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启源

民间传说与史诗

俄国文学在启源时代的最初，也同别的许多国一样，包含有不少的口头传述的民众作品。这种作品，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才写在纸上，搜集起来付印。他们的种类很多，有的是歌谣，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诗；他们的来源也很久，有一部分的诗歌与民间故事，在阿利安时代便已传述歌唱着。还有一部分是从蒙古与土耳其及其他东方诸国传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为《依鄂太子远征记》的史诗。这个史诗的产生约在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它的结构融成一片，内容充满着诗的美感，显然是出于一个作家之手。它所叙的是发生于一一八五年的实事。基辅的太子依鄂（Igor）带了兵去征伐占据俄国东南部的波洛夫溪（Polovtsi）族。他在路上，遇到种种的恶兆，太阳黑暗了，把影子照在俄国的军队上面，许多的动物也给他各种的警告。但是依鄂不顾，他叫道：“兄弟们与朋友们！我们与其做波洛夫溪的囚徒毋宁死！”于是他们与波洛夫溪族接触，大战了一次。战时，一切自然界的动物如鹰与狼与狐等等都参与在战斗中，结果，俄军大败，依鄂被敌人擒去。后来，他又从敌人那里脱逃回去，一路上溪流发言，山鸟示涂，得到自然界的帮助不少。

像这一类的史诗，在那时诗歌流传的还有不少，可惜能够传到现在的，只剩有这一篇了。

史记

史诗以外，俄国的史记，也是很宝贵的古代文学。如基辅，如诺夫格洛（Novgorod），如柏加夫（Pskov）及其他各地，在十至十二世纪时都有他的很好的史记。这些史记不仅仅是记载干枯无味的史事，叙述的里面还带有不少的理想的与诗的美；尤其是《基辅史记》（Nestor's Annals）至今还是一部很好的名作。诺夫格洛的史记稍感干枯，但当叙述战事的地方，作者笔端也蕴有很丰富的热情。柏加夫的史记，则满含有民治的精神与活泼的描写。作这些史记的人，实都是很好的历史家，很受希腊的范式的感化的。

黑暗时代

一二二三年蒙古族的西侵，把俄国的少年文化完全破坏了。那时，繁盛的为知识中心的都市，如基辅之属，都已荒芜不堪，被逐出俄国史书以外者至二世纪之久。继蒙古族之后，又有土耳其族侵入俄国南部巴尔干半岛。一切俄国人的生活，都起了很深沉的变化。

教会的权力，渐渐的涨大起来，莫斯科渐渐代替基辅诸地，成了宗教与文化的中心。帝王的权力，奴隶的制度都起于此时。一切地方的独立精神完全崩坏。教会的影响极大，教士们宣言莫斯科为君士坦丁堡之后，继为“第三罗马”。他们为保持势力之故，极力阻止腊丁教会的权力，以及西欧文化的传入。

这种情形，与俄国以后的人民生活及文学的发展有极深的影响。蒙古族的压制，虽不久即移去，而继其后的帝王与教会之专横，却也不下于异族。自此俄国的社会便幕上了一层灰色的惨云，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时，才被扫荡开去。

青年的活泼的史诗精神，已不复见。忧愁悲惨的情调遂成为此后俄国文学及民间传说的特质了。

改革的曙光

第一本俄文的《圣经》于一五八〇年时在波兰出版。几年以后，莫斯科便也有了一个印刷局。

这时，基辅已由长久的沉睡里，复苏生而成为文艺的中心，并设立了一个大学。后来，莫斯科因为修订圣书之故，广大招致基辅的文人，基辅的文化，又移于莫斯科。当时最著名的文人有波洛慈基（Simon Polotsky）。他作宗教剧与宗教史，又作好些诗歌。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第一诗人。他的《浪子》也是俄国的第一剧本。

自此至十七世纪末，都无大作家产生。直到彼得第一大改革时，俄国文学才渐渐的有生气起来。

在彼得改革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产生。一个是高托欣（Kotoshikhin，1630—1667），他是一个历史家，从莫斯科跑到瑞典，做了一部俄国史，痛言俄国有改革的必要。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直到十九世纪，他的书才被人发现。一个是克利森（Kryzhanitch），他是南俄人，一六五九年被招至莫斯科修订《圣经》，做了一部很重要的书，指陈俄国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二年后，他被流放到西比利亚，后来死在那里。

彼得的努力，则与他们不同，在实行而不在批评。彼得承认文学的重要；他觉得那时俄国所写的文字，与人民所用的口语已大有不同，于是他便创造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使言文合而为一。这种字母便是现在所用的。但是他对于文学，完全以实用的眼光看待它，所以当他的时代，真正的文学运动还不能发生。

罗门诺索夫

在实际上，为俄国文学的彼得第一，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者，则为罗门诺索夫（Lomonosov，1711—1755）。罗门诺索夫生于白海边一个小村里，他的家庭以渔为生。他离了家庭，步行到莫斯科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后来又步行到基辅。当时，圣彼得堡科学院要莫斯科神学院选出十二个生徒，资送到外国去留学。罗门诺索夫被选为十二人中的一个。他到德国学自然科学。一七四一年回国，被任为科学院的院员。依利沙白女皇时，他极力主张莫斯科大学有成立的必要。此大学遂于一七五五年落成。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被加德邻二世（Catherine Ⅱ）所嫉视。

普希金（Pushkin）说：“罗门诺索夫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校。”这句话是实在的。罗门诺索夫除了是诗人以外，还是一位很好的哲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算学家等等；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功绩尤为伟大。他扫去一切外国文字的糟粕，发挥俄国文字的本色。他改订国语，以莫斯科方言为文言的标准，并作“俄国文法”以示其准的。

与罗门诺索夫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几个要举出来的。甘底麦（Kantemir，1709—1744）是俄国的贵族，曾做过驻英的大使。他的讽剌诗很著名。脱里狄加夫斯基（Tretiakovsky，1703—1769）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家庭里逃出来，步行到各处游学。他对于诗韵的订正，极有功绩。泰狄契夫（Tatischev，1686—1750）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家；他第一次发见古代史记的价值。修麦洛加夫（Sumarokov，1717—1777）以善作戏曲及讽刺诗著名，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的蓝森（Racine）。

加德邻二世

加德邻二世的时代（1762—1796）是俄国文学由黑土中长出绿芽的时代；打破了以前的沉闷空气，引进法国文艺的曙光。虽然当时作家摹仿法国伪拟古主义（Pseudoclassical）太过，而一部分已开始从俄国的实际生活里挹取文艺的材料了。加德邻自己，与法国的哲学家极接近。福禄特尔及卢骚的学说，流传于多数人的口中。她自己也作了喜剧数种，并创刊一种月报。当时的文坛，颇极兴盛之概。文学院也成立起来，派台科瓦公主（Vorontsova Dashkova，1743—1819）做院长。台科瓦公主极热心的帮助这个文学院，助他们编成了一部俄国字典。当时著名的作家极多。白格达诺契（Bogdanovitch，1743—1803）的寓意诗，轻妙幽秀，方委真（Fonwisin，1745—1792）的戏曲真挚感人。他的《旅团长》《未成年者》二剧，树纯俄国式的喜剧的标本。诗人梅加夫（Maikov）以写国民性格见长，引文学与日常生活接近。第一哲学家诺威加夫（Novikov，1742—1818）的作品，富有平等博爱的精神，陶泽文与拉特契夫尤为诸文人中的杰出者。陶泽文（Derzhavin，1743—1816）是伪拟古主义的最大的作家。他的著作，虽中伪拟古主义的毒，而诗的真美，仍不时流露。他的《神》一诗，批评家誉之为“前无古人”。拉特契夫（Radischev，1749—180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牺牲者。早年被派到德国去留学。一七九四年，他回到俄国，出版了一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这部书里，他叙述他的感想，民间生活，与道德及哲学上的各种讨论，尤其注重的是奴制的残忍，法庭的不法与政府的恶劣。加德邻二世此时，震于法国的大革命，已觉到自由思想的危险，遂力反以前的放任主张，立刻命将这部书毁版，并把拉特契夫流逐到西比利亚的最东部。一八〇一年，拉特契夫被赦回国；但他见俄国政治无改革的希望，赦回后即自杀而死。

十九世纪的初年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学史上的最绚烂的时期。这种文学的光明乃是以前的数百年所蕴蓄而未能照射出来的。为十九世纪新文学开端贡献最大的作家，是普希金（Pushkin）。在普希金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必须举出，这二人便是历史家卡伦辛（Karamzin）及诗人助加夫斯基（Zhukovsky）。

卡伦辛（Karamzin，1766—1826）的《俄国史》，于当时及后来的影响都极大。这部书共有八大册，出版后二十五日，初版三千部即已售尽。但他不仅是大历史家，且是一个很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国外通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Abroad）的势力，几乎较他的史书为尤大。他在这部书里，想把欧洲的思想，哲学与政治生活的情形传布于民众。卡伦辛的小说，都是感伤的浪漫主义（Sentimental romanticism）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因为这是伪拟古派的有力的反动。在卡伦辛的许多小说里，最感动人的是《可怜的丽莎》（Poor Liza，1792）一书。他叙一个不幸的农家女郎，受一贵族的诱惑，后此贵族又弃之不顾。女郎遂悲愤自沉于池。这部书的描写，并不甚真实，女郎所说的话极文雅，不像一农女。但当这书出版时，竟引起时人的狂热。书中所指的女郎自沉之池，竟有许多富于感情的莫斯科少年跑到那里去凭吊她。对于弱者与农人的同情，为后来俄国文艺的重要特质之一，而在卡伦辛之时已见其端了。

助加夫斯基（Zhukovsky，1783—1852）是一个纯正的浪漫派诗人。他自己的作品不多。他的大功绩乃在引进英德及其他各地的诗歌到俄国的文坛，打破以前的寡陋的法国崇拜的风尚。他译了席劳（Schiller）、乌兰（Uhland）、亨特（Herder）、摆伦（Byron）、慕尔（Thomas Moore）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又译荷马的《亚特赛》（Odyssey），印度的诗歌，及西方斯拉夫的民歌。他的译文极美丽，但不是直译的，译文里渗透了不少的助加夫斯基的分子进去。他自己的诗也很好，但他只向好处写去，缺乏反抗的自由精神。最富于这种反抗精神的是“十二月党”的诗人李列夫（Ryleev）。

十二月党

十二月党的举事（The Decembrists）是十九世纪初俄国的一件于政治与文学都很有影响的事。拿破仑战争时，俄国有许多官吏军人逃到西欧去。他们饱吸着西欧的自由空气；等到回国时看见本国政治的黑暗，与当局者的压制，便忍不住要起一种改革的运动。这个运动，酝酿得很久，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亚历山大一世死时，他们便在圣彼得堡里竖了革命的旗帜；但因平民附和者极少，这种运动立刻被军队压平。一百多个最优秀的青年，被流逐到西比利亚，还有五个人被判决死刑。诗人李列夫便是这五人中之人。李列夫（Ryleev，1795—1826）比普希金大几岁，他曾到法国去过两次。他虽然不欲以诗人自命，但他的诗歌，却有获得远大的成就的希望。他的夭亡，实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损失。到现在我们读他的诗，还深深的感到他的爱自由与反抗压迫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