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写作提纲》手稿提供的信息

1．与最初的创作思路一脉相承

丁玲在创作《母亲》之初，就有明确的思路：“书里包括的时代，将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农村的土地骚动。地点是湖南的一个小城市，以及几个小村镇。人物大半将以几家豪绅地主做中心，也带便的写到其他的人。”如今看到的《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依然沿用了这个思路。

2．充分展示《母亲》第一部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脉络

已出版的《母亲》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围绕着武陵城乡于姓和江姓两大家族，在第三部“写作提纲”中均能找到。或者说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均是第一部中人物形象的进一步发展。如“于三老爷”，在第一部中还是一个开明绅士，积极参与反满维新，创办学社，出版报纸，开办女学……，为寻求真理，出走上海等。当然作者通过一些细节，也写了他的“假洋鬼子”的另一面，如虽然他已剪掉辫子，但家里随时预备一顶带假发辫的礼帽，以备官场之需；通过丫环的哭诉，暴露出他们欺压穷人的本性。因此，到第三部《写作提纲》里，“于三老爷”变坏，“恶化”，“为财而牺牲女儿，侄女，兄弟失和”，“冷视曼贞”等，就顺理成章了。

江文彬在《母亲》第一部中没有正面亮相，但却为他的出场做了厚厚的铺垫。通过他的太太杜淑贞邀请学校中众姐妹到他家做客，曼贞起初不愿去，引出江家的字号和财产：“你不晓得她是江泰昌的老板娘吗？在武陵算得数一数二的人家了。她铺子大还不算什么，田地可真不少，少算点一年也该有七八千租，……我们虽说也靠田上吃饭。可总是读书人，百事都还讲点恕道，也讲点礼貌。她们那些，真是不堪闻问。只不晓得搬来武陵了怎么样。现在我们那边县里的几家堂户，戏文真多，作孽得很。”因为“母亲”的好友夏真仁等同学很想“去看看武陵财主家”，于是大家一起赴约，看到这个大工商地主家庭的奢靡生活。他的家“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大门倒不觉得怎样辉煌，可是一走过了第二道屏门，转入大厅时，便是那耀眼的彩绘的雕梁，脚下是铺着美丽图案的花砖，厅中一式紫檀木的桌椅，那正中八尺高的紫檀木的屏风，全是用翠玉珊瑚砌成人物花草风景。杜淑贞穿着得很不凡的从厅后转了出来……”还描写了她家几重院子，花厅，西洋奏乐的座钟，以及喝茶的细瓷盖碗，还有穿着打扮似别人家小姐的丫环，等等。

书中还写到杜淑贞的养女：“才两岁，是从育婴堂抱回来的，不过好看得很，比好些孩子都有趣，杜淑贞爱到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打扮得像个小公主。”这两句可不是“闲来之笔”，从“养女”知道杜淑贞不能生育，但因她“本是一个大商的女儿”，又能干，所以做稳了太太的位置。在《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里才有了江文彬买小老婆，以及“江文彬之小老婆嫁了旅长”等情节。

笔者以为，《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杜鉴秋就是延续第一部的杜淑贞。在《母亲》第一部中介绍杜淑贞是“曼贞的远房妯娌”，是“武陵的首富”，是“江泰昌的老板娘”, “很能干呢，当家已有两年”，有一些“阔太太架子”。她本来与曼贞和许多女伴都上了女子师范学校，但觉得太苦，“在第二学期来了半个月之后便也退了学”。“她虽说自己不能读书，却愿意有几个读书的朋友”。便一个一个近乎央求似的，邀请曼贞等去她家作客。不仅热情款待，还提议结拜姐妹：“都要志同道合，大家一条心，将来有帮手，要做什么事也容易些。我现在虽说不能上学，可是心还不死，愿意同你们一块儿，人不中用，就在别的方面出点力也行的，你们以为怎么样？”这时的杜淑贞还有些雄心壮志。后来她们果然结拜了九姐妹。《母亲》第一部借夏真仁（即向警予）与曼贞讨论结拜人选时，说出这九个人是：曼贞、夏真仁、蒋玉、于敏芝、吴文英、夏真仁嫂子、唐蕴、杨毅、杜淑贞。在《丁母回忆录》中提到的九个人是白友（即向警予）、曼贞、琳、敏、兰、莲、婉、伦、华。这些人都是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

笔者以为，“杜淑贞”这个形象便是综合几位女友的特点，其中“琳”的影子多一些。《母亲》第一部描写“杜淑贞”出身大商人家庭，又是大豪绅家的儿媳，既管理着大家族的出租放债，又愿意结交读书人做朋友，为公益事业出力，“算盘打得非常熟”。至于“琳”，《丁母回忆录》里这样说到她：精明能干，会管理，尤胜会计工作；富有，夫家在本地以及省城、汉口等地有买卖生意；本人在女子师范学校求学，与曼贞是同窗好友，热心公益事业，协助曼贞成立妇女俭德会，开办女子工读学校；大革命失败后，加上身体原因，有些心灰意冷，外出学道。而《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中的“杜鉴秋”则“矛盾、动摇”，“消极求道”。

丁玲说过，“《母亲》是真人真事，但写成文学作品还需要提炼，要写出特点来，才能生动”。在提到另一部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说“书里面那些人物是不是真人呢？说老实话，都不是真人。自然，也各有各的模特儿”。应该说，杜鉴秋的模特儿就是“琳”，就是母亲实际生活中的女友蒋毅仁。《丁母回忆录》中极力夸赞“琳”：“个个说琳具有办事之天才，能废物利用，佩服之至”；称赞她“典换首饰”捐款为工读学校买纺纱机器，感谢她为女儿出外求学慷慨解囊。她们的友谊在办学中逐步加深：“我与琳觉彼此交情有增，伊佩我言行一致，不自私，我觉他见解不错，做事非常热心。”“琳之为人，对于我可算第一个知己”, “我和他可以说管鲍之交”。丁母也写了“琳”为大家庭琐事缠身的烦闷，经常奔走于省城和汉口等地，特别是她“自觉身体上有了病，生趣全无，就东奔西走出去访道，想研个究竟，常和些修道人来往”。1935年丁母在南京陪伴软禁中的女儿，“琳来函给我说伊已组织十来人在某名山打坐百日，惟缺少经费，盼望你接济我百余元”。母亲叹道：“唉！可怜，可怜！他怎知我母女近况，以为有什么好事，……然而无论如何应设法的，寄去百余元。”这些都是《母亲》的素材。丁玲初登文坛，一举成名后，曾于1929年春夏邀蒋毅仁和母亲一同到上海、杭州等地游玩。这个人物形象自然成为了“杜鉴秋”的模特儿。

“母亲”在第三部里仍是重点人物。《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写她“革命虽失败，并不灰心”，还写她“援救三小姐”，“义斥江文彬释放仆人”。在得知女婿遇害，女儿遭难后，虽然“人情炎凉，亲戚幸灾乐祸”，靠卖用具“艰苦度日”，但仍“镇静的生活着，含着希望”。尤其在听了“关于小菡之谣言”后，“母亲之态度”旁边添加的文字“母亲怕听谣言，怕证实谣言。不敢想像谣言，母亲写信问，毁信，信上附笔问候了，又涂去，重写，母亲相信谣言，母亲假装不信，母亲自慰，自欺，但她明白，她用理性处理了这些疑问”。这些均源自真实的生活。

笔者以为，《母亲》第一部里的“杜淑贞”和《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里的“杜鉴秋”，都是为了衬托“母亲”这个形象。她们同样是大家闺秀，蒋家大地主家的媳妇，同样具有初步的民主自由思想，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勇敢迈进女子师范学堂。但经过大革命洗礼，“母亲”愈加坚强，“对革命心向往之”，“杜鉴秋”们却感到“生趣全无”，转而“消极求道”。

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母亲”的形象在第三部中继续发展，她“只有对革命心向往之”。

3.《提纲》中增加了作者被绑架后的经历

丁玲1932年6月11日给《大陆新闻》编者的信说：“开始想写这部书，是在去年从湖南又回到上海来的时候。虽说在家里只住了三天，却听了许多家乡亲戚间的动人故事，全是一些农村经济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途穷的一些骇人的奇闻。这里面也杂得有贫农抗租的斗争和其它的斗争消息。”也就是说，开始构思是在1931年5月前后，至动笔写的时间是1932年6月。构思发生的故事最迟至“小菡送子归来”。从《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第二章“小菡恶耗”之后发生的事都是新增加的内容。这其中有“母亲”面对飞来横祸的各种心理活动，也有友人对“母亲”的慰藉。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过常不见，出书求名”。

丁玲对于沈从文产生的“一点芥蒂”，由此开始。主要是有人告诉她两件事，一件是，上海“左联”为营救丁玲，请王会悟“给沈从文写信，托其南下共商营救事宜，被复信拒绝，情态十分冷淡，根据胡适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探问，否认丁的被捕，并表示与丁已经没有共同言语，不打算参与其事”。另一件是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告诉她这两件事的一位是王会悟，一位就是丁玲的母亲。一个是挚友，一个是亲人，都是丁玲最信任的，因而对这两件事深信不疑，虽然从理性上，丁玲知道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但在南京苜蓿园与沈从文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当时沈从文看到丁玲的身体没有复元，说可以去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帮忙，被丁玲谢绝。到陕北后，她与朋友们讲起南京的经历时说，“有许多事使我感到所谓友情的虚伪与可怕”。所以她准备把这个情节写到《母亲》第三部中。

另外，作者遭遇了被绑架和南京三年的软禁经历，在《母亲》第三部中“整写白色恐怖之利害人情冷暖”会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