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区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社区媒介和社区传播在西方已有半个世纪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作为“舶来品”，我们应在关注其背后理论意涵和价值主张的基础上，依托于中国本土的社区建设实际情况，用中国的问题意识进行研究，而不应该简化地把社区媒介片面理解为社区报纸，从而形成一股如何利用社区报为突破口拯救纸媒市场的应对策略型研究风潮。

曾提出媒体系统依赖论的媒介社会学者鲍尔洛基奇近年来致力于传播基础设施论（鲍尔洛基奇，郑朱泳，2004）。她认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也翻译为传播机体），居民社区里除了有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外，还有社区报等社区媒介，健身设施、布告栏等物理节点，更有邻里之间强大的趣闻逸事讲述系统，这些传播结构能培育社区归属感和集体效应。这一理论为考察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和人口多样化因素影响下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王晨燕，2008）。社区沟通研究，就是对社区这一层次的传播结构进行考察，分析各行为主体如何互动。现在，基于新媒体技术的社区网络业已成为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在内的社区传播结构中的一部分，它对于社区传播生态的渗入和改造已成为一个事实。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区研究分为“本体论”和“方体论”两个取向，前者称为“‘社区’研究”，后者称为“社区研究”，二者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肖林，2011）。所谓的“社区”研究是将“社区”看成一个客观实在和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而社区研究则是一种视角和路径，把“社区”当作一种研究社会的特殊方法、研究范式和切入点，或者说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具体而独特的“场域”。从芝加哥学派的《街角社会》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都渗透着这种场域意识。

本书认为，对社区媒介的研究既离不开对社区这一客体的研究，因为不同的社区培育了具有不同传播特点、组织形式、利益诉求的社区媒介，同时也包括把社区当作一个问题的“场域”或者发生“情境”（context）加以研究。社区媒介的研究不应该把社区当成先验的存在，也不应该把传播仅当成一种工具或者策略，而应在中观层面上联结宏观的社会变迁和微观的社区居民协商及行动。比如对社区业主利用小区论坛进行维权的研究，实际上展示的就是在社区场域中，国家、社会与行动者三者之间权力交织渗透中的传播过程。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环境危机、社会治理危机、人群贫富差距等问题催发了具有各式各样诉求的群体性活动，舆情分析、危机传播、突发事件报道等研究视角都对此予以了充分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事件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具体情境和地方性、结构性因素，我们的研究应当避免一种抽离地域、抽离空间的普遍化思维。在社会问题频发的语境下，寻求群体性事件演化“规律”和“对策”的热切固然可以理解，但相关研究的根本宗旨还是为了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日常生活是如何展开的。社区传播虽然在西方的知识谱系中贴有“另类”标签，但在社会变革正深入进行的我国，却是基层社会组织化地或半组织化地进行沟通、协商、行动的重要机制，成为公众在大众媒介体系之外争取表达权和话语权的有力实践，对其观察和探讨应是深化及拓展新闻传播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