然的音乐，一切音乐中最美的音乐，又奏起来了。黑洞洞的、闷人的、气味难闻的音乐厅，可厌的同伴，无聊的演奏家，都给忘得干干净净！只听见喁喁细语的森林唱出奇妙的歌声；令人陶醉的生气冲破了地壳，在田野中激荡。
他给太阳晒得迷迷糊糊地回家，母亲递给他一封信，是他不在的时候爵府里派人送来的；信上用的是公事式的口气，通知克拉夫脱先生当天上午就得到府里去一次。上午早已过了，时间快到一点，克利斯朵夫可并不着急。
“今儿太晚了，”他说，“明儿去吧。”
可是母亲觉得不妥：“不行，亲王找你去，你得马上去，或许有什么要紧事儿。”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要紧事儿？那些人会跟你谈什么要紧事儿吗？……还不是说他那一套关于音乐的见解，叫人受罪！……只希望他别跟齐格弗里德·曼伊哀[82] 比本领，也写一曲什么《颂歌》！那我可不客气喽。我要对他说：‘你干你的政治吧！你在政治方面是主人，永远不会错的，可是艺术替我免了吧！谈到艺术，你的头盔，你的羽饰，你的制服，你的头衔，你的祖宗，统统没有啦；……我的天！试问你没有了这些，你还剩什么？’”
把什么话都会当真的鲁意莎举着手臂喊起来：
“怎么能说这个话！……你疯了！你疯了！”
他看母亲信以为真，更故意跟她玩儿，尽量吓唬她。鲁意莎直到他越来越荒唐了才明白他在逗她，便转过背去说：“你太胡闹了，孩子！”
他笑着拥抱她。他兴致好极了：散步的时候有个美丽的调子在胸中蹦呀跳的，好似水里的鱼儿。他肚子饿得很，必要饱餐一顿才肯上爵府去。饭后，母亲监督着他换衣服；因为他又跟她淘气，说穿着旧衣衫和沾满了灰土的鞋子，也没有什么不体面。但临了他仍旧换了一套衣服，把鞋子上了油，嘴里嘁嘁喳喳地打着呼哨，学做各式各种的乐器。穿扮完了，母亲给检查了一遍，郑重其事的替他把领带重新打过。他竟例外地很有耐性，因为他对自己很满意，——而这也不是常有的事。他走了，说要去拐走阿台拉伊特公主。那是大公爵的女儿，长得相当美，嫁给德国的一个小亲王，此刻正回到母家来住几个星期。克利斯朵夫小时候，她对他很好；而他也特别喜欢她。鲁意莎说他爱着她，他为了好玩也装作这个样子。
他并不急于赶到爵府，一路瞧瞧铺子，看到一条像他一样闲荡的狗横躺着在太阳底下打呵欠，就停下来把它摸一会儿。他跳过爵府广场外面的铁栏，——里头是一大块四方形的空地，四面围着屋子，空地上两座喷水池有气无力地在那儿喷水；两个对称的没有树荫的花坛，中间横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小路，像脑门上的一条皱痕，路旁摆着种在木盆里的橘树；场子中央放着一座不知哪一个公爵的塑像，穿着路易·菲力浦式的服装，座子的四角供着象征德行的雕像。场中只有一个闲人坐在椅子上拿着报纸打盹。府邸的铁栏前面，等于虚设的岗位上空无一人。徒有其名的壕沟后面，两尊懒洋洋的大炮似乎对着懒洋洋的城市打呵欠。克利斯朵夫看着这些扯了个鬼脸。
他走进府第，态度并不严肃，至多是嘴里停止了哼唱，心却照旧快活得直跳。他把帽子往衣帽间的桌上一扔，毫不拘礼地招呼他从小认识的老门房。——当年克利斯朵夫跟着祖父晚上第一次到府里来看阿斯莱，他已经在这儿当差了。——老头儿对于他嘻嘻哈哈的说笑一向不以为忤，这一回却是神色傲慢。克利斯朵夫没注意。更往里走，他在穿堂里又碰到一个秘书处的职员，平素对他怪亲热，话挺多的，这回竟急急忙忙地走过了，避免和他搭讪，克利斯朵夫看了很奇怪。可是他并不拿这些小节放在心上，只管往前走去，要求通报。
他进去的时候，里头刚吃过中饭。亲王在一间客厅里，背靠着壁炉架，抽着烟和客人谈天；克利斯朵夫瞥见那位公主也在客人中间抽着烟卷，懒洋洋地仰在一张靠椅中，和四周的几个军官高声说着话。宾主都很兴奋；克利斯朵夫进门就听到大公爵一片粗豪的笑声。可是亲王一看见克利斯朵夫，笑声马上停止。他咕噜了一声，直扑过来嚷道：
“嘿！你来啦！你终于赏光到这儿来啦！你还想把我耍弄下去吗？你是个坏东西，先生！”
克利斯朵夫被这当头一棒打昏了，呆了好一会儿说不上话来。他只想着他的迟到，那也不至于受这样的羞辱啊，他便结结巴巴地说：“亲王，请问是怎么回事？”
亲王不理他，只顾发脾气：“住嘴！我决不让一个坏蛋来侮辱我。”
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白，喉咙抽搐着发不出声音；他挣扎了一下，嚷道：
“亲王，您既没告诉我是什么事，也就没权利侮辱我。
大公爵转身对着他的秘书，秘书马上从袋里掏出一份报纸。他生那么大的气，不光是因为性子暴躁，过度的酒也有相当作用。他直跳到克利斯朵夫面前，像斗牛士拿着红布一般，抖开那张打皱的报纸拼命挥舞，怒不可遏地叫着：
“瞧你的脏东西，先生！……你就配人家把你的鼻子揿在里面！”
克利斯朵夫认出那是社会党的报纸，说道：“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怎么！怎么！你那样的无耻！……这份混账的报纸！那班流氓天天侮辱我，说着最下流的话骂我！……”
“爵爷，我没看过这个报。”
“你扯谎！”
“我不愿意您说我扯谎，”克利斯朵夫说，“我没看过这个报，我只关心音乐。并且，我自有爱在哪儿发表文章就在哪儿发表的权利。”
“你什么权利也没有，唯一的权利是不开口。过去我待你太好了。我给了你跟你的家属多少好处，照你们父子两个的行为，我早该跟你们断绝了。我不准你再在跟我捣乱的报上发表文字。并且将来不经我的许可，也不准你再写什么文字。你为音乐掀起的笔墨官司，我也看够了。凡是有见识有心肝的人，真正的德国人所看重的东西，我不准一个受我保护的人去加以攻击。你还是作些高明一点儿的曲子吧，要是作不出，那么练习练习你的音阶也好。我不要音乐界里来一个社会党，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意儿。谢谢上帝！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们。所以，还是弹你的琴去吧，先生，别跟我们捣乱！”
肥胖的公爵正对着克利斯朵夫，把恶狠狠的眼睛直瞪着他。克利斯朵夫脸色发了青，想说话，扯了扯嘴唇，嘟囔着说：
“我不是您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气都塞住了，羞愤交迸，快要哭出来；两条腿在那里发抖。他动了动胳膊，把旁边家具上的一件东西撞倒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可笑，也的确听见有人笑着；他模模糊糊地看到公主在客厅那一头和几个客人交头接耳，带着可怜他和讥讽他的意味。从这时起，他就失了知觉，不知道经过些什么情形。大公爵嚷着。克利斯朵夫嚷得更凶，可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秘书和另一个职员走过来要他住嘴，被他推开了；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中抓着桌上的烟灰碟子乱舞。他听见秘书喊着：
“喂，放下来，放下来！”
他又听见自己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把烟灰碟子往桌边上乱捣。
“滚出去！”公爵愤怒之极，大叫起来。“滚！滚！替我滚！”
那些军官走过来想劝公爵。他好像脑充血似的突着眼睛，嚷着要人家把这个无赖赶出去。克利斯朵夫心头火起，差点儿伸出拳头去打公爵的脸；可是一大堆矛盾的心理把他压住了：羞愧，愤怒，没有完全消灭的胆怯，日耳曼民族效忠君王的性格，传统的敬畏，在亲王面前素来卑恭的习惯，都在他心头乱糟糟地混在一起。他想说话而不能说话，想动作而不能动作；他看不见了，听不见了，让人家把他推了出来。
他在仆役中间走过。他们声色不动地站在门外，把吵架的情形都听了去。走出穿堂的两三十步路，他仿佛走了一辈子。回廊越走越长，似乎走不完了！从玻璃门里望见的外边的阳光，对他像救星一样……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忘了自己光着脑袋，直到老门房叫他才回去拿了帽子。他拿出全身的精力才能走出府第，穿过院子，回到家里。路上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地响。一进家里的大门，他的神气跟哆嗦就把母亲吓坏了。他推开了她，也不回答她的问话，走进卧房，关了门倒在床上。他抖得那么厉害，竟没法脱衣服，气也透不过来，四肢也瘫痪了……啊！但愿不再看见，不再感觉，不必再支撑这个可怜的躯壳，不必再跟可羞可鄙的人生挣扎，没有气没有思想地倒下去，不要再活，脱离世界！——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脱下衣服，乱七八糟地摔在地下，人躺在床上，把眼睛蒙住了。屋子里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他的小铁床在地砖上咯咯地响。
鲁意莎贴在门上听着，敲着门，轻轻地叫他；没有回音。她等着，听着房里寂静无声好不揪心，然后她走开了。白天她来了一两次，晚上睡觉之前又来了一次。一天过去了，一夜过去了：屋子里始终没有一点儿声音。克利斯朵夫忽冷忽热，浑身哆嗦，哭了好几回；半夜里他抬起身子对墙壁晃晃拳头。清早两点左右，发疯似的一阵冲动使他爬下了床，半裸着湿透的身子，想去杀死大公爵。恨与羞把他折磨着，身心受着火一般的煎熬。可是这场内心的暴风雨在外面一点都不表现出来：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声音。他咬紧牙齿，把一切都压在肚里。
第二天他照常下楼：精神上受了重伤，一声不出，母亲也一句不敢动问。她已经从邻居那边知道了原委。一整天他都坐在椅子里烤火，跟哑巴一样，浑身发烧，驼着背像老头儿。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悄悄地哭。
傍晚，社会党报纸的编辑来找他。自然，他已经知道了那件事而来打听细节。克利斯朵夫很感激，天真地以为那是对他表示同情，是人家为了连累他而来向他道歉。他要挣面子，对过去的事一点儿不表后悔，不觉把心上的话全说了出来：跟一个像自己一样恨压迫的人痛痛快快谈一谈，他觉得松了口气。那编辑逗他说话，心里想即使克利斯朵夫不愿亲自动笔，至少可以供给材料，让他拿去写篇骇人听闻的文章。他预料这位宫廷音乐家受了羞辱，一定会把他高明的笔战功和他所知道的宫廷秘史（那是更有价值的）贡献给社会党。他认为用不到过分的含蓄，便老老实实把这番意思对克利斯朵夫说了。克利斯朵夫跳起来，声明他一个字都不能写：由他去攻击大公爵，人家会看作他报私仇；过去他发表自己的思想是冒着危险的，现在他一无束缚之后，反而需要谨慎了。那编辑完全不了解这些顾虑，认为克利斯朵夫没出息，骨子里还是个吃公事饭的，他尤其以为克利斯朵夫是胆小。
“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由我动笔。你什么都不用管。”
克利斯朵夫求他不要写，但他没法强制他不写。而且对方告诉他这件事不单和他个人有关，连报纸也受到侮辱，他们有权利报复的。这一下克利斯朵夫无话可说了，他充其量只能要求别滥用他的某些心腹话，那是拿他当作朋友而非当作新闻记者说的。对方一口答应下来。克利斯朵夫仍旧不大放心：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莽撞，可是已经太晚了。——客人一走，他回想起说过的话不禁害了怕，立刻写信给编辑，要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和盘托出；——可怜他在信里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报纸，在第一版上就看到了他全部的故事。他上一天所说的一切，经过新闻记者那种添枝接叶的手段，当然是夸大得不成样了。那篇文章用着卑鄙而激烈的语调把大公爵和宫廷骂得淋漓尽致。某些细节明明只有克利斯朵夫知道，很可以令人疑心通篇是他的手笔。
这一个新的打击可是中了克利斯朵夫的要害。他一边念一边直淌冷汗，念完之后简直吓昏了。他想跑到报馆去；但母亲怕他闯祸，——而这也不无理由，——把他拦住了。他自己也怕；觉得要是去了，说不定又会闹出什么傻事来；于是他待在家里，——做了另外一件傻事。他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痛责记者的行为，否认那篇文章里的事实，表示跟他们的一党决绝了。这篇更正并没登出来。克利斯朵夫再写信去，一定要他们披露他的信。人家把他发表谈话那晚的第一封信抄了一份副本寄给他，问他要不要把这封信一起发表。他这才觉得给他们拿住了。以后他不幸在街上又碰见那位冒失的记者，少不得把他当面骂一顿。于是第二天报上又登出一篇短文，说那些宫廷里的奴才，即使被主子撵走了还是脱不了奴性；再加上几句影射最近那件事的话，使大家都明白指的是克利斯朵夫。
赶到谁都知道克利斯朵夫连一个后台也没有了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自己的敌人多得出乎意料之外。凡是被他直接间接中伤过的人，不问是个人受到批评的，或是思想与识见受到指摘的，都马上对他反攻，加倍的报复。至于一般的群众，当初克利斯朵夫振臂疾呼，想把他们从麻痹状态中唤醒过来的人，现在看着这个想改造舆论，惊扰正人君子的好梦的狂妄青年受到教训，也不禁暗暗称快，克利斯朵夫掉在水里了。每个人都拼命把他的头撑在水底下。
他们并不是一齐动手的。先由一个人来试探虚实，看见克利斯朵夫不还手就加紧攻势。然后别的人跟着上前，然后大队人马蜂拥而来。有些人把这种事看作有趣的玩意儿，好似小狗喜欢在漂亮地方放屁。那都是些外行的新闻记者，好比游击队，因为一无所知，只把胜利的人捧一阵，把失败的人骂一顿，叫人忘掉克利斯朵夫。另外一批却搬出他们的原则来做猛烈的攻击。只要一经他们的手，世界上就可以变得寸草不留。那是真正的批评界，致人死命的批评界。
幸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看报的。几个忠实的朋友特意把诬蔑最厉害的几份报寄给他。可是他让它们堆在桌上，不想拆阅。最后有一篇四周用红笔勾出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说他所作的歌像一头野兽的咆哮，他的交响曲是疯人院里的出品，他的艺术是歇斯底里的，他抽风似的和声只是遮掩他心灵的枯索与思想的空虚。那位很知名的批评家在结论里说：
“克拉夫脱先生从前以记者的身份写过些东西，表现特殊的文笔与特殊的口味，在音乐界中成为笑谈。当时大家好意劝他还是作他的曲子为妙。他的近作证明那些劝告虽然用心甚好，可并不高明。克拉夫脱先生只配写写那种文章。”
看了这一篇，克利斯朵夫整个上午不能工作；他又去找别的骂他的报纸，预备把失意的滋味饱尝一下。可是鲁意莎为了收拾屋子，老喜欢把所有散在外面的东西丢掉，那些报纸早给她烧了。他先是生气，随后倒也安慰了，把那份留下来的报递给母亲，说这一份也早该一起扔在火里的。
可是还有使他更难受的侮辱呢。他寄给法兰克福一个有名的音乐会的一阕四重奏，被一致否决了[83] ，而且并不说明理由。科隆乐队有意接受的一阕序曲，在他空等了几个月之后也给退回来，说没法演奏。但最难堪的打击是出于当地的某音乐团体。指挥于弗拉脱是个很不差的音乐家，但和多数的指挥一样，一点没有好奇心；他有那种当指挥的特有的惰性：凡是已经知名的作品，他可以无穷尽地重复搬弄，而一切真正新颖的艺术品却被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他永不厌倦地组织着贝多芬、莫扎特，或是舒曼的纪念音乐会。在这些作品里头，他只要让那些熟悉的节奏把自己带着跑就是了。反之，现代的音乐就叫他受不住。但他不敢明白承认，还自命为能够赏识有天才的青年；实际是这样的。假如人家给他一件仿古的作品，——仿一件五十年前算是新的作品，——他的确极表欢迎，甚至会竭力叫大众接受。因为这种东西既不妨害他演奏的方式，也不会扰乱大众感受作品的方式。可是一切足以危害这美妙的方式而要他费力的作品，他都深恶痛绝。只要开辟新路的作家一天没有成名，他鄙薄的心就一天不会消失。假使这作家有成功的希望，他的鄙薄就一变而为憎恨，——直到作家完全成功的那一天为止。
克利斯朵夫当然谈不到有成功的希望，那才差得远呢。所以他间接知道于弗拉脱先生很愿意演奏他的作品，不禁大为诧异。这位指挥是勃拉姆斯的好朋友，也是被克利斯朵夫在杂志上痛诋过的别的几个音乐家的朋友，因此克利斯朵夫更觉得他的表示出乎意外。但他自己是好人，以为他的敌人也像他一样的宽宏大度。他猜想他们是看到他受到攻击，特意要表示他们决不做小心眼儿的报复。想到这点，他竟为之感动了。他送了一阕交响诗给予弗拉脱，附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对方叫乐队秘书复了信，措辞冷淡，可是很有礼貌，声明他的曲子已经收到，但照会章规定，作品在公开演奏之前必须提交乐队先行试奏。章程总是章程，克利斯朵夫当然没有话说。而且这纯粹是种手续，免得一般讨厌的鉴赏家多所议论。
两三个星期以后，克利斯朵夫接到通知，说他的作品快要试奏了。照规矩，这种试奏是不公开的，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旁听。事实上所有的乐队都容许作家到场，他只是不公然露面罢了。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这儿，而每个人都装作不知道。到了那天，一个朋友来把克利斯朵夫带进会场，拣着一个包厢坐下。他很奇怪地发觉，这个不公开的预奏会居然差不多会客满，至少在楼下：大批的时髦朋友，有闲阶级，批评家，都在那里叽叽呱呱，非常兴奋。乐队照例是装作不知道有这些人的。
开场是勃拉姆斯采用歌德《冬游哈尔茨山》里的一段所作的狂想曲，有女低音独唱和男声合唱，由乐队伴奏的。克利斯朵夫早就讨厌这件作品浮夸的感伤情调，以为这或许是勃拉姆斯党一种挺客气的报复，因为他从前很不恭敬地批评过这个曲子，特意强迫他听一遍。他想到这点不由得笑了，而听到以后又紧接着被他攻击过的两个别的作家的东西，他认为更有意思了：可见他猜得不错，他们的用意不是很显明了吗？他一边装着鬼脸，一边想这究竟是挺公平的斗争：他虽不欣赏那音乐，可很能欣赏这种玩笑。群众对着勃拉姆斯和同一派的作品热烈鼓掌的时候，克利斯朵夫也俏皮地附和几下。
终于轮到克利斯朵夫的交响曲了。乐队和听众之间都有人向他的包厢瞟几眼，证明大家知道他在场。他尽量地躲起来。他等着，心跳得很厉害。音乐像河水般悄悄地集中在一处，但等指挥的棍子一动就马上决破堤岸：在这种情形之下，每个作曲家都会觉得惴惴不安。他自己还从来没听到这个作品演奏的效果。他所幻想的生灵究竟是什么面目呢？声音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觉得它们在他心中轰轰地响；他靠在音响的深渊之上浑身哆嗦，急于要知道出来的是什么。
出来的却是一种无名的东西，一片不成型的混沌。明明是支撑高堂大厦的结实的梁柱，出来的可是没有一组站得住的和弦，它们相继瓦解，好似一座只有断垣残壁的建筑物，除了灰土瓦砾之外，一无所有。克利斯朵夫竟不敢相信奏的是他的作品。他找不到他思想的线条和节奏，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了。只觉得它嘟嘟囔囔，摇摇晃晃，好比一个扶墙摸壁的醉鬼；他羞死了，仿佛自己就在当众表现这副醉鬼的模样。他明知他写的不是这种东西，可是没用：一个荒唐的代言人把你的话改头换面的变了样，你自己也会当场糊涂起来，弄不清你对这种荒谬的情形应不应当负责。至于群众，他们可不理会这些。他们相信表现的人，歌唱的人，相信他们听惯的乐队，正如相信他们读惯的报纸一样：他们是决不会错的；要是他们说了荒唐的话，一定是作者荒唐。这一回群众尤其不会起疑，因为他们原来就要相信作者可笑。克利斯朵夫还以为指挥也觉察到这种混乱的情形，会叫乐队停下来重新开始的。各种乐器都失去了联络。圆号插进来的时候，落后了一拍子，又继续吹了好几分钟，才若无其事地停下来倒去口水。有几段双簧管的部分竟消失得无影无踪。哪怕是最精细的耳朵也没法找到乐思的线索，甚至不能想象它有什么线索可言。变化很多的配器法，幽默的穿插，都给恶俗的演奏变得可笑了。作品显得荒谬绝伦，简直是一个白痴，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人开的玩笑。克利斯朵夫扯着自己的头发，竟想跑出去阻断乐队的演奏；可是陪着他的朋友把他挡住了，说指挥先生自会辨别出演奏的错误而全部纠正的，——何况克利斯朵夫根本不该出头露面，他的指摘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他把克利斯朵夫硬留在包厢里。克利斯朵夫听他摆布，只是把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而每次听到一段太不像话的表演，就又愤怒又痛苦地咕噜几声：“孽障！孽障！”他一边呻吟，一边咬着手不让自己叫出来。
那时除了错误的音符，群众也开始骚乱，有了声音。先还不过是一种震颤的音浪；不久克利斯朵夫分明听到他们在笑了。乐师给他们暗示，有几个竟老实不客气表示忍俊不禁。群众明白了作品真的可笑时，便捧腹大笑起来，全场的人都乐死了。赶到一个节奏很强的主题又在低音提琴上出现，而给表现得特别滑稽的时候，大家更乐不可支。只有指挥一个人在喧闹声中不动声色地继续打着拍子。
曲子终于奏完了：世界上最得意的事也要结束的。——那才轮到大众开口。他们高兴之极，闹哄了好几分钟。有的怪声嘘叫，有的大喝倒彩：更俏皮的人却喊着“再来一次”。花楼中有人用男低音模仿那个可笑的主题。别的捣乱分子跟上来争奇斗胜。还有人嚷道：“欢迎作家！”——这些风雅人士好久没有这样的乐了。
等到喧闹声稍微静了一些，乐队指挥若无其事地把大半个脸对着群众，可是仍装作没看见群众，——因为乐队是始终认为没有外人在场的，——向乐队做了一个记号表示他要说话。有人嘘了一声，全场静默了。他又等了一会儿才用着清楚，冷酷，斩钉截铁的声音说：
“诸位，我一定不会让这种东西奏完的，要不是为了把胆敢侮辱勃拉姆斯大师的那位先生给大家公断一下的话。”
说完了，他跳下指挥台，在大众的欢呼声中走了出去。掌声继续到一两分钟之久，但他竟不再出场。乐队里的人开始散了。群众也只能走了。音乐会已经告终。
大家总算过了一天快乐的日子。
克利斯朵夫已经出了包厢。他一看见指挥走下台，便立刻冲出去，三脚两步地奔下楼，要去打指挥的嘴巴。陪他来的朋友在后面追着，想拦住他。克利斯朵夫把他一推几乎跌下楼梯。他很有理由相信这位朋友也是做这个圈套的一分子。还算是于弗拉脱的运气，也是克利斯朵夫的运气，后台的门关着，尽管他用拳头乱敲也敲不开。而群众已经从会场里出来，克利斯朵夫不得不赶快溜了。
他当时的情形真是没法形容：他漫无目地地走着，舞动着手臂，骨碌碌地转着眼珠，大声地自言自语，活像一个疯子；愤慨与狂怒的叫声越来越响了。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人。音乐会场是上年在城外新盖的；克利斯朵夫不知不觉穿过荒地，向郊外走去；荒地上东一处西一处有几所板屋和正在建造的屋子，四周都有篱垣。他心中起了杀性，竟想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杀死……可是即使杀了他，那些百般耻笑他的人，——他们笑声至今还在他耳朵里响着，——会把兽性改掉一点吗？他们人数太多了，简直无法可想；他们在多少事情上都意见分歧，但在侮辱他压迫他的时候却联合起来了。那不止是误解，而且还有一股怨毒在里头。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心中的确藏着些美妙的东西，叫人愉快叫人幸福的东西；他想说出来，让别人一同享受，以为他们也会像他一样的快乐。即使他们不能欣赏，至少也得感激他的好意，充其量可以用友好的态度指出他错误的地方；但他们因之而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致他死命，真是从何说起！他气愤之下，把人家的怨毒格外夸大了，过分当真了。其实那般庸碌的人压根儿没有什么当真的事。他号啕大哭地嚷着：“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呢？”他闭住了气，觉得自己完了，像童年第一次看到人类凶恶的时候一样。
这时他向周围和脚下看了看，原来他走到了磨坊邻近的小溪旁边，几年以前父亲淹死的地方。投水自杀的念头立刻在他脑中浮起，他想马上往下跳了。
正当他站在岸上，俯瞰着清澈恬静的水光感到幻惑的时候，一只很小的鸟停在近边的树枝上开始唱起来，唱得非常热烈。他不声不响地听着。水在那里喁语。开花的麦秆在微风中波动，簌簌作响；白杨萧萧，打着寒噤。路旁的篱垣后面，园中看不见的蜜蜂散布出那种芬芳的音乐。小溪那一边，眼睛像玛瑙般的一头母牛在出神。一个淡黄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墙沿上，肩上背着一只轻巧的稀格的藤篓，好似天使张着翅膀，她也在那儿幻想，把两条赤裸的腿荡来荡去，哼着一个全无意义的调子。远远地，一条狗在草原上飞奔，四条腿在空中打着很大的圆圈……
克利斯朵夫靠在一株树上，听着，望着春回大地的景象；这些生灵的和平与欢乐的气息把他感染了……他忘了一切……突然他拥抱着美丽的树，把腮帮贴着树干。他扑在地下，把头埋在草里，浑身抽搐地笑了，快乐之极地笑了。生命的美，生命的温情，把他包裹了，渗透了。他想道：
“为什么你这样的美，而他们——人类——那样的丑？”
可是不管这些！他爱生命，觉得自己永远会爱生命，无论如何不会跟它分离的了。他如醉若狂地拥抱着土地，拥抱着生命：
“我抓住你了！你是我的了。他们决不能把你抢走的。他们爱怎办就怎办吧！便是要我受苦也无妨！……受苦，究竟还是生活！”
克利斯朵夫鼓起勇气重新工作。什么名副其实的文人，有名无实的文人，多嘴而不能生产的人，新闻记者，批评家，艺术界的商人和投机分子，他都不愿意再跟他们打交道。至于音乐家，他也不愿再白费光阴去纠正他们的偏见与嫉妒。他们讨厌他是不是？好吧！他也讨厌他们。他有他的事业，非实现不可。宫廷方面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很感激。他感激人们对他的敌意：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工作了。
鲁意莎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她毫无野心，没有克拉夫脱的脾气，她既不像父亲，也不像祖父。她完全不指望儿子成就什么功名。当然，要是儿子有钱有名望，她心里也喜欢的；可是倘若名利要用多少不如意去换来，那她宁可不提此话。克利斯朵夫和宫廷决裂以后，她的悲伤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儿子受到很大的痛苦。至于他和报纸杂志方面的人绝交，她倒很高兴。她对于字纸，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抱着反感，以为那些东西不过使你浪费时间，惹是招非。有几回她听到杂志方面的几个年轻人和克利斯朵夫谈话：她对于他们的凶恶觉得可怕极了；他们诽谤一切，诬蔑一切，而且坏话越说得多，他们越快活。她不喜欢这批人。没有问题，他们很聪明，很博学，可决不是好人。所以克利斯朵夫和他们断绝往来使她很安慰她非常通情达理：他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至于克利斯朵夫自己，他是这样想的：
“他们喜欢把我怎么说，怎么写，怎么想，都由他们吧；他们总不能使我不成其为我。他们的艺术，思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我都否认！”
能否认社会固然很好，但社会决不轻易让青年人说说大话就把它否认了的。克利斯朵夫很真诚，可是还抱着幻想，没有把自己认识清楚。他不是一个修道士，没有遁世的气质，更没到遁世的年龄。最初一个时期他还不大痛苦，因为他一心一意浸在创作里头；只要有工作可做，他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欠缺。但旧作已完，新作还没在心中抽芽的期间，精神上往往有个低潮：他彷徨四顾，不禁对自己的孤独寒心。他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正在写作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写作，就因为应当写作，那不是挺简单吗？等到一件作品诞生了，摆在面前之后，先前把作品从胸中挤压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本能就不出声了，而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产生这件作品了，不大认得它了，几乎把它看作一件陌生的东西，只想把它忘掉。可是只要作品没印出来，没演奏过，没有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过，我们就忘不了它。因为在这个情形之下，作品还是个与母体相连的新生儿，连在血肉上的活东西；要它在世界上存活，必得把它切下来。克利斯朵夫制作越多，越受这些从他生命中繁衍出来的东西压迫；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也无法死灭。谁替他来解放它们呢？一种模糊暧昧的压力在鼓动他那些思想上的婴儿；它们竭力想和他脱离，想流布到别的心中去，像活泼的种子乘着风势吹遍世界一样。难道他得永远被封锁起来，没法生长吗？那他可能为之发疯的。
既然所有的出路（戏院，音乐会）都已经断绝，而他也无论如何不肯再低首下心去向那些拒绝过他的指挥们钻谋，那么除掉把作品印出来以外别无办法；但要找一个肯捧他出场的出版家，也不比找一个肯演奏他作品的乐队更容易。他试了两三次，手段都笨拙到极点，结果他觉得够受了；与其再碰一次钉子，或是和出版商讨价还价，看他们那种长辈面孔，他宁可自己出钱印刷。那当然是胡闹。过去靠了宫廷的月俸和几次音乐会的收入，他积了一点儿钱；但收入的来源已经断绝，而要找到一个新的财源还得等好些时候，照理他应当小心谨慎地调度这笔积蓄，来渡过他刚踏进去的难关。现在他非但不这样做，反因为原有的积蓄不够对付印刷费而再去借债。鲁意莎一句话都不敢说；她觉得他没有理性，同时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为了要把姓名印在书上愿意花这么一笔钱。但既然这是一种方法使他肯耐着性子，肯留在她身边，她也就挺高兴了。
克利斯朵夫拿出去问世的，并非他作品中比较通俗的，不费人家精神的那一类，而是一批最有个性而自己最重视的作品，都是些钢琴的曲子，其中也夹几支歌，有的很简短，调子很通俗，有的规模很庞大，差不多有戏剧情调的。这些作品合起来是一组或悲或喜的印象，衔接得很自然，有时用钢琴独奏来表现，有时用独唱或是钢琴伴奏的歌唱来表现。“因为，”克利斯朵夫说，“我幻想的时候，我并没什么固定的形式。我只是痛苦，快活，没有说话可以形容；但忽然我觉得需要说话了，就不假思索地唱起来：有时只是一些意义不大明确的字，断断续续的句子。有时是整篇的诗；然后我又沉入幻想。日子便这样的过去了；而我的确想描写一天的情绪。为什么一定要印一部纯粹是歌或纯粹是序曲的集子呢？那不是很勉强很不调和吗？让心灵自由活动不是更好吗？”所以他把集子题作：《一日》。集中各部分还有小题目，简括地指出内心的梦也有先后的程序。克利斯朵夫又加上神秘的献词，缩写的字母，日子，只有他自个儿懂得，而能够回想起诗意盎然的时间或是心爱的面貌的，例如满面笑容的高丽纳，不胜慵懒的萨皮纳，还有那不知名姓的法国少女。
除了这些作品，他又选了三十阕歌，都是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是群众最不喜欢的。他绝对不选入他“最悦耳”的曲子，而选了最有特点的。——一般老实人最怕“特点”，凡是没有性格的东西，他们认为高明多了。
这些歌的词句是十七世纪西里西亚[84]诗人的作品；克利斯朵夫偶尔在一部通俗丛书里读到这些诗篇，很喜欢它们真挚的气息。其中有两个作家尤其使他心折，那是像两兄弟般的，都在三十岁上夭折的短命天才。一个是富有风趣的保尔·弗莱明，高加索和伊斯法罕[85]一带的流浪者，在战争的残暴，人生的苦难，黑暗腐败的环境中，仍旧保持着一颗纯洁、慈悲、恬静的灵魂。另外一个是抑郁痛苦，沉湎酒色，佯狂玩世的天才约翰·克里斯蒂安·冈特。克利斯朵夫所取材于冈特的是反抗压迫的挑战的呼声，是巨人被困时狂怒的诅咒，把雷电霹雳回击上天的号叫；取材于弗莱明的则是像鲜花一样柔和的情诗，像群星旋舞似的清明欢悦的心的舞曲；他的一首悲壮而又静穆的十四行诗，题目叫作《自献》的，尤其为克利斯朵夫当作早祷一般讽咏不已[86] 。
虔诚的保尔·格哈特[87] 的乐天气息，同样使克利斯朵夫心向神往，在悲哀之后得到一种安息。他喜欢他在上帝身上看出来的大自然的景象：新鲜的草原上，小溪在沙上流着，发出幽密的歌声，鹳鸟在百合花和白水仙中间庄严地散步，燕子和白鸽在明净的空气中掠过，雨后的阳光显得无限欢畅，明亮的天色在云层的空隙中微笑，黄昏时一切都有股清明肃穆的情调，森林、羊群、城市、原野都安息了。克利斯朵夫把这些至今还在新教教堂里唱着的圣诗谱成音乐，可并不保存原有的赞美歌性质，那是他最厌恶的。他给圣诗一种自由活泼的表辞，例如《流浪的基督徒之歌》，某些段落被加上了高傲的气息，《夏日之歌》原来像平静的水波，此刻被异教徒式的狂欢一变而为汹涌的急流。这些改变都会使原作者格哈特为之骇然的。
乐谱终于付印了，当然一切都做得不合情理。为克利斯朵夫代印代售的出版家，除了是个邻居以外，根本没有别的资格。他不配做这一类重要的工作，因此拖了好几个月，又花了很多钱改正错误。全盘外行的克利斯朵夫让他多算了三分之一的账，费用大大超过了预算。赶到大功告成之后，克利斯朵夫捧着一册硕大无朋的乐谱，不知道怎办。那出版家是没有什么主顾的，也一点不设法推销作品。虽然他做事全无精神，和克利斯朵夫的态度倒配搭得正好。为了良心上有个交代，他要求克利斯朵夫拟一段广告，克利斯朵夫回答说：“用不着；倘若作品是好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广告。”出版家完全尊重他的意思，把印好的乐谱藏在栈房的尽里头。要说保存，真是保存得太好了，因为六个月中间连一部也没卖掉。
在没有主顾的期间，克利斯朵夫先得想法填补亏空；而他也不能苛求了，因为除了还债，还得维持生活。他不但债务超出了预算，并且积蓄也没早先计算的那么多。是他无意之中丢了钱呢，还是把积蓄计算错了？——大概是算错的成分居多，因为他从来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加法。不管钱是怎么短少的，总而言之是短少了。鲁意莎不得不流着血汗来帮助儿子。他看了难过极了，只想不惜牺牲赶快把债料清。尽管向人自荐和遭人拒绝是多么难堪，他还是到处去找教课的差事。可是大家已经对他完全冷淡，极不容易找到学生。所以听到某所学校里有个位置，他就很高兴地接受了。
那是个带点宗教气息的学校。校长为人精明，虽不是音乐家，很明白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只要花很少代价就能把克利斯朵夫派作多少用场。他面上很客气，钱却是出得很少。克利斯朵夫怯生生地指出这一点，校长便和颜悦色地笑着告诉他，没有了官衔，他就不能希望更多的报酬。
而且还是件苦差事！人家并非要他教学生音乐，而是要让家长们以为他们的子弟会弄音乐，使学生也自以为会弄音乐。他最大的任务是教他们能够在招待外客的典礼中登台唱歌。至于用什么方法是无关紧要的。克利斯朵夫对这些情形厌恶透了；照理一个人尽了职务总觉得自己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可是他连这点儿安慰都没有，反而良心上受到责备，仿佛干了什么自欺欺人的事。他想给孩子们受点切实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并且爱好纯正的音乐；他们可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没有方法教他们听话，他缺少威严；其实他也不配教小学生。他对他们结结巴巴的歌唱不感兴味，想立刻和他们解释乐理。上钢琴课的时候，他要学生和他一起在琴上弹一阕贝多芬的交响曲。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他大发雷霆，把学生从琴上拉下来，自个儿弹上半天。——对于学校外面的私人学生，他也是同样的作风：一点儿耐性都没有。譬如他对一个以贵族出身自豪的小姑娘说，她的琴弹得跟厨娘一个样；或是写信给学生的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教了，说这样没出息的学生，要他再教下去，他会气死的。——这套办法当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绝无仅有的几个学生也跑掉了；他不能把一个学生留到两个月以上。母亲数落他，要他答应至少别跟学校闹翻；倘使丢了这个位置，他简直不知怎么糊口了。所以虽然心里厌恶，他只能勉强压着自己，从来没有迟到早退的事。可是一个蠢得像驴子似的学生在同一地方犯到第十次的错误，或是要他为下次的音乐会拿一段无聊的合唱一遍又一遍地教学生（因为人家不放心他的鉴别力，连编排节目的权利也不给他），那他真不容易遮盖心中的思想。不用说他是不会热心的了。但他还是硬撑着，一声不出，皱着眉头，冷不防用拳头敲敲桌子，使学生们吓得直跳，算是发泄一下胸中的怒气。有时这种苦水实在太苦了，咽不下去；他就在半中间拦着学生，嚷道：
“得啦得啦！这东西别唱了！还是让我来替你们弹弹瓦格纳吧。”
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等他一转背，他们就玩起纸牌来。结果总有一个学生把这种情形报告校长；于是克利斯朵夫受到埋怨，说他在这儿的任务并非教学生爱好音乐而是教他们唱歌。他气哼哼地听着这些教训，终于忍受了：因为他不愿意决裂。——几年以前，当他的前程显得光明、可靠，但实际上还一无成就的时候，谁又敢说，等到他一朝有了点儿价值，就得受这样的委屈？
在学校里担任教职而受到的许多屈辱中间，对同僚们必不可少的拜访也是件不容易受的苦事。他随便拜访了两个，心里就堵得慌，再没勇气去访问别的。那两位受到拜访的同事对他也并不满意，其余的更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大家拿克利斯朵夫看得在地位上、智慧上都比他们低，对他摆着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气。他们那种自信和把克利斯朵夫看透了的态度，使克利斯朵夫也相信他们的见解是不错的，觉得和他们一比，自己的确非常愚蠢：他能有什么话和他们说呢？他们三句不离本行，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天地。他们不能算人。倘使是书本倒也罢了，但他们只是书本的注解，考据文字的诠释。
克利斯朵夫避免和他们在一起。但有时候非见面不可。校长按月招待一次宾客，时间定在下午；他要大家都到。第一次，克利斯朵夫规避了，连道歉的话也不说，只是无声无息地装死，还一厢情愿地希望他的缺席没有被注意；可是第二天他就给话中带刺说了几句。下一回，因为受到母亲责备，他只能抱着送葬般的心情去了。
到的有本校和当地别的学校的教员，带着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大家挤在一间太小的客厅里，依着各人的级位分成几个小组，对他理都不理。邻近的一组正谈着教学法和食谱。这些教员太太都有各式各样的烹饪秘诀，发挥得淋漓尽致。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一样浓厚，也差不多一样内行。丈夫钦佩妻子治家的才具，妻子钦佩丈夫的博学多闻：彼此钦佩的程度也恰好相等。克利斯朵夫站在一扇窗子旁边，靠着墙，不知道怎么好，有时勉强装着傻笑，有时沉着脸，眼睛发呆，脸上的线条扭作一团，真是厌烦死了。离开他不远，有个没人理睬的少妇坐在窗槛上，也和他一样的在那里纳闷。两人只望着客室里的人物，彼此都没看到。过了一会儿，他们支持不住而转过头去打呵欠的时候，才互相注意到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两对眼睛碰在一起了。他们彼此会心地瞅了一眼。他往前走了一步。她轻轻地对他说：
“你觉得这儿有劲吗？”
他背对着众人，望着窗子，吐了吐舌头。她大声笑了出来，忽然精神一振，做个手势叫他坐在旁边。他们通了名姓。原来她是本校生物学教员莱哈脱的妻子，新近到差，当地还没有一个熟人。她绝对谈不上好看，臃肿的鼻子，难看的牙齿，一点儿也不娇嫩，可是眼睛很灵活清秀，老带着天真的笑容。她像喜鹊一样多嘴；他也兴致很好地和她对答；她的爽直叫人看了好玩，又会说些发噱的话；他们大声交换着心中的感想，全不顾虑周围的人。而那些邻人，在他们孤独的时候偏不肯发发善心理睬他们，这时可对他们侧目而视了：当着众人这样嘻嘻哈哈，大家认为太不雅观……但他们爱怎样想都可以，两个饶舌的人简直不放在心上：难道他们就不能痛快一下吗？
最后莱哈脱太太把她的丈夫给克利斯朵夫介绍了。他长得其丑无比，一张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阴惨惨的脸，可是神气和善到极点。他的声音是在喉咙里迸出来的，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又快又不清楚，常常在音节之间停下来。
他们结婚才只有几个月，这对丑夫妻倒是非常相爱：在大庭广众之间，彼此的眼神、说话、拉手，都有种特别亲热的方式，又可笑又动人。一个喜欢什么，另外一个也喜欢什么。他们马上约克利斯朵夫等这儿散了，上他们家去吃晚饭。克利斯朵夫先是用说笑话的方式辞谢，说今晚最好是各人回去睡觉，大家都累死了，好像走了几十里路。莱哈脱太太回答说，心里不快活就更不应该立刻睡觉，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克利斯朵夫终于让步了。他在孤独的环境中很高兴遇到这两个好人，他们虽然不大聪明，可是老实、殷勤。
莱哈脱夫妇的家也像他们一样好客：礼数太多了一点儿，到处是标语，桌椅、器具、碗盏都会说话，老是翻来覆去地表示欢迎“亲爱的来客”，问候他的起居，说着好多殷勤的和劝人为善的话。挺硬的沙发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靠枕，在那里怪亲热的，悄悄地说：
“您再坐坐吧。”
人家端给他一杯咖啡，杯子又劝他：
“再来一滴吧！”
盘子碟子盛着很精美的菜，同时也借机会替道德作宣传。有的说：“得想到全体，否则你个人也得不到好处。”
有的说：“亲热和感激讨人喜欢，忘恩负义使大家憎厌。”
虽然克利斯朵夫不抽烟，壁炉架上的烟灰碟子也忍不住要勾引他：
“这儿可以让烧红了的雪茄歇一歇。”
他想洗手，洗脸桌上的肥皂就说：
“请我们亲爱的客人使用。”
还有那文绉绉的抹手布，好似一个礼貌周到的人，尽管没有什么可说，也以为应当多少说一点儿，便说了句极有道理而不大合时的话：“应当早起享受晨光。”
临了克利斯朵夫竟不敢再在椅子上动一下，唯恐还有别的声音从屋子的所有角落跑出来招呼他。他真想和它们说：
“住嘴吧，你们这些小妖怪！人家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推说是想起了刚才学校里的集会。他无论如何不愿意使主人难堪。并且他也不大容易发觉人家的可笑。这般人和这些东西的好意的啰唆，他不久也习惯了。你有什么事不能原谅他们呢？他们人都那么好，也不讨厌，即使缺少点儿雅趣，可并不缺少了解人的聪明。
他们来到这儿还没多久，觉得很孤独。内地人往往有种可厌的脾气，不愿意外乡人不先征求他们的同意——那是规矩——就随随便便闯到地方上来。莱哈脱夫妇对于内地的礼法，对这种新来的人对先住的人应尽的义务，没有充分注意。充其量，莱哈脱可能当作例行公事一般去敷衍一下。但他的太太最怕这些苦役，又不喜欢勉强自己，便一天天地拖着。她在拜客的名单上挑了几处比较不讨厌的人家先去；其余的都给无限期地搁在那儿。不幸，那些当地的要人就在这一批里头，对于这种失敬的行为大生其气。安日丽加·莱哈脱——她的丈夫叫她丽丽——态度举动挺随便，怎么也学不会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她会跟高级的人顶嘴，把他们气得满面通红；必要时也不怕揭穿他们的谎言。她说话最直爽，非把心里想到的一齐说出来不可，有时竟是大大的傻话，被人家在背后取笑；有时也是挺厉害的缺德话，把人当场开销，结了许多死冤家。快要说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想忍着不说，可是已经说出口了。她的丈夫可以算得最温和、最谦恭的男人，对于这一点也怯生生地跟她提过几回。她听了就拥抱他，埋怨自己糊涂，认为他说得一点儿不错。但过了一会儿她又来了，而尤其在最不该说的场合和最不该说的时候脱口而出：要是不说，她觉得简直会胀破肚子。她生性是和克利斯朵夫相投的。
在正因为不该说而说的许多混话中间，她时时刻刻要把德国怎么样法国怎么样作些不伦不类的比较。她自己是德国人，——而且是德国气息最重的，——可是生长在亚尔萨斯，和一般法国籍的亚尔萨斯人很有交情，受着拉丁文化的诱惑；那是归并地带[88] 内的多少德国人都抗拒不了的，连表面上最不容易感受拉丁文化的人在内。也许因为安日丽加嫁了一个北方的德国人，一朝处于纯粹日耳曼式的环境中而故意要表示与众不同，所以这种诱惑力对她格外强烈。
初次遇到克利斯朵夫的那天晚上，她就扯到她的老题目上来了。她称赞法国人说话多自由，克利斯朵夫马上做了她的应声虫。对于他，法国便是高丽纳：一对光彩焕发的眼睛，一张笑嘻嘻的年轻的嘴巴，爽直随便的举动，清脆可听的声音。他一心希望多知道些法国的情形。
丽丽·莱哈脱发觉克利斯朵夫跟自己这样投机，不禁拍起手来。
“可惜我那年轻的法国女朋友不在这儿了，”她说，“但她也撑不下去，已经走了。”
高丽纳的形象马上隐掉。好似一支才熄灭的火箭使阴暗的天空突然显出温和而深沉的星光，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对眼睛出现了。
“谁啊？”克利斯朵夫跳起来问，“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员吗？”
“怎么？你也认识她的？”
他们把她的身材面貌说了一说，结果两幅肖像完全一样。
“原来你是认识她的？”克利斯朵夫再三说，“噢！把你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统统告诉我吧！”
莱哈脱太太先声明她们俩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但涉及细节的时候，她知道的就变得极其有限了。她们第一次在别人家里碰到，以后是莱哈脱太太先去跟那姑娘亲近，以她照例的诚恳的态度，邀她到家里谈谈。她来过两三次，彼此谈过些话。好奇的丽丽费了不少劲才探听到一点儿法国少女的身世：她生性沉默，你只能零零碎碎把她的话逼出来。莱哈脱太太只知道她叫作安多纳德·耶南，没有产业，全部的家族只有留在巴黎的一个兄弟，那是她尽心尽力帮助的。她时时刻刻提到他，唯有在这个题目上她的话才多一些。丽丽·莱哈脱能够得到她的信任，也是因为对于那位既无亲属，又无朋友，孤零零地待在巴黎，寄宿在中学里的年轻人表示同情的缘故。安多纳德为了补助他的学费，才接受这个国外的教席。但两个可怜的孩子不能单独过活，天天都得通信；而信迟到了一点儿，两人都会神经过敏地着慌。安多纳德老替兄弟担心：他没有勇气把孤独的痛苦藏起来；每次的诉苦都使安多纳德痛彻心肺；她一想起兄弟的受罪就难过，还常常以为他害着病而不敢告诉她。莱哈脱太太好几次埋怨她这种没有理由的恐怖；她当时听了居然也宽慰了些。——至于安多纳德的家庭，她的景况，她的心事，莱哈脱太太却一无所知。人家一提到这种问题，那姑娘马上惊慌失措，不作声了。她很有学问，似乎早经世故，可是天真而老成，虔敬而没有丝毫妄想。在这儿住在一个既没分寸又不厚道的人家，她很苦闷。——怎么会离开的，莱哈脱太太也弄不大清。人家说是因为她行为不检。安日丽加可绝对不信；她敢打赌那是血口喷人，唯有这个愚蠢而凶恶的地方才会这样狠毒。可是不管怎么样，总是出了点儿乱子，是不是？
“是的。”克利斯朵夫回答的时候把头低了下去。
“总而言之她是走了。”
“她临走跟你说些什么？”
“啊！”丽丽·莱哈脱说，“真是不运气。我刚巧上科隆去了两天，回来的时候……太晚了……”她打断了话头对老妈子这么说，因为她把柠檬拿来太晚了，来不及放在她的茶里。
于是，她拿出真正的德国女子动不动把家庭琐事扯上大题目的脾气，文绉绉地补充了两句：
“太晚了，人生遭遇，大多如此……”
（可不知道她说的是柠檬还是那打断的故事。）
随后她又接着说：“我回来发现她留给我一个字条，谢谢我帮忙她的地方。她说回巴黎去，可没留下地址。”
“从此她再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
克利斯朵夫又看到那张凄凉的脸在黑夜中不见了；那双眼睛刚才只出现了一刹那，就像最后一次隔着车窗望着他的情形。
法兰西这个谜重新在他心头浮起，更需要解决了。克利斯朵夫老是向莱哈脱太太问长问短，因为她自命为熟悉那个国家。她从来没到过法国，可是仍旧能告诉他许多事情。莱哈脱是很爱国的，虽然对法国并不比太太认识得更清楚，心里却充满着成见，看到丽丽对法国表示过分热心的时候，不免插几句保留的话；而她反更坚持她的主张，莫名其妙的克利斯朵夫又很有把握地替她打边鼓。
对于他，丽丽·莱哈脱的藏书比她的回忆更有价值。她搜集了一小部分法语书：有的是学校里的教科书，有的是小说，有的是随便买来的剧本。克利斯朵夫既极想知道而又完全不知道法国的情形，所以一听到莱哈脱说他尽可以拿去看，就喜欢得像得了宝物似的。
他先从几本文选——几本旧的教科书——入手，那是丽丽或莱哈脱从前上学用的。莱哈脱告诉他，要想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文学里头弄出一些头绪，就该先从这些书着手。克利斯朵夫素来尊重比他博学的人的意见，便恭恭敬敬地听了他的话，当晚就开始看了。他第一想把所有的宝物看一个大概。
他先认识了一大批法国作家，从第一流到不入流的都有，尤其是不入流的占到绝大多数。他翻了翻诗歌，从拉辛、雨果到尼凡诺阿、夏伐纳，一共有二十几家。克利斯朵夫在这座森林中迷失了，便改道走进散文的领域。于是又来了一大批知名与不知名的作家，例如皮伊松、梅里美、玛德·勃仑、伏尔泰、卢梭、米尔博、玛萨特等。在这些法国文选中，克利斯朵夫读到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宣言；又读到一个叫作弗雷特烈-公斯当·特·罗日蒙的作家描写德国人的文字，说：“德国人天生的宜于过精神生活，没有法国人那种轻佻而喧闹的快乐脾气。他们富有性灵，感情温婉而深刻，劳作不倦，遇事有恒。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民族，也是寿命最长的民族。作家人才辈出，美术天赋极高。别的民族常以生为法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自豪，德国人却对于全人类都抱着一视同人的热爱。而且以它位居中欧的地势来说，德国似乎就是人类的心和脑。”
克利斯朵夫看得累了，又很惊讶，合上书本想道：
“法国人很有度量，可不是强者。”
他另外拿起一册。那是比较高一级的东西，为高等学校用的。缪塞在其中占了三页，维克多·迪吕伊占了三十页。拉马丁占了七页，梯也尔占了将近四十页。《熙德》差不多全本都选入了（只删去了唐·第爱格和洛特里葛的对白，因为太长），朗弗莱因为极力为普鲁士张目而攻击拿破仑一世，所以在选本中所占的地位特别多，他一个人的文字竟超过了十八世纪全部的名作。左拉的小说《崩溃》中所写的一八七〇年普法之役法国惨败的情形，被选了很多篇幅。至于蒙田、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狄德罗、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简直一个字都没有。（以上所述，完全证明德国人选的法国文学集轻重倒置，不伦不类。）反之，在别本书里所没有的帕斯卡，本书里倒以聊备一格的方式选入了；因此克利斯朵夫无意中知道这个十七世纪的詹森派信徒“曾经参加巴黎近郊的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89] ”
克利斯朵夫正想把一切都丢开了，他头昏脑涨，只觉得莫名其妙。他对自己说：“我永远弄不清的了。”他没法整理出一些见解，把书翻来翻去，花了几个钟点，不知道读什么好。他的法语程度原来就不高明，而等到他费尽气力把一段文字弄明白了，又往往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可是这片混沌中间也有些闪烁的光明，击触的刀剑，暗恶叱咤的字眼，激昂慷慨的笑声。他从这一次初步的浏览上面慢慢地得到一些印象了，这也许是编者带着偏见的缘故。那些德国的出版家，故意挑选法国人批评法国而推重德国的文章，由法国人自己来指出德国民族的优秀和法国民族的缺点。他们可没想到，在一个像克利斯朵夫那样思想独往独来的人心目中，这种衬托的办法倒反显出法国人自由洒脱的精神，敢于指摘自己，颂扬敌人。法国的史学家米什莱就很恭维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朗弗莱也颂扬特拉法尔加一役中的英国人，十九世纪的法国陆军部部长夏拉赞美一八一三年代的普鲁士。拿破仑的敌人诋毁拿破仑的时候，还没有一个敢用这种严厉的口吻。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些刻薄的嘴里也不能幸免。在路易十四的时代，那些戴假头发的诗人也一样的放肆。莫里哀对什么都不留情。拉·封丹对什么都要嘲笑。布瓦洛呵斥贵族。伏尔泰痛骂战争，羞辱宗教，谑弄祖国。伦理学家，作家，写讽刺文章的，骂人文章的，都在嬉笑怒骂上面用工夫。那简直是藐视一切。老实的德国出版家有时为之吓坏了，觉得需要求个良心平安；看到帕斯卡把士兵跟厨子、小偷、流氓混为一谈的时候，他们便替帕斯卡申辩，在附注里说他要是见到了现代的高尚的军队，决不会说这样的话。他们又赞扬莱辛的改作拉·封丹的《寓言》，原来是乌鸦受了吹捧而把嘴里的乳饼给狐狸吃了，莱辛却把乳饼改成一块有毒的肉，使狐狸吃了死掉：
“但愿你们永远只吃到毒药，可恶的谄媚的小人！”
出版家在赤裸裸的真理前面，好似对着强烈的阳光一样睁不开眼睛；克利斯朵夫却觉得非常痛快：他是爱光明的。但他看到有些地方也不免吃惊；一个德国人无论怎么样独往独来，总是奉公守法惯的，在他眼里，法国人那种毫无顾忌的放肆，的确有点儿作乱犯上的意味。而且法国式的挖苦也把他弄糊涂了，他把有些事看得太认真，至于真正否定的话，他倒认为是好笑的怪论。可是诧异也好，吃惊也好，总之他是慢慢地被迷住了。他不想再整理他的印象，只是随便从这个感想跳到另一个感想，生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法国小说的轻松快乐的气息：尚福尔、塞居尔、大仲马、梅里美诸人的作品，使他非常痛快；而不时还有大革命的浓烈粗犷的味道一阵阵从书本中传出。
快天亮的时候，睡在隔壁屋里的鲁意莎醒来，从克利斯朵夫的门缝里看见灯还没熄。她敲着墙壁，问他是不是病了。一张椅子倒在地板上；她的房门忽然给打开了：克利斯朵夫穿着衬衣，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书本出现了，做着庄严而滑稽的姿势。鲁意莎吓得从床上坐起，以为他疯了。他哈哈大笑，舞动着蜡烛，念着莫里哀剧本中的一段台词。他一句没念完又扑哧笑了出来，坐在母亲床脚下喘气；烛光在他手里摇晃。这时鲁意莎才放了心，好意地嘀咕道：
“什么事呀？什么事呀？还不睡觉去！……可怜的孩子，难道你真的发疯了吗？”
他照旧疯疯癫癫地说：“你得听听这个！”
他说着坐在她床头，把那出戏从头再念起来。他仿佛看到了高丽纳，听到她那种夸张的声调。鲁意莎拦着他，嚷着：
“去吧！去吧！你要着凉了。讨厌！让我睡觉！”
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念着，装着浮夸的声音，舞动着手臂，把自己笑倒了，他问母亲是不是妙极。鲁意莎翻过身去钻在被窝里，掩着耳朵说：
“别跟我起腻！”
可是听到他笑，她也暗暗地笑了。终于她不作声了。克利斯朵夫念完了一幕，再三追问她意见而得不到回答的时候，俯下身子一看，原来她已经睡熟了。于是他微微笑着，吻了吻她的头发，悄悄地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面前。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科佩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淫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像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赫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像费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齐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利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叫人寄了一部分给来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地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
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脱发现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吗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把信往桌上一扔，愤愤地说：“嘿！岂有此理！”
“怎么啦？”
“你去看吧！”
他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
莱哈脱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呀……”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克利斯朵夫嚷着，拿起信来送到他眼前，“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脱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利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利斯朵夫叹道：
“嘿！朋友！我终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竟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了。幸而莱哈脱一边笑他的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封道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亲热的信来。克利斯朵夫对书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儿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兹也没消息了。克利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
现在他每天都看到莱哈脱夫妇，往往一天还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齐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笑一阵，不问笑得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
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地坐在钢琴前面弹奏。莱哈脱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呵欠；但因为她喜欢克利斯朵夫，也就装作很有兴趣。莱哈脱虽然并不更懂，可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片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论，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俏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叫他们以为是他作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地称赞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着莫测高深的神气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便尽量加以批评。克利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
“唉，浑蛋！你们说得一点儿不错！……这是我作的呀！”
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脱太太有点儿生气，过来把他轻轻地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决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丽丽·莱哈脱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人之中必有一个能合乎克利斯朵夫的意思了。
在他们眼里，克利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儿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像他一样给小城里的空气闷得发慌，也像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作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坦白的亏。
克利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极需要友谊，所以他们能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绝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莱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居然学乖了！他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
他多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而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莱哈脱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十七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疫疠流行，家破国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90]；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许茨[91] ——始终不懈地趱奔着他的前程。克利斯朵夫想道：“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就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着；他们并不丧气，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乐天的心情。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苦饭，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地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利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权利存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儿幸福，就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
想到这些，他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脱夫妇了。他万万没想到连这点儿最后的友情也得被人剥夺。
他没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名目的仇恨，一朝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地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利斯朵夫便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品。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全不理会旁人对他作何感想，有何议论。这种情形叫人看了有气。而莱哈脱太太叫人更气。她不顾全城的清议而公然结交克利斯朵夫，就是和她平日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丽丽·莱哈脱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招非的意思；她不过独行其是，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
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利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脱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亲热，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
一天早上，克利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龌龊地说他是莱哈脱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愣住了。他连跟她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像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就受不了。欺侮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丽丽·莱哈脱，他尤其不可能犯这个罪：她长得一点儿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
他又羞又难堪地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所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地闹得很僵。要是丽丽·莱哈脱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利斯朵夫会突然瞪她一眼，使她愣了一愣，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利斯朵夫和莱哈脱也跟着慌了。各人都在心里想：
“他们知道没有？”
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
然而匿名信继续不断地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得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地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巍巍地拆开来，心惊肉跳地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的荒唐无稽的谣言，都悄悄地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缠绕不休。
有一天，莱哈脱太太痛苦得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而他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利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脱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的发觉，克利斯朵夫也一样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脱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互相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办。克利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添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吧，那更要把谣言传布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脱绝对相信太太和克利斯朵夫都是正人君子，可也不由自主地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利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丽丽也看得很明白。
在她那方面，情形可更糟。她和克利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想到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她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利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她；虽然他连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她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利斯朵夫先还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她竟相信这回事！而他又没法辩白，没法对她和她的丈夫说：
“得了吧！你们放心！绝没有这种危险的！”
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她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因为她有点儿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的根。
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继续不下去了。丽丽·莱哈脱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他们想出种种借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脱太太不舒服……莱哈脱有事……他们上外埠去待几天……”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
克利斯朵夫可比较痛快，他说：
“咱们分手吧，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强。”
莱哈脱夫妇一齐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
城里的人大可得意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它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