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1]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话有点道理，但不够准确。因为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并非只有美国一个抢眼的角色。美国原为英国的殖民地，到19世纪末它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1885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1900年，它的钢产量是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同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超过了欧洲。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把英国视为最大的挑战和主要威胁。美国依据1823年的门罗主义，到1902年把英国的势力赶出了西半球。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总统为门罗主义补充了“罗斯福推论”，他希望美国能像英国掌握着19世纪一样掌握20世纪。美国立国以来所实行的“孤立主义”已逐渐被“世界主义”所代替。
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是挑战，更是机遇，是它取代英法两国，登上西方超级大国宝座的阶梯。其策略是：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就出手。回顾这百年来的历史，可以说，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但它成为超级大国之后，言而无信，穷兵黩武，就显得很悲哀。
一、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赢家
（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收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一场大搏斗。一方是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是英、法、俄形成的协约国。从1914年7月开始，到1918年11月结束，历时4年零4个月，先后有30多个国家、15亿多人口卷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双方伤亡3000多万人，耗费2080亿美元，约为战前德、法、英三国国民收入的总和。
美国是协约国中的后来者。它在双方恶战近三年、战局明显有利于协约国时，才在1917年4月6日正式对德国宣战。9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提出了他的实现和平的“十四点计划”。计划强调，“公开的和平条约应该公开达成”“各国应排除经济方面对和平造成的障碍”，并建议战后“成立国际联盟”。这一硬一软，动摇了同盟国的斗志，促使德国不得不于1918年11月11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宣布投降。
美国远离战场，其经济发展不仅无损，而且得益。美国军火商和金融银行家都发了战争财，仅欧洲协约国向美国的借款就高达100亿美元。美国是一战中的最大受益者，强化了它的大国地位，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第一次提出并试图构建的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主张。1919年1—6月，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参加“和会”的有来自27个国家的70名代表，其中的头面人物，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形成了一战后帝国主义的凡尔赛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是，美国既不认可凡尔赛体系，也不参加自己倡导的国际联盟，而是要分庭抗 礼。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了有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九国公约》，肯定了美国的“中国之门户开放”政策，形成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美国为取代英法世界霸主地位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事实说明，一战的真正赢家不是英法等协约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
（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说是两个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它是由中、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组成的同盟国与妄图统治世界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组成的轴心国的大决战。它比一战打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场面更惨烈。战火燃遍了四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了战争，军民伤亡人数9000余万，财产损失达4万多亿美元。原苏联是欧洲的主战场，付出了牺牲2700万人左右的惨重代价。中国是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原苏联人民一样最惨重，以伤亡约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6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盟国取得的胜利，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
美国在二战开始时的政策和一战开始时一样，是坐山观虎斗，而且有1935年的《中立法》为依据。它是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被迫卷入反法西斯战争的。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对德、日宣战的讲话中说：“我们本不想卷入，可是现在我们卷入了。我们将用我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去进行战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局部地区主要是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遭到了攻击，太平洋舰队受重创。其本土远离欧亚两大战场，可以说是毫发无损，美国的伤亡人数也无法与中苏两国相比。美国是后来居上，是美、苏、中、英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其一，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从1942年1月《二十六国宣言》的发表，到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通过，再到1945年4—6月《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并通过等一系列的重要会议，都是在美国举行的。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反映了美国的愿望和要求，它通过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运作，有形无形地加强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和世界银行行址都在华盛顿。欧洲中心已被美国中心取而代之。
其二，美国的经济地位提高。在二战中，美国经济不仅未削弱，而且大为增强。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37年的42％上升到1948年的53.4％；其出口比重也由14.2％上升到了32.4％；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从1935年的101.43亿美元增至1948年的244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美元已取代英镑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储备货币。
其三，美国的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军费开支之多，无人能比；装备之精良，无人能比；部署范围之广，无人能比。美国已是头号的军事强国，是它首先拥有了原子弹。于是，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就声称：“目前，我们，只有我们掌握着原子弹，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
其四，美国独占了发达国家日本。独占日本是美国打冷战、打热战可以利用的资产，是个无价之宝，是它力图操控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我国大思想家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美国70多年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条真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祸，美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并占领日本则是福。但是，大胜利滋长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它首先拥有原子弹，就想以此号令天下。前总统胡佛宣称，要“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全世界”。由于美国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又打赢了海湾战争。前总统尼克松就说：“我们必须抓住时机”，“按照我们的形象重新塑造世界”。“9·11”事件后，小布什就声称：“我们的军队必须非常强大，强大到足以让潜在敌手放弃为超过或与美国抗衡而进行任何加强军事实力的行动。”这就是说，美国要以武治天下，要独霸全球。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祟，其言而无信，霸道傲慢，穷兵黩武，以致受挫，也就显得很悲哀。
二、美国战后陷入的两大困局
（一）穷兵黩武失民心，软硬实力俱受损
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从1991年开始到2011年的20年间，先后发动了五场战争，即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平均四年打一仗。因此，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说，美国“打仗成瘾”。这五场战争，只有一场在欧洲，其余都在大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其中，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最为世人诟病。
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为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本·拉登受到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小布什就以“新十字军东征”为旗帜，于当年的10月7日发动了有北约和非北约国家参加的阿富汗战争。这场定名为“持久自由行动”的反恐战争，一直到2014年12月8日联军才正式结束作战任务，共打了13年多。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海外作战。耗费1万亿美元，美军牺牲官兵2200余人。作战任务结束后，2015年1月1日启动代号为“坚定支持”的非作战任务，2016年底美军将彻底离开，现在已准备延期。
小布什想要打击的目标是伊拉克，而不是阿富汗，所以阿富汗战争稍有进展，他就大造“伊拉克威胁论”。为对伊拉克动武，他编造了两条理由：一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曰：萨达姆与本·拉登有勾结。2002年1月29日，他抛出了“邪恶轴心论”，把伊拉克列为“三邪”（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之首。6月1日，又提出了他的“先发制人论”。小布什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理会作出1441号决议，派专家小组去进行核查，萨达姆也接受检查，但小布什等不得。联合国不为他动武开绿灯，他就喝令“联合国靠边站”。法、德两国领导人反对他动武，他就把他们打入“旧欧洲”之列。他不顾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反对，在2003年3月20日，绕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动了一场“非法的战争”。名为“伊拉克自由行动”，实为美国侵略自由行动。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除掉萨达姆，故称“倒萨之战”，又称“斩首行动”。2003年12月13日，活捉了萨达姆。2006年12月30日，萨达姆被绞死。但是，美军直到2011年12月15日才撤出伊拉克。12月31日，伊拉克举行盛大仪式，庆祝美军撤离。这场不法不义之战，打了8年多，耗资超2万亿美元，有4474名美军官兵为此丧命，3.2万人受伤。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他卸任前警告说：“经过十年战争，美国军队疲惫了，美国人民更加疲惫。”“今后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再向亚洲或中东或非洲派遣大批美国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一下脑子是否正常。”
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总开支超过3万亿美元，它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美国已由二战结束时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2011年1月，美国的经济总量是15.1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欠债超过了15.22万亿美元，到2015年9月，美国的债券总额已达18.1万亿美元。穷兵黩武，不仅使美国硬实力受损，其软实力也受伤严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认为，“进攻伊拉克是美国最大的外交失败，削弱了美国的可信度”。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卡普兰说：“布什总统的愚蠢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日本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于2015年9月18日在谈论日本可能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时，提到了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导自演”的柳条湖爆炸事件。他认为，美军对伊拉克动武和当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做法如出一辙。久保教授指出：“当年日本关东军栽赃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了满洲。”“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实际上这是美军的谎言。”美国经常打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三面旗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已经被它自己撕碎了。2006年7月3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不是（如果它曾经是）世界的灯塔。”
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打杀了几十年，这里的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答案大概是后者，而非前者。伊拉克一位学者说：“美国是造成伊拉克乱局的根本原因。”现在出现的难民潮，也不能说与美国打的几场战争无关。德国东方基金会副主席米夏埃尔·吕德思认为，“此次难民危机爆发的主因之一，是西方对西亚北非国家进行的军事干预，美国要对此次难民危机负重要责任”。2015年9月15日，国际援助机构警告说，“美国在重新安置战乱地区难民问题上辜负了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历史角色，这将削弱美国的外交影响力”。
（二）认敌为友敌不友，日本右翼想复仇
二战后，在国际关系方面，有变友为敌的，也有变敌为友的。美日关系似乎不太像变敌为友，姑且将其表述为“认敌为友敌不友”，可能更切合实际。如上所述，美国独占日本，“是个无价之宝”。它想使日本成为自己称霸世界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日关系变友为敌。美国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打败了日本，占领了日本。在1947年3月杜鲁门挑起对苏冷战之前，美国是把日本作为死敌对待的。大批美军进驻日本，看住了它；一部“和平宪法”，管住了它。使日本军国主义难以死灰复燃。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平衡中国，它的对日政策，就由压制变成了扶植。
1.美国对日本的两次大松绑
第一次是冷战开始到苏联解体。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总统在日记中说，日本野蛮、邪恶、残忍且狂热，所以他决定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冷战开始后，他就不顾一切地一再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族”松绑。首先，他把罗斯福总统的遗言置于脑后，没有将日本军国主义“像德国法西斯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甚至使东京审判半途而废，该判罪的不判。甲级战犯岸信介不仅不判罪，释放后，还当上了日本首相，成了美国的“盟友”。判了罪的人，根据1950年3月7日盟军的第5号指令，全部释放。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有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其次，杜鲁门不执行他主持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未强制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是顺从日本，保留了天皇体制。天皇体制，是以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的帝国体制。保留天皇制，就是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不仅如此，还保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国旗（太阳旗）、军旗（旭日旗）和国歌（《君之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并未彻底打碎，只是把日本帝国，改成了日本国。再次，杜鲁门置《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日本的“敌国条款”于不顾，不顾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四大国中的中、苏两国的反对，在没有受害最严重的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美国拉拢一些国家，私自同日本达成交易，于1951年9月8日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它违反了1942年1月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订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言明确规定：“每一政府保证与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最后，美国政府自己违反麦克阿瑟审定的“和平宪法”。宪法规定：“不保持海空军及其他战力”，“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利发动的战争与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但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允许下，于1954年将1952年设立的“保安厅”更名为“防卫厅”，并将“保安队”改为“自卫队”，组成了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1960年1月，又将1951年9月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订为《新日美安全条约》，实行所谓“共同防卫”。这表明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又武装起来了。原定“保安队”不得超过10万人。1972年3月，日军总兵力已达29万多人。
第二次是1995年至2015年。这20年是国际局势大变化的20年，其中，美日关系以及日本政局都有变化。1995年的日本首相是村山富市，他在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当天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2015年的日本首相是不怕称他是“右翼军国主义者”的安倍晋三，是他在国会强行通过了被民众称为“战争法”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
如果说，第一次大松绑侧重于政治的话，那么，第二次大松绑就是侧重于军事，就是在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路，就是要使日本自卫队突破本土自卫（“专守防卫”）走向对外扩张（“借船出海”），跟着美军打遍全球。其具体措施，就是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把“旧指针”变为“新指针”。
第一个“新指针”是指1997年9月23日美日两国正式批准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个“指针”修改了1978年11月美日签订的防卫合作指针。因为这个“旧指针”是为防卫苏联进攻日本而制定的，属于“专守防卫”。苏联解体了，威胁消除了。美日就开始琢磨亚洲问题。1995年李登辉访美，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出现一场危机。同时，朝鲜半岛也不平静。于是，美日两国就于1997年6月17日在夏威夷举行“防卫合作会议”，并提出了一个“中间报告”。将局势分为：和平时期、日本出现“不测”、周边出现“不测”三种情况。9月23日双方批准的“新指针”，确定了指导原则和41项协议。为落实“新指针”，日本内阁在1998年4月28日批准了与“指针”相关的“周边事态措施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1999年5月左右，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周边事态法》。它规定，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纷争”、发生“内乱”“内战”等情况，日本可向美国提供后方支援，进行搜索、救援、检查船舶等。“周边”包括何处，日本一直含糊其辞。有人说，是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台湾。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的地图中包括择捉岛、小笠原群岛、冲绳、韩国、中国台湾等。中韩两国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和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所采取的步骤，是日本在东北亚谋取霸权。总之，这个“新指针”是日本自卫队突破“专守防卫”的一大举措，是美国对日本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松绑。
第二个“新指针”就是2015年4月27日美日外长和防长在纽约举行的“2+2”会议磋商敲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次修订是由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并主导修订的。其一，是安倍晋三看到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他实现军事大国梦想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必须紧紧抓住。其二，是安倍在2014年7月通过内阁决议，修改宪法解释，宣布了“解禁集体自卫权”。随后，又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其三，是安倍急于利用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来参与和干预国际事务，以显示日本的大国作用等。2015年“新指针”的特点：首先，解除了对日本自卫队行动的地理限制，取消了1997年“指针”确定的“周边事态”，允许日本的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其次，放宽了日本自卫队使用武力的条件，允许“自卫队”在本国未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盟国或友国的需要行驶“集体自卫权”。再次，加强了日美军事一体化。将实现平时、“灰色”状态和战时的无缝合作。最后，“新指针”已使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消亡，使“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掏空，同时，它也是美国对安倍采取的一系列违宪措施的全面松绑。安倍内阁为落实“新指针”并使之成为法律，于5月15日，把包括11个具体法案的安保法打包为“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其核心内容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安倍靠执政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不顾会场内外千百万人的强烈抗议，7月16日在非执政党退场的情况下，众议院强行通过了被民众称为“战争法”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9月19日，安倍坐镇参议院，不顾法学家、史学家、抱着孩子的妈妈们、绝食的学生们抗议，再次靠执政党的多数席位，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美国对日本如此“民主”通过的“安保法”表示“热烈欢迎”。中方则“郑重敦促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重视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2.日本右翼势力对美国的不尊与敌意
古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国为一己之私，战后未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认真清算，随后又对右翼势力一再松绑，这就等于是在养虎为患。随着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恢复与发展，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壮大，越来越疯狂。这里仅列举三个代表性人物的表现，以供参考。
（1）岸信介。岸信介原姓佐藤，是其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胞兄、安倍晋三的外公、日本右翼势力的教父。九一八事变后，1936—1939年，任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等职，人称“满洲之妖”。1941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曾作为东条内阁的代表签署过太平洋战争的“开战诏书”。1943年10月接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1945年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巢鸭监狱。他被捕时曾扬言：“圣战之名定当流传来世。”但他未和东条英机一样处以绞刑。1948年获释，1952年解除“整肃”。1957年任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日本首相。1960年1月，他同美国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成为美国的“盟友”。同年，他就为东条英机等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翻案，封他们为“殉国七士”，即“为国牺牲的英雄”，并为之立碑题字。1978年，靖国神社为14名甲级战犯设立“灵位”，成了日本右翼分子常去参拜的“神”。因此，安倍内阁中的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就在2013年狂妄地宣告：“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举行的战时罪行审判的裁决无效。”
（2）石原慎太郎。石原慎太郎是日本众议员，曾长期担任东京都知事。1989年初，他与索尼公司董司长盛田昭夫合著了《敢说不的日本》一书，后来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敢坚决说不的日本》。作者认为，日美关系应是完全平等的，强大的日本已无须美国保护，应该重新修订《日美完全保障条约》，美国必须为驻日美军基地缴纳租金；日本不但应有独立于美国的世界战略，也有权为国家利益进行军事集结；美国已是残阳夕照，拥有强大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日本，“已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在亚洲开发方面，日本应比美国担负更大的责任；日本将在10年内掌握超导实用技术，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先锋。美国人认为，此书已把日本人的愤怒与高傲公之于世，对美国犹如当头一棒，动摇了40多年来美日“特殊关系的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认为，石原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情绪太过分了，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表现，令人难以接受。
（3）安倍晋三。安倍是现任日本首相，也是第一个战后（1954年）出生的日本首相，但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岸信介的军国主义思想，即“圣战之名定当流传来世”。安倍晋三，诡计多端。在战后日本首相中，组建第三届内阁的只有6人，安倍成为第7人。因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自民党为改善中日关系，推举安倍为自民党总裁，安倍于2006年9月接替小泉，首次登上相位。他上台之前宣布，不会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他上台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在10月访华时，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9月，他以“胃肠紊乱”为由，宣布辞职。后来，因民主党执政无方，安倍于2012年重登相位，在他的19名内阁成员中，有14人属于“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成员。安倍认为：“身为一国领袖，参拜靖国神社不是理所当然吗？”因此，2013年12月26日，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一周年时，安倍不听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劝告，不顾中韩等国反对，悍然参拜了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结果如何？结果美国只能是表示“感到失望”，但日本并不接受美国的表态。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在2014年1月18日反驳说，奥巴马政府的举动，是“吹毛求疵”。
从表面上看，安倍晋三是亲美、媚美，但他骨子里却是仇美、恨美。2012年“二进宫”以来的言行，对美国多有不尊，可说是怀恨在心。其突出表现有四恨：（1）恨美国投放的两颗原子弹。2007年7月4日，安倍以首相身份发表谈话称：“美国在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夺走了很多生命……日本不能原谅投放原子弹的心情没有改变。”（2）恨美国操纵的东京审判。安倍于2013年3月12日在众议院公然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他说，这是“战胜国一方做出的裁决”。2014年2月8日，《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访谈录，题目就是《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是反美》。（3）恨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从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这7年时间安倍称为“占领时代”，日本内无治权，外无主权。安倍在2013年3月12日召开内阁会议做出决定，把4月28日定为“主权恢复日”。理由就是要让年轻人记住这个屈辱的年代。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曾丧失主权，被占领过7年”。纪念日那天，安倍身着迷彩服，头戴坦克帽，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日本又回到了战前的帝国主义时代。（4）恨麦克阿瑟将军强加给日本的一部“和平宪法”。安倍说，现行宪法是“盟军总司令部的外行人士8天内鼓捣出来的”。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不能发动战争，他发誓要修改这部宪法，要取掉头上的“紧箍咒”。现在已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案”，下一步就是正式修宪了。废了“和平宪法”，也就达到了安倍的目的：日本“改变占领时代形成的体系”，成了“正常国家”。
安倍晋三所向往的“正常国家”，就是回归日本投降前的军国主义时代。当年东条英机打出的旗帜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其进军路线图是：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也就是《田中奏折》中写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时代不同了，安倍的说法、做法也不能不有所变化。现在，他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改版成了建立“大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包括全亚洲和澳大利亚等，这说明他比东条英机的野心更大。他把“征服中国”，改版成为建立“包围中国的联盟网络”，通过包围、牵制、遏制，搞垮中国。日美搞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是要加强“遏制力”。他说，日本为世界“做贡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在亚洲对抗中国”。安倍声称，日本是“亚洲地区的领导者”。他不仅要当亚洲的领导者，还要当世界的领导者。希特勒是拳击地球仪表明称霸世界之野心。安倍比希特勒站得高，他是“俯瞰地球仪”，表明要称霸全球。安倍在2013年2月访美时，对奥巴马说：“日本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二流国家，我要让日本重新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来让世界变得更好。”2月27日，日本《产经新闻》就此发表文章称：“追随美国便万事大吉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必须领导美国。”
一个“要把民主推广到全世界”的美国，为何对成千上万男女老幼不避风雨地反对安倍晋三强行通过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视而不见，不仅不批评它违反宪法，违背民主制度，而且还表示“热烈欢迎”？又为什么对日本政要或公开或暗示的反美言行听之任之？如安倍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负责人说：“美国发起的战后审判日本领导人活动是为掩盖美国的战争罪行。”“我们没有犯下战争罪，都是美国瞎编的。”又如2014年日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寄去申请书，为二战末期驾驶“零”式战机对美国军舰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特攻队”申遗。再如，2015年4月，日本外相在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邀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去日本访问被美国原子弹摧毁的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还有，2015年5月大阪公办博物馆国际和平中心，撤下原来的展品，换上有关美国空袭这座日本第二大城市、很多地区夷为平地的展品。在日本投降70周年前夕，即8月29日，日本将二战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满载排水量2.6万吨的准航母命名为“加贺”号。“加贺”这个名字原来属于一艘二战期间的航母。它参加了1941年12月7日袭击珍珠港的行动，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中被美军击沉。现在它又重新出现了。这是有意向美国示威。如此等等。美国国会研究所在2014年2月2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安倍对历史的看法可能与美国人对美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以及随后占领日本一事的看法存在冲突。”报告强调指出：“安倍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在恢复历史仇恨。”然而，奥巴马总统却在日本投降日2015年9月2日说，战后美日关系“步入了新纪元”，“昔日的敌人成为坚定盟友”。这实在令人费解。一个强大的战胜国，竟然允许战败国日本对美国肆意羞辱谴责，反攻倒算，岂不是很悲哀吗？希望美国政府能重视扎克里·凯克发表在《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1月21日的那篇文章，题为《史上五个最不靠谱的盟友》。列为首位的“盟友”，就是日本。文章说，“最初美国发现越来越强大的日本有很多可爱之处”，于是就对它关爱有加，“最终爆发了珍珠港事件”。
这本书的主题，是美国与战后的国际秩序。为什么定名为“大赢家的悲哀”，这篇绪论说明了原因。因受水平所限，这个说明以及全书内容，都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为准确把握、深刻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特引用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7日发表在《俄罗斯报》上的《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绪论”的结束语。习主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