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协会上宣读的论文）

承你们准许，首先让我来说明今天下午我打算论述的东西。我的论文的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精神”，这里并不仅仅意味着只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中国人的特性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描述，但是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这些描述或者关于中国人的特性的列举，至今还没有为我们给出一幅中国人的内在本质的图画。此外，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性格或特性时，它不可能是抽象概括的。如你们知道的那样，中国北方人的性格非常不同于中国南方人的性格，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的性格一样。

但我用中国人的精神所意味的是中国人生活所凭借的精神，一种在心灵、性情和情绪上具有本质独特性的东西，它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所有其他人，尤其是区别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也许我通过我们论述的主题最好地表达我的旨意的是中国的人性类型，或者用更为清晰简短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我敢肯定，你们会一致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现在尤其如此，当我们从今天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来看，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失，取代其位置的，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人性类型，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我建议真正的中国人、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应该最后来考察他一番，看看我们是否能够从他身上找到某种有机的、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它使得中国人如此地不同于所有其他人，使得中国的人性类型如此地不同于我们在今天中国看到的正在兴起的新的人性类型。

我认为，现在，在古老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打动你们的第一件事情是，那里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或残暴的东西。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以中国最底层的一个人为例，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他比欧洲社会同一个阶层的人少一些动物性，更少些野蛮动物的特性，即少有德国人所谓的“动物野性”。事实上，在我看来，概括了中国人性类型给你的印象的那一个词，用你们英语来说就是文雅。我所说的文雅不是天性柔弱或者软弱顺从。“中国人的顺从，”已故的麦高文博士说“不是绝望的、阉割了的人的那种顺从”。我所说的“文雅”是说没有生硬、粗糙、粗野或者暴虐，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任何让你震惊的东西。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人性类型中有这样一种气质：从容、镇定、历经磨炼后的成熟，如同一块千锤百炼的金属。甚至，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身体上或者道德上的缺憾，即便无法补救，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中没有粗劣。真正的中国人也许丑陋，但丑陋中没有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好斗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阴险。事实上我想说，即便在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体、心灵和性格的毛病和缺点里面，也不会有什么让你厌恶的地方。即便是在老派的、甚至最低等的真正的中国人那里，你也很难找到一个让你非常厌恶的中国人。

我说，中国的人性类型给你的整个印象是他的文雅，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当你分析真正的中国人身上的这种难以言表的文雅品质时，你会发现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两种东西结合的产物。我曾把中国的人性类型与驯化动物作比较。那么是什么使得驯化动物如此不同于野生动物呢？在驯化动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这种有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是什么呢？是通情达理。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思想才智。它也不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理智。它也不是天生的才智，比如狐狸的聪明，狐狸的狡猾，知道去那里可以找到小鸡吃。狐狸天生的聪明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拥有的那种聪明。但驯化动物身上的这种可称为人类才智的东西，非常不同于狐狸的狡猾或动物的聪明。驯化动物的通情达理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同情，来自一种爱和依恋的感觉。纯种的阿拉伯马能理解它的英国主人，不是因为他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它天生懂英语，而是因为它爱和依恋它的主人。这就是我所谓的人类智慧，这显然区别于狐狸纯粹的狡猾或者动物的聪明。是否拥有这种人类品质是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区别。同样，我要说，正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

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一位在两个国家都住过的外国朋友的评论，这个评论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对日本人的这种评价是否真实。但我认为但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像我一样赞同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你可以称之为中国味的倾向就越多。尽管他们不讲究卫生与精致，尽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仍然获得了其他任何人所无法得到外国人的喜爱。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我称之为文雅，它即使没有补救，也淡化和减轻了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的身体和道德的缺陷。如我试图向你们表明的那样，这种文雅就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善解人意、善解人意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斗胆给出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善解人意的力量的秘密的解答，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假设，以下是我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善解人意的强大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感觉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认为的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意义上的感觉，而是来自我们天性最深处——心灵或者灵魂的情感或者人类情爱意义上的感觉。事实上我想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生活，这样可能让他显得更超脱，甚至超脱了在这个物质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一个人生活的必需条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对不洁环境和缺乏精致，诸如此类的物质上的不便的不关心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我说，中国人具有善解人意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这里，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解释我所谓的过一种心灵生活的含义。我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你们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老同事梁敦彦先生，他曾在北京做外务部长，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他渴望和追求清朝大员的职位和顶戴花翎，让他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命的，不是因为他在乎顶戴花翎，不是因为他会因此荣华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都很穷，而是他的提拔和晋升可以让他广东的老母亲满心高兴。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类情爱的生活的含义。

我的另外一个例子如下：我的一个在海关的苏格兰朋友告诉我说，他曾有一个中国仆人，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撒谎、压榨、赌博，可当我的朋友在一个荒凉的渡口伤寒发作病倒时，身边没有外国朋友的照顾，正是这个中国仆人、糟糕的流氓照顾他，比能想到的最亲近的密友和近亲的照顾还要周到。事实上，我认为《圣经》里描述一个女人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这个中国仆人，以及一般的中国人：“宽恕他们多一些，因为他们更多一些爱心。”在中国的外国人看到和了解中国人习性和性格中的缺点和瑕疵，但他的心被他们所打动，因为中国人有爱心，或者如我所言，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和人类情爱的生活。

我想，现在我们了解了中国人善解人意——正是善解人意的力量赋予真正的中国人同情理解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让他具有如此难以言表的文雅的秘密的线索。让我们来验证这一线索或者假设。让我们看看用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这条线索是否可以解释我上文给出的两个例子那种事实，同时还能解释我们在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特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语言。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因此我说，中国语言也是一种心灵语言。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学习汉语非常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的人要容易得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原因就是孩子和未受教育的人是用心灵语言来思考和说话，而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受过欧洲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是用头脑或者知识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发现学习汉语很困难，原因就是他们受教育太多，受知性的和科学的教育太多。正如对天国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用来描述中国语言：“除非你变成小孩，否则你不可能了解。”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人有惊人的记忆力。秘密是什么？秘密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记事情。心灵有善解人意的力量，像胶水一样，它比又硬又干的头脑或者知性能更好地保留事情。例如，同样的原因，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在学习中记住事情的能力要远胜于当我们成年后记住事情的能力。像中国人一样，作为孩子，我们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来记事情的。

再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生活中另外一个被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们的礼貌。人们经常评论说，中国人是特别讲礼貌的人。那么真正的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而也容易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的礼貌，虽然没有日本人的礼貌那样周全，却让人舒服，因为它是——正如法国人完美表达的那样，是“心灵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周全，却不那么让人舒服，我已经听到一些外国朋友说讨厌它，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作品中尽力学习的礼貌。这与直接来自心灵的、自发的礼貌不同。事实上，日本的礼貌好像没有芳香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的礼貌有一种芳香，来自心灵的名贵油膏的香味。

最后，让我们考察中国人的另外一个特征——缺乏精确，约瑟·史密斯因向世人揭示了它而闻名。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缺乏精确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还要说，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细和敏感的微妙平衡。它不像是坚硬、僵化、严格的仪器的头脑或者理智。你不可能像用头脑或者理性一样，用心灵也作如此稳定、如此严格的思考。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中国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可以作为中国心灵的符号。它非常难于书写和作画，而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你可以用它以一种硬钢笔无法做到的优美和雅致来书写和作画。

上面是和中国人的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不了解中国人，也能通过调查这些事实观察和了解到，我认为，我所说的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的假设是正确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的生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非常原始。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至今在很多方面还很原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这个事实让很多在中国的浅薄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文明没有进步，中国文明是停滞的。然而，应该承认，就纯粹的知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属于发育不良的人。你们知道，中国人不但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纯粹抽象科学比如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也进步甚微甚至于无。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精确的对应词。如同过着心灵生活的孩子，中国人对抽象科学没有兴趣，因为心灵和感受不参与这些领域。事实上，任何与心灵和感受无关的事情，比如统计报表，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厌恶。但是，如果说统计报表和纯粹抽象的科学让中国人满心厌恶，那么欧洲正在研究的自然科学，要求你把活的动物身体切碎毁伤来验证科学理论，则让中国人产生排斥和恐惧。

我要说，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育不良的。至今，中国人还过着孩童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在这方面，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似的民族。但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这个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孩童似的民族，虽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非常原始，但却有原始人那里找不到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他们能成功地处理复杂困难的社会生活、政府和文明的问题，这里我斗胆说，古代和现代的欧洲国家没能如此显然地达到这样一种成功——这种成功在是如此突出，以至在实践上和现实中使亚洲大陆的绝大部分人口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中维持了和平与秩序。

事实上，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人的非凡特性不是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所有的原始人都是过着心灵生活。就我们所知，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也过着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说：“中世纪基督教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我在这里想要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虽然是过着心灵生活、孩童似的生活，但同时还具有心灵和理性的力量，这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或者别的原始人身上找不到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的非凡特性，就作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为一个拥有成人理性而生活了如此久的民族而言，在于他们依然过着一种孩童似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

因此，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简言之，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的非凡特性，在于他们拥有永远年轻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人是这样一个人，他过着具有成年人的理性却具有孩童的心灵这样一种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具有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国人民族不朽的秘密是什么？你应该记得在论述开始时，我说过是我称之为善解人意或真正的人类智慧赋予中国的人性类型——真正的中国人——难以言表的文雅。我说，这种真正的人类智慧是两种东西——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结合的产物。这是心灵和头脑的和谐工作。简言之，就是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秘密就是这种灵魂和理智的绝妙组合。

现在，你们会问我，中国人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灵魂和心智的绝妙组合，正是它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种族过着一种永葆青春的生活。答案当然是来自他们的文明。不过，你们不能指望我在这安排的时间里为你们就中国文明作一个演讲。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和我们论述的主题有关的中国文明的事情。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里请让我引用著名艺术批评家伯纳德·贝伦森先生的一个绝妙的说法：“我们欧洲的艺术有一种成为科学的致命倾向，我们很少有名著是在没有利益分割的战场留下的痕迹。”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的欧洲艺术，是利益分割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的分割利益的不息战争，另一方面是信仰和哲学的战争；事实上这是头脑和心灵、灵魂和心智不断冲突的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2500年，没有过这种冲突。我说，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一个非常根本不同的地方。

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满足他们心灵而不是头脑的宗教，有一种满足他们头脑而不是心灵的哲学。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在中国即使一般民众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宗教。我这里指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中国道教和佛教的庙宇，典礼和仪式与其说是教化不如说是娱乐；可以说，他们触动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不是他们的道德和宗教感；事实上他们更多的是诉诸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也许更为正确地应该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感到需要宗教。

那么，中国人、甚至中国的一般民众没有感到需要宗教，这个特殊事实如何解释呢？于是有一个英国人这样解释。他是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在他的儒教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权威。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义与他的门徒的天性很契合。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本能地反对某种研究他们经验以外的事物的观念。正如孔子所阐述的，一种未来不可知的观念、朴素的讲求事实的道德体系，就已经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要。”

当这位博学的英国教授说中国人没有感到需要宗教，因为他们有孔子的教导时，他是正确的，但当他断言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蒙古人种的心灵非常平和感性时，他则完全错了。首先，宗教与沉思无关。宗教是感觉和感情的事情，它是与人类灵魂有关的事情。即便是野蛮原始的非洲人，当他从纯粹的动物生活中脱离出来后，他的灵魂——需要宗教的感觉——就苏醒了。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心灵平和感性，但是蒙古人种的中国人，应该承认比非洲的野人要高等，也有灵魂，既然有灵魂，就有宗教需要感，除非他有别的能代替宗教的东西。

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的原因是他们在儒教中有一个哲学和道德体系，一个可以替代宗教的人类社会和文明的综合。人们说儒教不是一种信仰。确实，在这个词的一般的欧洲意义上，儒教当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我要说儒教的伟大就在于它不是宗教。事实上，它虽然不是宗教，但是它能代替宗教；它能够使人不需要宗教，这就是儒教的伟大之处。

现在，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够取代宗教，我们必须尝试找到为什么人类有宗教需要感。在我看来，人类需要宗教的感觉和需要科学、艺术以及哲学的感觉一样。原因是人类是有灵魂的存在。现在让我们以科学为例，我是说自然科学。让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励真正的科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那一类当前持进步论的中国人，他们从事科学是因为他们想要铁路和飞机，永远得不到科学。过去欧洲真正的科学人，为了科学的进步而工作，把修建铁路和飞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铁路和飞机。推动那些欧洲的真正科学人，让他们为了科学进步而作的工作获得成功的，是因为他们从灵魂上有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奇妙宇宙的无穷奥秘的需要。因此我说，人类有宗教需要的感觉和有科学、艺术以及哲学需要的感觉是出自同样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他才不仅探索现在而且探索过去、未来——不像动物那样只是生活在现在——有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奥秘的需要感。除非人类理解自然的某些规律，从宇宙中看到事物的意图和目的，否则他们就像黑屋子里的孩子，只感到一切都是危险的、不安全和不确定的。事实上，正如一个英国诗人所说，神秘宇宙是人们身上的重担。因此人类需要科学、艺术和哲学，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

“神秘的负担，

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

加给的沉重的、恼人的重负。”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这一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诗人，比如歌德说“谁拥有艺术，谁就拥有宗教”，就没有宗教需要感。哲学同样让哲学家看到宇宙的条理和秩序，如此同样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他说过，“对他们而言，智识生活的圆满就是解脱，对于圣人而言，宗教生活的圆满才是解脱，”因而没有宗教需要感。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到宇宙的规律和秩序，这样就减轻了神秘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像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就没有宗教需要感。

可对于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人类大众来说，对于生活艰辛、无时无刻不暴露在自然的威胁力量和他们的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的意外之下的人类大众，能减轻他们“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是什么？是宗教。但是，信仰是如何减轻这一神秘给予人类大众的负担呢？我要说，信仰是通过给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而减轻这种负担。面对自然的威胁力量和同类的残酷无情的狂热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恐怖，宗教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庇护是对某些超自然存在信念，或者是有绝对力量并能控制威胁人类的力量存在的信念。

而且，面对他们自己生活的事物的不断改变、兴衰和变迁——出生、孩童期、青春期、年老和死亡以及由此产生的神秘和不确定时，宗教也给了人类大众一个庇护——在它的庇护下他们能够找到一种永恒感；这个庇护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因此，我要说，信仰通过在他们的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永恒感，以这样一种方式减轻了不是诗人、艺术家、哲学家或科学人的人类大众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神秘负担。基督救世主说：“我给你们和平，这和平是世界不能给予的，也是世界不能夺取的。”这就是我所谓的信仰给了人类大众安全感和永恒感的含义。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可以给人类以和平感，一种宗教能够给予他们的那样一种和平感，那么人类将永远有宗教需要感。

但我要说儒教，它虽然不是信仰却能替代信仰。因此，在儒教里一定有一种东西能给予人类大众一种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让我们来找出儒教里能给予宗教所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

我经常被问及孔子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认为孔子为中国人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我这里只打算告诉你们孔子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个主要的和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生前唯一做过的事情，孔子自己说，后世的人通过它能够理解他，理解他为他们做的事情。当我为你们解释清了这个主要的事情，你就会理解是儒教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人类大众宗教所能给予的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为了解释这一点，我请求你们让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孔子其人其事。

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封建的、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体方式需要扩展和重构。这个重大变化必然不仅带来了世事的混乱，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心灵的混乱。我曾说过在最近的2500年中，中国文明没有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生活的扩张时期，中国如同当今的欧洲一样，心灵和头脑之间产生了可怕的冲突。孔子时代的中国人发现自己身处于系统庞大的制度、成规、教条、习俗和法律。事实上，是从他们尊敬的祖先继承来的庞大的社会和文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但他们开始感到，这个系统不是他们创造，所以决不会符合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习俗，而不是理性。两千年前中国人这种理性的觉醒就是今日欧洲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觉醒——自由主义精神、探索精神、寻找事物的原因和理由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现代精神，它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的需要与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一致性，不但重建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而且去寻找社会和文明新秩序的基础。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社会和文明新基础的尝试都失败了。有一些尽管他们满足了头脑——中国人的理性，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心灵；另外一些，虽然满足了他们的心灵，却没有满足他们的头脑。如我说过的那样，由此在2500年前的中国引起了头脑和心灵的冲突，正如在今日欧洲你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尝试重建的社会和文明新秩序中的心灵和头脑的冲突，使得中国人对所有的文明失望，在这种失望中产生了苦恼和绝望，以致中国人想摧毁和毁灭所有的文明。有的人，比如老子，一个类似今日欧洲托尔斯泰之类的中国人，从心灵和头脑的冲突导致的苦难和不幸结果中认为，他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真正本性和构造上的某些根本性错误。老子和他最有才气的门徒庄子，他们劝中国人抛弃所有的文明。老子对中国人说：“放下一切跟我走；跟我到群山中，到群山中隐者的小屋，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一种不朽的生活。”

孔子，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认为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作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作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有如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我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惟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惟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宽泛的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它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

孔子在他的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做孝子和好公民。”子游，孔子的一个门徒，孔子言论和话语中引用过他，他曾说：“明智的人集中于生活的基础——人的主要目标。基础打好了，就有了智慧、宗教。在生活中做孝子和好公民，不正是这基础——作为道德生命的人的主要目标么？”简言之，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目标是让人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限于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像孝子和好公民那样生活。换句话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说“如果你想要拥有信仰，你就必须是一个圣徒、一个佛、一个天使”；而儒教说：“如果你是一个孝子和好公民，你就有信仰。”

事实上，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或者佛教，它们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简言之，我说，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信仰。孔子在一本他生命快要结束时写的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这本书他命名为《春秋》。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这本书也可以称为近代编年史，类似于卡莱尔的近代小册子。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大家，或者至少你们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这里我不想和你们争论。我只请求你们不要立即下判断，先听我往下说。同时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力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在我请求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回忆和思考一下卡莱尔说的这句话。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元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为这个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呢？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去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教育外相菊池男爵问我，我提到过的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这本书里的四个中国字怎么翻译。这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把儒教和别的所有宗教作了一个特别的区分，他们没有把孔子教导的这个体系称为教——汉语里命名别的宗教，比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通用术语——而是把这种荣誉的信仰称为名教。在孔子的教导中，君子之道这个术语，理雅各博士翻译为“高人之道”，在欧洲语言里最接近的等价词是道德律法——字面上来看，道的含义是君子的律法。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一国家信仰里，孔子教导说，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现在你们，你们大家，即便相信政治里没有道德的那些人——我认为，你们大家都知道并且承认人类社会里这种人的荣誉感的重要性。但我不十分肯定你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人的这种荣誉感对维持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谚语“盗亦有道”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请允许我来为你们解释为何如此，让我们以社会中的赌博这种琐事为例。除非人们坐下来赌博的时候都承认并感到自己受制于荣誉感，当某种颜色的纸牌或者色子出现就付钱，否则赌博就不可能进行。商人——除非商人承认并感到受制于荣誉感去履行契约，所有的交易就都不可能进行。可你们会说违背契约的商人会被送到法庭。没错，可是如果没有法庭，会怎样？另外，法庭——法庭怎样才能让食言的商人履行契约？通过暴力。事实上，没有人们的荣誉感，社会只能通过暴力暂时结合在一起。但我认为我能向你揭示，单独暴力不能把社会永远结合在一起。强迫商人去履行契约的警察，使用暴力。可律师、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他怎样让警察履行职责？你知道他不能用暴力做这件事，那么用什么呢？要么用警察的荣誉感，要么用欺骗。

现时代，如今全世界——很遗憾地说也包括中国——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都是通过欺骗让警察履行责任。现代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他必须履行责任，因为这样对社会有利、对他的国家有利。而对社会有好利意味着他这个警察能够按时领到薪水，没有这个薪水他和他的家庭就会饿死。我说，律师、政客或者共和国总统告诉警察这些时使用了欺骗。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对国家有利，对警察意味着每周15先令，这仅仅让他和他的家庭免于饥饿，对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却意味着每年1到2万镑，好房子、电灯、汽车和所有舒适奢侈的东西，这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们的血汗辛劳来供养。我说它是欺骗，因为如果没有认识到荣誉感——这种荣誉感让赌徒把他口袋里最后一个便士拿出来给赢了他的人，没有这种荣誉感，所有导致社会上贫富不均的财富的转移和占有，如同赌桌上金钱的转移，就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约束力。因此，律师、政客、地方官或者共和国总统，虽然他们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其实靠的是警察对荣誉的无意识，这不但让他尽职，而且让他尊重财产权，满足于一周15先令的薪水，而律师、政客和共和国总统却有每年两万镑的收入。因此，我说这是欺骗，因为他们要求警察有荣誉感；而他们，现代社会的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相信并且公然地按照政治中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

你们会记得，我说过，卡莱尔说：国王统治我们的权利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是魔鬼似的错误。现代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的这种欺骗就是卡莱尔所说的魔鬼似的错误。就是这种欺骗，现代社会公务人员的滑头教义，自己按照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没有荣誉感的原则言说和行动，却装模作样地谈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这种滑头教义，如同卡莱尔所说，导致了今日社会文明所看到的：“普遍的苦难、反抗、狂乱、激进主义起义的狂热、复辟专制统治的冷酷、大众的兽性堕落、个人的过度愚昧”。简言之，正是这种欺骗和暴力的组合，滑头教义和军国主义，律师和警察，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暴力和欺骗的组合强奸了人们的道德感，导致了疯狂，这种疯狂使得无政府主义者用炸弹和炸药来反抗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

事实上，一个社会，如果人民没有的荣誉感，在政治上没有道德，我说它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至少不能持久。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警察，依靠他们律师、政客、地方官和共和国总统才能实现欺骗，会陷入两难的悖论。他被告知他必须为了社会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可他，这个可怜的警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他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最少也是社会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别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当警察，比如当一个反警察分子，他能够得到更多报酬来改善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条件，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利益。那样的话警察迟早会得出结论，由于政治中没有荣誉感这么一回事情，如果能得到更好的报酬，那样也意味着社会利益，他没有理由不去做一个革命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社会就到了末日。孟子说“孔子写完《春秋》”，在书中他讲述了他的国家信仰并揭示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正如今日世界，公务人员没有荣誉感，政治上没有道德感，它注定到了末日。当孔子写这本书的时候，“乱臣贼子惧”。

言归正传，我要说，没有荣誉感的社会无法维持、不能持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即使人类社会里赌博和交易这等琐碎或者无足重轻的事情涉及到的人际关系里面，承认荣誉感也是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在建立了家庭和国家这些最本质的制度的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它将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兴起通常都是始于婚姻制度。欧洲的教会宗教让婚姻成为一种圣礼，也就是说，某种神圣的不可违背的东西。欧洲婚姻圣礼的约束力来自教堂，其威信来自上帝。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的，或者说法律的约束力。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真实的、内在的、真正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国家所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是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换言之，在所有公民社会的国家的中都承认的荣誉感——君子律法，是婚姻制度的基础。这种婚姻制度建立了家庭。

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是一个荣誉法典，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是由君子律法引出这个法典。但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在孔子时代很久以前，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孔子时代以前中国这种不明确的、不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就是所谓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孔子时代之前不久的历史上，中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著名的中国法律制定者，一般称为周公（公元前1135年）——他最先确定、整理、制订了君子律法的成文法典，即中国的礼——礼仪、礼节的律法。周公创造的中国的这部最早的成文绅士法典，就是周礼——周公之礼。周公之礼可以看作是前孔子时代中国的宗教，或者正如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民族的摩西律法一样，也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旧约信仰。正是这旧约信仰——所谓第一个成文的君子律法的法典，也叫做周公之礼——第一次给了中国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束力。因此，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把婚姻圣礼称为周公之礼——周公的礼法。通过婚姻圣礼制度，前孔子时代或者中国的旧约信仰时代建立了家庭。它曾经保证了所有中国家庭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在中国，周公的礼法作为前孔子的或者旧约的信仰，可以称为一种家庭信仰，以此区分后来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

现在，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可以说相对于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而言给出了一个新约。换句话说，孔子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如果说家庭信仰，他的时代之前的中国旧约信仰制定了婚姻圣礼，那么孔子，通过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给出君子律法的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制定了新的圣礼。孔子制订的新圣礼，不再称为礼——礼法，他叫它名分大义，我已经翻译成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孔子通过制订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来替代以前的家庭信仰，给了中国人一个国家信仰。

孔子，如今在他的国家信仰里教导说，正如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即旧约所订，家庭里的妻子和丈夫受婚姻圣礼，所谓周公之礼即周公礼法的约束——以维持他们的婚姻契约不被侵犯并且绝对遵守它，因此，在他教导的国家信仰的新约下，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君主，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要遵守名分大义——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荣誉法典——这个新圣礼保证效忠他们之间的这个契约，把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并需要绝对遵守的东西。简言之，这个新圣礼，孔子制定的名分大义或者荣誉法典，是效忠契约的圣礼，正如旧约周公之礼，孔子时代之前制订的周公礼法，是婚姻的圣礼一样。通过这种方法，如我说过，孔子给了君子律法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更有包容力的应用，给所谓的他之前时代的家庭信仰一个新约，并使之成为国家信仰。

换句话说，正如孔子前的时代中国的家庭信仰把婚姻契约变成圣礼，孔子的国家信仰把效忠契约变成圣礼。正如家庭信仰建立的婚姻圣礼让妻子有绝对忠实于她的丈夫的义务，那么名分大义，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建立的荣誉法典，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使中国人有绝对忠实于他的皇帝的义务。这样在中国，孔子教导的国家信仰里的这种效忠契约的圣礼可以被称为忠诚的圣礼或者忠诚的信仰。你们记得我说过，孔子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君权神授。但与其说孔子教导了君权神授，不如说孔子教导了忠诚的神圣职责。孔子在中国教导的对皇帝的神圣或者绝对的效忠责任产生的约束力，不像欧洲的君权神授理论那样，其约束力是来自超自然存在也即上帝或者别的神秘的哲学，而是来自君子律法——人的荣誉感，所有国家让妻子效忠于她的丈夫的荣誉感。事实上，孔子教导的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实的绝对责任，它的约束力来自类似商人守信履行合同、赌徒遵守规则偿还赌债同样朴素的荣誉感。

正如我说家庭信仰是中国的旧约宗教，是所有国家的教堂信仰，它通过制定婚姻的圣礼和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了家庭，那么我称孔子教导的中国的国家信仰，通过制定效忠契约的新圣礼，建立了国家。如果你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圣礼和建立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为人类和文明产生做了非常巨大的工作，我认为，那么你就会理解孔子通过制定新圣礼和建立忠诚契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所做的巨大工作。婚姻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和持久，如果没有它人类就会灭绝。忠诚契约的圣礼的制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持久，没有它人类社会和文明就会毁灭，人会返回野蛮或者动物状态。因此我跟你们说孔子为中国人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他给了他们真正的国家观念——一个国家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而且通过给他们这个观念，使其成为一种信仰——国家信仰。

孔子在一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我告诉过你们，这是他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写的一本书，他把它命名为《春秋》。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了忠诚契约的新圣礼，叫做名分大义，或者荣誉的法典。这个圣礼因此通常被称为春秋名分大义，或者简单说——春秋大义，也就是，春秋年鉴的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或者简单说，春秋年鉴的重大原则或法典。孔子在这本书里教导的忠诚的神圣责任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包括了神圣契约，神圣的社会和约，通过它孔子给予所有中国人和民族完全效忠皇帝的义务，这个契约或者圣礼，这个荣誉法典，在中国是国家和政府，也是中国文明的唯一真正的宪法。孔子在这本书里说后人会明白他——明白他为世界做了什么。

我谈了这么多来说明我想说明的这个问题，恐怕已经让你们厌倦了。现在总算可以回到开始留下的问题。你们记得我说过为什么人类大众通常有宗教需要感——我说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宗教给了他们一个庇护，这个庇护，通过信仰强大的上帝的存在，给了他们生存的永恒感。而我说过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体系，也就是儒教，能替代宗教，可以让人，甚至所有人类大众不需要宗教。因此，我说过，在儒教里面一定有某种东西能给人，给人类大众宗教能给予的同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孔子留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对皇帝效忠的神圣责任。

你们会理解，中华帝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这种绝对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在中国民众的心灵里，给了皇帝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权力；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任，给了中国人民，中国的民众，类似别的国家里对上帝、对宗教的信仰所能给予人类大众同样的安全感。对皇帝权力的绝对的、至高的、超越的、全能的信仰也保证了中国人民心灵中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持久。国家的这种绝对持久保证了社会的无限延续和持久，社会这种无限延续和持久最终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保证了种族的不朽。因此，正是对种族不朽的信念，来自忠诚的神圣责任产生的皇帝万能权力的信念，给了中国人，中国的广大民众，正如别的国家里宗教给人类大众所能给予的来生的永恒感。

而且，正如孔子教导的忠诚的绝对神圣责任保证了国家的种族不朽一样，儒教里祖先崇拜仪式保证了家庭的种族不朽。事实上，中国的祖先崇拜仪式与其说建立在来生的信念上，不如说建立在种族不朽的信念上。当中国人死了以后，让他感到安慰的不是他相信会有来生，而是相信他的孩子、孙子、曾孙、所有他的亲人，都会记得他、想念他、爱他，直到永远，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里，死对中国人来说，就像一个漫长的旅行，就算没有希望，至少也有再次相会的极大“可能”。这样，通过祖先崇拜仪式，以及忠诚的神圣责任，正如别的国家的宗教对来生的信念所给予人类大众的一样，儒教在中国人活着的时候给了他们同样的生存的永恒感，在他们死时给了他们同样的安慰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人把祖先崇拜仪式看成和对皇帝的忠诚的神圣责任的原则同样重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孔子教导的、我称之为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整个体系，其实只有两个东西：对皇帝的忠诚和对父母的孝顺——用中文说，就是忠孝。具体地说，忠实的三个条款，中文称为三纲，儒教或者中国国家信仰的三个主要责任，按照重要程度分别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顺从。三个条款中最后两个已经在我所谓的家庭信仰，或者前孔子时代中国的旧约信仰里出现。而第一个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孔子首先教导的，是他凭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或者新约信仰。儒教里忠实的第一条款——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取代了所有宗教里面的忠实的第一条款——对上帝的信仰。由于儒教有信仰宗教中的上帝的替代物，儒教，正如我说明的那样，可以替代宗教，中国人，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没有宗教需要感。

现在，你们会问我，没有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怎么能让人、人类大众，跟随和遵守孔子教导的道德准则和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正如你能够根据信仰上帝给予的权威，宗教给予的让人们遵循和服从道德准则一样吗？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请让我首先指出你们的一个大错误，人们确信神的威信给予的约束力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我告诉过你欧洲婚礼的圣礼和不可侵犯的约束力来自教会，而约束力的威信，教会说来自上帝。可我说过这个是表面的形式的约束力。婚姻的不可侵犯的真实的、真正的内在的约束力，正如我们在没有教会宗教的所有国家见到的那样——是荣誉感，男人和女人的君子律法。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义务的真正威信是人的道德感，君子律法。因此，对上帝的信念，并不必然让人遵守道德行为。

正是这个事实，让上世纪的伏尔泰和汤姆·佩恩这些怀疑论者，让今日的海勒姆·马克西姆这些理性主义者说，对上帝的信仰是宗教建立者发明、由牧师们维持的一种欺骗或欺诈。但这是个粗野荒谬的诽谤。所有的伟人、有伟大思想的人，始终都相信上帝。孔子也信上帝，虽然他很少提起它。拿破仑这等有如此伟大的实践理智的人也信上帝。正如赞美诗作者所说：“只有傻瓜——粗野的、肤浅理性的人——才会真心说‘没有上帝’。”但是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不同于人类大众对上帝的信仰。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上帝的信仰类似斯宾诺莎：是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仰。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宇宙的神圣秩序。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对这种宇宙的神圣秩序有不同的称呼。德国人费希特称它为宇宙的神圣理念。中国的哲学语言称它为“道”——道路。但是，不论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如何称呼宇宙的神圣秩序，正是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看到遵守构成宇宙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

因此，尽管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必然使人服从道德行为的法则，但对上帝的信仰必然让人看到服从这些法则绝对必要性。正是这种关于服从道德行为的绝对必要性的知识，能够使所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遵循和服从那些法则。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那时，人类大众没有这种伟大思想，无法理解这种使得具有伟大思想的人通向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的推理，因此也不能理解遵守道德律的绝对必要性。事实上，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的那样：“道德律，首先被当作理念，然后作为律法被严格遵守，是并且只能是圣人所为。人类大众没有足够的思想力量去理解作为理念的道德律，也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把它们当作律法来遵守。”正是这个原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伯特·斯宾塞讲述的哲学和道德，只对学者有价值。

而宗教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人，让没有理性力量和人格力量的人类大众，严格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的准则。但是，宗教如何并通过什么方法使人们做到这点呢？人们的想象。宗教能够使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达到的。如我向你们揭示过的那样，这是个大错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律或者道德行为的准则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即在他们之中的君子律法。孔子说：“人之外没有道德律。”甚至基督救世主在教导他的宗教时也说：“天国在你心中。”因此我说，通过教导人们信仰上帝，宗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观念是一个错误。马丁·路德在丹尼尔书的评论里赞美说：“上帝就在人心所信赖、忠实、希望和爱所在的地方。信仰得对，上帝也对；信仰得错，上帝也是错觉。”因此，宗教教导的这种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信仰，或者我所谓的一个庇护。而路德又说：“这信念，也就是对上帝的信仰，一定是真实的；否则信念，这信仰，就是错觉。或者说，对上帝的信仰必定是对上帝的真实认识，是对宇宙神圣秩序的真实认识，而我们知道，这只有具有伟大思想的人才能达到而人类大众不能达到。”因此，你看到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人们想象是它让人类大众遵循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是个错觉。人们正确地把这种对上帝的信念——宗教所教导的对宇宙的神圣秩序的信念——称为一个信仰、一个信任，或者我所谓的庇护。然而，这个庇护，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虽然是错觉，一个幻象，却有助于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因为我说过，对上帝的信念给了人们、人类大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歌德说：“虔诚，比如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通过它给予心灵和情绪的完美平静，获得了修养和人的完美的最高状态。”换句话说，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通过给人生存的安全感和永恒感，让他们平静，给了他们必需的心灵和情绪的平静，去感受他们之中君子律法或者道德感，我再次要说，这正是让人真正服从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唯一权威。

但是，如果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只是有助于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宗教主要依靠什么让人，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靠启示。马太·阿诺德确切地说：“无论什么信条下的高贵灵魂，异教徒恩培多克勒和基督徒保罗，都坚持启示这种让道德行为完美的强烈情感的必要性。”那么，我说，宗教主要依靠的让人们、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律的这种启示或者强烈情感（它是宗教依靠的至高美德）是什么？

你们会记得，我告诉过你们，孔子教导的整个体系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君子律法。欧洲语言里最接近词，我认为是道德律。孔子把君子律法称为秘密。孔子说：“君子之道，费而隐。”然而孔子也说：“普通男女大众的简单智力也能知道这个秘密的一些东西。普通男女大众的卑贱天性也能履行君子律法。”因为这个原因，歌德，他也了解孔子的君子律法这种秘密，称它为“公开的秘密”。人类在哪里以及如何发现这个秘密呢？你们会记得，孔子说过，我告诉过你们对君子律法的认识开始于对夫妻关系的认识——婚姻中男女的真正关系。因此秘密，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首先通过男人和女人发现。那么，男人和女人又是如何发现这个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呢？

我告诉过你们，孔子的君子律法在欧洲语言中最接近的词是道德律。那么孔子的君子律法和道德律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指的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或道德律法，有别于宗教导师教导的信仰或道德律法。为了理解孔子的君子律法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之间的不同，让我们首先找到宗教与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法之间的不同。孔子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此，根据孔子的说法，宗教和道德律——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之间的不同在于宗教是净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是道德律的更深入、更高尚的标准。

哲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律法，也就是理。而理，正如大家理解的那样，意味着理性力量，思想和理性的缓慢过程，它让我们区分和认识到事物的外在形式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因此，理，我们的理性力量，只能让我们看到道德关系里可定义的属性和品质，习俗、道德，也可以称之为外在的礼貌和死板的形式，或者说，对错或正义的形式。理，单独我们的理性，不能让我们看到对错或正义那不明确的、活生生的绝对本质，也可以说，正义的生命，或者说灵魂。因为这个原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的我们人的律法，称为良心，也就是我们的心。但是，正如希伯来圣经里的智者说的那样，人心里有许多机巧。因此，当我们把良心——我们的心，作为我们人的律法来遵守，我们就可能倾向于去遵守，不是我所谓的正义的灵魂的声音，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而是一个人心里的许多机巧。

换言之，宗教用遵守我们人的律法的方式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正确律法，不是动物的或我们的肉体律法，圣保罗所谓的肉体的心灵律法，著名的信徒奥古斯特·孔德、利特尔先生对此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自我保存和繁殖的律法；而我们人的真正律法，是圣保罗所谓的精神心灵的律法——孔子定义的君子律法。简言之，我们人的这种真正律法，这就是宗教告诉我们去遵守，是基督所谓的我们内心的天国。因此，我们看到，正如孔子所说的，宗教是提炼过的、精神化的、有序的道德律，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更高更深的标准。因此，基督说：“除非你的公正（或者道德）超越了犹太法学家和法利赛教徒（也就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公正（或者道德），否则你不可能进入天国。”

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律法也是提炼过的、有序的道德律——比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更深更高的道德律标准。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告诉我们必须遵守我们人的道德律，哲学家称之为理，道德学家称之为良心。但，和宗教一样，孔子的君子律法告诉我们必须遵守真正的我们人的律法，不是街上一般人或者粗俗肮脏者的律法，而是爱默生所谓的世界上“最率直最单纯的心灵”的人的律法。事实上，为了了解君子的人的律法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是君子，用爱默生的话说，是在他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君子的率直和单纯的心灵。因此，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然而，孔子说过，只要我们学习并尝试获得君子的细腻感情或品位，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君子律法。在孔子的教义里，品味的汉语是礼，曾经被翻译成礼节、礼数和礼貌，其实这个词是品味的意思。品味，君子的细腻情感和好品味，当用于道德行为时，用欧洲语言说，就是荣誉感。事实上，孔子的君子律法不是别的而就是荣誉感。这种荣誉感，孔子称为君子律法，不是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律，那是一种生硬的、死板的关于对错的形式的或者公式的知识，而类似于基督教圣经里的正义，一种对天生的、逼真的、生动的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的感知，即正义的生命和灵魂，也称为荣誉的感知。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认识到夫妻关系的男人和女人，是怎么认识到那个秘密，歌德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男人和女人发现这个秘密，是因为他们有君子的细腻感情、好品位，应用于道德行为上就是荣誉感，这使得他们看到了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本质，即正义的生命和灵魂也就是荣誉。那么是什么给了并激发了男人和女人的这种细腻情感、好品位或者荣誉感，从而使他们看到正义的灵魂即荣誉呢？朱贝特的这句美文解释了它。朱贝特说：“人不能真正公正对待他的邻居，除非他爱他。”因此，让男人和女人看到朱贝特所说的真正的公正，正义的灵魂也叫荣誉，让他们发现这个秘密——歌德所说的公开的秘密，孔子的君子律法的灵感就是爱——男女之间的爱。就是说，产生了君子律法，这个秘密，因为拥有它，人类不但建立了社会和文明，而且建立了宗教——去发现上帝。你现在会理解歌德借浮士德之口的忠实自白，其开头是：

上面不是天堂的屋顶么？

下面不是坚实的大地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是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让人们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的是宗教诉诸的君子律法——我们内心的天国。因此君子律法是真正的宗教生命，而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可以说只不过是宗教的形式。但是，如果宗教的生命是君子律法，那么宗教的灵魂、宗教的启示之源——是爱。爱不单是指男女之爱这种人类最先了解的爱。爱包括所有真实的人类感情，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以及对所有生命的情感和善良，同情、怜悯、仁慈。事实上，所有真实的人类情感都包括在“仁”这个中国汉字里面，如果用最接近的欧洲语言，用基督教的老话说，就是神性，因为这是人的最类似神的品质，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性，人性的爱，或者用一个字来表达，爱。简言之，宗教的灵魂，宗教的启示之源就是这个中国字“仁”，“爱”——你可以称呼它任何名字——最先是作为男女之爱出现在世界上，之后，这就是宗教的启示，宗教的至高美德，我说过，宗教主要依靠它使人、使人类大众能够遵守构成了宇宙的神圣秩序部分的道德行为的准则或者道德律。孔子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现在，我们在宗教里发现启示、活的情感。而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宗教里可以发现——我指的是教会宗教。每一个曾经感到一种使他超越自我利益的思考或恐惧的冲动的人，都感到这种启示或活的情感。事实上，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在人的任何不是基于自我利益或者恐惧的动机，而是责任和荣誉感所驱动的行为里都能找到。我要说，宗教里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是在信仰里找到。宗教的价值在于所有伟大信仰的创立者身后留下的关于道德行为准则的话里所有的、哲学家和道德学家的道德准则里没有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正如马太·阿诺德所说，它照亮了准则并让人们容易去遵守。而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不只在信仰里能够找到。所有文学伟人，特别是诗人，他们的文章里也充满了信仰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比如，我曾经引用过的歌德的话，也有这种灵感或者活的情感。不幸的是，文学伟人的话不能传达到人类大众，因为所有的文学伟人都使用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这是人类大众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有一个优势，他们大都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他们说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朴素语言，这样就能让人类大众理解他们。因此宗教，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向人类大众传播它所包含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为了理解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是怎样进入宗教，进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那让我们看看宗教是如何进入世界的。

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都是具有特别甚至非凡强烈的情感天性的人。这种异常非凡的情感天性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爱的情感或人类感情，如我说过的那样，这是宗教的启示之源，宗教的灵魂。这种强烈的情感或爱的情感或人类情爱让他们看到我所说的对错或者正义的不明确的绝对的本质，即他们所说的公正的正义灵魂。这种对正义的绝对本质的生动理解让他们看到了对错律法或者道德律的统一。由于他们具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天性，他们具有强大的想象力，这就无意中把道德律的一致人格化为一种全能的超自然存在。这种超自然的全能的存在，他们想象中人格化的道德律的统一，他们称之为上帝，他们相信，他们感受到的强烈的爱或者人类感情的情感或者激情来自哪里。于是，这样宗教里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就进入了宗教，启示照亮了宗教的道德行为准则，为人类大众沿着道德行为的笔直的、狭窄的道路前进提供了情感和动力。但是现在，宗教的价值不只是它的道德行为准则里面有歧视或者活的情感来照亮这些准则以便人们遵守。宗教，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价值在于它们有一个组织来唤醒、鼓励和点亮人的这种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以便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里的这种组织就是教会。

很多人相信，教会的建造是用来教导人们信仰上帝的。但这是个大错误。现代基督教会的这个大错误让像已故的弗劳德先生那样诚实的人对现代基督教会感到恶心。弗劳德先生说：“在英格兰我听了上百个布道，关于忠实的秘密，关于神职人员的神圣使命，关于罗马教皇的继承等等，实话说没有一个我能够回想起来诚实、朴素的戒律，‘不可撒谎’，‘不可偷窃’。”我很敬重弗劳德先生，但我以为他在说起教会、基督教会应该教导道德时，他错了。教会建立的目的无疑是让人有道德，让人遵守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世界上伟大宗教的教会的功能，真正的功能，不是教导道德，而是教导信仰，我曾向你们说明过，不是呆板方正的教条，诸如“不可撒谎”“不可偷窃”，而是启示，一种让人们遵守准则的活的情感。换言之，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会是一个组织，我说过，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教堂是怎么唤醒并点亮人的启示呢？

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建立者不仅给了他们教导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而且激励他们的直系门徒以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对待他们自身。当伟大导师死后，他们的直系门徒为了保持对他们导师的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就会建立一个教会。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就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会的起源。教会唤醒并点亮了人所必需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通过保持、激励、鼓励这种对门徒最先体验到的宗教的导师和创立者的人格和个性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情感。人们不仅正确地称呼这是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对宗教的一种信仰、一种信任；那么是对谁的信任呢？对他们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信任：伊斯兰教里的先知，基督教里的基督。如果你问一个称职的伊斯兰教徒为什么他信神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他会正确回答你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信默罕默德这个先知。如果你问一个称职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信上帝并且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他会正确告诉你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爱基督。因此，你看到，对默罕默德的信仰，对基督的爱，事实上我所说的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被教会用来保持、激励、鼓励人，是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真正力量，通过它可以让人、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孟子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两个最纯粹、最基督式的人物时说：“人们领会了伯夷和叔齐的精神，放荡的恶棍不再自私，懦弱的人有了勇气。”

我写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回答之前你们问我的问题了。你们问我，你们会记得，没有宗教教导的对上帝的信念——一个人怎么能让人，让人类大众，跟随和服从孔子在国家信仰里教导的道德的准则——对皇帝忠诚的绝对责任？我向你们揭示了不是宗教所教导的：对上帝的信仰使人真正地服从道德法则或道德行为法则。我向你们表明，宗教之所以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行为法则，主要是因为一个叫做教会的组织唤醒和点亮了人之中的启示或活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使他们服从那些法则。现在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会告诉你们，孔子的教义体系称为儒教，中国的国家信仰，正如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手段也是通过相当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儒教中，这种国家信仰里的组织就是学校。学校是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如你们知道的那样，汉语里宗教信仰的“教”这个字也是教育的教。事实上，由于中国的教会就是学校，信仰在中国就意味着教育、修养。中国学校的目的和目标，不是像今日现代欧洲和美国教人谋生，而正如教会宗教的目的和目标，是教人理解弗鲁德先生所谓的基本戒律，“不要撒谎”“不要偷窃”；事实上，教导人做个好人。“不论我们是否言行有素”，约翰生说：“不论我们是否想有用或者让人愉快，最基本的是要有对和错的虔诚的道德认识，然后了解人类历史以及那些体现了真理、被事实证明的合理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宗教的教会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能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而它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主要是通过激励和唤起对宗教的宗师和建立者的无限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那么，在学校——中国的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和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有一个区别。学校——中国的国家信仰里的教会，它确实能通过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让人遵守道德行为的准则，如同教会宗教里的教会一样。但中国的学校用来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的方法不同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教会所用的方法。学校，中国孔子国家信仰里的教会，不是通过激励和点亮对孔子的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孔子在他的一生中的确在他的直系门徒里面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而且在他死后，在研究并理解他的所有伟人中间同样激发了一种无限敬仰、爱和狂热的情感。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在他活着的时候以及在他死后，没有像世界上别的伟大宗教的创立者那样，曾激发了人类大众同样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中国的普通大众，并不像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穆罕默德，或者如同欧洲国家的普通大众赞美崇拜耶稣·基督那样赞美崇拜孔子。在这方面，孔子就不属于宗教建立者那一类人。为了成为欧洲词义上的宗教建立者，一个人必须有特别甚至异常强烈的情感天性。孔子事实上是商王室的族裔后代，这个朝代在孔子生活的朝代之前统治中国——这个种族具有希伯来人民同样强烈的情感天性。但是孔子自己生活在周王室的王朝里，周王室——它是具有类似希腊人的良好理智天性的种族，周公就属于这个种族，我说过，他是前孔子信仰的建立者，或者说是中国的旧约信仰时期的真正代表。因此，如果做个类比的话，孔子就是希伯来人的出身，具有希伯来种族强烈的情感天性，同时接受了最好的理智教育，具有希腊文明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理智修养。事实上，正如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有一天欧洲人会认识到伟大的歌德所具有的最完美的人性，是欧洲文明产生的真正的欧洲人，正如中国人认识到孔子具有最完美的人性一样，他是中国文明产生的真正中国人——我要说，正如伟大的歌德，孔子受过教育，有教养，因而不属于宗教建立者之类的人。事实上，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人们所了解，除了他最亲密人和最直系的门徒之外。

我说，中国的学校，是孔子的国家信仰的教会，不是通过激起和唤醒对孔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来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那么中国的学校是如何唤醒和点亮启示或者活的情感来让人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校——中国国家信仰的教会——是通过教他们诗歌来唤醒和点亮人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由此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事实上，所有真正的文学伟人的著作，如我说过的那样，都具有宗教的所有道德行为准则中有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马太·阿诺德在谈到荷马和他的诗歌的高贵品质时说：“荷马诗歌以及少数文学伟人的作品的高贵品质，能够净化蒙昧的人，能够改造他们。”事实上，无论什么都是真实的，无论什么都是正直的，无论什么都是纯洁的，无论什么都是可爱的，无论什么都是有好名声的，如果有任何美德，如果有任何赞誉的话——学校，中国的国家信仰的教会，都会让人思考这些事情，通过使他们对它们的思考，唤醒和点亮了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

但是你们会记得，我告诉过你们文学伟人的真正著作，比如荷马诗歌，不能传达于大众，因为文学伟人使用的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这不能为人类大众所理解。事实既然如此，那么孔子教导的体系——儒教，中国的国家信仰，是如何唤醒和点亮了人类大众、中国的普通大众的启示或活的情感，让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呢？好，我曾告诉你们，中国相应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组织的是学校。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里，真正与别的国家的教会宗教里的教会相应的真正组织——是家庭。真正的教会——学校，不过是它的一个附属物——中国的孔子国家信仰的真正教会，是每一个房屋有祖先牌位和祖先拜堂，在每一个村镇有祖先庙堂的家庭。我曾经告诉你们说，启示之源，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让人、让人类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真正动力，是教会激励和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宗师和创立者的无限的赞美、爱和狂热的情感。那么，在中国的国家信仰里面，让人、让中国的普通大众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启示之源、真正的动力是“对父母的爱”。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教会说：“爱基督。”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的教会——每个家庭的祖先排位——说“爱你的父母”。圣保罗说：“让每一个人都唤基督的名，远离不公正。”而《孝经》的作者，这本书写于汉朝，类似于基督的中国人，他说：“让爱父母的人远离不公正。”简言之，正如基督教教会宗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基督的爱，国家信仰，中国的儒教的本质、动力、真正的启示之源是“对父母的爱”——孝顺，以及祖先崇拜仪式。

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还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属矣。”这就是中国的国家信仰——儒教如何唤醒和点亮人们的启示或者活的情感，从而使得他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方法，所有这些法则中最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就像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里面最高、最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畏惧上帝一样。换言之，基督教的教会宗教说：“畏惧上帝，服从他。”而孔子的国家信仰——儒教说：“尊敬皇帝，效忠他。”基督教教会宗教说：“如果你畏惧上帝并服从他，首先要爱基督。”孔子的国家信仰，或者儒教说：“如果你想尊敬皇帝并效忠他，首先要爱你的父母。”

现在，我已经为你们揭示了：中国文明为什么自孔子时代以来这2500年没有心灵和头脑冲突的原因。之所以没有这种冲突，其原因是中国人甚至中国的普通大众，没有宗教需要感——我是说欧洲词义上的宗教。而中国人没有宗教需要感，其原因是在儒教里有某种东西可以取代宗教。这种东西，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是孔子在他给中华民族的国家信仰里教导的对皇帝的效忠的绝对责任的原则，称为名分大义的荣誉法典。孔子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我说过，是给了他们国家信仰，教导他们对皇帝的效忠的绝对责任。

因此，我认为，探讨孔子以及他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事情是必需的，因为它与我们现在讨论问题——中国人的精神，非常相关。因为我想告诉你们，你们也会从我所说的话里理解到，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有意地忘记并放弃了他曾经效忠的荣誉法典，中国孔子的国家信仰的名分大义，对皇帝或者元首效忠的绝对神圣责任，这样的中国人已经丢掉了中国人的精神，丢掉了他的民族和种族的精神：他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让我简单地总结一下关于我们讨论的题目——中国人的精神或者真正的中国人，我想要说些什么。真正的中国人，我向你们说明过，是过着具有成人的理智同时具有孩子的单纯心灵的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现在，如果你考察中国人的心灵在第一流的艺术文学作品里的产品，你会发现它正是灵魂和理性的恰当结合——让这些作品悦人可喜。马太·阿诺德对荷马诗歌的评论对中国所有第一流的文学同样适合，“不但具有深刻触动人性本心的力量，这是伏尔泰不能企及的弱点，也具有伏尔泰那令人惊异的朴素性和理性。”

马太·阿诺德把这位最好的希腊诗人的诗歌称为富有想象力的、理性的女祭司。中国人的精神，正如在最好的标本、也就是他们的艺术和文学的作品里面看到的那样，正是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马太·阿诺德说：“后来的异教徒的诗歌依靠感觉和理智生活，中世纪基督徒的诗歌靠心灵和想象生活，而现代精神生活，当今的现代欧洲精神的主要因素，既不是感觉和理智，也不是心灵和想象，而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智。”

如果马太·阿诺德这里所说的是真的，今日欧洲人民的现代精神的因素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性，那么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的精神对欧洲人有多么巨大的价值——这种精神就是马太·阿诺德所谓的富有想象力的理性。我说，它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值得研究、值得理解、值得热爱，而我们该做的不是忽视、轻视、试图毁灭它。

但是现在，在我最后作结论前，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在考虑我给你们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时，你们一定要记住它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者什么主义，比如勃拉瓦茨基夫人或者贝赞特夫人的神学或者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甚至不是心理活动——一种大脑和心灵的活跃运转。我想告诉你们，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的状态，灵魂的性情，你们不能像学速记或者世界语一样学习它，——简单说，它是一种心态，或者用诗人的话说，是一种宁静祥和的心态。

最后，请允许我为你们朗诵非常中国化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几行诗，它胜过我本人说过的或能说的任何言词，它为你们描述了中国人的精神中宁静祥和的心态。这几行英国诗以我力所不及的手法向你们呈现了中国式人性里灵魂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以及赋予真正中国人无以言表的文雅的宁静祥和，华兹华斯在《丁登修道院》这首诗里说：

同样，凭借它们

我还在更高尚的方面

得到别的馈赠：祥和的心态

让神秘的重负，

让整个难以了解的世界给予的

沉重恼人的负担，

得到缓解：——在宁静祥和的心态下

柔情引导我们前行，——

直到我们的肉体的呼吸

甚至血液的流动

都停下了，我们的身体已经

熟睡，成了活的灵魂：

我们的眼睛在和谐的力量下变得

宁静，在快乐的力量下变得深邃，

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

宁静祥和的心态让我们看清了万物的生命：这就是充满想象力的理性，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