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杨劲 译
通过提交博士论文来完成学业，本雅明在1917年10月22日写于伯尔尼的信中首次提到这一打算。“今年冬天，我将开始钻研康德和历史。我尚且不知能否在历史的康德中找到这方面必要的、十分正面的内涵。而我将可否从这一研究中发展出我的博士论文，也取决于此。”[1]1917年，他移居瑞士，在伯尔尼大学继续深造。1912年完成中学结业考试后，他于同年夏季学期开始就读于弗莱堡大学，“以便攻读哲学”[2]。大学第二学期他是在柏林念的，第三学期又回到弗莱堡，自第四学期——1913／14年的冬季学期——起，他重又在柏林继续学业。他在此学习至1916年。这一年，他“就读于慕尼黑大学；自1917／18年冬季学期起，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在此于1919年6月获博士学位”[3]。撰写关于康德的博士论文，这一计划源于他所特别热衷的研究。“我在读大学期间，专门并一再研读的先是柏拉图和康德，接着是胡塞尔和马尔堡学派的哲学。渐渐地却对文学和艺术形式的哲学内涵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兴趣最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告罄。”[4]这方面日益浓厚的兴趣迫使他放弃先前的打算，即把研读康德与撰写一篇与此相关的博士论文相联系。他在1918年3月30日致格尔斯赫姆·朔勒姆（GershomScholem）的信中写道：“必须推迟对康德和科恩的进一步研究。”[5]他既然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读完博士——他在5月份致恩斯特·朔恩（ErnstSchoen）的信中写道：“我想拿到博士学位，即便这不成或尚且行不通，也只可能是最深重的心理障碍所致”[6]——，就必须努力使攻读哲学博士的打算与他对艺术理论的强烈研究意图协调一致。他在3月份时还曾指望从“导师”——伯尔尼大学的哲学家理查德·赫尔贝尔茨（RichardHerbertz）——那儿得到“关于论文题目的建议”；“而现在，我自己想出了一个题目”[7]。他在致朔恩的信中提到题目的大致轮廓：“浪漫派艺术批评的哲学基础”[8]。他告知赫尔贝尔茨教授这一研究计划，获得教授的赞许。赫尔贝尔茨首肯这一题目；本雅明在信中写道：“他欣然赞同。”[9]尽管他面前的道路已铺得很顺，他内心的疑虑重重却使他举步维艰。“读博途中如果出现阻碍，我会将之视为对自己的提示，提醒我钻研自己的思想。”他所设想的阻碍显然不只是外在的：而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关。他在3月底致朔勒姆的信中透露：“我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抵达了一个中心。我虽欲罢不能，却也必须像对康德和康德主义的钻研一样，暂且就此打住，等我博士读完后充分自由地完全致力于此。”[10]他所担忧的一方面是，外在目标——拿博士学位——会妨碍他表达最真实的意图，这些意图源于他思想发展的另类中心；另一方面是，他在写论文之初所定的任务，即“把浪漫派某些最深刻的趋势与康德之间具有历史奠基重要性的契合展现在‘博士论文’这一形式中，有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对这个题目虽略知一二，却发现材料极其棘手。博士论文总是要求旁征博引，可是，[关于浪漫派的那些趋势]几乎找不到可援引的”。其实对于他的主要疑虑，即把内心最深处的研究意愿与外在目标相结合有多难，他倒还能应付过来：“论文只要能完成”，恰恰能容许他拥有“内心的匿名性，这种匿名性是我在所有为这种目标而写的东西里所必须保障的”[11]。这指的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所具有的匿名性，这种态度可以隐藏在外界所要求的复杂而符合常规的态度中[12]。尽管他还有另一层、更多是技术上的疑虑，论文成果却证明，他相当出色地适应了符合常规的论文撰写方式。因此，他所完成的论文既有实在的内涵，又指向其实虚空的内涵：“它成了它应该是的样子：指出了浪漫派的真正性质，而这是研究文献所全然不知的，这是间接地指出，因为我没能涉及浪漫派的中心，即救世主义——我只探讨了艺术观——，也没能涉及一些别的我认为极具当前现实性的方面[……]。不过，人们从论文里可以读出这一情形，我认为论文做到了这一点。”[13]论文的最初方案尚以康德作为基石。他在3月30日致朔勒姆的信中阐述道：“浪漫派以降，下述观念才渐渐居主导地位，即艺术作品本身可以在观照中被把握，无关乎它与理论或道德的关系，有观者足矣。艺术作品面对艺术的相对自主性，或者毋宁说是它对艺术的纯粹超验的依赖性，成为了浪漫派艺术批评的条件。任务在于，在此意义上证明康德美学是浪漫派艺术批评的本质前提。”[14]本雅明为了极其细致地梳理浪漫派的艺术批评这一概念本身而没能处理这一任务。他全神贯注于研究浪漫派[15]。即便“没有外在缘由的话”，他“永远不会从事这项研究”，他却认为这项研究并非荒废光阴。“我通过它所学到的是一窥真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论文里虽然几乎只字未提，不过希望聪明的读者能觉察到。论文研究的是浪漫派的批评（艺术批评）概念。浪漫派的批评概念孕育出现代的批评概念；尽管如此，对于浪漫派来说，‘批评’是一个十分幽秘的概念——[注脚补充]他们曾有多个幽秘的概念，不过可能没有哪个概念如此深藏不露——，就认识而言，这一概念立足于神秘主义的前提，就艺术而言，它涵括同时期及之后作家的见解之精粹，在众多方面蕴含我们的艺术概念。我对此所做的思考环环相扣，因此很遗憾我难以在信中随便写几句使您对论文全貌有个概念”[16]。他写这封信时，即1918年11月，“真正的论文[……]尚未落笔一字，不过准备工作——查找文献很难，阅读所找到的文献是极其乏味的事——已颇有进展”[17]。1919年4月7日，本雅明报告道：“几天前，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18]如果把论文写作在一月份的中断算进去的话[19]，他撰写论文初稿大概花了4个月时间，最多不超过5个月。为了向系里提交终稿，他在4月和5月、多半6月仍在修改论文，因为在一封之后认定写于“1919年5月”的信中[20]，他不仅提到这时不能缺的书籍，还提到他刚把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交给导师”[21]。最终于1919年6月27日，“哲学系鉴于赫尔贝尔茨教授的申请报告，接受”博士论文，该论文版本在5月时已扩充“早期浪漫派的艺术理论与歌德”这一附录——这一章与论文其余部分截然有别，他称之为“幽秘的后记，是为我把博士论文作为我的研究愿与之分享的人写的”[22]。
博士论文答辩举行于7月19日与7月24日之间[23]，本雅明获特优成绩[24]。关于论文的印刷和出版事宜，本雅明与朔勒姆的父亲和伯尔尼的出版商福兰克（Franke）交涉。这在战后的最初两年之艰难，从两封信中可见一斑。1919年11月23日，本雅明在致朔勒姆的信中写道：“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是，您父亲将为印刷我的博士论文估算多少费用。我另外用一张纸条写下数据，希望没缺什么，如果需要，我可以寄上打字机打出的一页样板。（福兰克大概会出版这个东西。我当然得付印刷费。）我不在乎特别大的字体，正好相反，只要看上去还成，字体小些也没关系。不过一定要好纸（不要亮光纸）。尤其是印刷字体比较小的话，我更倾向于用哥特字体，而不用拉丁文字体。——我想福兰克会同意印刷1000册至1200册的。”[25]他指的多半是：“纳入出版计划”，因为博士论文实际上由柏林的阿图尔·朔勒姆书籍印刷厂印刷。费用支付方面当然困难重重。本雅明在1920年4月17日致格尔斯赫姆·朔勒姆的信中写道：“在您全家中，您是最后一位在我待在柏林期间谈这事的。我已和您哥哥莱因霍尔德商议过好几次，借此机会也与您父亲交换了意见。今天，这些商议暂时告一段落，商议结果让我震悚：由于印刷成本近期猛涨，论文页数比原先估计的要多，尽管从我这方面和他们那方面尽量减少成本，印刷费仍会超过5000马克。我恐怕将在伯尔尼申请更高的资助或许可，即目前还不是非得印刷不可。”[26]鉴于论文——作为赫尔贝尔茨教授所编辑的《关于哲学及其历史的伯尔尼新专著》之第五卷——同年出版于福兰克出版社，可以推测的是，本雅明申请到了更高的资助，出版社支付了所余印刷费。这一年末，他提到自己重新加入康德协会，协会立即请他在《康德研究》上登载关于博士论文的作者自述[27]。这一自述发表于1921年的《康德研究》第1／2期，第26卷，第219页；重印于“附录”[28]。关于论文的影响，本雅明几年后才有汇报，而即便这时谈，也是因为古怪的偶然事件发生，这些事件简直像是要摧毁论文的影响：“书籍开始经历其自有的命运（libelli mei sua fata）”，他于1924年这样写道。“我不久前得知，我的论文的所有现存册数通通被焚烧于伯尔尼。”他以斯多葛学派的讽刺口吻继续写道：“我因此给你[指朔勒姆]一个无价的建议，并透露给你一个消息，仓库里尚存37册，你如果把它们购到手，将在旧书市场上稳操胜券。”[29]两个月后，他写道：尽管如此，“未被焚烧的博士论文[……]如今似乎正大行其道”。“一篇关于《文学研究的新潮流》的文章详细谈到我的论文，据说一本荷兰杂志发表了关于论文的书评，评价极高。”[30]朔勒姆认为前者是本雅明的谬误，后者指的是施帕尔内（H.Sparnaay）发表于《新语文学》（Neophilologus）上的书评（第IX卷，第101页及下页）。不管对论文的接受情况如何：本雅明认真考虑过出第二版，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他的手稿里字斟句酌的新增语句和贴上去的便签都证明这一点。他在生前却未能实现这一计划。直到1955年出版的《本雅明文集》里，论文才再次付梓，阿多诺将之编作《本雅明文集》第二卷，强调指出本雅明“一直十分珍视它”。
[1] 《本雅明通信集》，151页，法兰克福，1978。
[2] 瓦尔特·本雅明：《三段生命历程》，西格弗里德·温瑟尔德主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当前现实性——瓦尔特·本雅明八十诞辰纪念文集》，45页，法兰克福，1972。
[3] 瓦尔特·本雅明：《三段生命历程》，西格弗里德·温瑟尔德主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当前现实性——瓦尔特·本雅明八十诞辰纪念文集》，45页，法兰克福，1972。
[4] 同上。
[5] 《本雅明通信集》，180页，法兰克福，1978。
[6] 《本雅明通信集》，188页，法兰克福，1978。
[7] 同上书，179页。
[8] 同上书，188页。
[9] 同上书，188页。
[10] 同上书，180页。
[11] 《本雅明通信集》，188页，法兰克福，1978。
[12] 同上书，208页。
[13] 《本雅明通信集》，208页，法兰克福，1978。
[14] 同上书，179页及下页。
[15] 参见《本雅明通信集》，201页，法兰克福，1978。
[16] 《本雅明通信集》，202页及下页，法兰克福，1978。
[17] 同上书，203页。
[18] 同上书，208页。
[19] 同上书，207页。
[20] 参见《本雅明通信集》，209页，法兰克福，1978。
[21] 《本雅明通信集》，210页，法兰克福，1978。
[22] 《本雅明通信集》，210页，法兰克福，1978。
[23] 参见《本雅明通信集》，212、216页，法兰克福，1978。
[24]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三段生命历程》，西格弗里德·温瑟尔德主编：《关于瓦尔特·本雅明的当前现实性——瓦尔特·本雅明八十诞辰纪念文集》，45页，法兰克福，1972。
[25] 《本雅明通信集》，225页，法兰克福，1978。
[26] 同上书，237页。
[27] 《本雅明通信集》，247页，法兰克福，1978。
[28] 见后文《博士论文自述》。
[29] 《本雅明通信集》，341页，法兰克福，1978。
[30] 同上书，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