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奥斯特罗姆夫妇与中国
毛寿龙
1997年夏天,刘军宁告诉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夫妇应中国政治学会的邀请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当时政治学所在法学所内),让我过去见见,因为我也研究制度分析,和奥斯特罗姆夫妇属于同一个学术传统。
当时法学所负责政治学的副所长白钢研究员在北海的仿膳宴请奥斯特罗姆夫妇,我也应邀参加,和奥斯特罗姆夫妇聊了好长时间。在北京期间又和奥斯特罗姆夫妇聊了几次,觉得非常投缘。当年秋天,我已经受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资助去英国访问三个月,奥斯特罗姆夫妇邀请我顺道访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1998年1月初,我从伦敦出发,转机芝加哥,到了奥斯特罗姆夫妇所在的印第安纳大学,在研究所的客房住了两周。期间在研究所做了一个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报告,座无虚席,可见奥斯特罗姆夫妇团队对中国研究的重视。
在此期间,奥斯特罗姆夫妇把他们的著作赠送给我,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把奥斯特罗姆夫妇的重要著作介绍到中国来。通过刘军宁博士联系了上海三联书店,敲定了马上翻译出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努力,翻译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六本著作,并于2000年出版。此后又陆陆续续翻译了很多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著作。加上其他学者的努力,现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基本上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奥斯特罗姆夫妇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在中国的影响比在美国还大。当然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埃莉诺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显然是对他们在西方世界巨大影响的肯定。但我认为,这两位老人家这样说显然是对我们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进一步工作的期待。
自此之后,奥斯特罗姆夫妇经常邀请我去印第安纳大学短期参会或者访问,其中有一次还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森林木屋里住了一个月,近距离观察了大师的学术生活。奥斯特罗姆夫妇起得很早,每次当我起来煮咖啡的时候,他们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了,然后我们一起准备早餐。早餐后我陪文森特出去走走,然后去研究所工作。傍晚开车回家,简单吃完晚饭,继续工作。可见,大师的生活都是简单的,也是很有规律的,最大的特点是专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学术上,数十年如一日。显然,大师们都有很多学术成果,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努力出来的。
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美国的经验,后来扩展到西半球,他们一直想开拓在中国的研究,但时间精力不允许。不过,他们每隔两年都会来中国访问,给北京的朋友们予学术的支持。有一个夏天他们一起到北京机场的时候,我通过机场的关系,直接在飞机门口迎接他们。他们兴奋得跟小孩一样,一直说,没想到我会在那儿迎接他们。2007年的时候,文森特已经88岁高龄了,身体已经不太好,但依然坚持和埃莉诺一起来访问北京,还一直参加在北京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多休息一会儿都不愿意。他对1997年来北京的首次访问记忆非常深刻。当我开车带他故地重游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地方当时干了什么,依然记得当年情形。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文明的敬意。
2007年之后,文森特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胜任长途飞机,但埃莉诺还是隔两年来一次。2011年那次来访的时候,明显感觉她会觉得累,有时候会要一杯威士忌喝。我当时很坚决地要求精简活动,而且确保在活动期间尽可能让她多休息。但没想到,她回国后仅半年,文森特的长期秘书就给我消息说奥斯特罗姆夫妇俩身体都不好,而埃莉诺的身体尤其不好,恐怕时间不多了。但埃莉诺和我的通信一直有,而且她回得很快。最后一封信是北京时间2012年6月11日晚上收到的。但北京时间第二天一早,就收到研究所秘书的电子邮件,说埃莉诺在研究所同事的陪伴下与世长辞了。过了一个月,研究所再次来信,文森特也去世了。这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的,因为埃莉诺并没有达到高龄,诺贝尔经济学家平均得奖年龄是82岁,而她才79岁就去世了。一般得奖者都很高寿,九十多岁是没问题的,科斯甚至103岁了还在写作。我们都等着她2013年夏天再次访问中国,但再也等不到了。
奥斯特罗姆夫妇走了,但给中国的学者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他们等身的著作不用说了,一直是中国学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学术基础。他们留给我们的重要的资产是:有一批中国学者,受到他们的邀请,在他们创建的研究所(Workshop)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国后,在他们的精神的激励下,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留下的更重要的资产是:组织研究和组织学者生活的方式。去过印第安纳大学的中国学者们,身上都感染了一种精神的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让我们的学者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而是一种原始学者秩序的努力,更是一种扩展的学者秩序的努力。
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每一次阅读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书的时候,我都会感觉浑身充满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力量,仿佛他们依然在我们身边,关注着我们的研究和生活。这激励着我们继续工作,努力成为富有生产力的学者。
王亚华教授也是经常访问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中国学者。他的新书《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整理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一些学术资料,同时也展示了他自己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努力,以及未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展示了他探寻中国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思路和初步成果。这是对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最好的礼物。我相信,通过阅读这本著作,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奥斯特罗姆的学者人生,也可以更好地一起来继续探索中国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
是为序!
2016年12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