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纽约

“你想环游世界吗？”我问塔碧莎，她是我过去几年的生活伴侣。

“他们同意了？”她问道。她和我在前一年一起穿越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我们带着两个背包，骑一辆摩托车，行程5 000英里，她已经爱上了这样的旅行。

“我计划3月份出发，离现在还有四个月。”我答道，“你要不要一起去？撒哈拉、西伯利亚，横穿安第斯山脉，而且这次你也能去中国。”

“我的工作怎么办？”她问道。她热爱她的工作，她为一家小型基金会管理捐赠业务，这对刚跨出校园不久的人来说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辞掉工作，”我说，“这是一生难得一次的旅行。”

她的手掠过飘逸的金发，然后托着下巴陷入思考。她的一举一动让我着迷。

“我们怎样才能带够必需物品？”她问道，“要到刚才讲到的那些地方，我们需要配件、汽油、备用轮胎。”

她是对的。过去20年我一直驾驶宝马摩托车。考虑到令人无助的机械修理，我必须骑那种最不需要修理的摩托车。当我查看全球宝马修理厂列表的时候，发现上面并不包括扎伊尔、苏联的西伯利亚和中国，而这些地区有数千英里的路程，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路段。

“最理想的情况是骑两辆摩托车。”我说。

“可是我不会骑摩托车。”她答道。

“也许你应该学一下，皇后区有一所摩托车学校。”

她有些退缩，没有做声。她喜欢以当乘客的方式和我一起旅行。根据美国摩托车协会的统计，骑摩托车的人90%是男性，但是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甚至有一些杂志都开始关注女性驾驶摩托车的情况。23岁的塔碧莎富有冒险精神，绝不逊于我以前认识的任何女人。现在我已经40多岁了，拥有将近20年的摩托车驾驶经验，而塔碧莎的驾龄刚刚开始。

“如果一辆摩托车出了问题，”我继续说道，“旅行也不会结束。你学习驾驶课程，而且我们都报名学习宝马的维修课程，这样即便在丛林中抛锚，我们也能修理摩托车。”

虽然以前我们在几次不重要的场合偶遇过，然而我第一次正式认识塔碧莎·伊斯塔布鲁克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金融学的时候。那时，她的母亲碧菲娅（我的一个老朋友）把她带到我的家中，让我引导她最好去商学院读书。

塔碧莎身材高挑，金发碧眼。她在曼哈顿的上西区长大，在上东区的一所名叫奈廷格尔－巴福德的女校学习，在那儿她汲取了当地流行的政治理念，即在一个开明的社会，政府应当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塔碧莎的父亲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现在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还在上学的时候，塔碧莎就受到父母离婚的困扰。奈廷格尔－巴福德学校那时如同她的另一个家，因此长久以来她都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

第一次会面我们就深深为对方所吸引。虽然那时我在商学院教书，但是我告诉她还是不要进商学院，那纯属浪费时间。我也曾经这样教导过我的学生。如果计入机会成本，那么去商学院读书将要花费她或者她的父母10万美元资金，这笔钱如果花在创业上效果会更好。无论创业成功与否，都要比在教室里花两三年的时间聆听那些毫无实践经验的“饱学教授”空谈强得多。

我约她出去，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之间开始相互了解。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直商量旅行的事情，她也开始为旅行作计划。我带她同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之前我长途旅行时大多都与当时的女友为伴，例如横穿欧洲、美国、印度、中国以及沿着阿尔肯高速公路去阿拉斯加时都是如此。

然而，尽管她的热情持续高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她是否能独立驾驶摩托车。的确，我曾经骑摩托车带着她从旧金山到纽约，但是那段路程能保证每天在高速路上骑行500英里，在我们周游世界的计划中这样的速度不可能达到。虽然在巴基斯坦我们也遇到过不好走的路段，但是那时她只是一个乘客。

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改变主意了。我认为让你独自骑一辆摩托车不是一个好点子，这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你还记得我们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遇到的糟糕路段吗？到了中国、西伯利亚和非洲，路况还会更糟。”

她狠狠地瞥了我一眼，说：“你认为我不够坚强？”

“不，我没那么说。但这的确是一次漫长的旅行，旅行的距离是最长的，难度也是最大的。”

“我能行。”

“要进行这项旅行，一个骑手需要数千英里甚至数万英里的驾驶经验。我们将遇到的糟糕路况可能要骑数周甚至数月，这样日复一日的驾驶会使你筋疲力尽。你需要经验。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还是个初学者的情形。有一次，在美国跨州旅行，由于我是生手又没有太小心，刚发动车子就一下子冲进了玉米地。我第一次在沙石路上骑摩托车，车轮就被甩了出去，我浑身都是擦伤。但是，在我们将要进行的旅行中的很多路段，如果能有沙石路就已经算万幸了。”

“我们三个月后才出发，出发前我会一直练习。”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接着讲道：“你瞧，我可能没有解释清楚。在中国，有一次我从吐鲁番骑摩托车去哈密，后面紧跟着的汽车里是一个摄制组。只有250英里的路程，一天很快就能到。当时我们确信路况很好，而且确信能在天黑前到达哈密，因此就没带很多的食物和水。可是，那天我们在路上竟然驾驶了17个小时，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路上我们不能停车，因为根本没地方停车，也没有任何地方能买吃的东西。我们身处沙漠之中，因此也没有水。这就如同在大海上航行到了半途，你无论决定做什么都会遇到麻烦。然而，我们一旦出发了，就不得不勇往直前。我想如果我们在半途停下来，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死掉。当行进到2/3路程的时候，摄制组决定放弃了，他们驾驶的还是汽车呢。”

塔碧莎直直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继续说：“我们将要开始的旅程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将是你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地方是荒芜的、原始的，没有道路可循。”

她边听边想，眼睛盯着我，好像要把我看穿一样。“你还是认为我不能吃苦？”

“我认为你相当能吃苦，但是你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即便到我们出发时，你的经验与这样一次长距离的艰苦之旅相比仍显不足。”

“吉姆，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准备。我们驾驶你的摩托车已经旅行了数千英里，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

“不过日程仍有问题。我现在每天都要跑步6英里以便保持强健的体魄。你很清楚这次旅行不仅磨炼意志也消耗体力，你在三个月之内很难增进足够的体力。”

“我想我能。”

“你也清楚有时我是个急性子，我不得不这样做，例如那次去哈密的旅行。事实上，第二天我们遇到了相同的困难。从哈密到吐鲁番之间本应轻轻松松250英里的路程，我们却再次花费了17个小时的时间。”

“吉姆，我能跟上。”

我仍然不敢确定她是否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不敢确定我自己是否清楚要干什么。“如果我们要环游世界，就不能每天只骑三四个小时。”

她直视着我说：“吉姆，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就直说，你自己去好了。”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渴望与你同行，与你为伴非常美妙。但是，我们要经过世界上最糟糕的路段，遇到最恶劣的天气，穿越撒哈拉沙漠和安第斯山脉，还要途经流行病疫区，在那些地方没有医院，没有电话，没有机场，甚至没有电报，那儿会有土匪、恐怖分子，谁知道还有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考虑这次旅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讨论过途中可能有生命危险。塔碧莎的反应是：即便在纽约也有生命危险。对我而言，还是要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否则就不能出发。

我不得不考虑在我外出的这段时间该如何处理我的那些投资。投资市场是一只起伏不定的野兽，你必须对发生的状况随时留意。它一直让我为之着迷。我对投资市场的最初了解是注意到它不仅上涨也会下跌。我仍然记得当我知道可以卖空的时候是多么兴奋。卖空可以让你卖掉你并不拥有的东西，这样能使你在市场下跌与上涨的时候同样获利。我们旅行要去的地方可能会没有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只有几份报纸。我所持有的大多数投资都是长期投资，所以我不必作重大调整。我削减了卖空投资，把期货清了仓。

1990年初，我的钱大多投资在公用事业类股票、美国政府债券以及外币上，而且我喜欢长期持有。我持有的公用事业类股票主要是处于困境的核电站，如伊利诺伊电力和尼亚加拉的莫霍克电力。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它们会触底反弹，最终解决所有问题。我认为美元的利率将会下调，因此我看多债券，看空美元，即我预计债券的价格将会上涨，而美元的价格将会下跌。我推断政客们将会尽其所能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他们都不是很聪明，因此他们只知道降低利率。我推测，美元的价格会随着政客们降低利率而持续走低，因此我买进外币，主要是那些以荷兰盾和德国马克为币值的存款凭证。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不愿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作为一个即将环球旅行的投资者，我将其视为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投资机会。我持有的这些资产不需要我每日都留心关注。如果我判断正确，那么我就会赚钱，如果我判断错误也不会因此赔得精光。这是因为虽然政府债券和公用事业类股票的价格可能下跌，但是基本上可将它们视做安全的长期投资工具，就如同一些政局稳定的国家的货币一般。

出于天性，无论何时旅行，我都会关注具有前景的投资机会。虽然这次旅行从何种角度来讲都不是一次投资之旅，但是我想我还是会去拜访那些欣欣向荣的股票交易所。骑在摩托车上，除了以一种生动直接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了解各国人之外，我想我还会去了解非洲、中国和南美的市场，我感觉这些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蓬勃发展。同时，我也十分关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我在羊毛制品市场的投资为我自己也为他人赚了不少钱。另外，此次旅行的前几站之一将会是奥地利，在那儿，我将会对奥伯银行（Oberbank）的投资客户进行演讲。数年前，我在奥地利股票市场的投资使我在三年内获得5倍的收益。不知将来还能否找到更多这样的地方进行投资。随着世界的发展步伐，我想不仅现在投资时机难得，而且这样的投资机会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甚至在我有生之年都难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