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北京高腔之“源”的其他说法
关于北京高腔之“源”还曾有过其他一些说法，这里也作一些简单回顾。
前面“绪言”已引到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所云“（金元）院本之后，演而为曼绰（俗称高腔，在京师者称京腔）……曼绰流于南部，一变为弋阳腔，再变为海盐腔”，意思是高腔（包括京腔）又称曼绰，由金元院本演变而来，弋阳腔则是曼绰流传到南方后再度演变的产物。但严氏未提出任何根据，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
还有人认为高腔是金元北曲的遗衍产物。例如康熙曾有谕旨称：“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腔而已。”[1]清后期仍能看到类似的讲法，如杨懋建《长安看花记》写道：“和春为王府班……今高腔即金元北曲之遗也，和春犹习之。”[2]另外，徐大椿《乐府传声》则称高腔不是北曲，是北曲的“别派”：“若北曲之西腔、高腔、梆子、乱弹等腔，乃其别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异，则有海盐、义乌、弋阳、四平、乐平、太平等腔。”[3]按照这样的说法，高腔与作为“南曲之异”的弋阳腔关系极远。之所以将高腔与北曲挂钩，主要是因为二者的音乐风格近似。如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写道：“高腔不特发音高亢，且唱时往往不用音乐随和。有时一人竟能干唱数十百句，声调单简而费力，饶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说者谓高腔或即北曲之遗响，似亦信乎有征焉。”[4]但这类说法都提不出其他证据，故主要还是一种推测。
再看民国时期的几位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
日本学者辻听花所著《中国剧》认为北京高腔出于直隶高阳，江西弋阳腔亦为其演化产物：“明季政纲废弛，满人势张。此间有一种新曲，盛行于世，谓之高腔。是曲本系直隶高阳之腔调，其歌词，多出自昆曲，声高调锐。后流入于江西之弋阳，谓之弋阳腔，或简称弋腔。”[5]另一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所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是从艺人的来路论述高腔得名的由来：“（高腔）其源似发于弋腔”；“以弋阳腔出自高阳，其说虽误，然以高腔发于直隶高阳之说，自今日高腔艺人多产其地观之，无可怀疑者。意者弋腔移北地后，经过若干原因，以致此腔最盛行于高阳，遂因其地而得高腔之名称欤？”[6]
但高阳人齐如山曾在高阳做过调查，证实高阳的高腔是由北京传去的，辻听花所言高腔产自高阳之说并不正确。高腔从北京传入高阳的机缘主要是两次“国丧”：一次是乾隆帝和皇太后之丧，一次是同治帝和慈安太后之丧，北京不能唱戏，不少昆弋艺人遂至高阳演唱，后来一些艺人还常驻该地授艺，昆腔、高腔由此而在高阳扎根。齐如山为此写成《谈吾高阳县昆弋班》一文，辨析了辻听花何以误认为高腔出自高阳：“他没赶上听过从前北平之高腔，后来吾高阳之昆弋班到北平演唱，他才知道有高腔，于是他便以为高腔出自高阳。外行人也就有相信的，尤其是我们高阳戏班的人，更乐意跟着这样说，本来谁不愿意在自己往脸上贴金呢。”[7]北京高腔流入高阳之事距齐如山的时代还不太远，故北京高腔“源于”高阳之说的错误能得到齐的纠正，前面引到的那些关于高腔之“源”的更久远的说法，就不容易分辨其虚实了。
王芷章《腔调考原》引述了关于高腔来历的几种说法，并有考辨。[8]例如引到震钧《天咫偶闻》的一段记述：“京师士夫好尚，亦月异而岁不同。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军士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故于《请清兵》等剧，尤喜演之。”[9]《腔调考原》还引到《南金杂说》的一段记述：“弋腔始于清代康末雍初，乃清帝口外狩猎时所唱，亦铙歌之余意也。其唱法不用丝笛相随，声可入云，故又名曰高腔。”但王芷章不同意“将高腔附会于清廷”的做法。如对《天咫偶闻》的记述，王认为“所论弋腔俗呼高腔甚是”，“至谓高腔为清之得胜歌，尤谬”。《腔调考原》还引到《北平晨报》所载一文的说法：“高腔系产生于河北之高阳县，至今该处戏班尚多能演之者，本地伶人票友，亦无不谙悉。又此地所产之高腔，后流转至弋阳地方，遂复曰弋腔。”对此王氏云：“此则鉴于民七八来（北）平唱昆弋者，多高阳一带伶人（此班在民六前，每岁必至吾县，当余为童子时，聆之者多矣，故对之颇有认识），遂有此牵强之说。”王对高腔“产地”的看法是：“高腔既非得胜歌铙歌，又不出于高阳县，更非制自清内廷，然则究源于何代而始于何地乎？曰此在《秦云撷英小录［谱］》已明言出于金院本，乃曼绰之俗称耳，在京师者又曰京腔。曼绰不论，即京腔之名，于明末剧本内已可寻出（《钵中莲传奇》），清中叶以前之著作中，其言京腔者亦颇不少。”王赞同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中高腔出于金元院本的说法，但前面已说到严长明并未提供任何证据，王也不可能提出新的证据。
《腔调考原》说到的京腔和最早记述这一腔名的“明末剧本”《钵中莲传奇》，也需要注意。1933年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编《剧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曾刊出无名氏剧本《钵中莲》，注称“玉霜簃藏明万历钞本”（同期所载杜颖陶《记玉霜簃所藏钞本戏曲》一文称该剧本抄于万历四十八年），剧中第十五出“雷殛”有一个“京腔”唱段。如果该抄本确为明万历遗存之物，即可断定京腔明后期已问世。但该剧原本后来一直无人得见，近年又经胡忌考证，认定该本抄写年代应在清康熙间。[10]这样一来，明后期已有京腔之说又难以成立了。
但《钵中莲》中的那个题名京腔的唱段，从曲文和风格看应属高腔一类（下文第三章还将说到该曲）。另外正如王芷章《腔调考原》所言：清中叶以前的多种记载中都能看到京腔之名。如吴长元《燕兰小谱》中有一首咏述在京山西籍艺人薛四儿的诗，其中两句是“嘹呖京腔响遏空，勾音异曲不同工”，并有注云：“山西勾腔似昆曲，而音宏亮，介乎京腔之间。”[11]此诗主要是说来自山西的“勾腔”，但也说到京腔之“响遏行云”，应该也属于北京高腔。又如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述了在扬州、北京等地活动的京腔的一些情况：“京腔用汤锣不用金锣，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庆、萃庆、集庆为上，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长生还四川，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而曩之宜庆、萃庆、集庆，遂湮没不彰。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尤者，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之类，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12]不过在有些材料中出现的京腔，也不能完全与北京高腔画等号。例如剧集《缀白裘》收录的《二关》一剧中，也有连唱四段的“京腔”，从曲文体式和所唱内容看不像高腔，应该属于小曲一类。清末以下，京腔、京调之名也常常是指北京皮黄。显然京腔也是一个名、实关系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的例子。
刘步堂《妄揣》一文认为北京高腔是北方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南方的弋阳腔。他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北京高腔的唱念语音始终重京音，而且高腔老辈说学高腔必须识字念京白（以至乡人称高腔艺人为“先生”）；二是高腔总是与昆腔倚傍而行，曲文、牌名都很一致，而且所演之戏多为忠义慷慨一类（如关公戏、尉迟敬德戏），因而高腔为典型的燕赵之歌。关于高腔起始的时间，刘认为来自清初军中的“得胜歌”的说法（即前引《天咫偶闻》所记之意）“颇为近理”。[13]刘关于北京高腔产于北京的看法，也显然主要是推测。
总体看，在高腔的“源流”问题上明清文人有一些记载，民国时的学者也有种种考证，但今天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毕竟太少，不少材料还有互相抵牾之处。因此要弄清北京高腔究竟“源”出何地（包括与明代弋阳腔或金元院本、北曲等究竟是何关系），以及数百年间高腔究竟如何流变，无疑十分困难，在此项研究中长期众说纷纭也不足为怪。鉴于上述情形，我们以为在北京高腔之“源”的问题上笼统讲北京高腔是明代南北曲俗唱的演化产物即可；至于更遥远的“历史细节”则不妨存疑，过于“大胆”的想象似乎无益。
不过源流考证工作也并非无事可做。眼前更重要的工作是尽可能深入地审视现今尚存的历史资料（包括乐谱、录音、剧本、曲牌、艺人口述等）；对眼前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对象的状况比较有数了，再试着“倒溯”历史，那时得出的认识才会更多一些把握。本书第三至七章均为对北京高腔的曲腔形态的讨论，即体现了注重从今存资料中把握对象的音乐本体的思路。关于北京高腔的历史演化轨迹的一些具体问题，在下面各章中也会有一些专门的讨论。
注释
[1]（清）玄烨：《圣祖谕旨二》，见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掌故丛编》，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清）杨懋建：《长安看花记》，见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319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长安看花记》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
[3]（清）徐大椿：《乐府传声》，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集，15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乐府传声》刊于乾隆十三年（1748）。
[4]徐慕云：《中国戏剧史》卷二第三章，“高弋”，101页，上海，世界书局，1938。
[5]［日］辻听花：《中国剧》，24页，北京，顺天时报社，1920。
[6]［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438~43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7]齐如山：《国剧漫谈·谈吾高阳县昆弋班》，见《齐如山文论》，31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8]参见王芷章：《腔调考原》第八章，“弋腔考”，35~36页，北京，双肇楼图书部，1934。下面未注出处的文字出自此节。王芷章（1903—1982）为河北平山县人，民初时高阳的高腔艺人常至平山演出。
[9]（清）震钧：《天咫偶闻》卷七，17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天咫偶闻》成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芷章《腔调考原》所引个别文字有出入。
[10]参见胡忌：《从〈钵中莲〉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载《戏剧艺术》，2004（1）。
[11]（清）吴长元：《燕兰小谱》卷三，见张次溪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27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燕兰小谱》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
[12]（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1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参见刘步堂《妄揣》：（作于1941年），见陈志明、王维贤编选：《立言画刊京剧资料选编》，641~64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