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

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

曾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现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

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个人专著有：《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陈来学术论著集》（三联书店，2009）、《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等。多部著作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日文、韩文等。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

今天晚上跟大家要交流的主题是“传统”，主要分四个题目来和大家交流，第一个是什么是传统，第二个是如何看待传统，第三个是传统与现代化，第四个是传统与当代中国。

什么是传统

传统的定义

“传统”这个词，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献里面早已有之，最早见于《后汉书》，原文叫“世世传统”，“世”就是世代。在古汉语里头，“传”是一个动词，就是传延的意思；“统”就是统系，就是一个连续关系之链。今天我们讲的“传统”这个词，并不是按照它的古意来用的。现代汉语里面“传统”这个词是个名词，它的意义应该说已经吸纳了现在西方语言里面，像英文中的Tradition的字义，已经是一个新词汇。

在20世纪社会文化的话语中，和“传统”相对的概念就是“现代”，所以我们在20世纪社会文化的争论中，会频繁看到“传统和现代”的讨论。至于“传统”的定义，我想引述一位著名的学者，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爱德华·希尔斯的观点。他是芝加哥大学特别有名的社会学家，他有一本专著出版在1981年，题目就叫《论传统》。在这本书里面，他对传统提出了几个定义性的理解，在全世界很有影响。传统的定义，最广泛的定义，就是指从过去传延到今天的事物，这个事物可以是思想，可以是精神，也可以是制度。接下来的一点，他给了一个界定，从过去传到今天，要传多远才能成为传统？是不是一定要传承八百年、一千年才成为传统呢？他提的观点就是三代。一个事物，只要人类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事物，传承三代就可以成为传统。这个定义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然后，传统最主要的意义是指文化传统，比如说一个人学一门手艺，这个手艺也可以传递下去，这是一个很小的传统。像希尔斯在他的书里面讨论的，主要就是文化传统。当然，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察，就是传统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发挥作用有一个基本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对传统的敬重，所以敬重传统是传统能够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从中华文明角度看待传统

现在要问，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待传统？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我们认为文化传统应该有民族的属性，所以如果我们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首先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精神追求；其次，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血脉；再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所以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跟希尔斯的角度有所不同，我们强调文化传统跟民族生命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点，我们说文化传统，它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作用就是有利于文化传承发展，形成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文化的传承发展主要是靠传统来维系。

第三点，传统在一个文化里面，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提供意义，而且保守这个文化的价值，塑造文化的认同。

第四点，我们认为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它的价值的体系。因为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它提供给这个社会价值规范、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理想，提供它最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应该是在文化传统里面占核心地位的。

以上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了我们对文化传统的意义、地位和重要性的了解。

大家可能说，传统有这么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么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什么我们在近一百年来听到了很多批判传统，甚至全盘反传统的那些主张呢？为什么这些主张还相当流行呢？传统并不是绝对圆满的，传统也是变迁的，在传统不断的传延过程中，有旧的东西衰退，也有新的东西不断加入。所以传统是跟着时代不断变化的，而人对传统的认识更是受到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和文化转型的时期，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应该说争论更多。因为在历史转折和文化转型的时代，传统往往在这个时期会表现出它的惰性，因此就会被革新者、革命者视为历史的包袱，这时传统就变成这个时代关注的焦点，成为问题，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里面，像“五四”以来，我们听到的很多对传统的议论批评，是不是都有道理呢？如果说它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如何看待传统

应该说传统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在传统的整体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分析。所以从1915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传统文化所受的批判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明显的偏向，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把中国文化的传统全部看作是历史的包袱，认为中国人只有跟他的文化传统做彻底的决裂，才能够走向明天，像这样一些观点应该说就走向比较激进和偏颇的方向了。

对待传统的三个误区

在有关传统的这些讨论里面，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在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我把它归结为三个重要的误区，这些误区和怎么认识传统，怎么对文化传统进行取舍有密切关系，其中涉及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认识传统、取舍传统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误区是以富强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代表人物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陈独秀主编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最初叫作《青年杂志》，最开始的时候陈独秀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讲中西文化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他怎么衡量文化的价值。其中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习西方以战争为本位，以鲜血书写历史。所以他那个文章里面讲，说法兰西的文明，说你看整个欧罗巴的历史，没有一个字不是用鲜血写成的。他不是要控诉鲜血，他是歌颂鲜血，说英吉利的霸权怎么得来的：是鲜血筑成的。他把这样的观点放在他对文化教育的主张上，就是要提倡兽性，他反对提倡人性、尊重人性，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要“保存兽性”。这样的观点，我们今天看，我们觉得他是有为而发，当时中国是积贫积弱，他要唤醒民众，所以他发表了这样一番感慨的言论。同时他认为跟欧洲对战争和鲜血的崇拜、对兽性的崇拜相反，他说东方民族的特点就是爱好和平、爱好文雅，他把这个看作是东方民族卑下的劣根性。我以前看了这个说法，大吃一惊，怎么能把爱好和平、爱好文雅看作东方民族的劣根性呢？今天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和平、文明，应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积累下来的最重要的、对全人类都适用的价值。所以按照陈独秀的这种看法，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当时衡量中西文化的标准，就是以富强为唯一的根本标准。

在这样一个标准下，我们看到他评论文化的高低上下，用的是一个外在功效的标准，而不是内在于我们人类文化的真善美、平等、友爱、和谐、和平的理想，他把这些东西都通通放在一个富强、鲜血、兽性的坐标系去衡量，所以他得出那种比较激进的文化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误区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判断文化的根本标准，或者唯一标准。到了1917年以后，陈独秀更多地是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扩充他的启蒙思想，即用科学和民主来启蒙，我们觉得是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的。只不过在拥抱科学和民主的同时，陈独秀对于传统的看法，更加决裂了。

当时“五四”的人，把民主叫作“德先生”，德就是Democracy；把科学叫作“赛先生”，赛就是Science。当时最流行的就是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要拥护‘德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孔教、旧伦理、旧政治，我们拥抱‘赛先生’，就不能不打倒旧艺术、旧宗教。如果我们既要拥抱‘德先生’，又要拥抱‘赛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国粹和旧文学。”所以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国粹和旧文学，都在陈独秀必须反对和打倒之列，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用科学和民主整个地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和儒家，包括佛教跟道教等旧宗教，包括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艺术。

陈独秀跟他的同事，当时掀起了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革命的对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六个“旧”的对象。在陈独秀的这个主张之下，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开始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对大家的文化观，对怎么判定传统的优劣——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影响很大。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科学、民主的作用和地位是有限的，文明、和谐、正义，甚至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这些文化都不属于民主，也不属于科学。可是在那个时代，他用科学和民主来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得到的结论就是要反对和推倒整个古典文化，这个标准应该说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讲中国的古典文学，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你说是科学吗？不是科学。你说是民主吗？也不是民主。难道它们就没有价值吗？像儒家所讲的这些道德概念，仁义礼智，像道家所讲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科学和民主作为唯一的标准，就无法确认它们的价值，就排斥从内在的价值来评判人文文化。这种认识方法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影响非常大，一直到“文革”中，我们讲破四旧的那个精神跟“五四”的那种批判态度，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事实上文化遗产中包含的哲学、美学、伦理、文学上有普遍价值的成分不可能在“科学”“民主”的典范下被承认，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从内在于人文文化本身的真善美来取得，因而科学、民主并不能成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

第三个误区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学者和知识分子，缺少价值理性的视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个重要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对战后的社会科学界影响很大。价值理性就是着重于道德价值，重视道德价值的理性。工具理性就是着重于功效、效果的理性，理性在这里指一种选择的主体，你对行为的选择是从道德价值去看，还是从工具效果去看，这是两种不同的理性的运用。

这对概念分别对应另外一个讲法叫“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价值理性的传统首要的就是宗教，比如宗教有教会，而教会本身也是一个制度传统，但是不管怎么讲，这都是实质性的传统。以前有一个学者，提出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他认为传统文化无所不包，琴棋书画、戏曲民俗各种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包括。但文化传统指的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贯穿在这些现象当中的，我们中国人叫“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性的，具有普遍性的，概括性的东西。希尔斯所讲的文化传统——实质性传统就比较接近这个意思，他关注的也是贯穿在文化里的精神和价值，包括人的信仰、审美的趣味和态度。

中国人以前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传统文化好像比较多的是讲那些“形而下者”，具体的那些“器”；而文化传统有点像道，比较形而上，需要提炼，需要把握，需要通过理念来表达。

文化传统和价值传统

其实讲传统，两个概念最重要：一是文化传统，二是价值传统。文化传统的概念不像是技术传统，比如建造佛塔有专门的技术，这种技术是传统也需要传承，但相比之下文化传统的概念更加宽泛。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文化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人们提供文化认同的方式、载体和内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一个文明的延续，或者在一个民族生命的发展里，特别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边，如果人们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变成一个游离在世界上一无所系的人，那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和民族，他的人民对于他所居住生活的社群或者群体，不管是民族还是国家，都有一种认同和归属感，这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得以自立发展的一个根据。

在“五四”前后的这个时代，很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误区，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价值理性在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我们只看到了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传统受到的批评，比如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的传统本身做的批评和反思，但是我们忽略了，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其实西方的价值体系始终是保持着的，包括它所依托的宗教形式，在随着时代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传延着，支持着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看西方文明，要看它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不是在近代只有科学和民主，而是有着伦理与信仰的传统的连续性，这个传统在传延着、支撑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

刚才我们讲新文化运动大家都热烈地拥抱“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也有少数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问题，说我们仅仅请了“德先生”“赛先生”还不行，我们还要请一位“穆小姐”。什么是“穆小姐”呢？当时用中文翻译就是“穆勒尔”小姐，“穆勒尔”就是Moral，就是道德。意思是我们不仅要有科学，有民主，还需要有道德，新的社会有新的道德，绝不能缺了道德的视野。所以，我们始终还应该有观察近代文明发展的一个视野，就是价值理性的视野。

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突出价值传统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也才能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根源。

传统与现代化

纵观20世纪的历史，在我们整个近代发展历史上，其实有一个隐含的主题，即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在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为了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必须把我们的传统全部抛弃，要把传统连根切断，做最彻底的决裂。但同时，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西方的文化学里面，把它叫作“文化的保守主义”，其实它在政治上，跟前面那一派主张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现代化，要走向世界，但是它主张我们在行进的同时，要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

这两种观点是对立的，但是从1910年到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反传统的看法。这种看法，为什么到了80年代，又重新被大家重复了一遍？我们在80年代把“五四”时代的各种文化讨论重演了一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有一个很基本的观点，即非西方国家彻底转变它固有的价值观，是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前提，这跟我们“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理论，在第三世界，在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说它的影响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会发现其实这样的观点不见得正确，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如果跟传统彻底决裂，我们就会面临价值的解体、文化的失落和人民民族自尊心的贬损，我们就失掉了民族的自信，特别是文化的自信。这些东西恰恰会对我们的现代化工程造成损害，使我们的现代化过程缺少一种正常的文化秩序。可是，从20世纪初期一直到80年代，大家最热衷的，都是反传统的看法。

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东亚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兴起。所谓工业东亚就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现代化的兴起，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五个地方，他们走入现代化，没有一个是先革了自己文化的命，先革了自己传统的命。这些国家和地区，反而都恰当地延伸了自己的传统，利用了自己的传统，通过这样的路径走入了现代化。这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也给当时刚刚启动现代化工程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大的启发。

可惜那个时代，大家脑子都比较发热。我还记得1988年，那时候我在北大跟当时中国几个有名的知识分子，一起讨论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几位全是反传统言论的代表者，持文化激进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讲台上每讲一句话，底下学生就拼命鼓掌。当我讲完了以后，鼓掌就比较不热烈了。下了台以后，这个学者就跟我微笑，说：“今天怎么样？”我说：“你今天得了先手。”为什么呢？因为半个月以前，在1988年8月底，全世界华人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新加坡开会，讨论了传统和现代化这个问题。当时他非常落寞，因为在那个会议上，大多数的人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在国内，特别是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大家的情绪那么激昂，都统一在一种反传统的基调里面。我今天面对这么大的场面，就想起了当时那个场景。

当时有一位学者，他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有人说工业东亚它的发展是利用了传统，他声嘶力竭地说：“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同学拼命鼓掌。没有人冷静地看到：工业东亚的发展，它对美国现代化理论所构成的挑战，和对我们带来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传统的延续跟现代化的改革不一定是矛盾的，它们可以整合在同一个过程中，相反，破坏自己的传统，并不必然地就走向现代化、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却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文化认同的失落。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东亚“四小龙”里华人社会的现代化成功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重大启示，即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熏陶下成长的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的。“五四”以来的那种民族自卑感、文化自卑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工业东亚的社会，特别是像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其现代化经历，证明了中国人是有现代化的能力的，中国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也一定能够建设新的现代文明。

如果那时大家都从这里边得到了这样的精神鼓舞，得到了这样的启发，那该有多好！可惜那时，我们整个思想，都被反传统的思想所裹挟。这是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的上一个世纪，大家的想法所经历的一个过程。

今天我想没有人再怀疑这一点了——中国人，或者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被70年代“四小龙”的发展所证明，也被90年代以来我们中国的发展所证明了。所以，我想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争论，到今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传统与当代中国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讲的传统和现代的争论，还是有关系的。以前我们对“现代”“现代化”的理解，比较狭隘，更多从经济的功能、经济的现代化去了解它。

比如90年代的时候，我经常参加很多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这样写的，叫“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文化一定要跟改革开放挂上钩，能够推动改革开放才有价值，如果不能够推动改革开放，就没有价值。参加这样的会时，我经常发言说，其实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改革开放没有什么关系，你说诗经和楚辞跟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你说唐诗和宋词，对改革开放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作用，那它们就没有价值了吗？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一个文化有没有价值，总是倾向于从一个比较外在的、功利的角度去判断它。其实，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深的或者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传统的价值。从什么地方看？应该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看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总是要把它跟一个外在的功效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摆脱了这种外在功效的看法，那今天怎么理解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这就跟我们怎么了解“现代”有关系。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到新阶段，我们开始体会到，所谓发达国家，就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那些现代社会里边，他们的现代人生遇到了问题——一个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他的人生仍然需要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信仰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他的人生需要人生意义，需要价值理想，需要社会交往，他仍然需要这些东西。那这些需要怎么满足？

正像希尔斯在他的书里面讲的，仍需要依赖我们的传统，所以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传统。但是它需要的传统并不是从外在的功效去看的传统，而是从内在于人性、人生、社会文化和文化价值去看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五四”时代更深切地了解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已经碰到了现代化的很多问题，突出的就是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文化商业化。人类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新认识传统、了解传统、激活传统、唤醒传统、弘扬传统。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引导现实、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现代意义，就不会像十年、二十年以前，只从一个经济功能，一个外在的角度去了解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而会从一个更深的、更高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最后我想描述一下新世纪以来，有关传统的态度。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起飞，我们在新世纪迎来了两个转变。一个是学术思想界的转变，大家慢慢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传统不是可以随便抛弃的，不是你想抛弃就能抛弃的。传统的价值，它的意义依赖于人们对于传统的诠释和理解。传统是对人的一种文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它取决于我们如何在诠释的实践里面，去诠释它，去利用它，去创造性地转化它。

第二个转变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文化转变。从新世纪以来，像“五四”时代，或者80年代那种因为现代化受挫，充满了怨气，要把怨气喷向孔夫子，喷向我们的传统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最近十五六年里全国从上到下的国学热。这种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在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上，对传统资源的渴求。正是人民有这种渴求，才支持了我们最近十几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热。

今天应该说从执政党，到知识界，到广大人民形成了一些共识——跟外来的宗教，跟外来的文化相比，我们自己的文化，它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的规范，人生的意义，德行的价值，那种价值的理想，包括那种文化的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因此在这个社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稳定、精神的向上、社会的和谐方面，它所扮演的作用是其他的东西难以企及的。今天我们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传承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价值，振奋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和人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和新的状态，这个跟我们整个上一世纪，做了相当大的告别。

我们今天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向为民族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主题。因此在新的时代，我们更多地在思考怎么积极地去弘扬、利用我们文化传统的积极面和精华，怎么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文化心态。

回归清华传统

最后我想说说清华的传统。清华的传统是非常丰富的，我想讲这么几点：清华的校歌里面讲，“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不是把传统和现代，把东方跟西方割裂，而是要让它贯通，“荟萃一堂”。这个校歌反映了我们清华有关传统文化的一个态度、一个传统。

其次是我的工作单位清华国学院。老清华国学院在1925年9月成立，成立时，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发表了开学典礼演说，他说：“我们要做国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寻出一个国学的魂。”他这个讲法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先生，倡导整理国故，这个整理国故运动，特别排斥寻找传统的精华、传统的魂，认为研究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冷静的历史研究，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但是曹校长告诉我们，清华的国学研究，“要寻出一个国学的魂”，“魂”就是它的传统。我想这也是我们清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一个传统。

第三个是老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主张中西融合，而且强调不忘民族的本位。我们今天复建清华国学院，口号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就是四大导师讲的不忘民族的本位，世界眼光就是我们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如果讲我们清华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有什么传统，我想以上几点也许可以代表。

我今天的讲演就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