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可以说，《丁玲传》以尽可能完美的方式、用“丁玲的逻辑”书写了丁玲完整而丰富的生命史。它同时涉及了所需的三个层面：外在性或客观性的丁玲一生行止，内在性或主观性的丁玲心路历程，分析性或阐释性地在历史关系格局中评价丁玲。在这部传记的“后记”中，作者道出写作意图，即“贴近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来写丁玲的一生，以“让传主眉目清晰”。尽管是一部如此丰富而复杂的生命史，但作者指出，丁玲仍有她之为“丁玲”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其“性格”的三大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

这一概括方式可以说并非传记书写本身所需，而是写作者对丁玲人格的一种体认方式。这也是“难题”所在。尽管从个人性格而言，确可说丁玲有这样的气质，但是仅有这样的气质，并不能使丁玲成为革命者，并与中国革命历史相始终。贯穿丁玲一生的，与其说是一种“性格”，莫如说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独特的生命哲学。那就是“丁玲的逻辑”。

最能显示这种“丁玲的逻辑”的，是她用小说塑造的女性人物。从上海时期的梦珂和莎菲，到延安时期的贞贞和陆萍、桑干河畔的黑妮，再到晚年的杜晚香，人们普遍能辨识出这个女性形象序列的巨大变化，但也很快能意识到她们的某种一致性。这种巨大变化和内在一致性，共同构成“丁玲的逻辑”，正如她丰富广阔、多变多舛的生命经历。“性格”可以解释丁玲的“一致性”，但无法解释她如此强大的生命可塑性和承受能力。

理解“丁玲的逻辑”离不开“革命”。可以说，“丁玲的逻辑”就是“革命的逻辑”。瞿秋白曾评价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在黑暗中”的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未来的追逐。这是革命者的内在精神气质。晚年的丁玲仍如是说：“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股力量，是代表时代的东西。”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固然可以说是20世纪进化论史观的投影，不过，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赋予丁玲而被她内在化的一种精神气质。

在丁玲的意识中，“革命”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丁玲早在她少女时代的湖湘，就已通过母亲的好友向警予而知道了革命，更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王剑虹等交往的时期，直接进入革命文人圈，但是，直到1932年才加入共产党。而一旦加入，终其一生她都对革命保持着“爱情”般的忠诚。特别是“新时期”仍旧如此。许多研究把“新时期”丁玲对革命信念的表白，视为受周扬等宗派挤压而被迫做出的“表演”。这可以解释丁玲在某些场合与周扬针锋相对的行为和言辞，但无法解释她“新时期”之后写作的200多篇文章。在这些作品中，丁玲仍旧是那个“革命的丁玲”。考察一下丁玲如何言说她理解的“党”是有意思的，因为其中很少理论性的阶级分析，而是情感性的表白和信念式的执著。她说：“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表达的正是一种“忘我”“无我”的投入状态，而且是一种情感结构式的精神状态。在这里，革命体制的酷烈和挤压，可以与革命信念剥离开来，“受难史”也可以转化为“考验”和“磨砺”。由此衍生出一种独特的反抗性革命哲学，就像她在1940年代给予陆萍的赠言：“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1931年之前，丁玲就是向往“革命”的，但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是“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这使丁玲甫一出现在文坛，就表现出最激进最摩登的个人主义姿态。如福柯理论所言，这种现代个人主义实则深刻地内在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它所塑造的现代个人，是一种“内在的人”，一种实际上与外在的现实相隔离、丧失行动能力的人。莎菲时代的丁玲也是如此。加入革命政党而自愿做“螺丝钉”，对于丁玲是一次巨大的跳跃，但非彻底的“断裂”，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了这种自我的结构：它赋予这一结构一种不断地朝向外部、通过实践而更新自我的能力。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召唤的固然是“献身”，是“无我”，也是“更大的自我”的获得。那意味着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艰苦”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莎菲式向内的个人主义是脆弱的，但陆萍式“在艰苦中生长”的主体却是坚韧的。这种主体哲学的终点形态，就是那个卑微而强大的杜晚香：她像是一枝被人遗忘但生命力顽强的“红杏”，在不断地吸纳世界的美好愿望中塑造自己的新品质，最终用她的生命感动了世界。

《杜晚香》实则是丁玲最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丁玲在历经磨难的晚年，终于完成的革命者形象。据王增如对丁玲创作手稿的考证，还在写《在医院中》时，丁玲就说其实她并不想写陆萍这样“脆弱”“感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想写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苦于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模型，不得已写成了那个“未完成”的陆萍。杜晚香是其完成形态。她身上包含着两个关键要素：其一是主人公孤独地生长，其二是外在的革命之光全部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炼。至此，革命者终于可以超越革命体制而独立存在了：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丁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超越了受难史的逻辑。

显然，要理解丁玲的生命史，需要理解这样的属于丁玲的“革命的逻辑”。她以理想主义的气质、以对革命信念爱情式的投入、以在艰苦中生长的生存态度，独自承担了革命和革命的全部后果。“新时期”的丁玲对革命史的反思，显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但有意味的是，她只批判革命中的“封建”（宗派主义），从不否定革命信念和革命体制。真正使得丁玲显得不合时宜的，其实是“新时期”的历史情势。具体到文艺体制的重构方面，很难说80年代的丁玲就一定是落伍的。“新时期”是以破竹之势展开的，共同的历史情绪使人们将那次断裂看作是“历史的必然”。但正是丁玲的存在，显示出了“新时期”的“时”之建构性。80年代已成历史，在“新时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后果的今天，更为心平气和地理解丁玲的“逆时”之举，或许并非不可能。这并不是要在“左”与“右”之间重新肯定丁玲，而是去思考革命体制自身的断裂与延续，是否可能以更深厚的方式展开。在“新时期”的主流逻辑中，革命已成漫画式的刻板面孔，是人人不欲甚或厌弃的对象，但人们常常忘记，新的历史其实就是从那样的革命史中生长出来的。

丁玲是一个历史人物，“她的一生凝聚了太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内涵”（张永泉）。深入丁玲的逻辑中去理解她的生命史，才能把握丁玲“不简单”在何处，更是超越丁玲的时代性、更深刻地反思其革命经历的前提。而且，这种理解，显然不止关乎丁玲个人，同时也是进入20世纪革命者“丰富复杂的内在世界”，深入到革命史的肌理层面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更为自觉地承担20世纪中国革命作为“遗产”与“债务”的双重品性的契机。没有这样的理解，20世纪的历史将始终缺少必要的现实重量：它或将被迅速地遗忘，或将换一种方式重复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