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苦难与奋斗
第一讲 家庭和中学时代
两岸抉择：留在大陆
关启匡：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首先请老师谈谈您的家庭和早年的求学过程，有请！
洪汉鼎：1938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的战争时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我国的领土，先是东北三省沦陷，随后淞沪战争爆发，苏州、无锡失守，南京沦为孤城，国民政府不得不大举撤退居民。我们家就是在这民族大灾难中背井离乡、逃到贵阳的，当时我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在1945年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随后我们家也就返回了阔别多年的南京。人们原想这下可以安居乐业了，谁知不久后国内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终于在1949年彻底失败跑到台湾，我的家庭不得不面临一种何去何从的两岸抉择。
解放前我父亲在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工作。我父亲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一个部门的书记员。1949年，本来我父亲要随总统府人员先到台湾，暂时把我们安置在无锡姑妈家；但在我父亲要去台湾前夕，我母亲突然变卦了，她不愿意我父亲只身到台湾而把我们留在大陆，因而她带我去到上海。我当时只有12岁，记得父亲与国民政府一些公务人员当时住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附近一所公寓里等待船或飞机到台湾。我母亲找到我父亲后就不顾一切拉他一起回到无锡，从此我家的生活就发生很大改变。人生有些关键的“一瞬间决定”，这一决定就会使你或你家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次看见成中英教授写的自传，发现他家在解放前的几次变动都与我家相仿。他父亲也是在总统府工作，当然他父亲是大官，是知名人物，不像我父亲只是个无名的小职员。抗战时我家到贵阳，他家到四川；抗战胜利后我家回到南京，他家也回到南京；解放前夕我家到无锡，他家到杭州；后来他们家去了台湾，而我家本也是要去台湾，只是最后临时决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从此我们两人的命运发生很大差别，各人走着自己不同的道路。
家庭生活艰辛
王立业：当时老师家的生活境况怎样？
洪汉鼎：我父亲留在大陆，不想这就给我们全家生活带来了很大问题。我们原先以为无锡我姑妈家可以依赖，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她们家早已败落，结果只能暂借住到她的一位亲戚家。那位亲戚是粮商，原先他们以为我们家可能很有来头或有钱，故收留了我们；但后来知道我们的窘况，就不让住了。不得已，我们就在我姑妈的另一个亲戚家里租了一处平房。父亲因为以前是给国民党工作的，所以在无锡就没有工作。尽管父亲处处小心，生怕别人知道过去在总统府工作过，但在大陆，这是不可能隐瞒的，不久后他就被传唤到当地派出所登记，行动受管制。
这样我们家在解放初就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家庭，家里只能靠过去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金银首饰维生。我记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家从贵阳转到南京时，我母亲曾把一些金戒指缝到我的小棉背心中，后来在无锡因为没有任何收入，就靠变卖这些金银首饰来维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我母亲就拿一个首饰去当卖。
当这些首饰被卖光后，我家就靠父母为人做布鞋维生。我母亲在无锡中山路摆了一个小摊，不过几年之后，所谓公私合营[1]，我母亲就被合并在一个小店里当店员。当时我家住在中山路188号，记得隔壁不远就是无锡有名的三凤桥肉骨头店。尽管肉香引起极大的食欲，但我们只能闻闻香味充饥。我每天都看到父母为了全家生存，一早就去设摊，然后母亲守摊，父亲马上回来，不仅要在家做鞋，而且中午还要做饭，做完饭安顿了我们后，还要送饭给我母亲。
我现在特别痛感当时父亲内心的悲哀。他是一位文人，一直是坐办公室的，能写一手好字，现在却要受如此煎熬。为了生活，我父亲的处境完全改变了，身体变瘦，背也驼了，他整天疲于奔命。我现在还记得他写的蝇头小楷，是那样的美而秀丽，我是根本写不到那样的。我特别记得，他的手巧不仅表现在写字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做的手工艺品上。每到正月十五时，他为了添补家庭生活，都会亲手扎了许多精美的灯笼来卖。什么兔子、狮子、螃蟹，什么都有，而且更美的是好几个小孩玩的龙灯，它有头有尾，记得我与弟弟常和隔壁家的小孩一起举着龙灯来回跑。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真是学艺兼优，相比之下，我真是逊色太多了。
天伦之情深至痛
王立业：老师，在您的斯宾诺莎书里，谈到对您母亲的深厚感情，此时您母亲一定也非常辛苦。
洪汉鼎：对，虽然相对于父亲，母亲的苦可能要轻一些，一方面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的文化内蕴，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家庭的重担一直是我父亲扛着，她只是一个帮手。在解放前由于父亲有工作，她生活还比较轻松；但解放后，她同样要分担家庭重担，每天一早去设摊，晚上才回。但不知怎么，我对我母亲的感情自小时候起却特别深，这可能是她最爱护我和最宝贵我的缘故。特别是大学毕业后，这时我才真正感到家庭的温暖，我特别恋家，总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待在母亲的身边。母亲也非常担忧我的一切，我后来被打成右派，她不知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她也不相信她这个儿子会是坏人，她默默地祈祷我会得到平反。我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自序》里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1949，骨肉离散
李玉馨：听说老师还有一位哥哥在台湾，能告诉我们吗？
洪汉鼎：这是我家的一个大不幸。刚刚说到1949，我想到了龙应台写的那本《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的确把我们两岸有些家庭在这一大灾难年的莫大痛苦表露出来了，但是我觉得龙应台的体验还是不够，我的亲身体验可能比她深很多！龙应台的父母虽然在来台时是分开的，但最后她家还是在高雄团聚了，而且还生下了她，因此她家并未骨肉离散，可是我家却真正骨肉离散。上面说了我的父亲本来要随国民政府于1949年迁台湾，后来由于我母亲感到全家人这样分开不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觉得父亲为什么要只身到台湾去？要死，全家人也要死在一起！因而最后我父亲终于留在大陆。
1947年大哥去台湾前结婚照
可是，我的大哥却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分配到台湾。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底，我大哥从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回来，他向南京教育部报到后就直接被分配到台湾，我想这可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打算要迁台，有意识地要把一些人才往台湾分配。可是我大哥这一走，就使我们与他再不能相见，竟成永别！我家不仅在两岸紧张时期无法联系我哥，而且即使在开放改革时期，也无法打听到我哥的消息。为此我家不知受到多少痛苦，成为一个破碎的家庭。特别是我母亲在心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只记得我母亲经常偷偷地翻看一张我大哥在美国毕业的照片和一张他在去台湾前于上海结婚的照片，此照片我母亲一直珍藏在身边，不时拿出来看看。记得母亲在和我最后一次见面时，还流着泪跟我说，她一生最大之遗憾就是自我大哥到台湾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她希望我们将来一定要找到哥哥。她是带着痛苦和期待离开人世的。
李玉馨：这几十年难道您没有找过大哥吗，特别是在大陆改革开放后？
洪汉鼎：上世纪80年代之前，大陆人想与台湾的亲属联系，就如同现行反革命，人们都是缄口不言，怕暴露此事。一旦被人知道你家有人在台湾，那就可能被说成外通敌匪或国民党特务。我1957年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其中也与我有哥哥在台湾有关。“文化大革命”中，如果知道你与台湾有亲属联系，就有可能被打成外通敌匪的叛徒和反革命分子。因此在此期间我们是不能与我大哥联系的。只有到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这种情况才慢慢有所改变。80年代初我在德国时，曾通过德国红十字会寻找过我哥，但未能成功；在80年代后期，我和沈清松先生合作为台湾牛顿出版社编一部《哲学辞典》，跟他们的总编刘君祖先生熟悉，他曾答应为我登报寻找，但也没有消息；90年代初，我也曾在北京找中国红十字会，请求他们帮助寻找，但也失败而归；90年代中期，我还曾托台湾一些学界朋友如林正弘、方万全等教授，请他们在台中的学生找，最后也未成功，当时我基本上已不抱什么希望了。
陌生人帮我找到了我大哥
王立业：那么，直到现在您还没有找到您哥哥吗？
洪汉鼎：说来非常奇怪，我1999年第一次到台湾，在香港国泰飞机上，我旁边坐一位台北商人廖先生，聊天中我告诉他，我有一兄在台湾一直找不到，他就说他可以试试帮助找。当时我就将我大哥的名字告诉他，不过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对他寄予很大期望，因为毕竟是飞机上萍水相遇，何况我曾经托那样多的朋友都找不到，怎么会被一位不认识的人找到呢？到下飞机时，我只告诉他，我将在中正大学哲学系访问。不过奇迹来到了，两三个礼拜后，有一天我突然在中正大学接到这位廖先生的电话，他跟我说他帮我找到我哥哥的下落了。当时我简直惊呆了，上天真这样仁慈吗？但是接下来一句话，就是不幸我哥哥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我的心如同一下从天堂掉到地狱。然后他告诉我，我哥哥有一女儿住在台北，他问我是否要与他女儿联系，当然我表示可以，我想至少我找到了哥哥的亲人。隔了半个小时，我侄女就来电给我。侄女表示愿意跟我见面，并告知哥哥也曾试图寻找家人信息。
这样几天后，我就从嘉义乘火车北上到台北，我侄女和侄女婿到车站接我，他们家住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房子不大但地段很好。侄女婿在经贸部任外销工作，所以他们全家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说来真巧，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大多时候住在德国法兰克福，这时期我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据说当时我哥哥也在德国；但是上天却没有帮忙，同在一个国家，仅隔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兄弟俩却无缘见面。我哥还有一个小女儿，已在美国结婚。
从侄女的谈话中得知，我哥最后从台中军方退休，在台南一家民营飞机厂工作。由于前妻去世，他续娶了一个台南女子，并买了一幢房屋，似乎晚年生活还比较平静。两个女儿也培养得不错，都上到大学。我哥最后是得前列腺癌症过世的。因为后来再娶的妻子是台湾本省人，跟侄女关系本来就较疏远，跟我这一个大陆人就更生疏了。听她们说，好像她怕见大陆人，更害怕大陆亲戚分她们家财产，所以我也未去台南见她。我哥大女儿经常到基督教会里做义工，对世道非常淡漠，谈话内容常常是信仰，所以我和她的话题也不多。她也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国外。
李玉馨：老师，您的兄长在台湾后来的遭遇怎样呢？
洪汉鼎：后来，我和侄女相认以后，有一次她就拿出一份军方追悼大哥的文件，其中讲到我哥享年88岁，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大概1955年间，他还带领台湾一批航空人员到美国受训，最后升至督导及总工程师才退休，颇有成就。
贫困的童年生活
关启匡：现在我们想知道老师在当时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是怎样求学的？
洪汉鼎：现在回想起来，我真要感激我父母，因为他们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堪的生活中，把我和我弟培养成大学生的。这里我不得不说，大陆解放后，共产党政府还是非常帮助穷人的。凡是家境贫寒的，只要学习优秀，就可以免除学杂费，因此我和我弟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靠国家的资助。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感谢新中国、共产党的。
当然，除了学费，还需生活费，我家那点做鞋收入当然是不够的。记得在辅仁中学时，常有老师为了照顾我家生活，去我母亲那里买鞋；有时冬衣不够，就有些老师把多余的旧棉衣给我穿。记得有一位姓嵇的国文老师，他差不多每年都要给我一些旧衣服，有时他把我叫到他家，送我一些食物和衣服之类。还有一位教化学的女老师也非常同情我，一到买鞋的时候就到我母亲的摊上去买，以此来接济我家的生计。
说起生计拮据，我要说这样一件事。每年夏天，我家是买不起西瓜的，我有位姓顾的同学，他家比较富裕，有时去他家做功课，见他家西瓜是一担一担地买，心里好羡慕，有时他母亲会给我吃些西瓜。家穷当然也阻止了我运动，我没钱学自行车，也没钱进游泳池，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不会骑自行车和游泳，一直到以后在陕西工作时我才学会骑车。记得我第一次随县委书记下乡，他骑一车，我骑一车，遇到一个下坡，我不知道用刹车，结果随车一直冲下，幸喜碰到墙才算救了一条小命。游泳更是在中年之后，特别是到台湾以后才学会的。
这里，我还要说到我家另一个可怜的地方。当时城镇大多数家庭都用上了电灯照明，可是我家用不起电，晚上照明都是用煤盏灯，也就是把煤油倒入一个小碗里，再用一根小绳泡在油里，把其中一头拉出来点燃，我和我弟就是在这种灯光下看书的。这种照明非常伤害眼睛，我们小时候眼睛本很好，可是由于晚上看书用这种煤油灯，后来都成为近视眼，大概一直到我高中时，家里都还没有电灯照明。
我就是在这种贫穷不幸的生活中上完小学和升入中学的。由于来无锡我已过12岁，所以我作为插班生进无锡三里桥小学五年级，不久又升至六年级。1951年我小学毕业，同年夏季我考上了无锡有名的辅仁中学。
艰辛而美好的中学岁月
关启匡：您的中学时代的生活怎样？
洪汉鼎：我的中学时代确是一段非常困苦但又非常美好的回忆。尽管我家生活苦，但父母却毫不犹豫地把我送进中学。我自己也有一种坚韧的毅力，这种毅力首先表现在我的学习中。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我的学习成绩不仅在辅仁中学是第一，而且还是无锡市的第一名。当时我不仅学习好，而且还工作好、体育好，我是当时无锡市著名的三好学生。我曾经多次在无锡市学生大会上作三好学生报告，无锡当年的报纸，也曾经报道了我组织同学办画展捐款给国家买飞机大炮的照片。
当时中国共青团员很少，整个无锡辅仁中学初中部还没有一个团员，我却在1952年初二时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后来曾任中宣部部长的王忍之。他当时刚从辅仁中学高中部毕业，由于政治条件好，被学校留下任共青团书记兼做政治教员。由于当时初中部没有团员，我被并入高中部过组织生活。到我初三时，初中部方有了几位团员，我被选为支部书记。除了学习与工作这两项都好外，我的体育成绩也不错，跑步、跳高、跳远都是我的长项，我曾经获得国家体育三级奖章。三好学生以及支部工作，使我觉悟成长很快。由于当时我经常在有近千人的大会上作报告，我的工作能力大为提高，早早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年轻人。
广泛的爱好与兴趣
王立业：先生在中学时期有哪些爱好和兴趣？
洪汉鼎：说起爱好和兴趣，可以说我年轻时才艺是多方面的。我会唱京剧、画油画、演话剧、舞太极剑，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兴趣。我父亲是个京剧迷，因此我二哥和我从小就爱京剧。我在无锡辅仁初中毕业时，曾唱过《打渔杀家》，我扮的是青衣肖桂英，在高中毕业时，我还唱过《苏三起解》，至今我还保存了一张上世纪60年代我和斋堂煤矿一位会拉京胡的先生合拍的《红娘》剧照。画画是我从小的爱好，记得在小学时我就学会了画水彩画，在中学时改学油画，那时没钱买布，就画在厚纸上，先抹上一层亚麻神油，或者刮一层豆腐，然后再作画。记得我曾画了一张西方仕女图，送给校长夫人，然而不知道以后在反右中，这却给我招来大祸。多面发展兴趣如果没有重点，就会变成万金油，这是当时我中学老师对我的劝导，所以后来我还是抓住学习，以学习为重点再带动其他方面。
不过，多面才艺的好处是不可忽略的，特别是在艰难环境中，有一门这样的技艺，往往会帮助我们渡过许多生活难关。例如我被打成右派后在斋堂劳动以及被分配到陕西省永寿县工作，我都受到这种才能方面的优惠。我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后，要到斋堂去劳动，那时正值所谓“大跃进”，人人都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气，日夜都要劳动。由于我们是右派，所以我们比农民还要累。当时真可说是挑灯夜战，白天干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记得当时我们的肉体，只要一倒在地下，就立刻会睡着。正当我这样累时，一桩轻松的工作救了我。当时下放干部要办一个小报，以表现我们劳动和改造之精神，当然是表现下放干部的精神。因为我会写艺术字，就让我为小报刻钢板，即在钢板上刻蜡纸。记得当时是由下放干部北大西语系英文教授吴柱成领着我干，他编辑，我刻钢板，然后印出来。每到一处，我们就忙着办小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不参加劳动。这样在别人都很累时，我还比较轻松。
特别是后来在斋堂乡高甫村劳动时，不知怎么被斋堂煤矿宣传部要去画宣传画，在那里我不仅得到生活的改善，而且交了很多工人作为知心朋友。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永寿县，在“四清”运动中要下乡劳动。因为我会画画，所以大队让我在每家门口大院画一些三面红旗画，这样我又比较幸运地不用下地劳动。画画的确帮助我渡过许多难关，我多次被分配办展览，有次还被请去县城办水土保持展览，从而结识了好多县领导。对于我来说，艺术不仅可以给予吾人精神享受，而且也对吾人生活有所帮助。
学术摇篮：无锡辅仁中学
王立业：老师这种多才多艺的能力想必与您读书的中学有关。
洪汉鼎：是的，我的这种优异的学习能力和艺术才能就是在无锡辅仁中学培养起来的。这里我首先要讲一下无锡辅仁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著名的文人学校，是一所培养优秀学生的中学，它应当是我国中学的楷模。这不是单凭口说的，它曾经培养过那样多的人才就确证了这一点。大家知道，这里培养过许多大文人，许多优秀的人才，如钱锺书（1910—1998）、钱伟长（1912—2010）、许倬云（1930—）等。记得2005年，当时我还在宜兰佛光大学任教，台北世新大学请我去讲课，王立业同学就告诉我说：“前几天许倬云先生来世新讲演，不知怎么，就是在讲无锡的辅仁中学。”
我想，他应该是想要在台湾鼓吹创办无锡辅仁中学那一类的中学。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许倬云也是我辅仁中学的学长。有次开会我见到了他，讲起辅仁中学时，我们都很兴奋，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杨四箴校长（1896—1972）及其夫人杨师母。
无锡当时可称为江南鱼米之乡，有“小上海”之称，讲吃讲穿，文化程度并不高。当时没有大学，只有一所小的轻工业学院，全城充满一种小市民的情调。不过，在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县城，却有一所著名的小学，即东林小学，和一所著名的中学，即辅仁中学。东林小学其前身是明朝的东林书院，书院当时留下的宽敞空间和苍劲松树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气息。我们同学那时风华正茂，在春意盎然之际，常到那里禀受这种中国文化气息的熏陶。
作者少年时照片
辅仁中学就在这所小学的前面。与东林小学那种中国古典的园林传统相反，辅仁中学呈现出西方的建筑风格和科学精神，因为它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学校。杨校长与夫人杨师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认真地办理这所学校，希望培养出真正把西方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者文人。我还记得校长夫人给我们上英文课时，一进来就将耶稣受难十字架交给前排左边第一位同学，要同学摸后传给下一位同学，再传给下一位同学，直至全班每人都摸一下。
李玉馨：辅仁中学培养学生的要领在哪里呢？
洪汉鼎：为了培养好的学生，辅仁中学当时请一些最有名的老师来上课，我记得我们的物理、三角、英文、化学老师都是请苏州东吴大学的教授来担任。为什么这样呢？关键在于当时的校长杨四箴先生，他认为教好学生要靠老师，所以要请第一流的老师来上课。我们上英文课、文学课都是由第一流的老师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是由东吴大学请回来的，他叫沈治平，因为头上有撮白发，我们学生偷偷叫他“白头翁”，他教得真是好。辅仁虽然只是中学，却找东吴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上英文课，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英文不错。我记得我到北大的时候，在考试以后学校就确认我的第一外语过了，直接就读第二外语。现在回想起来，这样聘请优秀教师来为学生上课，其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学生从小就有好好学习的观念和意识。
王立业：辅仁中学还有别的教学特色吗？
洪汉鼎：除了聘请好老师外，辅仁中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让学生在爱好方面有一个自由空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辅仁中学对学生的各种才艺的培养似乎就未加什么限制，总是鼓励我们去学习。我记得我们同学有喜欢文学和哲学的，有喜欢数学和物理的，又有喜欢音乐、舞蹈、京剧的，这些同学都能在当时的学校得到培养。例如我喜欢京剧，学校里不仅有一位老师会教我唱，而且还有一位老师会拉胡琴，据说他原先还是上海著名京剧大师黄桂秋的琴师。
从文学走向哲学
关启匡：老师，您的哲学爱好是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洪汉鼎：我的哲学修养，应当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记得以后我到北京大学后，贺麟教授问我是怎样走到哲学的，我就告诉他，我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他听了很满意。最近看到伽达默尔的自传《哲学生涯》（Philosophische Lehrjahre，1977），他说他对世界名著的欣赏是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马堡的假期进行的。在他作为一名博士和年轻讲师在马堡度过的15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成千上万页，其中有俄罗斯小说家、英国人、法国人，也有当时走红的作家像约瑟夫·康拉德，克努特·哈姆逊或者安德烈·纪德”。我有点自豪，相对于伽达默尔，我的文学修养似乎比他要开始得早一些。
记得32年前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以“德国哲学在中国”为题作了一次学术演讲，当我讲到我们中国的中学生能熟读德国的歌德和席勒的著作时，台下一片鼓掌。会后我问德国教授，为什么大家会鼓掌呢？德国教授笑着告诉我：“你知道吗，我们德国现在有些青年人还没有看过歌德和席勒的书。”
这里我特别想起当时我的国文老师陈石真老师，他是杨校长从上海聘请到无锡来教书的。据说他是我国戏剧大师焦菊隐（1905—1975）[2]戏剧圈中的人物，有很深的西方文化造诣和精神修养，尤其是对西方文学宝库的把握，真有独到之处。他在讲课时，不时引征大文学家的话，使我感到非常振奋。我的西方文化之熏陶应该说最早就是受陈石真老师之影响。
无锡有一个市公园，那里假山奇特，绿树成荫，很盛行早上喝茶的文化。每到礼拜天，人们整个上午都坐在公园里喝茶和畅谈，并欣赏周围的假山、树林、湖泊。陈石真老师每一个礼拜天都在公园里喝茶，他希望有志于文学的学生，在他喝茶的时候去找他。我那时也有很浪漫的情怀，每个礼拜天上午都去公园，他在那里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文学典故、知识，我被他带进了一个美妙而神奇的世界。
记得我曾经为了涉猎这个世界，从一本西洋文学史（好像是赵景深写的）中列出了一个读书清单，希望将最有名的西方名著都读到，从古希腊荷马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腊三大悲剧家的作品、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萨福的诗歌，然后是中世纪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再后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十四行诗、德国歌德的《浮士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英国拜伦的《唐璜》、雪莱的诗、英国湖畔诗人的作品、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俄国果戈理的《死魂灵》、莱蒙托夫的诗、普希金的《奥涅金》，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小说、散文，像马克·吐温，只要我能够找到有翻译本的书，都会想办法借来看。
商务印书馆当时有一套灰皮书面的世界名著丛书，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其中有很多世界文学名著。正好当时我有一位姓周的同学，他的父亲在家里收藏了一房子的这套丛书，所以我感到真幸运。那位同学不爱看书，那些书都放到地板上头。我经常请求他带我去他那房间，每次借几本书回去看，看完了马上就还，还了又再借，就是这样不断的借还，一年多时间，我就把他那里的书都看了一遍。现在回想起来，在读书方面，我中学那个时候也算是蛮幸运的！
李玉馨：除了老师从文学方面影响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人呢？
洪汉鼎：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非常热爱哲学，他名叫陈生南。他比我早熟，造诣也比我深，因为在我读文学的时候，他就在读哲学。他那时手边常带一本黑格尔的书，我那时对黑格尔完全不了解，他就讲给我听，我非常羡慕他的学识。我还记得当时他常去寺庙与和尚攀谈，他说他们有哲学思想，并邀我一起去听讲。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最后在中学毕业时就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大学的专业。
应当说，我们作出这个选择，是受19世纪俄国别林斯基的影响，你们知道俄国别林斯基那代知识分子吗？我至今还保留了当时中国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和《杜勃罗夫斯基选集》。那是俄国一个学术伟人辈出和思想激进的时代，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夫斯基等，真是群星辈出；同时，这也是一个黑格尔哲学思想影响广泛的时代，他们创办杂志，以黑格尔哲学来评论文学作者和当时的学术论坛。陈生南和我常常就他们的争论进行讨论，记得当时我们看了苏联拍的一个别林斯基传记片，激动了好几天。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我们最后都选择哲学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志业。
李玉馨：您那位同学也考进了北大哲学系？
洪汉鼎：是的，我们两人都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但他非常不幸，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写了一篇《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文章，内容似乎是想建立一种社会科学体系，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他被打成了右派，也把我牵连进去，成了我也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由于我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后来被打成极右，并被派去劳动，后来再回到北大读书。陈生南尽管右派问题严重，但他肯低头，所以仍被留在学校，不过以后由于不服管教而被遣送回原籍无锡，就没了读北大的机会。
可惜了！他一回到无锡去，完全不能搞学术，只能在工厂里工作，学术完全无法发展。原本他在中学的时候，哲学悟性程度相当高，如果发展，很可能是当代突出的哲学家，可惜后来没有这方面的促进。去年在北大系庆的时候，他来了，我们一块儿还讲了很多往事，他似乎有些懊悔，很羡慕我现在的哲学成就，觉得自己完全落伍了。我说，这应该是时代给我们造成的！[3]
我给我全家带来的不幸
洪汉鼎：说起我的家庭，我也必须说说我的二哥。我二哥为照顾我们家庭之生活，他当时未随我们来到无锡，而是在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尽管工资不高，但他大部分工资都给了我们家。我至今还记得，每个月一开始，我父母就计算着我哥的钱快到了。我二哥不仅养活我们全家，甚至我和弟弟的上学费用，不时也是他周济。由于家庭负担，所以他结婚很晚，直至40多岁才结婚，而且也是个不幸的婚姻，我嫂子人很厉害。时不时他们要吵。现在想来也正常，既然结了婚，就要照顾家，哪有把钱偷偷寄回家的呢。我不仅对不起我父母，而且也对不起我二哥，以后当我从国外回来后，我却很少给他们一些周济，我二哥去世，我也未回去吊唁。
我作为人子，是一个很不合格的人子。我父亲于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当时我正在陕西省永寿县中学接受批判，不能回家送终，此事造成我终生遗憾。虽然我母亲未将我父亲死时的情况告知，但我想情况一定非常凄惨，因为他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要打倒的“牛鬼蛇神”。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无锡，无人照料。1969年，我母亲只得搬到马鞍山我二哥家住。
作者母亲照片
我母亲尽管在我哥家有我二哥照顾，但我嫂子脾气不好，相处得似乎不好。记得有次母亲哭着告诉我，她在那里是不得已，由于她，我哥和我嫂子经常吵闹。为了不影响二哥夫妻感情，母亲忍受一切精神不快。我最理解母亲的内心苦闷，每年我回家都要到我母亲那里小住一两日，我与我母亲同睡一床，往往我们低声交谈到深夜。我一直劝母亲要保护身体，特别是在1978年，我将要从陕西回到北京，我告诉母亲，将来我在北京安顿好接她过去。可是我直到1979年结婚时，也没有一套自己住的房。可能我母亲已猜到我不可能，故她在我结婚期间，遗憾地在寂寞和期待中撒手而去。
我弟弟比我小两岁，他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不像我活跃，而是非常老实。功课虽然中等，但不会出什么大政治问题，因此当他在1958年考入浙江大学时，我在北大被打成右派，他在机械系却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我弟弟也为我吃了不少苦头。首先他在1963年毕业时分配很不理想。由于我的牵连，他最后被分配至云南昆明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他既不能入党，又不能当官，并从此远离家乡。1969年，他好容易攒了一笔钱回无锡看视母亲，却因为我的窘况把钱给了我，以致他倍感惋惜。他最后在昆明与李敏结婚，由于岳母膝下无子，所以二儿子改姓李家。
现在想来，我全家都为我受了不少的苦，他们都为我做了不少的事，可是我为他们做了什么呢？简直就是零。因此人们现在看到我有些成绩，谁知道这都是我家人无私给予我的呢？要不是我家人的无私给予，我能有这些成就吗？如果以孝、慈和悌来衡量，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弟，止于悌，那么我不仅为人子未做到孝，为人父未做到慈，为人弟也未做到悌，我可以说既不孝，又不慈，更不悌，五伦中就有三伦不合格。因此，在这本自传里，我要记下一些我的家人，我要让这些默默无闻地为我牺牲的亲人陪伴我这本书而存在。
人生的命运难以预料
关启匡：如果1949年老师家来台，老师的情况是否可能好些？
洪汉鼎：情况也不见得。你们想想，如果当时我父亲只身来台，而我母亲和我们兄弟都留在大陆，那么我们家不就是完全骨肉离散了吗？！台湾今天许多老兵的悲惨境遇，不正说明那种境遇更为惨痛吗？！而且，即使我们全家最后都来台湾，生活是否真正幸运，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在大陆，尽管穷，但我还能在北大学习。对于人生的命运，很难预测的。
注释
[1] 1954年，大陆颁布《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意在将以前的民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以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政策。
[2] 焦承志，艺名菊隐，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曾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并首度将《哈姆雷特》搬上中国舞台。
[3] 可惜这位同学已于2015年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