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趋势[1]
旨在解决乡村贫困人群金融服务问题的格莱珉银行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学术界开始普遍关注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影响，各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一）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机制
Gulli（1998）系统分析了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影响机制。她认为，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穷人克服了金融信贷约束，并对其金钱进行管理。微型金融服务大致可以分为消费和家庭的风险管理及生产和投资两大类，这些金融服务对穷人可以起到双重作用，即既在贫困家庭面临收入波动时平滑其消费，又能增强其经济活动能力。微型金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缓解贫困：一是促进投资，因为微型金融服务可以增强穷人的购买力，使其有能力克服当前经济状况的束缚；二是便于生存，因为微型金融服务可以使穷人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三是避免收入波动，微型金融服务可以通过预防不测来减少家庭的风险并平滑其消费，表现为在缺乏现金时消费贷款可以避免穷人卖掉生产性资产，从而提高穷人的经济安全水平；四是构建社会资本和提高生活质量。此外，通过微型金融服务提供的机会，家庭成员还可提升自尊心、社会地位和增强自我激励。[2]
Bakhtiari（2006）通过对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ank Rakyat Indonesia，BRI）[3]、泰国的农业及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4]、印度的SHARE[5]以及菲律宾的农业农村发展中心（CARD）[6]等微型金融机构的反贫困实践进行研究，对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微型金融主要通过平滑穷人的消费、更好地管理风险、逐渐构筑穷人的资产、帮助穷人发展微型企业等直接途径提高穷人的创收能力，改善穷人的生活质量，并通过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培育市场环境以及加速新技术的使用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途径来减少贫困。[7]Gazi Salah Uddin等（2014）运用1975~2011年间孟加拉国的季度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减贫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部门可以动员和分配储蓄，因而有助于减贫，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及减贫之间存在着长期关系。[8]
De Aghion和Morduch（2006）则将微型金融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总结为直接的收入影响、通过额外的培训和教育等非金融性福利实现的间接收入影响以及改善家庭社会关系和增强自尊心等非金钱的影响等。[9]Bali Swain和Floro（2010）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微型金融的风险应对机制可以提高参与者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降低其脆弱性，对减少贫困有利。[10]
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作用。Bentul Mawa（2008）认为，微型金融主要通过向贫困家庭提供金融资源来增加其收入，从而逐渐改善其贫困状况。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1）微型金融可以提高参与者的自信心，使其有信心投资于规模更大和获利更多的部门以获取更多收益；（2）可以提高妇女的参与程度，帮助妇女构建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减少整个社会的贫困；（3）可以促使参与者之间相互交流，有经验的成员可以通过建议和咨询的方式向其他成员提供帮助，从而有助于参与者最有效地使用贷款并获得最大收益[11]。Esmail（2008）指出，事实证明，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提高穷人生活水平、减少贫困的传统方法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传统理论忽视了劳动者作为自我雇用个体的特性，从而忽视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或“人民的经济”（People’s Economy），而微型金融则通过向穷人提供金融信贷等基本的金融服务，使穷人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并积极参与经济发展。因此，微型金融实际上是通过鼓励和培养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来减少贫困，可以说它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自上而下的传统发展模式。[12]
（二）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影响
一些学者具体研究了微型金融对减少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影响。
一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参与微型金融项目的家庭收入会有较大幅度提高。例如，Chowdhury，Mahmood和Abed（1991）在对早期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参与BRAC项目的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拥有更多的资产以及更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工作。[13]Mustafa（1996）等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并进一步发现，参与项目的成员在收成差的季节具有更好的应对能力，这种能力随着参与程度和获取信贷数量的增加而增强；而且这些项目成员的资产在48个月内增加了112%，家庭支出也上升了28%。[14]Dunn（1999）关于秘鲁利马市的微型金融情况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享受微型金融服务的客户仅有28%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非客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却高达41%；而且参与微型金融项目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要比没有参与的家庭的平均收入高出大约50%。[15]Wright（2000）通过分析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经营状况发现，在过去的10中，58%的格莱珉银行借款人都摆脱了极端贫困线[16]，而非格莱珉银行的客户中，只有18%的人摆脱了贫困；并且在没有摆脱了贫困的42%的格莱珉银行借款人中，60%的人是因为家庭遭遇了严重的疾病——肺结核、伤寒、黄疸和胃溃疡等。[17]Simanowitz和Walter（2002）关于玻利维亚小额信贷银行CRECER的案例研究表明，66%的CRECER客户家庭收入都得到了提高，参与者收入的改善可归因于三种因素：一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提高；二是大规模购买生产资料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三是获取信贷，可以从事新的生产活动并在新的市场出售产品。[18]Hiatt和Woodworth（2006）分析了中美洲危地马拉的三类微型金融机构的减贫效应后发现，所有参与微型金融一年以上的客户其收入都会显著增长，贫困程度也低于刚刚加入微型金融的客户，那些一直留在微型金融机构的客户其生活水平也显著高于离开的客户。[19]Matovu（2006）关于乌干达微型金融机构的案例研究也表明，所有的妇女客户都报告收入有了增长，并且显著地改善了当前的生活水平。[20]Kudi（2009）等对尼日利亚三个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参与微型金融项目的农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近三倍，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参与微型金融项目的农民；他们还发现，如果增加贷款的数量和延长还款时间，其作用还会更加显著。[21]
由于缺乏微型金融宏观层面数据，关于微型金融对减少贫困的影响的宏观层面的研究一直受到限制。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微型金融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如Ahlin，Lin和Maio（2010）[22]，Ahlin和Lin（2006）[23]以及Kai和Hamori（2009）[24]研究了微型金融与GDP或者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Khandker（2005）采用孟加拉国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微型金融不仅能够提高项目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脱离贫困，而且还能够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途径使非参与者受益；在微型金融项目运作地区，全部贫困减少的40%都归因于微型金融。[25]Imai，Arun和Annim（2010）使用印度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微型金融贷款的获取可以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程度，并且在农村地区用于生产目的的贷款的减贫效应最大，而城镇地区则刚好相反，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其贷款用途对减贫效应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26]Imai和Azam（2010）[27]采用孟加拉国1997~1998年、1998~1999年、1999~2000年、2004~2005年四个时间段的家庭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与Imai，Arun和Annim（2010）关于印度农村地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Imai（2010）等采用99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微型金融的总体贷款量与度量贫困的FGT指数显著负相关，即微型金融不仅可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而且可显著降低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同时这也意味着最贫困的群体也能从微型金融中受益。Imai和Raghav Gaiha等（2012）使用跨国微型金融机构（MFIs）的微型金融信息交流数据及世界银行等的面板数据，对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宏观效果进行了验证，发现微型金融机构越多、人均贷款总额越高的国家具有越低的贫困指数，微型金融在宏观层面上明显减少了贫困。[28]
但也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可能会造成更重的债务负担，从而对减少收入贫困不利。Buss（1999）认为，微型金融会对那些无力偿还贷款的穷人造成更沉重的债务负担。[29]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小企业会遇到很多障碍，如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没有能力获取企业所需的生产资料、企业过于类似导致市场泛滥等。借钱总会产生风险，但对于对经济冲击的承受能力已经极端脆弱的穷人而言，这种风险会更大。一旦穷人遭遇经营失败或者突发医疗事件，就会给穷人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其更加贫困。而Simanowitz和Walter（2002）的研究则表明，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实践证明，从微型金融机构获取贷款并没有使穷人变得更加脆弱，而是对穷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产生了明显的正面影响。[30]原因在于，贫困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以及贫困村民与微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极大地增强了穷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只要贫困者、微型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一起通力合作，几乎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因此微型金融不可能给穷人造成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还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在贷款数量和还款期限上的限制可能会阻碍借款者获得更高的回报，从而不利于减少贫困。[31]Pham和Lensink（2008）在比较了越南的微型金融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对家庭自我雇佣利润的影响后发现，商业银行的贷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微型金融贷款的影响却不显著。他们分析后认为，微型金融贷款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微型金融提供的贷款量和越南家庭（甚至和贫困家庭）的平均财富相比太小，因而无法产生明显的回报。[32]这与Coleman（1999）[33]关于泰国微型金融的分析相一致。虽然微型金融的确存在这样的缺点，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其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微型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客户的经济状况不断地调整贷款量和还款期限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另一方面，微型金融的减贫效应除了表现为增加收入之外，更多地还表现在提供相关技能培训以及促进性别平等上，且这些方面对减少贫困可能产生更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微型金融对减少能力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改善穷人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提高儿童入学率等方面。
案例研究表明，微型金融对改善穷人尤其是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其影响途径如下：一是主要通过提供艾滋病普及教育以及营养学和卫生学的培训等直接参与；二是通过提高收入使项目参与者能获取更好的营养和更多医疗保健而带来间接效应。[34]Wright（2000）指出，在微型金融机构运作的地区，营养指标显著提高。这是因为，微型金融服务减少了贫困并提高了参与者的福利水平，增强了穷人获取收益的能力，因而会提高穷人卡路里的摄入量，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关于乌干达微型金融项目的研究发现，95%的客户都致力于改善其子女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而非客户只有72%；32%的客户至少参与了一项艾滋病防治活动，而非客户只有18%。关于孟加拉国的研究证实，针对妇女的信贷服务对儿童的健康尤其是女孩有显著影响。[35]由于微型金融促使穷人获得可靠和固定的收入，所以会对穷人获取食物、医疗保健、教育及其他服务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加纳大学营养问题专家Margaret Armar-Klemesu博士主要针对9~20个月儿童食物摄入量的调查研究表明，微型金融项目参与者子女的饮食质量相对更高，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者一周岁子女的营养状况也显著提高。从体重来看，参与者子女营养不良的比例下降了8%，而同期非参与者子女营养不良的比例实际上是上升的。这些研究说明，微型金融不仅能显著增加穷人家庭的收入，而且会转化为更好的营养和医疗状况，尤其是儿童能获得更好的营养福利。更好的营养和医疗状况可以使穷人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微型金融的这种累积效应可以对减少贫困产生更加深远和持久的影响。
也有一些学者发现，由于微型金融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使家庭具有更加稳定的财务状况，因而可以使家庭有能力负担子女上学的成本。在一些微型金融项目中，送子女上学是参与项目的强制性条件，因此微型金融可以激励贫困家庭让其子女接受持续的教育。[36]在同样的收入水平下，教育状况是对收入和贫困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帮助穷人以更公平的形式参与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获得的教育水平越低，抵御贫困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差。因此，教育是减少能力贫困的关键因素。[37]
Khandker（1998）[38]，Panjaitan-Drioadisuryo，Rosintan和Cloud（1999）[39]等通过对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发现微型金融对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男孩。Wright（2000）重点研究了格莱珉银行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对6岁以上儿童的入学率进行了粗略估计，几乎所有格莱珉银行客户的女性子女都入学就读，而非客户的这一比例只有60%，81%客户的男性子女入学就读，而非客户的这一比例只有54%。在BRAC项目的成员中，完成基础教育的儿童的比例从1992年的12.4%上升到1995年的24.0%，而非成员的这一比例只有14%。Marcus，Porter和Harper（1999）的研究表明，由于微型金融服务提供的信贷使贫困家庭有能力发展农业生产或其他家庭式企业，减少了季节性工作导致的迁移需求，大大提高了孩子的入学机会；同时，微型金融项目可以使贫困家庭同时送几个子女入学，而且可以降低小学高年级的辍学率。[40]Morduch和Haley（2002）引用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越南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微型金融参与家庭的女孩入学率为97%，而非参与者这一比例为73%；小额信贷可以减少童工和提高入学率，同时还会增加参与者的家庭收入。一旦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其父母都愿意送子女入学。[41]Watkins（2000）进一步分析了妇女的教育水平对儿童死亡率和健康的影响。[42]几乎在所有国家，儿童的死亡率与母亲的教育水平负相关。母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子女可能越健康。对33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母亲的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大约8%。排除社会和经济差异，一项针对28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母亲的教育水平是儿童死亡率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婴幼儿。在低收入家庭，母亲的教育水平与更好的营养状况正相关，这可以部分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从而对减少贫困产生积极影响。
但也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可能会增加童工的发生率，从而降低儿童的入学率，不利于减少能力贫困。[43]虽然文化和社会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贫困是造成童工数量上升的决定因素。贫困导致童工增加的原因，一是贫困对家庭产生的经济约束迫使儿童参与经济活动是最优的选择，或者是为了生存而被迫的选择；二是贫困会导致低教育水平代际传递，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产生所谓的“童工困境”[44]。学者们将“贫困家庭的收入增加实际上会增加童工的数量”这一违背常理的现象称为“财富悖论”，这种现象在孟加拉国相当普遍。Grasmuck和Espinal（2000）分析了微型金融导致童工发生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一些从微型金融机构贷款开办工厂的家庭，为了减少工资成本和防止外来者偷窃，往往只雇用家庭成员，尤其是家里的孩子。[45]因此，微型金融的发展会诱导贫困家庭让儿童参加工作，导致贫困儿童失学，从而增加童工的数量。
Smith（2008）[46]在研究孟加拉国微型金融发展对童工的影响时也发现，微型金融发展的确可以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但是并不能保证儿童入学率上升，尤其是采用自雇形式的家庭，借款家庭的孩子失学的可能性更大。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贫困家庭收入上升的幅度不高，还不足以高到减少童工的程度；二是贫困并不是导致儿童参加工作的唯一原因。微型金融发展对童工的影响存在一个收入门槛，当家庭的收入水平高于这一门槛时，儿童就没有必要参与劳动，童工的数量自然也就会下降；但家庭收入的增加没有超过这一门槛时，微型金融的贷款可能会诱导家长让儿童参加劳动，从而增加童工的数量。为了提高微型金融降低童工数量的效率，Smith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微型金融机构应该与其他儿童保护组织合作，对童工提供必要的教育、健康和心理咨询服务，同时向这些童工的父母提供必要的文化教育以改变其社会观念；第二，微型金融机构在向贫困家庭贷款时，应该强制要求父母送孩子上学并且限制孩子参加家庭劳动的时间；第三，为童工建立储蓄账户以保证其接受教育。然而，无论如何，对熟练工人需求的上升和成年人工资的永久性提高是减少童工需求和供给最根本的途径。
微型金融对权利贫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微型金融可以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方面，在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表明，目前绝对贫困（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人口中70%是妇女。为了减少极端贫困，必须赋予受害最严重并被社会边缘化的妇女一定的权利，微型金融可以为妇女提供必要的经济机会以使她们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致力于赋予女性权利的贫困减少计划不仅会改善妇女的生活状况，而且会对其整个家庭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Grasmuck和Espinal（2000）的研究发现，如果妇女在其生活中被赋予更大的自主权，那么其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持续改善。这主要是由于妇女会最恰当地使用家庭收入来改善其子女的营养状况和受教育的机会。Cheston和Kuhn（2002）进一步指出，社会存在性别歧视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困、更慢的经济增长、更弱的政府治理及更低的生活水平。因此，促进两性平等是任何发展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微型金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影响妇女权利：一是获取信贷和商业培训可以帮助妇女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质量，这会使她们在家庭和社区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更大的决策权力；二是同伴的支持和建议可以帮助妇女协调好母亲、妻子和女商人之间的角色；三是教育和领导经验的积累可以使妇女成为更加自信和有能力的领导者。[47]Dunford（2001）对加纳和玻利维亚的案例研究也表明，金融和教育服务的获取会对妇女的自信心和社会地位产生正面影响。微型金融的参与者更相信自己在未来会获取更高的收入，并在子女疾病防治方面做得更好。加纳的妇女参与者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玻利维亚的妇女参与者已经进入当地政府担任公职。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即微型金融对妇女的决策作用、婚姻的稳定性以及对资源和流动性的控制力都会产生积极影响。[48]关于乌干达的案例研究也表明，妇女参与微型金融以后，子女的入学率会显著提高，并且也有能力支付医疗支出和供养家庭，因此其家庭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49]
也有学者认为微型金融会对妇女造成潜在的伤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增加。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妇女被排除在公共活动之外。有些男人认为妇女独立性的提高对传统的男性统治权构成了威胁。在一些国家的文化中，如果妻子工作，尤其是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那么这会让其丈夫感到失去面子，因而可能会导致男人试图夺回支配权的权力斗争，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增加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Rahman（1999）关于格莱珉银行运营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0个妇女借款人中，18%的妇女声称由于参与了银行项目因而家庭暴力行为减少了，而70%的妇女则表示家庭暴力增加了。[50]第二，男人会控制妇女获得的信贷服务，这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男性统治权对妇女生活的控制。Rahman的调查显示，妇女贷款中有超过60%的实际使用者是男性。第三，微型金融使妇女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她们要承担做生意和照顾子女的双重负担。在大多数国家，传统的家庭模式是妇女照顾子女和做家务，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但她们仍要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这必然会给很多妇女造成巨大的双重负担。
一些学者对微型金融这些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做出了回应。Cheston和Kuhn（2002）认为，虽然家庭暴力情况的确存在，但只是极少数。许多丈夫控制贷款的使用是由于他们在市场和劳动力方面比妇女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具有更好地使用贷款的能力。如果向妇女提供市场和管理方面的技能培训，那么男人就不再具有这些优势，妇女就会对贷款和使用贷款具有更大的控制力。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婚姻是一个共同体，许多妇女实际上愿意与丈夫分享贷款，夫妻共同做生意。微型金融虽然增加了妇女的工作负担，但大部分妇女认为她们参与微型金融项目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其成本。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妇女感到了自身地位的提高，在经济决策上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增强了独立性及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力。与这些收益相比，额外的工作负担是很小的代价。
因此，微型金融对提高妇女地位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通过借贷开办微型企业可以赋予妇女控制家庭收入的权利和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同时也给她们提供了经济和教育机会。当妇女控制家庭收入时，其子女的营养、健康和教育状况会比男人控制家庭收入时改善更多。妇女参与微型金融项目会更显著地减少贫困这一结论得到了广泛认可。
（三）微型金融与女性赋权
美国经济学家皮尔斯（Diana Pearce，1976）最早提出了“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51]。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现，在16岁以上的贫困人口中女性约占2/3，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境地。而国外理论界关于女性贫困及其减贫问题的大量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学会于1995年创办了《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后，关于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大量增加。
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每个人甚至乞丐都应该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只有每个人拥有金融服务的机会，才能让每个人有机会参与经济的发展。随后，金融赋权这一概念被纳入贫困的研究框架。金融赋权是指通过信贷配给、保险覆盖、教育、培训和政策宣传等行为，确保每个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都能获得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帮助他们实现经济独立的金融支持策略。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微型金融通过金融赋权对女性反贫困的作用机理、扶贫效率及其绩效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赋权当做女性反贫困的突破点。一些学者认为，女性贫困主要是由于资本缺失、可行能力不足及社会分工制度制约三个方面的原因（Sen，1999[52]；Robeyns I.，2003[53]；Valentine S.，Mosley G.，2000[54]），因而可通过公共资源的授予、转移或配给增强弱势女性的支配能力、决策权力及社会参与的主动性等，从而增强女性减贫的能力。Olaf Weber和Adnan Ahmad（2014）使用调查和多元统计方法，对巴基斯坦微型金融机构贷款周期与权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处于更长贷款周期的女性，其赋权水平也越高，微型金融对女性借款者的权赋有着重要影响。[55]
第二，论述了微型金融的效用及微型金融倾向于女性的原因。认为小额信贷可通过促进投资、促进就业、改善家庭收入分配、平滑消费等促进女性减贫困（Brau，2004[56]；Ramanaiah，2011[57]）。而微型金融之所以特别亲睐女性客户，一是为了规避风险；二是为了兼顾绩效。Anthony（2003）[58]的研究表明，互助组织中女性占比每增加1%，贷款违约风险将降低2.86%。Espallier等（2013）[59]也认识到，声誉对女性更具激励作用，其原因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从事低风险的产业；女性保守的投资策略使其贷款投放更集中于资金周转快的小商业；女性的时间机会成本低于男性，更渴望获得更多的信贷配给；女性的流动性较弱，一般倾向于就近工作，降低了监管成本。Raj Aggarwal，John W.Goodell，Lauren J.Selleck（2013）等的研究也表明，微型金融机构（MFIs）一般更偏向于向女性贷款的主要原因是女性贷款者更值得信赖，尤其是在社会信任度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性别被用来作为社会信任的替代品，微型金融机构更亲睐女性。[60]
第三，研究了微型金融机构的组织绩效。Mersland和Strom（2009）[61]、Hartarska（2011）发现，组织结构性别多元化为微型金融机构兼顾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式。当女性董事的比重增加1%时，经营效率和监管效率分别增加3.07%和1%，竞争成本和性别歧视分别减少1.14%和0.27%。Strom等（2014）运用73个国家329家微型金融机构1998~2008年的全球面板数据，研究了女性领导与公司绩效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女性首席执行官和女性董事长与微型金融机构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微型金融行业尤其适合女性领导。
第四，指出了微型金融导致信贷危机的可能性。一些学者认为，由于风险厌恶、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女性主导的小微企业缺乏长足的增长机制，大量的信贷逾期会衍生出风险融资市场的“中层缺失”[62]（Missing-Middle）（Phillips & Bhatia-Panthaki，2007）。
第五，研究了微型金融女性缓解贫困的途径及机制。由于微型金融本身拥有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良性循环体系，因而其扶贫效应主要是突破金融抑制现象，从内生和外生层面致力于增强女性控制资源的能力。女性通过参与小额信贷计划，可以使妇女在家庭、社区和社会决策中的参与程度、角色等发生转变，如减少妇女对配偶的经济依赖，遏制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促使女性采取避孕措施，控制家庭规模，提高女性的觉悟和认知能力，抵抗现有的性别规范和文化限制等，从而起到对女性的保护作用，提升家庭福利水平，扭转女性贫困化的趋势。[63]
总之，微型金融系统凭借其融资和金融服务渠道，通过长期的组织化和社会化过程，可以帮助女性参加者获得社会参与能力和参与途径，提高拥有和控制生产性资产与决策的能力，增强政治法律意识，扩大社会资本，使女性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陷阱。[64]
（四）贫困女性的“安全网”：小额保险
从风险防御的角度来说，小额保险是一种旨在为自雇或次要劳动市场中的低收入女性提供生育、死亡、健康、财产保障的金融服务方式，也是一种以保障女性福利为目的的金融方式创新。一些学者从风险防御即“安全网”的角度探讨了小额保险对贫困女性减贫的作用及机制。
第一，分析了小额保险的发展趋势及小额保险产品的特点。Brown（2001）认为微型金融机构不具备提供小额保险的相关资源配置。[65]他建议，小额信贷机构不应自己发展小额保险产品，而应该通过合作保险机构提供小额保险产品，这样小额信贷机构不必承担保险风险。与此观点不同的是，Torkestani和Ahadi（2008）认为，小额信贷机构有能力提供小额保险产品。他们关注的小额保险产品具有以下特征：小额保险通过风险汇聚和投资分化提供社会保护；共同基金账户并不是采用风险溢价计量保险费，而是采用定期结算的模式；成员自愿加入，并根据现有的社会网络选择其他成员；小额保险业务采取“保本微利”的经营模式。[66]
第二，探讨了小额保险在抵御风险方面的作用。Cohen和Sebstad（2005）等认为，从短期来看，小额保险以低保费、广覆盖、灵活多样的销售形式为核心特征，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女性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护和风险分散机制，抵御收入不稳定和健康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从长期来看，小额信贷是以加强家庭风险预警机制为基础的改善收入分配的一种新途径。[67]陈华（2009）进一步指出，这类小额保险在实践中都是按照零利润来精算平衡的，在有效降低风险方面可以发挥出最为重要的两个作用：一是小额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保障的缺口，向缺乏正规保障的人群提供部分保障，促使低收入群体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来改善生活；二是小额保险创造了一种社会保护的递送机制，使脱贫群体避免因病致贫。[68]
第三，对小额健康保险有利于缓解女性“因病返贫”的窘况进行了解释。Bauchet（2010）[69]认为，尽管公共卫生部门主导的健康宣传覆盖面广，但小额保险公司开设了医疗热线，以保证专业医疗团队直接与被保险人沟通，并有针对性地为顾客提供改善健康的建议和激励；保险公司承诺向卫生医疗提供者支付充裕而稳定的佣金，并通过合作医疗网络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卫生医疗提供者允许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以实现医疗质量控制，如医疗处方列表、保险公司员工监督医生是否合格、健康指导等，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保险人的监督服务能力，而且减少了贫困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第四，对小额保险和女性健康风险脆弱性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如Roth（2001）的案例研究显示：1999年南非东开普省农村女性艾滋病患者的比重为18%，典型家庭的葬礼成本为月人均收入的15倍，她们可以选择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葬礼保险产品，也可以选择由殡仪馆、轮转基金（Roscas）提供的非正式葬礼保险产品，从而可减少葬礼成本。[70]由于可以使用优惠券等灵活的溢价支付方式，非正规保险比正规保险的葬礼成本低980美元；同时，非正规保险机构通常采用口语或本地语言解释葬礼保险计划和相关条款，她们更倾向接受非正规保险产品。Ranson和John（2002）考察了印度妇女参加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主导的小额保险对女性子宫切除手术质量的影响。[71]他们发现，女性子宫切除手术存在很多潜在的危险，被保险人只需要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医疗工作者和患者网络就可以提高卫生保健服务的质量；但是这项研究并没有同未入保的患者的治疗质量进行比较。Blanchard-Horan（2007）则发现，乌干达西南部地区的女性被纳入小额保险的范畴后，她们的医疗消费水平明显上升；其典型特征就是，减少自我疗治，更多地选择接受正规机构的医疗服务。[72]Mwaura和Pongpanich（2012）对肯尼亚JBT微型金融组织的分析表明：购买医疗保险的成员就医率比对照组高出5.3%；已婚、低学历女性比男性可获得更多好处，且长期患病的妇女获益更显著。[73]
也有一些学者阐述了小额保险产品对女性扶贫的效率。Leeuwen（2005）的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贫困女性对小额保险的吸纳率和索偿率呈现出更低的趋势。这意味着，即使小额保险产品对女性扶贫具有效率，但扶贫效果会大打折扣。[74]Blanchard-Horan（2007）解释了保险吸纳率和索偿率低的原因[75]，主要是：主动而积极参加小额保险（生育保险除外）的女性，往往只是那些高风险者或年老体弱多病者；妇女在受保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或对保险提供者缺乏信任；部分成员遭受“金融挫折”后退出市场，但金融机构还会要求合作团体继续交纳保费，小额保险组织中的团队合作模式是脆弱的；由于女性缺乏风险和保险的相关知识，加上医疗费用和交通成本等附加费用以及家务劳动时间的制约，女性的索赔能力更弱。Ito（2010）[76]和Lavelle（2012）[77]的研究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具有“双曲线贴现”偏好的家庭更乐于购买保险；户主体弱多病时，家庭成员购买保险的概率更低；女性购买保险的决策还取决于婚姻状况，特别是当婚姻解体后，女性会隐藏自身对医疗保险的真实需求。
小额保险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是女性金融反贫困的关键。小额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通常取决于社会公益性和商业性目标是否能均衡发展。Kwon（2010）[78]研究发现，当贷款资产比率、坏账冲销率以及平均贷款规模提高的速度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时，微型金融机构会失去进入小额保险市场的动力。虽然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并不代表信贷机构不追逐自身利益，特别是在私人市场中，保险供给的前提就是获利；基于此，收取小额费用可能是一个“目标短浅”的策略，充分利用潜在的市场收取合理的费用，反而更能保证小额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小额保险运作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经营理念和道德伦理的冲突。经营理念和道德伦理的冲突主要来自利益相关者以及小额保险市场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为部分投保人、代理人利用保险机制获得不当利益，道德风险不利于小额保险成员持续团结，捐助人无法识别最需要保险的群体，政府过度干预；后者表现为保险组织偏爱风险，漠视文化差异，忽视市场调查，高估或抑制产品定价，利用顾客的绝望、无助和无知加快市场推进，低估道德风险，强调道德中立。[79]因此，在实践中，严格监管小额保险机构和中间人的行为，切实保护贫困群体（特别是贫困女性）的利益，则是小额保险项目实现既定保障目标的关键。
（五）关于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争论
尽管微型金融在改善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的影响，但学者们对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还存在一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微型金融的覆盖力和可持续性两个方面。
关于微型金融覆盖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型金融对贫困群体的覆盖深度及广度两个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就覆盖深度而言，微型金融无法到达极端贫困人群。第一个原因是贷款提供者对极端贫困人群的歧视。与所有贷款体系一样，贷款的数量越大，贷款提供者获得的利润越大。相对而言，极端贫困者的贷款数量一般较小。因此，贷款的提供者会经常歧视极端贫困的借款人，而比较偏好能够办理更多贷款的“更富裕”的穷人。[80]第二个原因是极端贫困者被社会遗弃的现状。正如在富裕国家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隔离一样，贫困社会的穷人和极端贫困者之间也可能存在社会隔离，这些极端贫困者可能被其他成员回避。而这种来自“更富裕”的穷人的歧视会将这些极端贫困者驱逐出社会，包括微型金融项目；而且这些极端贫困者自身也会实施自我隔离。这是因为这些极端贫困者可能有虱子或者其他寄生虫，可能衣衫褴褛，甚至一无所有到无法见人，所有这些缺乏基本需求的极端贫困者通过与世隔绝来避免遭受羞辱。简单地说，微型金融对这些极端贫困者而言并不是一项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这些极端贫困者几乎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更不用说去开办一家企业，而且他们也缺乏所必需的教育、管理技能和社会关系。[81]因此，无论是对于微型金融机构还是极端贫困者自身都会产生社会排斥，使得极端贫困者很难参与微型金融项目。[82]
Marcus，Porter和Harper（1999）[83]认为，极端贫困者被排除在微型金融之外并不说明极端贫困者不能从微型金融中受益。相反，它说明了微型金融在满足极端贫困家庭需求方面项目设计的失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出适合极端贫困家庭需求的金融服务项目。Simanowitz和Walter（2002）[84]更尖锐地指出，微型金融倾向于排除那些极端贫困者，其服务倾向于满足市场中特定人群的需求，从而排除了那些无法享受服务的人群。他们还对微型金融的每周偿付制度提出了批评。穷人的收入周期依个人企业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一些穷人家庭以一周为周期获取收入，有的家庭则以两周为周期获取收入，甚至一个月为周期获取收入。要求每个客户都遵守每周偿付制度会使微型金融对许多穷人失去吸引力。那些缺乏多样化服务的微型金融机构将会损失客户和降低效率。Dewan和Somanathan（2007）[85]关于印度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在调查地区，最贫困家庭的微型金融参与度要低于那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Kondo（2008）等关于菲律宾的案例研究还表明，虽然微型金融对贫困群体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比较富裕的贫困家庭中，而对那些极端贫困的家庭，微型金融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86]
为了解决微型金融不能覆盖极端贫困人群的问题，Brandsma和Chaouli（1998）提出了增强微型金融覆盖力的途径。他们首先分析了贫困家庭三个层次的经济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经济生存能力，即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的能力，包括食物、住宿和衣物；第二个目标是经济安全，即保护家庭的资产和收入不受未预期到的外力影响；第三个目标是长期的经济安全和持续到下一代的更高的生活水平。家庭总是在满足了低水平的目标之后才会追求更高水平的目标。[87]因此，微型金融惠及极端贫困人群的第一步就是要帮助他们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同时还应该向贫困家庭提供基础教育和企业经营方面的培训。一旦极端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并且获得了充分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就会有信心去办理贷款业务。通过向特殊群体提供特殊服务，微型金融机构就可以扩展其市场范围并降低违约风险。Wodon则提出了微型金融发展分支机构惠及极端贫困人群的四种方式：一是与极端贫困人群建立知识共享网络；二是其经营活动以穷人迫切致富的愿望为基础；三是重视文化活动的价值；四是对穷人进行培训。[88]微型金融机构需要及时调整其服务项目以满足穷人的不同需求，相互促进、互动发展。Simanowitz和Walter（2002）进一步指出，微型金融机构还应该了解当地特有的文化和传统，让微型金融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方式中。而为了让极端贫困者进一步融入社会，应鼓励针对相对富裕的穷人的贷款组织吸收极端贫困家庭，表彰那些向极端贫困家庭提供贷款的贷款者。
还有一些学者对微型金融的覆盖广度提出了质疑。Versluysen（1999）认为，微型金融无法适用于小孩、老人、病人以及身体上或者精神上有残疾的人。[89]Parker和Pearce（2001）也指出，微型金融基本上排除了那些没有基础设施或者无法进入市场的偏远农村、人口分布分散的地区以及经济上过度依赖于一种经济活动的地区。[90]微型金融最受批评的地方就是它要求穷人必须有企业家才能。微型金融支持者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所有的穷人都是有活力的，都具有做生意的强烈愿望，尤其是妇女，等待着机会的降临。而批评者认为，微型金融具有排外性，那些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所受的教育很差，几乎被社会所抛弃，不可能具有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和动力。因此，批评者强调，微型金融并不是减少贫困的“万能药”。而Marcus，Porter和Harper（1999）认为，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能从微型金融中直接获益，但他们可以间接受益。例如，如果一个妇女具有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开办了一家企业，那么其整个家庭都能从中受益。由于年轻人、老人、病人和残疾人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因而微型金融并没有将其排除在外。尤其是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几乎每个人和其他某些人都有亲戚关系。如果一个家庭成员参与了微型金融项目并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好处会扩展到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没有参与项目的人。Simanowitz和Walter则指出，那些缺乏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区虽然实施微型金融项目存在更大的困难，但是仍有很多微型金融机构已经成功地覆盖到了这些地区的人口。这主要归功于当地村民、微型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具有企业家才能，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将好处扩散到许多人。[91]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雇用很多当地村民，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很多人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只需要很少一部分人具有企业家才能就可以改善整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一些证据表明大部分微型金融机构离开补贴就无法实现经济上的独立，大约只有1%的微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92]，因而一些学者据此证明微型金融是失败的，并认为这些实践活动应该终止。微型金融在经济上难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在于，微型金融承担了太多的社会服务功能，如向极端贫困者提供基本的生存需求、向贫困家庭提供基础教育和企业经营方面的培训等。微型金融既要向穷人提供各种培训，又要保证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在财政约束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93]微型金融机构在这两个目标之间的选择导致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即集成方式（Integrated Approach）和单一方式（Minimalist Approach）。[94]
Bhatt和Tang（2001）赞同集成方式，认为，微型金融机构应该将减少贫困作为其首要目标，即使这意味着微型金融机构离开补贴就无法生存。贫困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缺乏，而是脆弱性、无权利和从属性的综合体现。因此，微型金融机构应该向穷人提供综合培训、基础教育、健康和营养课程以及小额信贷等服务。Wright更是明确指出，微型金融机构吸引极端贫困者的能力依赖于它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它们是否能满足社区中更加贫困的成员的需求。虽然提供培训和教育服务的代价很高，并且很可能损害微型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但这是唯一能够减少极端贫困的方法。因此，集成方式对减少贫困的影响更强。单一方式的赞同者认为，如果微型金融机构在经济上不可持续，那么它将不可能成长，这将排除掉成千上万的潜在客户，而这些客户本来可以获得小额信贷服务。微型金融机构首先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只有充足的利润被积累起来以后，微型金融机构才有可能提供培训和教育服务。集成方式将金融服务和培训、教育或者其他成分结合在一起，混淆了“商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这无疑会损害微型金融的商业化发展；而且，如果微型金融机构被迫依赖于补贴，那么资金链的突然断裂会导致机构的崩溃。
尽管微型金融机构在减少贫困与经济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着两难选择，但一些学者仍然认为，微型金融机构可以同时成功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第一，微型金融目前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足以胜任的经理人还很少，如何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还需要不断学习和积累。但有理由相信，随着经理人的成长，微型金融机构应该能够靠自身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95]第二，微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提供培训的非金融机构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96]对贫困人群的商业培训和小额信贷的提供是相互补充的。通过与慈善组织合作，微型金融机构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可持续方面，而将对客户的培训交给其他组织处理。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和有效的社会计划共同努力，会对减少贫困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三，微型金融机构还可以采用计算机等新技术来更好地获取资助和管理资金、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更好地瞄准贫困。[97]新技术的采用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力成本、中间环节成本以及无序管理产生的成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减少贫困，提高穷人的福利水平。
微型金融有别于一般的商业性金融，它以小额信贷和小额保险作为手段来实现扶贫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其原则安排不仅需要注重金融扶贫的制度设计，而且还需关注金融扶贫的有效性，特别是如何辅助女性能力建设。目前，有些研究者发现小额信贷设计中缺乏性别敏感性，向妇女提供微型金融项目在影响家庭权利关系和性别关系上显示出一定的缺陷，并由此对微型金融项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女性反贫困提出了质疑（Urbina，2004[98]；Jayawardana，2012[99]）。Schuler（1996）以孟加拉国农村微型信贷项目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微型金融对女性增权具有双重效应，即微型金融能够帮助女性建立起社会参与途径，提升女性社会参与能力和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但是如果她们试图挑战传统的性别规范，那么家庭暴力也会不断激化。因此，这个微型金融项目并没有给妇女们以经济上的独立，也没有真正带来家庭权利的重新分配，而仅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促使妇女地位得到有限提升。[100]由于小额信贷信用体系没有考虑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这可能会衍生出妇女借钱、男性使用贷款的现象。配偶对女性信贷的剥夺，意味着妇女并未获得支配资金的权力，还要承受还贷责任的经济风险和心理负担，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虽然小额贷款项目在赋予妇女权利方面具有局限性，但是可能是项目设计上的问题，不断寻求合适的模式和策略就可减少其负面影响。如当涉及金钱问题时，通过邀请配偶参与女性赋权项目，建立起信贷参与者和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改变传统的性别歧视观念，实现女性经济自由。Urkato（2012）采用基于家庭内部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研究证实，微型金融和女性赋权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这主要是由于父权意识的冲击，女性可能未参与或名义参与微型信贷项目。[101]Karim和Law（2013）发现，在孟加拉国，由于传统的性别平等观念制约，81%的已婚妇女的信贷都由配偶支配，女性实际信贷参与率低；尽管微型信贷项目有利于增强女性的自主权利意识，然而配偶对信贷的剥夺，最终将不同程度地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削弱微型金融对女性的赋权效应。[102]
在衡量微型金融项目对女性收入和赋权的影响效应时，通常无法剔除其他团队成员和培训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考虑到女性通常将信贷配给用于多种用途，研究也难以滤出女性借贷行为的实际回报率，并难以证明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微型金融机构并未明确制定女性反贫的实施程序，加上相关项目缺乏效率，微型金融和女性赋权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关于微型金融和女性赋权关系的回归结果可能是伪回归。[103]根据Kabeer（2001）[104]和Ngo（2012）[105]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解释关于女性赋权效应的争论：第一，女性赋权是一个多维变量指标，维度选择差异也将导致研究结论自相矛盾；第二，妇女间的异质性问题以及区域结构、经济地位、职业和土地资产间的个体差异，也会使得研究结论不一致；第三，时间维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赋权效应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但是大部分研究都是采用短时间的样本；第四，女性赋权测量方法的差异也会导致估算结果不同。目前，大多数关于女性赋权的研究都面临大样本数据不可获得以及研究设计缺乏严谨的逻辑分析等困境，尤其是案例分析法，通常是针对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和特定对象的研究论证，其得出的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大多数的微型金融项目。
（六）简评
综上所述，理论界关于微型金融减少贫困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尤其是从金融赋权的角度探讨了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在一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但也存在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微型金融是将向穷人提供培训等社会服务放在首位，还是将保证其经济的可持续性放在首位，并由此分裂为福利主义者和机构主义者，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也分化为集成方式和单一方式，这被称为“微型金融的分裂”。[106]然而，就世界各国微型金融反贫困的实践来看，各国的微型金融实践呈现出与其他反贫困干预政策相互合作、共同作用的趋势，这些反贫困干预措施包括企业培训、医疗保健和卫生教育等，这被称为综合微型金融（Integrated Microfinance）。因此，微型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与其他社会项目相互合作，共同满足贫困家庭的不同需求，实现减少贫困的最佳效果。
注释
[1]陈银娥、师文明：《微型金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
[2]Gulli，Hege，Microfinance and Poverty：Questio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International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New York，1998.
[3]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成立于1895年，是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其业务主要有商业金融、小额信贷金融、公司和国际金融三部分。1984年在其内部建立了农村银行（Unit Desas of Bank Rakyat Indonesia，BRI-UD），主要向低收入人口提供信贷服务，其后与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 Sol）一起，成为制度主义小额信贷的典范，获得了巨大成功。
[4]泰国于1966年11月依据《农业—农业合作社银行法》成立了农业及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合作社银行。该银行主要发挥农民银行的职能，负责对农民发放直接贷款以及对农业合作组织发放贷款。
[5]印度的SHARE是于1989年经印度银行、财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一家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是那些在商业银行得不到贷款的农村贫穷妇女，是一个专门为农村贫穷妇女提供小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
[6]菲律宾农业农村发展中心（CARD）总部位于菲律宾的圣巴勃罗市，下设若干分支机构，是国际上小额信贷领域的翘楚，业务辐射至菲律宾40个省。菲律宾农业农村发展中心首先发展的是非政府组织（NGO），目前已成为集NGO、农村银行、保险、培训、信息技术支持、医疗、中小企业银行等为一体的大型现代综合性服务集团，其目标客户为农村人口和贫困群体。一切以客户为中心是CARD发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农村银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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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Mustafa，Shams，Ishrat Ara，Dilruba Banu，Altaf Hossain，Azmal Kabir，Mohammad Mohsin，Abu Yusuf，Sarwar Jahan，Beacon of Hope an Impact Assessment Study of BRAC’s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Research Division，Bangladesh：BRAC，Dhaka，1996.
[15]Dunn，Elizabeth，Microfinance Clients in Lima，Peru：Baseline Report for AIMS Core Impact Assessment，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1999.
[16]这里的极端贫困线是指，足以提供每个家庭成员每天1800卡路里摄入量的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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