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进入了2016年。2016年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第500个年头。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乌托邦》对英国的圈地运动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为了养羊赚钱而残酷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的运动；主张彻底否定私有制，提出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认为只有彻底废除私有制，人类才能获得幸福；乌托邦的一切财产都要归全民所有，住宅十年调换一次，实行消费品的按需分配制度，吃公共食堂；乌托邦实行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每人每天只需要工作六小时；实行民主制度，追求精神快乐。从1516年到1848年社会主义变成科学之前，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之处在于：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从批判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始（资本主义从产生起就有原罪），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再到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业、金融业。很多批判都是很深刻的，直到现在仍有科学价值。二是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建立公有制，实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建立和谐社会，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和按需分配制度，建立法治社会，消灭国家，推动妇女解放等。三是形成了为美好社会不懈奋斗的精神。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精神，为理想奋斗不息。莫尔为了理想社会被英国国王于1535年处死，闵采尔为了理想在战斗中被俘而被处决，康帕内拉为了理想被关押33年，巴贝夫为了理想被捕而牺牲，圣西门为了理想而放弃贵族爵位。
空想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一是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宣扬英雄史观，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圣西门把从事产业活动的资产者看成是和工农一样的劳动者或“实业者”，并寄希望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善心，幻想国王和资产者会帮助无产阶级建立实业制度。如傅立叶把未来社会的实现、民主的建立寄希望于国王，认为只要某一个英明的国王支持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说：“既然哥伦布可以遇到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这样比他们那个时代最光辉的才智之士都更少偏见和更多理性的国王，那么，难道我就不能像他一样期待某一个比其同时代人还更有远见的国王来支持我吗？”二是离开无产阶级的斗争，去搞充满幻想的试验。如欧文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搞“新和谐”，由于参加“新和谐”成员的利益不一、争吵不断、生意亏本等，不到一年，“新和谐”就使得欧文不得不变卖财产来维持生活；不到三年，“新和谐”彻底失败。据统计，欧文在美国约有18处“新和谐”，结果都以失败告终！魏特林一看富人没有什么指望了，就把革命成功的希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寄托在流氓无产者身上。他提出，如果革命失败了，可以采取最后的手段：组织2万名勇敢机智的壮汉组成军队翻倒和搜查钱柜、货橱，把里面的东西像垃圾一样抛到大街上，这样，就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民主。魏特林特别钟情于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他多次提到一夜之间就可以动员人民，建立政权，实现民主。
实现中国梦，必须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
早在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的时候，恩格斯就深刻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
第一，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百六十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思潮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始终保持勃勃生机，保持旺盛的创造活力，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不断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的科学性及其发挥的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理论、学说都不可比拟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学者有无数次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死亡了”“马克思主义被送进墓地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已经消失了”等，但每一次这种主张都被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被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为“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的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鲍姆，在1987年出版的《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一书中有一段令人难忘的论述：19世纪唯一提出了阐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综合理论思想家，就是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他受到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尊敬和赞誉，至今仍为人所敬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不是已被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已经憔悴不堪”[2]。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邓小平说得好：“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4]
第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8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引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近三十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体系，它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要直接面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加以解决。
邓小平理论具有直接现实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所处的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邓小平理论，不仅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而且在短短20年中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直接现实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13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波澜壮阔。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风险，在继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地推向了21世纪。
科学发展观具有直接现实性。2003年春天“非典”期间，胡锦涛到广东视察，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深入思考中国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他深刻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新任务。我们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积极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通过完善发展思路不断增创新优势；着力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增创新优势；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增创新优势；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战略，通过科技创新和发挥人才效应不断增创新优势；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努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交出优异的答卷。”[6]胡锦涛同志在视察广东的过程中最早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后来经过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创立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具有直接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高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强烈的现实逻辑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陷阱问题，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陷阱、“塔西佗陷阱”、福利陷阱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解决阻碍中国前进的深层次问题，如社会流动性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努力解决困扰群众的难题，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再被辍学绊倒，让普通群众不因大病陷入绝境，让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不被烦琐的手续挡在创新创业的门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我国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实现中国梦，就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前行
第一，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7]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篇大文章中又一精彩的画卷。这一画卷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轴徐徐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是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扎根中华大地、反映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就要在更高层次上、更高水平上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内化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就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就要建设更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全体人民真正能够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够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够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就要大力发展引领时代进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高尚，让社会充满真善美；就要高水准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切实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上，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气洁的美好家园。
第二，沿着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前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中国梦实现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第二个百年中国梦，即到本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第二个百年中国梦奋进，就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设一流的世界经济强国。落实国务院2015年5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使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使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稳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引领型发展。落实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保到2020年，在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成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二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从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向更高层次直接民主选举发展。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所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8]与此同时，还要构建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使协商民主得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使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繁荣，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广泛传播的文化艺术作品和精品节目，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四是建设在世界上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和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使人民普遍过上富足生活，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减少，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第三，沿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逻辑前行。发展逻辑之一就是在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迈向高收入国家。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0美元特别是6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经济增长出现乏力，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6000美元左右，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指出：“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9]信心来自哪里？来自中国的全面改革。时隔一年，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再次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李克强也高度关注“中等收入陷阱”。他担任总理以来多次谈及这一问题。2012年11月28日，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要立足自身，不可能靠世界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加强环保节能，还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这些都需要国际视野和世界经验，这有利于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4年6月10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李克强指出：“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10]2014年8月21日，在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历年获得者代表座谈交流时，李克强指出：“说到底，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最大限度，释放‘人才’的‘红利’。”[11]进入2015年，他更是频繁提及“中等收入陷阱”。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明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12]2015年11月6日，在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开幕会报告中，李克强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夺取这一胜利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里程碑。”[13]几天后，在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李克强又说：“‘十三五’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我们面临着世界经济短期难以走出低迷、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挑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跃上1.2万美元，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创造新的发展奇迹。”[14]
发展逻辑之二就是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保持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实现较高水平的国际收支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使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有强大的话语权，人民币实现国际化。
发展逻辑之三就是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使户籍人口真正市民化。
实现中国梦，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在民主问题上，西方国家一直以导师自居，对世界各国指指点点。西方国家一直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散播西方民主的种子，并希望结出美妙的果实。但殊不知，西方民主的固有缺陷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是甜美的琼浆，而是无数的人间灾难。这些灾难是由西方民主的本质带来的。西方民主是为资本服务的，所以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为百姓服务的决策效率低下，形成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讲的“民主已死”的局面。2014年12月4日，托尼·布莱尔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坦言：“现代治国面临一个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所以，在变革面前，西方政治家们往往退避三舍，导致选民对民主政治的进程大失所望。”无独有偶，2014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其《大退化：制度如何衰败以及经济如何衰亡》一书中强调，三权分立的西方议会制度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家看来，‘民主’就是人们往投票箱里投票，是人们选出代表发表演说，是在大礼堂进行选举。但是，仅凭借这些还无法让民主从天而降”。大礼堂式的选举带来的是利益的分裂、社会的断裂，整个国家达不成共识。这种民主一旦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必定是问题成堆。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原理，按照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不断成长完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
第一，中国式民主是人民民主，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之中的民主。中国式民主没有西方那种动不动就口若悬河、声泪俱下的漫天承诺，也没有那种并不鲜见的拳脚相加，它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的，它是内化在人民工作和生活之中的。中国式民主是生活化的民主，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民主在基层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我国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在农村、城市社区和企业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制度保障。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在城市，社区建设不断深化，从完善群众自治组织和服务职能转向社区民主建设。我国城市地区已经普遍建立了由社区居民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选举居民委员会制度。社区民主建设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物业费调整到电梯大修，从停车问题到供暖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运用民主的方式征求居民意见和建议，百姓是在民主的环境中生活的。在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村民自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环节。其二，民主在工作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得到了比较切实的落实。在各级领导干部的选任过程中，民主测评是不可缺少的环节。例如，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选举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科学、民主、公开和质量第一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自觉接受监督，认真组织投诉调查，建立了一次选举、两轮评审、三层把关（专业组、学部评审和主席团审定）、多次投票的评审选举制度，严格执行院士投票2/3通过的选举标准，保障了增选院士的质量。中国的企业民主也在逐步推进。2012年4月，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联合下发《企业民主管理规定》，该规定要求职工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全体会议必须有2/3以上的职工代表出席；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和表决相关事项，必须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全体职工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这些多层次的工作领域的民主体现了民主的真实性。
第二，中国式民主是协商民主，是与社会各界广泛协商基础上的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推动这一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早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5]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对协商的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定。1999年9月，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16]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与政治协商有关的重要文件。2004年9月，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17]2009年9月，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协商的重要性：“坚持通过充分协商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调动各方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十分强调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2014年9月，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他还强调：“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9]为此，中共中央在2015年印发了两个文件来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阐述了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全面部署。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协协商的原则和内容，规范了政协协商的形式，加强了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这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
实现中国梦，就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0年前的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0年前的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3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但也遇到了一系列新挑战。一些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了。要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足进步，就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采取新方式和新手段，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投入常态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在“十三五”规划期间上一个新台阶。
第一，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比翼齐飞的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第一个百年中国梦，它必然要求协调推进两大文明建设。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他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20]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缺失了任何一翼都不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也会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会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201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习近平向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时强调：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物质强大就是物质文明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精神强大就是精神文明也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第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贯穿新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正如习近平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所强调的：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贯穿这些新的发展理念。
其一，体现创新发展理念，就要求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用制度创新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为此，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完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包括：对于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常规考核体系建设；对于现有重大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的精神文明影响评价体系建设，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实行“一票否决”制，对于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或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实行鼓励政策。
其二，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就要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树立绿色价值观。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设》提出：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还要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给人们带来强大的正能量，也能使人们享受山水之美和乡愁之念。
其三，体现开放发展理念，就要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善于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国各民族人民都创造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些瑰宝可以启迪我们在借鉴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在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的同时，为人类创造出新的辉煌。
其四，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就要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使全体人民都能共享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这一制度应当更多地覆盖农村地区，让农民也能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受到持续的教育，从而提高自身素质。要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和倾斜力度，使“老乡”不仅实现物质上的全面小康，还要实现精神方面的全面小康。2006年，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就强调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是最活跃的因素，最关键的内容，最基本的前提。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面的建设任务，不但要抓硬件，还要抓软件；不但要有新农村，还要有新农民；不但要推进经济建设，还要推进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其核心就是人，归宿也都是人。他进一步指出：建设新农村也应该是农民的自身价值、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他强调，如果我们改变了农村的外在面貌，却没有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那么新农村建设还是在低层次开展。只有在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的同时，用现代文明、先进理念武装农民、提高农民，努力使农民成为具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精神、新技能、新素质、新能力的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才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和更加长久的活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这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论断。
第三，在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进行道德风险评估，对于高风险的政策应当进行适当调整。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注重通过法律和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重大公共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是以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秩序、捍卫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为总体目标的，其本身就蕴含着伦理诉求和道德价值，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和主流价值导向的确立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出台前，应当组织相关专家、社会代表和政府部门代表对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以及是否与公序良俗相冲突等问题开展评估。要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道德影响评估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可设立重大公共政策和重大项目道德评估委员会，对政策和项目提前介入进行评估。进行公共政策和重大项目的道德风险评估，不一定要实行“一票否决制”，而是要提醒相关方道德风险的存在，便于提早减小、化解道德风险，而不仅仅是事后的监管、改造和惩罚，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关口前移”，有利于对道德风险的有效管控。2014年3月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会，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副部长张少春就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工作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针对有记者提出，一些人为出售二套房先离婚后复婚以规避20%个人所得税的行为，楼继伟表示，“如果一个政策出来，造成一些人间的悲喜剧，这个政策肯定是有缺陷的”。
第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立法工作，以法治精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要研究和借鉴一些文明程度较高国家的做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立法工作，包括健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做到精、细、全，标准高，要求严，威慑为主，惩罚为辅，重在预防，努力使人们由“不敢做”到“不想做”，最终使文明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可以借鉴环保组织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精神文明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制度。要严格司法工作，加强监督监察工作，一旦发现不文明的行为立即查处，轻的轻罚，重的重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使社会上的不文明现象和行为无所遁形，一经发现，严厉惩处，起到约束人们行为、净化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相关部门要树立责任意识，由被动接受变主动出击，发现任何不文明的现象要主动教育、提醒，必要时提起公益诉讼。针对当今社会和网络上的许多不文明行为和不文明现象，要强化法律法规约束。尤其在互联网领域，由于其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成为许多不文明现象滋生的地方。对那些在互联网上生事、造谣、污蔑英雄和伟人的人，不能只是简单的说服教育，要加大惩处力度，要运用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对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2013年，秦火火、“立二拆四”在互联网上造谣诋毁雷锋、张海迪等英雄榜样形象，在网上引起极大反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二人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被依法逮捕，并被提起公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不断法治化，使用“硬”手段净化社会环境，在防止谣言传播，以正大众视听，威慑其他造谣者等方面能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当前，社会上思想活跃、观念碰撞，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介日新月异，我们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21]
实现中国梦，就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
1945年7月，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感想怎样，黄炎培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22]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3]2012年12月24日全天和25日上午，习近平走访了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第一，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深刻把握执政规律，全面从严治党。2009年11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出席中共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强调：“任何政党要取得执政成效，都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国共产党执政也不例外。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共产党执政后必须遵循的、反映党执政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包括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应该遵循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应该采取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应该巩固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资源，应该创造的执政条件和执政环境，等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全面论述了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及其相互关系。而政党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也是相互联系的。”[24]这段讲话包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要想使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就必须在认识、遵循政党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三大执政规律的基础上，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第二，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遵循人心向背规律，争取人心，使党能够得到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得到人民的支持越多，执政的时间就会越久。在2013年12月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5]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一方面，从成功的经验看。1917年10月，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党员只有35000人。依靠这35000人，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执政地位。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用三年的时间打败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失败的教训也比比皆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既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政党，也是世界各国中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革命制度党就已成为世界上的大党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其党员人数发展到1300多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6%。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3月4日建立并执政，到2000年12月1日下台，连续执政长达71年。在此期间，革命制度党曾广泛联合各个阶级，领导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政局保持了近40年的持续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然而，在2000年7月墨西哥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却输给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是由于其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党内出现许多弊端，党内矛盾斗争激烈，腐败现象严重，失去了民心。
第三，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确保党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说：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最根本的区别恰恰就在这里。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党派利益，它不会为自己的政党去争取特殊利益，它的利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西方的执政党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影响，再加上其阶级性质的局限，无一例外地都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人占有性使西方执政党越来越展现为其特殊的利益要求，愈加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化的工具。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确保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不断破解一定程度上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第四，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就必须确保党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化解风险的能力。95年来，我们党实现在全国执政前以及执政后经历并有效应对的风险很多。比如有效应对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极大危险，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大好局面；有效应对了1934年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严重困难，经过长征北上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有效应对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有效应对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内乱局面，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效应对了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社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向前；有效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效应对了1999年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在南海撞毁我战斗机的事件，抓住“9·11”事件后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发展自己；有效应对了2003年“非典”、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强烈地震、2010年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夺取了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大胜利；有效应对了“台独”分裂势力、2009年新疆“7·5”暴力恐怖事件、2014年新疆“5·22”暴力恐怖事件，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有效应对了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的冲击所造成的困难，适应新常态，把握大逻辑，继续保持经济和社会良好发展态势。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9~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英]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30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8。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6]《胡锦涛广东考察强调抓住新机遇做小康建设排头兵》，见新华网，2003-04-15。
[7]《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新华网，2013-01-05。
[8]《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0页。
[9]《习近平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见新华网，2013-11-03。
[10]《南方日报：树立信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见新华网，2014-06-12。
[11]李克强：《靠“人才红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载《第一财经日报》，2014-08-26。
[12]《政府工作报告》，见人民网，2015-03-17。
[13]《李克强：到2020年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见新华网，2015-11-06。
[14]《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会》，见人民政协网，2015-11-10。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1999-09-22。
[17]《胡锦涛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2799307.html。
[1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09-09-20。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网，2014-09-21。
[20]《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见新华网，2014-03-28。
[21]习近平：《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锲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载《党建》，2015（3）。
[22]《毛泽东年谱》，中卷，609~61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3]同上书，610页。
[2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25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6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