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后现代主义的不可界定性谈起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的模糊性

要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post-modernisme）或“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post-modernité）进行说明和分析，首先就遇到如何说明的难题，遇到进行这种说明和分析本身的许多困难。按照传统的做法和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靠我们的语言以及各种通用的表达方式和分析手段，总是可以对我们所要论述的论题和对象给予适当的说明。但是，对于现在所要谈论的“后现代主义”，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含糊不清的文化（Bauman，Z.1993）。这里遇到的难处就在于：“后现代主义”不但同传统文化相对立，而且也从根本上与传统语言及其正常表达方式相对立；不但靠语言表达和说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许多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方面；它恰恰正是以某种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特征，显示其反传统的彻底性及其与传统文化之非同构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而是显示出“后现代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传统人类文化和知识的范围，甚至超出了迄今为止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的范围。也正是这一点，突显出“后现代主义”同传统语言和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知识的断裂性和对立性。问题还在于：尽管“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特征，但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语言影响的这一代人，又不能超出传统语言，不能不通过语言的中介去理解它和表达它；这就好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由于自陷于银河系中，而无法从银河系之外去观察银河系本身一样。这就等于说：明知语言限制了我们，我们仍然不得不通过语言去理解和分析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都遇到了这种令人矛盾和吊诡的窘境。

（一）超越传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在表述和说明方面的上述困难，一点都不能从传统观点和传统方法论去加以理解和解释；任何试图从传统观点和方法论去理解和说明“后现代主义”的做法，不但无法解决困难，而且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片面理解。“后现代主义”同传统文化的不一致性（inconformity；inconformité）和非同构性（heterogeneity；hétérogénéité），使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丧失了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也使“后现代主义”同传统文化之间自然地存在一种“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incommensurabilité）和“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intraduisible）。

“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是后现代主义形成和产生过程中，由后现代主义者及其启蒙者所提出的新概念。最早，是米歇·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中，发展其导师冈格彦（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的知识发展“断裂性”和“中断性”的概念，强调不同时代人类知识之间的不一致性、不同结构性和非同构型（Foucault，M.1966；1969）。与此同时，美国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的概念，以便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典范”（paradigm）的科学知识之间的根本区别（Kuhn，Th.1962，1977；Feyerabend，P.1975，1987）。

由后现代主义者所创造出来的“不可通约性”和“不可翻译性”的概念，本来是他们用来揭示传统理论不同历史阶段思想观念体系之间的非同质关系及其不可化约性，现在，这些概念倒集中表达了其自身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其自身同他者之间的绝对断裂性。

（二）后现代性的不可表达和非表达特质

对于超越传统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能像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任何问题那样，简单地依据传统分类法和归纳法加以分类和界定，也同样不能靠比较法和对比法进行区分。在后现代主义的构成因素中，除了包含可以依据传统逻辑和表达方式加以分类的一小部分以外，还包含着大量含糊不清，而又无法加以归纳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其中包含大量跨类别的、相互交叉的边缘性因素，而且也包含瞬时即变，而又无法把握其变化方向的因素，甚至包含着更多潜伏的、待变的和待生的因素。同时，后现代性中还包含着正常感知和认识方式所无法把握和表达的因素。传统正常逻辑的因果关系分析法和普通语言论述的表达法，都无法准确概括和表达后现代性中那些超出传统文化的因素。后现代性中所有这些无法通过一般表达方法和途径加以表达和说明的因素，只能诉诸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借喻和各种象征（symbol）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非常重视并不断发明各种符号、信号和象征，而对于传统语言及其论述方式，他们则采取严厉批判的态度，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将他们自己的语言论述当做某种隐喻、换喻、借喻和各种象征。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其哲学本体论诠释学中曾经强调：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待诠释的现象，包含着一些“不可表达性”（Unausdrückbarkeit）和“不表达性”（Unausdrücklichkeit）的复杂因素。他认为，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意识，本来就包含“正确的、不可学的和不能效仿的机敏”（Gadamer，H.-G.1986.Vol.I：20）。他说：“所谓机敏，我们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对于情境及其中的行为的特定敏感性和感受能力。但我们不能按一般原则去理解机敏的运作状况。因此，不表达性和不可表达性都属于机敏的特质。我们可以完满而得体地说某事，但这只是表示：我们是很机敏地使某事被略过而不被表达；而不机敏地说某事，则表示说出了人们只能略过的东西。在这里，略过并不意味着不看某物，而是不正面地去直接看它，却只是转弯抹角地、旁敲侧击地触及它。因此，机敏就有助于我们保持距离，它避免了对私人领域的冒犯、侵犯和伤害。”（Ibid.：21—22）后现代主义者在其论述和批判中，不仅运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语词和概念，而且也使用语言以外的象征、信号、图形及各种时空结构，以达到象征性地表达那些“不可表达性”的目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及其表达方式中所包含的那些不可表达的东西，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思想本身，并始终伴随着他们的论述和表达过程。

人类诠释活动的复杂性是同诠释对象和诠释者内在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紧密联系的。但是，传统诠释学由于深受传统认知论和逻辑学的影响，同时深受理性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影响，总是一方面把诠释的对象设想成为理性和语言所能够掌握和表达的事物，同时另一方面又把理性和语言的表达能力及其精确度加以夸大。与此同时，传统方法论又把各种比喻当做不精确的表达法而加以排斥。

实际上，现实世界和日常生活本身，除了存在着一些可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以外，还同时存在大量不可被认识，也不可被表达的因素；既存在确定不移的因素，也存在大量偶然的、含糊不清的和杂乱的因素。所有这些不可被认识和不可表达的因素，实际上一直同那些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不但存在于客观的对象中，也隐藏在人的情感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影响着人类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影响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因此，问题不是简单地否认那些不可表达的因素，也不是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于或归结为可表达的东西；而是深入研究其特征及其与可认识、可表达事物的复杂关系。

原籍德国的美国存在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1）在研究人的生存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的思想、生活和行为方式中，有时出现“不顾一切”的状态和现象。理性和正常逻辑是无法解释和处理的。蒂利希把这种状况及其处理方式称为“‘不管（in spite of）……’的模式”。例如，“不管是死是活，我也要……”；“不管是真是假，我也相信……”如此等等。不但在诸如宗教信仰和爱情生活等充满着非理性因素起作用的领域中，而且在认知和科学活动中，都同样可能出现这类“不管……”的模式（Tillich，P.1952；1958）。它显示出人类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复杂现象，使人经常出现无法说明和难以避免的固执态度和情绪，而这些固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是事物和生活本身训练人类的自然结果，使人学会进行必要和适当的反应。

（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

对于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和分析的难处，主要是指：不论就它本身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复杂性，还是从后现代主义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从后现代主义同其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从后现代主义自由创造精神的不稳定性等各个不同角度来分析，都是很难以确定的论述方式说明清楚的。

首先，从后现代主义本身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复杂性来看。后现代主义是集社会、文化、历史、气质、品味、思想心态以及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新事物。它在内容方面的这种非同构性和复杂性，使后现代主义同时地兼有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思想性和生活性，因而它也可以同时成为历史范畴、社会范畴、文化范畴、思想范畴和生活范畴（Winquist，C.E./Taylor，V.E.1998.Vol.I：8—12；Woods，T.1999）。它的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使其成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美学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进行科际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同时又成为文学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们以及对“后现代”发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包括了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政治学家等各个学科和领域内的学者以及文学艺术领域的著名作者们。显然，这是一群包括各个领域和各种思想观点的复杂理论队伍。

例如，米歇·福柯从来未曾说过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本人的思想、写作态度和生活风格，不仅同“后现代主义者”相类似，而且直接成为他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启蒙者和鼓舞者（详见本书专论福柯的第二、五章的有关部分）。

作为米歇·福柯的亲密朋友，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同样也对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德勒兹也和米歇·福柯一样，自己从来没有认定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时，他的研究领域和批判方向也是多方面的，以至于人们很难把他说成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人们只能从他的多种多样批判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著作中，发现他在哲学领域之外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学艺术、美学、语言学和科学理论等方面，都具有深刻的造诣（Deleuze，G.1990；1991；1996）。因此，他也可以说是多才多艺的当代思想家。而他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和跨领域的。

被人们称为“解构”思想家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也从未宣称是“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解构”（Deconstruction）策略和方法，他对于语言论述和整个西方传统方法论所进行的“解构”，简直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者进行自由创造的重要原则和新策略。严格说来，德里达本人也不只是一位哲学家。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受到的教育，本来就是多学科和多领域的。后来，在德里达的相当多的著作中，他所论述的问题和批判的范围，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字学、图形学、符号学、人类学、教育学、建筑学、美学、法学以及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正是他在这些多领域的“解构”，不仅为后现代文学评论和艺术评论以及美学，而且也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作为后现代思想家的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也不只是一位哲学家。正如罗杰克（Charles Rojek）等人所指出的，利奥塔已无可怀疑地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之父”（Rojek，Ch./Turner，B.S.1998）。他所探讨的后现代问题，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建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内的诸多问题。他对多领域的深刻探讨，使后现代主义进一步涉及多方面和多学科的复杂问题。

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当代女性主义，涵盖了包括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而且，当代女性主义者即使是在探讨某一个专门领域的问题时，也不再遵循传统分类学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从不限定在该专门领域中，而是自由自在地、以打破旧文化分类和传统二元对立区分法为己任，从事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探讨，使女性的问题彻底走出“男/女二元区分和对立”思考模式，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向传统文化挑战的重要领域。

（四）跨学科和多流派构成的思潮

对于社会和文化问题开展多元性、多学科和跨领域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研究，本来早就存在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研究过程中。这不仅是因为研究过程本身经常要求从多方面和多领域的角度来进行，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客观事物，本来就包含着多种性质和多方面的特征。

在西方文化发展中，只是在苏格拉底（Socrates，469 B.C.—399 B.C.）和柏拉图（Plato，427 B.C.—347 B.C.）的传统方法论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才不断地强调研究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分立及其主次关系。同时，对于各种事物的分类，长期以来，也依据以主体为中心的原则，人为地将客观研究对象分割成符合主观逻辑分类原则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一来，西方文化就慢慢地演变成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多学科和多专业的分工体系。启蒙运动以后，由于理性进一步工具化和主体中心化，各个专业和各个领域的分工便进一步僵化和绝对化。这种趋势也成了现代社会和文化发生异化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后现代思想家在批判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时候，为了彻底瓦解现代社会和文化立足于其上的传统分工基本原则，自然地进行了多学科和综合性的多元研究和探讨，并把这种多元和多学科的探讨和批判，也当成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化进行“解构”的基本程序和策略。

后现代思想家所进行的多学科和多元的研究批判方法，虽然也可以在西方文化史上找到许多光辉的先例，但是，它同历史上的各种多学科和多元的研究批判方法不同，其目的不是为了延续和巩固原有的文化发展路线及其成果，不是巩固和加强学科间的分工和专业体系，而是为了彻底摧毁它们，并在一种高度自由的创作精神指导下，打破各种规则和形式的约束，寻求创造新文化的多种可能性（Grillo，R.1998；Winquist，C.E./Taylor，V.E.1998.Vol.I）。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一百多年来西方各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以不同观点和不同方法，不断地进行争论、切磋和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成果。因此，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生关联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仅其组成成分是很复杂的，而且他们在后现代主义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也是很不相同的。

（五）后现代思想队伍的复杂性

要将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生关联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加以分类是很困难的。但是，为了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潮和这个流派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可以大致将这些思想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作出理论贡献的思想家们。但他们又不完全归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行列。他们只是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后现代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模式、关键概念或主要思考方向，但他们的卓越思想和理论贡献，又往往远远超出后现代主义的范围。第二类是组成后现代主义这个思潮的基本成员。他们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整个思想的形成及其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他们自己也声称是“后现代主义者”。这一类思想家包括在建筑和文学艺术创作中创造出优秀“后现代”作品的那些建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们。第三类是与后现代流派“擦边”或部分地相交错的思想家。其研究成果虽然不如第一类思想家那样为后现代主义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但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在客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属于第一类的思想家包括：德国哲学家、本体论诠释学家和美学家伽达默尔；德国哲学家兼美学家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法国哲学家、符号论者、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学家罗兰·巴特；法国哲学家米歇·福柯和德里达；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法国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艺术评论家德勒兹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0—1992）；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1925—）；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1931—2007）等。

属于第二类的思想家，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跨学科性，往往涉及后现代主义在各行各业各学科的许多杰出代表人物。显然，在这里，不可能详尽列出他们的名单，而只能点出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人包括：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美国哲学家、文化研究专家詹姆森（Fredric Jameson，1934—）；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研究专家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1925—）；美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斯潘诺斯（William V.Spanos，1931—）；美国文学评论家和符号论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艾布拉姆斯（M.H.Abrams）、布蒂吉格（J.A.Buttigieg）、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布朗（Norman O.Brown，1913—2002）、卡拉梅洛（Charles Caramello）、琳达·哈钦（Linda Hutcheon，1947—）；德国哲学家、美学家韦尔默（Allbrecht Wellmer，1933—）；德国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尧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和沃尔夫冈·伊塞尔（Wolfgang Iser，1926—2007）；美国文学评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1929—）、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米勒（Jonathan Hillis Miller，1928—）、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哈桑（Ihab Hassan，1925—）和乌尔默（Gregory Ulmer，1944—）等人；法国社会思想家比岱（Jacques Bidet，1935—）；法国文学作家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iva，1941—）、西克苏（Hélène Cixous，1937—）和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1930—）；美国建筑学家和建筑美学家迈耶（Richard Meier，1934—）、艾森曼（Peter Aisenman，1932—）、格瑞夫斯（Michael Graves，1934—）、赫依德克（John Hejduk，1929—2000）、格瓦思米（Charles Gwathmey，1938—2009）和弗兰克·格雷（Frank Gehry，1929—）等人；意大利建筑学家皮阿诺（Renzo Piano，1937—）、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1925—）和英国建筑学家罗杰斯（Richard Rogers，1933—）；美国音乐家凯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音乐评论家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1925—）和道恩豪尔（B.P.Dauenhauer）；舞蹈家特里莎·布朗（Trisha Brown，1936—）、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1919—2009）；诗人罗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y，1926—2005）；小说家兼剧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剧作家兼导演格罗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1933—1999）等等。

属于第三类的思想家，由于同后现代主义只保持“擦边”的关系，其成员更为复杂而不确定。就生活年代而言，这些同后现代主义保持“擦边”关系的重要人物，可能与“后现代”有一定间隔；但我们仍然可以择其要而列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包括：法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德国思想家阿多诺；法国作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意大利哲学家、符号论者、作家和评论家艾柯（Umberto Eco，1932—）；美国美学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

以上分类既不完备，又不精确，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不同的角度，仍然可以打破上述分类的标准和原则，已被分类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也可以重新编入不同范畴。上述所列，一方面只是为了勾勒出关于“后现代”的一个轮廓，另一方面也仅仅是配合本书所涉及的各主要人物。

（六）后现代主义的非同构性

那么多不同种类的思想家，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到后现代主义的洪流中去，不管这些思想家的个人意愿如何，都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思想和文化界的重要地位。

从后现代主义的实际性质及其组成特征来看，它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学术性探讨，又是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方式；既是语言论述，又是策略性的技艺游戏和符号游戏；既涉及现实的因素，又关系到可能的领域；既是可以表达出来的语言论述，又是不可表达的各种不稳定象征结构。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吊诡的复合体。后现代主义的多质性实际上是现代性在当代的自我分化的恶性膨胀的结果。

（七）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以及同传统文化的交错性和对立性

后现代性的上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性。

对于现代性批判最严厉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最早揭示了现代性所内含的矛盾性：“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商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Marx，K.1848）

但是，马克思只揭露了现代性内含的矛盾性的一个面向罢了；或者说，他只是揭示了现代性矛盾的一个特征。其实，现代性矛盾是多方面的。现代性矛盾中最自相矛盾的矛盾就是“现代性同后现代性之间的并存及其相互穿插”。

从后现代主义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来看，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从现代性中孕育出来，并有条件地肯定和发展现代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批判、摧毁和重建现代性；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与现代性对立，另一方面又渗透到现代性的内部去解构、消耗和吞噬它，从它那里吸收养料和创造力量，并与之进行无止境的来回循环的游戏运动，以达到超越现代性和重建人类文化的目的。后现代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不开现代性，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虽然以彻底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为己任，但后现代主义充分意识到它的任何批判和重建的活动，都以同现代性对立作为基本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后现代主义。在下一节探讨后现代的历史范畴性质的时候，将从历史发展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探讨“后现代”同“现代”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后现代”同“现代”的相互关系，远不只是历史性质的，而是直接关系到后现代本身的产生和发展特征，关系到组成“后现代”的各种内在因素本身的根源和性质。

在谈到后现代同现代的相互交叉关系时，利奥塔明确地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它首先成为后现代的条件下，才能够成为现代的。如此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在其结果中的现代主义，而是在其诞生状态中，而且这种诞生状态又是持续不断的。”（une oeuvre ne peut etre moderne que si elle est d'abord postmoderne.Le postmodernisme ainsi entendu n'est pas le modernisme à sa fin，mais à l'état naissant，et cet état est constant.）（Lyotard，J.-F.1988b：24）暂且不管利奥塔这段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的争议性，但至少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论述和主张的后现代主义，不能单纯从它同现代主义的对立性，而是要把两者在对立中连贯起来，发现其中相互渗透和相互交错的性质，同时也揭示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和吊诡性，并将两者的相互关系放置在动态中去分析。英国的惠勒（W.Wheeler）在其最近的著作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并不是现代性终结的信号，而是对现代性中丧失掉的东西的哀怨（Wheeler，W.1999）。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本书将在第二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后现代同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过程的复杂关系，从后现代对于现代人文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从后现代对于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批判，以及从后现代同现代批判精神的相互比较中，全面地加以探讨。

从后现代主义同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来看，后现代主义当然竭力批判一切传统因素，同传统势不两立，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又无法逃脱传统的阴影。这就使它在批判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许许多多吊诡和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一复杂性，显示出人类历史传统的顽强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以及现实性，同时也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如此顽强而又复杂的传统力量进行挑战的特殊态度。后现代主义同传统的这种复杂关系，一方面显示了分析和说明后现代主义的难点，另一方面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对待传统的有益启示。

后现代主义同传统语言的关系的复杂性，可以典型地表现出后现代和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复杂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文化的、以语音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原则的彻底批判，使后现代主义陷入了同传统语言论述相矛盾的状态。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既批判传统语言论述的正当性，又不得不借助于语言论述，去表达和实现其本身在性质上根本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东西。

（八）后现代自由创作的不确定性原则及其多种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的高度复杂性，不仅应从其外在表现，如同前述，从其社会历史文化的多种具体展现形态，而且更重要的，还应从其自身内在本质及其模糊的思考模式加以考察。实际上，造成后现代主义高度复杂性的最根本因素，是后现代主义者在其创作和批判过程中所表现的高度自由精神。这种高度自由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可能性、模糊性、超越性和无限性的总和。正如费耶阿本德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高度自由的创作精神，甚至不需要任何方法，排斥一切固定不变的指导原则（Feyerabend，P.1975；1987）。正因为这样，后现代主义也是以“反方法”作为其基本特征（Taylor，V.E.1998：xii）。一切传统的旧有方法论及各种研究方法，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表面上，是为了指导各种创作活动，但是实际上，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约束了创作的自由，特别是带有强制性地引导自由创作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前进。反方法，就是为了获得彻底的自由。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自由”的理解已经彻底超越传统自由概念，使他们有可能以其新的自由概念作为指导原则，从事高度自由的创造活动。

毫无疑问，人的自由永远都是在现实和可能、有限和无限、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中实现的。但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正是自由的这种内在矛盾本身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也就是强调人类创作自由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因素的强大威力及其珍贵性。

自由，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受任何限制。关于这点，任何一位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不加否认。英国16至17世纪伟大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指出：“自由，就其语词的本来意义来理解，就是缺乏外部障碍。”（By liberty is understood，according to the proper signification of word，the absence of external impediments.）（Hobbes，T.1651，in Burtt，E.A.1967：163）自由，本来只是隶属于人，只有对人才有意义。对于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事物，自由是毫无意义的。自由之所以只隶属于人，是因为它就其本性而言，源自人的意识自由，源自人的模糊的思想模式，源自人的意志和无限的欲望。意识、思想、意志和无限的欲望是人所特有的本性，就此而言，自由在本质上是来自人内在的力量，来自人精神内部的权力意志。尽管霍布斯未能更具体地说明自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但他起码天才地看到了自由的唯一障碍是来自外部的限制。因此，他显然看到了自由来自人的精神内部的无限欲求的重要方面。但是霍布斯把自由界定为“不存在外部障碍”，实际上还只是看到了自由的表面表现出来的条件。要对自由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分析，必须深入了解产生自由的人类精神的发展和存在趋势，必须首先研究作为自由的基础的人类精神的真正本质。人类精神所寻求的自由，是人类精神试图排除一切外在条件而无限地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力量的自然表现。排除外部条件的人类精神，只有在排除外部存在的时空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无条件地和随时随地提出自由的欲望和需求。没有时空条件的自由，也就是脱离一切外在限定的自由；而这种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或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真正的自由就是可能性。

传统西方文化，长期受到自古希腊以来确定下来的主客体分离和对立统一的基本原则的限制，总是把自由理解为在各种各样时空条件下，也就是各种各样历史条件下的人类具体活动的最大限制。由传统原则所决定的有关现实和可能、有限和无限、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原因和结果等等对立性范畴，为人们研究和实际实现自由提出了种种限制性的条件。这些传统的自由观念，即使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即使是在西方社会进入到自由民主制的时代之后，仍然一直限制着思想家的自由创造精神。

后现代思想家的杰出贡献，就是大胆地将自由纯粹理解成为“可能性”。为了彻底摆脱传统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者把对于自由的探讨从现实转移到“可能性”的领域，转移到传统社会和文化所无法干预的自由领域中。后现代主义者不再把“可能性”当成同“现实性”相对立而又同它不可分割的一个范畴。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凸显“自由发自人类精神内部”的本质特征，将表现为可能性的自由从现实中抽离出来。显然，他们将自由归结为可能性，首先就是为了摆脱现实的传统力量，为了否弃传统的自由观念，同时也是为了真正地实现自由的创造精神。

作为一种或多种可能性，自由不应该是现实存在和成形的东西。反过来，凡是现实的，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一切现实的，都存在于有限的时空条件中，都受到实际的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实的东西，都只能是自由的结果或中介。现实可以成为自由的条件，但它永远都不是自由本身。

作为可能性的自由，既脱离一切现实，又与现实相关。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者将自由看做是“可能性”，就是为了针对传统文化和各种社会制度，就是为了同现实的各种传统力量直接相对立，并摆脱传统力量的限制。在现实中，传统是有力量和权力的。作为一种不断地追求自由的新生力量，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回避现实传统的实际限制，只能在一种或各种可能性中发挥其批判的威力，并不时地在现实之外的各种可能性的“暗处”，趁传统之不备，向现实的传统放各种暗箭，以击中其要害。后现代主义者为了给自己的创造活动提供最大的自由，总是避免使自身陷于现实中，尽可能不使自身在现实中停顿，也从不以“实现”作为其活动目标；它要尽可能使自身处于朝向现实的变动过程中，处于各种可能性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想使自己成为“什么”，而是永远处于“成为”的过程和状态中。实际上，在现实中存在的传统，虽然掌握实力，但唯其生活于现实中，就不可避免地受现实本身的约束，使传统本身陷于被动甚至僵化之中。后现代主义者从现实转向可能的策略，最有利于正处于新生中的后现代主义者发挥其自由创造和自由出击的有利条件，在现实以外无可预防的任何一个可能性领域中，创造出各种批判传统的观念和实际力量。

其次，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作为一种可能性，虽然永远是可能的，但同时又永远威胁着现实的力量，永远处于可能变化的新生状态中，永远处于向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可能演变中，永远是一种开发自己和批判传统的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由，并不是纯粹的消极被动的趋势，而是同各种可能的创造、可能的批判和可能的更新相联系的潜在力量。作为可能性的自由，唯其是可能性，才有希望发挥出向各种方向发展的有利因素。

再次，作为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由，是不拘于形式，同时也不追求形式化的创造原则和生存方式。虽然一切形式都同内容紧密相连，形式有时也为内容提供积极的存在方式，但是，后现代主义者总结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经验和教训，透彻地看到了各种形式的消极性质及其对于自由的限制。后现代主义者为了摆脱传统文化的限制，宁愿牺牲形式中的积极因素，把追求形式和各种形式表现看做是否定力量加以抛弃，以便在丧失形式和脱离形式的各种自由可能性中，最大限度地维持不断创造和不断更新的可能性状态。没有形式的更新和创造虽然是脆弱的，经不起时空的摧残，但这是处于纯粹自然状态中的自由更新和创造，是成为各种可能的形式的“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为了永远处于自由中，只要求自己成为“前形式”，而避免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形式。

作为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由，乃是思想意识的范畴（详见以下第五节“作为一种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后现代’”）。它是不可捉摸的，然而又是最有潜力和最具现实化可能性的东西。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自由，“可能性”既然是可能的，就意味着它永远是不确定的、可变动的、可更新的、无定向的、模糊的，因而是最具有潜力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最有生命力和最有希望的事物。凡是存在于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受到限制的，都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一切事物，只要在现实中存在，就成为现实的事物而丧失其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事物比可能的事物更缺乏可能性。现实性劣于可能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受规定性。凡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事物，都是在特定时空结构中获得规定性，因而具有某种稳定性、不变性和僵化性。同现实性相比，可能性却不受任何现实规定性的限制。因此，可能性同现实性相比，不承受任何负担，没有任何压力，没有包袱；相反，它只有完全自由的自我解放的能力，无须借助外在的任何条件，也无须顾及外在的任何限制或外来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可能性，作为各种自由，永远是属于未来的，永远是待发展和待新生的。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时说：“艺术家和作家们没有规则地工作，而且是为了实现未来即将被实现的那些原则。……后现代主义是先于未来的未来的一种吊诡。”（Lyotard，J.-F.1988b：27）简单地说，作为可能性的后现代主义的自由，实际上是预先在自由创作中实现未来的可能性，但同时，这种预先实现的未来又不完全限定在正在进行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中。因此，这是正在被实现的一种充满着吊诡的未来。后现代主义者既不愿意肯定现实，也不愿意肯定未来。在他们看来，如果未来可以肯定的话，那么，这种未来也必定和现实一样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未来具有同现实一样的形式化特征。

从可能性同现实性的关系来看，实际上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不同的观察。西方传统文化只提出了一种关于“可能/现实”的关系的模式。如前所述，这就是在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同一原则基础上所建立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可能性与现实性相比，总是将现实性列于优先地位，可能性总是隶属于现实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始终以现实性为中心，并围绕着现实性而旋转，为现实性服务。可能性的潜在发展维度及其前景，完全受到了现实性的限制。这种模式显然有利于已经掌握现实条件优势地位的统治者，有利于巩固以统治者为中心的现实秩序。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有关现实性和可能性的相互关系的模式，是完全与前述传统模式相对立的。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模式，可能性作为一种可能的事物，既不应该以自身为中心，也不应该围绕着在它之外的任何“他物”而存在。后现代的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反对传统的各种“中心/边缘”两分法，反对任何类型的主从关系。反对两分法和任何主从关系，是后现代反对传统的最基本原则，而这个原则又唯有在论述可能性的概念中，才能达到最大限度的论证力量。这是因为可能性的概念是一切概念中最具潜力，并无须靠任何其他对立概念而可以任意存在的。在前述提起“可能性”的概念时，曾经论述可能性的各种属性和本质。可能性在本质上是绝对自由的。同时，可能性又比其他任何概念或范畴更具有自我生成、自我分裂和自我转变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任何可能性中都包含着多种多样待产的和待生的可能性。可能性是唯一具有自我包含、自我重叠，又自我生成的性质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性的自我生成和自我再生产也是完全靠其自身的自我分裂。

后现代主义把对于人类自由的观点转移到对于人类自由的可能性方面，并把这个方面当做是人的自由的最本质内容。既然人类自由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就投入到这种高度可能性的自由游戏的冒险之中，因而也为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增加了许多难度。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如前所述，它的复杂性首先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它的不确定性是它本身作为集社会、历史、文化和思想心态的因素于一身的复杂新事物所固有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质的复杂性，又使它具有不可界定的性质。

它之所以不可界定，是因为从一开始产生，它就呈现出多元的、多面向的和多层次的问题。而且，后现代主义的创始者、提倡者和推广者本身，也对它的确切内容和含义不清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对它作出明确的界定，不愿意遵循传统文化的规矩去对它“下定义”。他们宁愿保持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以此维持和显现其与传统文化的对立性和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也以此凸显其本身的思想模式、思想方法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利奥塔在一次谈话中说：“当我出版《后现代的条件》一书的时候，我并不抱有引起争论的意图；我一点都不想、一点都没有理由去发动一场争论。……这项研究甚至并非是由我引起的，因为这是由魁北克大学向我委托提出的：我必须为他们研究发达社会的知识的状况。因此，我可以很容易地肯定说，‘后现代性’这个概念，首先并不确定任何固定的定义，也不确定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期限；其次，它只是表明这个词本身，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没有连贯性的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使用它。它只起着一个警世告示的作用。这个字是用来表明：在‘现代性’之中存在着某种正在颓废的事物。”（Lyotard，J.-F.1985：43）这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从来就对其所主张和贯彻的思想观点和原则，表现出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态度。因此，后现代主义比其他任何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都更不确定。

同样地，后现代主义的著名思想家詹姆森也指出，后现代主义抹杀过去的一切；在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世界中，任何一种文风上的发明都不再是可能的，而一切左的倾向都是模仿死去的文风，都是通过假面具说话，而且，以想象中的博物馆里的文风的语气说话（Jameson，F.，in Foster，H.1983：115—117）。

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哈桑指出：“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的论述进行抗争，因此，也使后现代主义的修正自身陷入繁琐不定之中。连它自己都不再可能把它自己的论战词汇当做自己的词汇，并使用自己的语汇。”（Hassan，I.1987：xvii）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是其自身用以同传统文化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如果说，一切传统文化都以其严谨而精确的定义来自我界定，并以此同他物相区别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恰恰以其“不确定性”来自我界定，并以此同他物相区别。或者，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以其“不可界定性”来自我界定。

实际上，后现代主义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种社会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范畴、意识形态范畴和思想范畴。它集多种含义于一身，表现出人类社会和文化历经几千年长期演变之后，在达到高度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造这些文化的“人”本身的高度自律及其内在矛盾性，才有可能从文化自身内部，产生着一种试图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需求和能力，某种试图借此彻底重建迄今为止一切人类文化，以求得绝对自由境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正在成长中的，是始终处于未完满状态的，也是不断探索中的待充实的力量。唯其如是，“后现代”本身并不急于确定下来，也不急于自我确定（Hassan，I.1987）。美国文化研究专家克莱顿·科尔伯（Clayton Koelb）正确地指出：“‘后现代’这个词还处于形成阶段，并未在运用方面达到前后一贯的程度。”（Koelb，C.1990：1）

总之，“后现代”的上述各种特性，使“后现代性”本身成为不可界定的事物。“不可界定”，一方面意味着它不需要靠它之外的“他物”来为其下定义；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是靠其“不可界定”本身来自我界定。

后现代的重要思想家鲍德里亚在谈到“不确定性”时指出：所谓不确定性（L'incertitude），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指的是那些“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性质”（caractère de ce qui ne peut etre déterminé，connu à l'avance）；其次是指“不能确定地实现，因而引起怀疑的那些事物”（ce qui ne peut etre établi avec exactitude，ce qui laiss place au doute）；再次是指“不可预见的事物”（chose imprévisible）；最后是指“个人所做出的不确定状态”（état d'une personne incertaine de ce qu'elle fera）。总之，“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倒真正成为本社会中唯一最确定的事物（Baudrillard，J.1998：80）。

我们在考察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义时，必须紧紧抓住后现代主义的上述不可界定性的特征，因为只有从其不可界定性出发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依据其自身的原本自我表现及其原有自身特征进行分析，才有可能摆脱后现代主义之外其他传统原则的干扰。但同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又不能单纯孤立地围绕着后现代主义自身的不可界定性，必须将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论述，哪怕是种种不可界定和含糊不清的论述方式，同各种思潮和各种流派的观点和理论加以多方面的比较和分析，达到以多种迂回的反思途径进行分析的最高程度。这样，当我们依据后现代自我表现进行分析时，又能不陷入其局限性。把上述两个方面加以灵活的结合，又在两者之间反复来回运动和反思，便可尽可能地把握后现代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