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喜（富）连成社时代”的北京地区京剧教育机构概述

清代道光之初，自扬州商人组织徽班进京历经三十余年，各大徽班早已在北京站稳了脚跟，花雅竞胜、诸腔并奏，经过秦腔、楚调进京，与昆曲、徽调相互融合，京剧逐渐孕育成熟。此后数十年间，北京的京剧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直到1900年，除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曾经一度入侵外，北京没有经历过其他兵火战乱，社会较为安定。从全国范围看，道光年间（1821—1850）的社会稳定状态，在咸丰朝（1831—1861）的内忧外患之下受到了比较剧烈的影响，但进入同治年间（1862—1874）以后，南部中国持续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1864），以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旨在强国的“洋务运动”全面展开，清王朝进入了一段较长的整体稳定恢复期，并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城市市民阶层不断扩大。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娱乐消费，使演出市场的繁荣变为可能。

其次，这个时期的统治阶级表现出了对戏曲的浓厚兴趣。早在清康熙年间就专设演出机构“南府”司职宫廷戏曲演出，到乾隆十六年（1751）开始选征苏州籍艺人进宫当差，命名为外学，令住景山。此后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身为“内学”的习艺太监，还是身为“外学”的民籍艺人，人数均超过1000人。虽经过道光七年（1827）将南府裁撤和改组为昇平署，遣退民籍艺人，宫廷演剧规模一度缩小，但后来的清宫帝后都是戏曲的爱好者。尤其是慈禧太后（1835—1908），更是热衷于京剧，不仅频繁地传召社会戏班和演员进宫演出，还在内廷专建科班，并经常性地赐王公大臣看戏。

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动下，整个上层社会对于京剧的热情被催发，王爵府邸争相蓄养家班或投资戏班，高门府第组织的“堂会”演剧也逐步兴盛，到光绪中后期发展到极盛。清末词人、学者文廷式（1856—1904）在其《知过轩谭屑》中“提到京中官员绅商富户请戏班办堂会的市价，在光绪初年每演一昼夜（即日场加夜场）用费不过白银百两，而到光绪十八年（1892）则每昼夜需四五百两”，当时“官宦之家与各省会馆都更番大办堂会，比之茶园收入远增什倍。”[1]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后期商业的发展，使大量社会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山西票号商、安徽典当商、江西茶商、浙江丝商、云南铜商等各地商人云集北京，形成有组织的行会，兴建大量会馆。这些商人既有能力，又热衷于组织和观看戏曲演出，其功能不仅在于娱乐，更在于通过联谊活动增强行业凝聚力，又借集会场合处理行业事务。这样的演出场合如此之多，以致戏曲界专门产生了“行戏”一词，专指此类堂会演剧。[2]

繁盛的日常社会营业演出、宫廷演出和堂会，共同导致了京剧演出市场的兴旺，而演出市场的兴旺也必然促进京剧教育的发达。这个时期，以科班、私寓、票房为基本形式的京剧人才培养机构大量成立，人才的大量产出也推动着演出市场的发展。根据齐如山（1875—1962）的调查，北京仅从光绪初年（1875）到宣统年间（1909—1911），前后独立组建的科班70多家，同时知名的戏班“大多都带收徒弟”，实质上也进行着京剧科班教学；以演员个人在私宅收徒为形式的“私寓”数量达到140多处；供业余爱好者进行娱乐演出和学戏的票房也有100多处。[3]如果暂不考虑非专门京剧教育机构的票房，则从道光年间至光绪中叶，持续兴旺了近八十年的科班和私寓教学活动，实在共同构成了作为京剧教育机构典型和集大成者的喜（富）连成科班成立的基础，有必要进行概述性的描绘和分析。

本章选取京剧发展最具典型性的北京地区为空间范围；时间范围选取公元1821—1900年，即清道光元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因为这段时间的上限是京剧逐步成型完备的时期，下限止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即喜（富）连成科班成立前夕。[4]在这个时期内，各种京剧人才培养方式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而经过“庚子之乱”后，北京地区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京剧市场运作方式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京剧人才培养，特别是科班的运营方式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注释

[1]王尔敏：《绝代演艺需高人呵护》，载《京剧百年丛谈录（增订本）》，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参见李静：《明清堂会演剧史》，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参见齐如山：《国剧漫谈·百余年来平剧的盛衰及其人才》，《齐如山文论》，26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4]关于喜连成的成立时间有不同说法，后文将就此问题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