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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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

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间不长,自身规律还没有充分展开,再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的探索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也意识到在那个时代写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1]毛泽东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和利用商品经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而这个突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核心,真正的破题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完成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者,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表现在三个重大突破上。

第一,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改革开放是这一突破的实践基础。实践前进一步,思想的突破就迈进一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方针,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思想认识虽然仍局限于计划经济的框架,但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打开了闸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已经不再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这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进展。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认为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随着改革实践的推进,邓小平有关计划与市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1987年2月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的论断:“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已经呼之欲出了。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达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恰恰建立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因此,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就显得特别重要。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就谈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性问题:“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5]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6]。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7]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事实依据和实践根基。

第三,突破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首次涉及社会主义本质,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8]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系统地表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社会主义本质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同上书,203页。

[4] 同上书,373页。

[5]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9~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3~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