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会活动与中国科技转型
自强运动期间科学技术的西学东渐，既在于中国洋务派的主动学习吸收，也包括西方传教士的积极介绍引进。传教士随着列强的炮舰再度来华，迫使清廷废除禁教令，因而得以从海外至通商口岸，从通商口岸至内陆。传教事业的重启与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教相比，具有不少新特点。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不仅有以出版、教育、医疗等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而且有矛盾尖锐的大量传播案例。具体的案例首推作为促进传教手段的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它们在19世纪下半叶亦即以自强运动为主的时间段内，均迎来至关重要的发展时期，并以科学化新体制为鲜明特色，促使中国近代教育和医疗事业走上新台阶，在不同领域推动科技转型第二波进程。
1.传教事业的重启及其新特点
前文已有多处提及，自强运动期间文教事业等开展的背后均有传教士活跃的身影，教会活动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上来看，教会活动是主要发生于明末清初的科技转型第一波的基本动力，到了科技转型第二波时是否还会如此？因此，教会活动与中国科技转型的关系再度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首先需要考察的是近代以来传教事业在中国重启的过程，以及重启后的传教与科技转型第一波时的传教相比有何新特点。然后才能以此延伸至传教士和中国士民的互动，再结合教会活动的相关事迹，从而有助于理解科技转型第二波与第一波的不同，并更完整地把握自强运动与科技转型第二波的面貌。
自康熙晚年禁教以来，清廷一直奉行该政策。除北京钦天监等个别机构内有零星传教士以外，其他西方传教士来华及传教都会被严厉打击。尽管如此，秘密潜入和地下传教者仍屡见不鲜。例如江南地区，1841年时“共有大小圣堂四百处；教友有四万八千左右”[1]。再如两广地区，因对外贸易和邻近澳门，亦是西方传教士重点渗透之地。容闳幼时前往澳门、香港的教会学校念书即是一例；另一例为早期中国教徒梁发撰有《劝世良言》（1832），后来对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还有一例为传教士郭实腊（Karl Gützlaff，1803—1851）创办的中文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该报“所载的世界地理对于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畬等当时睁眼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它们特别是魏源撰著《海国图志》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2]。应当认为，中国的教会活动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以私下的、民间的方式进行，且不限于传教本身，而是涉及创办学校和报刊等其他文化领域。
随着五口通商后国门逐渐被打开，传教在西方人的要求下也得以重启，但并非一蹴而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外。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基。”[3]同年的中法《黄埔条约》也确认了这一点，即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自行修建教堂。此时尚无允许内地传教的条款。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皆将传教范围扩大至内地。例如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约定：“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4]条约不仅对天主教进行重新定性，而且明确中国政府需要保护传教士和教徒。
至于清廷方面，在压力之下也不得不承认现实，顺应形势改禁教为弛禁。1840年（道光二十年）3月仍有厉行禁教的旨意：“嗣后传习天主教人犯，于赴官首明出教及被获到官情愿出教，俱著遵照嘉庆年间谕旨，将该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系欣然试跨，方准免罪释放。如免罪之后，复犯习教，除犯该死罪外，余俱于应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该部即纂入则例，永远遵行。”[5]其中说遵照嘉庆年间谕旨，采用“跨十字架”的办法，亦可证明禁教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到了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帝颁发弛禁旨意：“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6]这样一来，不仅对天主教免于查禁，而且允许将早期耶稣会等在中国所建教堂归还给教会，只是仍不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对照上文可知，禁止内地传教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以条约的方式真正解除。
那么此时重启的传教与明末的传教相比有何新特点？其一是新教取代天主教成为主力。当然，天主教在晚清也同样获准重返中国传教，只是其势力发展不如新教。此消彼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映为支持天主教的法国不敌支持新教的英国，新教随着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而获得主导权。“由于英国打败了天主教的法国，越来越多的英国新教传教团来到了印度、新加坡和中国。18世纪后期，新教教堂成为那个时期公众对社会问题态度的主宰。”[7]
其二是与世俗利益结合得更为紧密。虽然耶稣会和多明我会等早期来华教会也获得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政府的支持，但是晚清时来华的传教士们背后政府的身影更为明显，传教士与商人、军人、外交官等互动频繁，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侵略性。例如，英、法等国将传教权视为与中国签订条约时交涉的重点内容之一，并写进《天津条约》等条文内。
其三是传教规模和力度更大。天主教方面，仍以江南地区为例，耶稣会至19世纪末在江南已有12万教徒，已达前文提到1841年时数量的两三倍；新教方面，来华教会团体从1858年的20个增至1889年的41个。来华传教士数量亦由1864年的186名增至1889年的1296名，到1905年更已达到3445名。[8]
其四是与中国社会接触更深。除传教外，他们还投身于科学、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领域中。客观地说，中国近代部分公共事业的起步和发展都离不开教会方面的支持。但就负面而言，接触更深的后果也包括频发的教案。从晚清以来的不少名人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对教案的评价。如郭嵩焘所记他和文祥对教案的看法：“往与文文忠公论天主教为祸之烈，黔、蜀尤甚，实由地方官办理参差，动为所持，积久而风习成，遂至无可施治。承天津教案之后，会商各国妥议章程，以为善后之计，或犹可稍图补救。”[9]再如徐光启后人徐宗泽曾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言：“原教案之发生，由于双方之误会，彼此之隔膜，愚民无知，妄听谣言，而祸起矣。”[10]他的观点所代表之立场则偏向于天主教一方。
2.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
从时间尺度来看，传教士们在华活动大体可分为三阶段：（1）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东南亚和澳门，并秘密潜入中国沿海地区传教；（2）两次鸦片战争间的19世纪40和50年代，主要在通商口岸城市和香港等地传教；（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亦即自强运动以来，不断深入内地和农村传教。这种趋势的产生原因在于中外条约规定和清廷态度转变。要想探究教会活动与中国科技转型的关系，就得以这种趋势作为背景考察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并以自强运动期间为主要时段而不限于此。具体而言，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既包括通过出版、教育、医疗等外来物事引导本土制度转型者，也包括矛盾尖锐的大量教案。由于出版、教育等事业在前文已有或多或少的论析，亦有部分内容将于后文专述呈现，故此处只对互动的诸方面进行简述。
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中国士民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各异，即使是同一群体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以洋务派为例，曾国藩早年《讨粤匪檄》（1854）即为代表：“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11]文中将太平军所奉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混为一谈，且把“天主之教”与“外夷之绪”并列为讨伐对象。同时，檄文也能反映洋务派坚持的思想核心仍是孔孟之道、“礼义人伦”、“诗书典则”。因此师夷长技只是“西用”，孔孟之道才是“中体”。
在办理洋务和师夷长技的过程中，洋务派对基督教的态度因了解加深而有所改善。晚期的观点以张之洞《劝学篇》（1898）第十五《非攻教》为代表：“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并对教案中关于传教士残害百姓的谣言予以摒弃：“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12]这里认为单单抵制天主教没有用，而应该发扬本土文化。“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所以总的来说，洋务派对基督教的态度至少应从两方面来看：守旧的一面，“如同他们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一样，仍然是肤浅的”[13]；开明的一面，他们的认识与态度胜于更为顽固者。
频发的教案是自强运动以来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矛盾的产物。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时，著名的教案如南京教案、杨光先教案等，数量较少。到晚清时传教重启，教案数量剧增，分布范围广。因界定教案的标准不一，关于其确切数量的说法各异。以一种说法为例，1844—1911年教案数达1998起。[14]教案之所以频发，首要原因自然是大量传教士随着条约订立和国门洞开而纷纷深入内地传教，与中国士民接触之多且深。但若要深究各类教案发生的实际原因，其中情形却是非常复杂的。简而言之，中国士民一方利益被传教士与教民侵犯时有发生，中国士民对基督教多有误会和猜疑，容易听信教堂“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等谣言；基督教会一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侵略和殖民性质，不但冲击中国的传统宗教和文化，而且威胁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民生秩序。
出版方面，除前文所述墨海书馆外，较有名者还有长老宗的美华印书馆、卫斯理宗的华美书馆等。美华印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初创于1844年的澳门，称为花华书房，次年迁往宁波。1860年，爱尔兰人姜别利（William Gamble）将印书馆迁至上海，并添购印刷设备，使印书馆的出版事业登上全新的台阶。与墨海书馆相比，美华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更集中于宗教领域，但也有不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如《地球图说》、《天文问答》、《航海金针》、《日蚀图说》和《平安通书》等。此外，该馆还曾发行《中外新报》（1854年起）和《通问报》（1901年起）等刊物。[15]华美书馆（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于1854年创于上海，主要印刷传教用书，曾出版报刊《教保》（后与《美华报》合并为《华美教保》）。此外，来华教会创设的大小印刷机构还有不少，先后分布于广州、北京、成都、福州、西安等地。
教育方面，前面已经提到英华学堂和格致书院等。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面向华人兴办教育是从东南亚开始的，如马六甲、新加坡等地，然后才进入中国。早在1818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即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1843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迁往香港。后来，英华书院的一位毕业生袁德辉效力于林则徐幕府，从事翻译工作。1834年，马礼逊于澳门去世，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们还曾合力设立马礼逊学堂（1839），1842年迁往香港，容闳曾在该学堂学习。至自强运动的三十多年间，传教士们陆续兴办多所学堂，覆盖多个城市。1877年，传教士们还成立了一个学校教科书的委员会——益智书会，至1890年又扩大为中华教育会。虽然传教士们大力兴办学校的初衷在于以教育促进传教，但实际上教会教育不仅是传教的手段之一，而且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内容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注入独特的动力，“开启了中国新教育的先声”[16]。
医疗卫生方面，传教士亦将其视为促进传教的重要领域之一。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便在广州开设一家眼科医局，持续约20年。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成立。1843年，英国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开始在上海行医，三年后成立仁济医馆，10余年后由合信接管。合信除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外，也擅长医术。仁济医馆在他们的管理下和中外各界的支持下愈发壮大，口碑颇佳。1859年，伯驾的接替者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重建并定名为博济医院，主持医院发展40年，并设立南华医科学校，致力于培养医学人才。诸如此类，到19世纪60年代及之后，纷纷设立的教会医院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救死扶伤和促进传教的同时，教会医院也为西医及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3.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之一：学校
传教士针对华人兴办学校的历史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但在教会内部对传教和教育二者关系的认识却长期未达成统一。反对者认为传教工作居于首要地位，投入教育会削弱传教的力量，影响传教的成效。另外，大多数中国人对教会学校的关注和兴趣也远远不够。“虽然教会学校对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明显的挑战，而这些学校仍然严重地脱离中国的知识界，也很少成为中国评论家评论的主题。到20世纪，基督教在改革中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得到承认；基督教学校成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西方教育的样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焦点。”[17]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形下，教会教育仍能发展成“开启了中国新教育的先声”的关键性力量。其之所以在20世纪初拥有作为传播者、样板和焦点的特殊地位，是因为在这之前已奠定相应基础，由此可以凸显其在19世纪下半叶亦即以自强运动为主时期内的重要性。
与他们的先辈耶稣会士一样，晚清来华传教士也发现在中国直接传教往往行不通。卢茨（Jessie G.Lutz）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中认为正是直接传教的不可行促使传教士转向教育。“有些传教士因为发现中国人有看重书籍的习惯，因此就采取分发宗教宣传小册子的办法来争取听众。这些小册子常常受到老百姓热烈的欢迎；有时，抢书的人是如此之多，传教士只得向空中抛掷小册子，让他们去抢，看谁能够拿到本子，‘正像向一群乞丐抛出一把便士一样’。不幸的是，传教士常常发现他们的宗教宣传小册子被人当作废纸出卖和用来包东西或者做鞋底。这些经验使传教士转向教育。”[18]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于基督教在华影响力还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而言，转向教育的决定都是正确的。考察民国时期著名的教会大学，可以发现它们的前身大多创建于自强运动期间。当然，这并非证明自强运动与教会学校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说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与自强运动发生于同一时期，共同推动科技转型进程。
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将教会学校的发展史粗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叶。传教士们已经在中国创办了以英华书院为代表的诸多学校。从办学地点来看，除澳门和香港外，主要为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城市。这些学校的规模通常较小，办学时间长短不一，关于其数量、名称、人员等具体信息已很难罗列清楚。该阶段为初始阶段，传教士办学虽属草创，仍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一是使教会学校形成良好的规模基础和发展态势。据统计，至19世纪70年代时教会学校已有约350所，招收学生约6000人[19]；其二是已在多地创建女子学校，在遵循男尊女卑传统的晚清社会开风气之先；其三是具备相应的新式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员资历等，已经称得上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校。第二阶段为19世纪下半叶，时间段主要是自强运动期间。该阶段为扩张阶段，传教士办学的数量进一步增长，规模进一步扩大，教会学校的建制和运作更为稳定，但仍基本集中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绝大部分教会大学的前身都已建成。第三阶段为20世纪上半叶，从清末到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教会学校谢幕。该阶段政府更迭，局势复杂，包括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大事，因为与本文关系不甚密切，故此处予以概括处理。此时教会教育蔚然成风，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均已享誉中外。它们的发展在此起彼伏的战争、运动中时而遭受挫折，时而得到巩固。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教会大学的建制最终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以拆解合并的方式被取消。
下面将聚焦第二阶段，试举几所教会大学的前身学校，透过案例探查教育领域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的过程。（1）山东登州的文会馆，源于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当地办学。因登州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而有传教士来此，狄考文到达后先创办蒙养学堂。1876年改名为文会馆，使用狄考文编写的课本《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理化实验》、《电学全书》和《微积分习题》等，课程门类丰富，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后会馆规模有所扩大并迁至潍县，1904年改称广文学堂，成为日后齐鲁大学的前身之一。（2）河北通州的潞河书院，最早为1867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创办的潞河男塾，因规模逐渐扩大而先后改称潞河中学和潞河书院。后来，潞河书院又与其他教会学校联合组成华北协和大学，成为日后燕京大学的前身之一。（3）上海圣约翰书院，是1879年由上海的培雅书院（1865年始建）和度恩书院（1866年始建）合并而成。该书院的发展较为成功，起初也仅具备中等教育水平，但随着教学上的努力而得以壮大，最终于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
另外，之江大学的前身杭州育英义塾创于1867年，华中大学的前身武昌文氏学堂、武昌博文书院和汉口博学书院分别创于1871年、1885年和1899年，岭南大学的前身广州格致书院创于1888年，金陵大学的前身南京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分别创于1888年、1891年和1894年，东吴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和苏州坤宏学堂分别创于1871年、1882年和1896年。上述均为新教教会兴办的学校。天主教方面创办的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津沽大学校史均只能追溯至20世纪初，相对较晚。[20]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教会大学前身均创于19世纪下半叶，事实上构成教育界的一股新潮流。
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宗教教育和科学教育是并行不悖的。就积极意义而言，教会教育的作用首先就在于其提供科学教育。“在科学和体育教育方面，教会大学有着特殊的作用。在本世纪的头25年中，教会大学连续提供了中国文理学院中的最好的科学教学大纲，因此它们作为榜样仍然相当重要……把科学方法用于解决中国问题可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21]其次，新式的教育方式和内容的背后是值得借鉴的新式的、近代化的教育体制，教育体制的转型与科技转型密不可分。再次，教会教育的另一大主要成果是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科学技术人才，成为科技转型进程的践行者。最后，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教会教育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消除中西文化隔阂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4.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之二：医院
建立教会医院是来华传教士们除创设教会学校外的另一促进传教的手段，并对中国医学走向近代化有着深远影响。“中国的医学，从神祇的时代，进而为实验的时代；从实验的时代，进而为科学的时代。又可说从神话的医学，到哲学的医学；从哲学的医学，到科学的医学。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22]正是西方医学的传入，使中国医学从实验（哲学）时代转变为科学时代。而在西方医学的传入过程中，传教士所办教会医院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传教士们还兴办医学职业教育，兼顾公共慈善事业，在近代史上扮演多重角色。教会医院不仅发挥了卫生、教育、慈善、传教等作用，而且提供了医学领域外来物事推动科技转型的经典案例。
如果追溯历史，明清之际科技转型第一波时已有来华传教士们从事医疗实践和传播医学知识。“明末清初的西医入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在华的行医传教活动；二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洋医学和药学知识。”[23]耶稣会士如邓玉函（Johann Schreck）、卜弥格（Michael Boym）、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对医药知识均有涉猎，卢依道（Isidoro Lucci）、鲍仲义（Joseph Baudino）、樊继训（Pierre Frapperie）等则是受耶稣会派遣来华的医生。此时所谓的西医东渐，与后来晚清时相比有几处不同特点。首先自然是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到了晚清则以新教传教士为主；其次是此时规模和影响极小，不仅体现在人数方面，而且从西学东渐的内容来看，医学远不及天文、历法、算学、地理等其他领域，这应和西医本身尚欠发达很有关系；最后是此时范围极其有限，仅服务于宫廷贵胄和朝中官员，鲜有面向平民百姓者。
至于晚清以来的科技转型第二波，不少观点均将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界定为西医东渐的开端。这么说没有错，伯驾创办医局是传教士最早进入国内城市开办医院的案例，但也有不足，因为新一轮中西医学交流从19世纪初就已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官皮尔孙（Alexander Pearson）于一千八百零五年（嘉庆十年）传种痘法于中国。皮尔孙在广州行医，曾著一小书，说明种痘法，斯当顿（George Staunton）代为译成华文。氏又传授其法于中国生徒，最要者为海官（Hequa），海官以后成为名医，三十年间为人种痘，达一百万口。”[24]1805年种痘法传入中国可视为早期（晚明以来）和后期（晚清以来）西医东渐的分界。此外，19世纪上半叶在澳门也出现了传教士创办的小型医院和行医活动。所以，1835年伯驾及其医局是该轮西医东渐潮流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从伯驾及其医局开始，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涌现出一批致力于医学传教的传教士和教会医院。传教士如雒魏林，他于1839年至广州，1840年至澳门，1843年至上海，1861年至北京，均从事医务工作。其中他在上海、北京所兴办的医院皆为首创，后者为英国公使馆旁边的伦敦宣教会北京医院（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25]教会医院则不胜枚举，这一时期建立的有上海仁济医院（1843）、广州博济医院（1859）、上海同仁医院（1866）、汕头福音医院（1867）、汉口仁济医院（1878）、杭州广济医院（1880）、上海西门妇孺医院（1883）、苏州博习医院（1883）、福州柴进基督医院（1887）、汉口普爱医院（1888）、南京鼓楼医院（1892）等等。[26]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间，教会医院遍及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山东、山西、直隶、辽宁、吉林等全国诸多省份。
教会医院之中首屈一指者当属1935年即庆祝百年院庆的广州博济医院。从1835年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开始，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冲击而中断，至1859年方由嘉约翰重建并定名为博济医院。伯驾建医局之初，在主治眼科病外便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切除手术。1847年，该院首次进行使用乙醚麻醉的脂肪瘤切除手术，此时距世界首例乙醚麻醉手术才一年。次年，伯驾又第一次进行使用氯仿麻醉的手术。在19世纪40年代时，门诊量有时就已达到每日千人以上。[27]博济医院以其先进、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中国患者的欢迎，为教会医院在中国的发展树立了标杆。再如南京鼓楼医院，由加拿大传教士马林（William E.Macklin）创办，最初有50张病床，虽几经风雨变迁但发展延续至今，目前拥有床位3000张，成为一家东南地区著名的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
在教会医院进行行医传教的同时，传教士们还注意培养中国医学人才。起初，医学人才是在教会医院中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学徒式培养的，不仅数量较少，而且主要源于行医时对助手的需求。但是这种培养方式一来效果有限，二来难以满足教会医院不断扩大的实际需要，所以教会医学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科学校，开始招收学生学医。此后医科学校在19世纪下半叶纷纷建立起来，如杭州（1884）、南京（1889）、济南（1890）、苏州（1891）、上海（1896）等。[28]到20世纪初教会医科学校的数量变得更多，许多教会大学也都设立医学院。不仅如此，发起自强运动的洋务派也开始意识到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同文馆的科学知识教学之中，就曾涉及医学知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1881年（光绪七年），北洋重镇天津始设医学馆，是我国自办的首所进行西医教学的医科学校。1893年，天津医学馆改名为北洋医学校。至于更多医科学校的兴办，则要等到庚子之后的清末新政时期。
传教士们还通过教会医院实行免费或减免费用治疗等措施，兼顾公共慈善救济事业，因对本书主题不甚重要，此处略去不提。[29]至于教会医院发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对于科技转型而言，根据张星烺《欧化东渐史》，主要归结为三点：（1）救死扶伤的直接效果。“外国医术在中国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2）促进传教的间接效果。“久之渐得中国人民信仰”，“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渐消除”。（3）推动医学领域的科技转型。“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30]可以这么说，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相似，在19世纪下半叶迎来至关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以前，本土之中医尚为中国医学的绝对主流。在这以后，东渐之西医的后来居上已呈不可逆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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