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性思想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这是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重要规定。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觉的表达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这一思想也构成了他写作《资本论》的方法论前提。正是在这一思想自觉中，马克思才能穿透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才能超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潮，当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尔。
撇开对蒲鲁东理论中具体问题的论述，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正是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前提来批判蒲鲁东的。从历史性的视角出发，蒲鲁东的错误在于：第一，蒲鲁东不懂得，“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14]也就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15]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规定就表明，绝不可将之永恒化，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适用于一切社会。可以说，这体现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第二，当蒲鲁东以当下的社会为永恒的社会时，他也就无法理解特定社会中的各种观念、范畴与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会将一定社会中的观念、理性独立出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并以之作为社会的本质规定，这就使得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观念的历史。“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16]所以马克思说，当蒲鲁东无法真正地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时，“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17]这正是历史性观念缺乏的理论结果。第三，当蒲鲁东从观念出发来想象历史时，虽然他从社会主义思想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结果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18]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根本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也决定了他的批判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水平。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历史性思想是超越一般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生产理论的重要维度，也是他能够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维度。从一般唯物主义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前提。但从理论深层上来看，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也是政治经济学所追求的。自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将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唯物主义方法引入经济事实的研究中，从而“探究社会上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质与发展过程”[19]。当斯密以一般劳动作为价值的本质规定时，虽然他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但他在理论建构中将这种劳动的意义一般化了，这个一般化，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抽象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这也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劳动作为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的原因。但从劳动的这种人类学意义出发，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无法呈现出来。
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规定消失了。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为人与物的结合过程，当资本失去了历史性社会关系的规定性时，在其直接表现形态，或者体现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或者体现为货币。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简化人与物的结合关系时，古典经济学家的下述理念就是正确的：
第一，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一切劳动都是物与物、物与人的结合，资本直接表现为没有资本形式所规定的物，这里的人当然也是没有历史性社会关系规定性的人。如果只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那么人们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都可以算是资本。当这种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而扩展到对一切社会的看法时，原始社会打猎用的弓和箭都可被看作资本，因为仅从物的规定性角度来看，弓箭与现代生产机器都是生产工具（从这里延伸出来，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理解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了。这种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讨论利润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来自于资本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这种思路，不是可变资本创造剩余劳动，而是一切资本都创造利润。在这种思路中，剩余价值被利润所取代，当然也就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就只能得出粗俗的唯物主义观念。比如在讨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李嘉图认为：“资本消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20]李嘉图是从物的属性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区别的，这当然是一种拜物教式的思维，马克思随之嘲讽地说：“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21]这正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超历史化的思维结果。当特定的社会关系消失时，剩下的就只是“物”与“人”了。
第二，当资本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交换就成为一切社会的规定，而这种交换的产生就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利己心，人的需要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满足。这不只是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学家的理论信念。斯密就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22]，他把这种倾向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分工与交换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依赖于交换的结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前面讨论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因此，与资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抽象化，“经济人”就是这种抽象化的结果。而这种抽象的物与抽象的人，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当交换变成一种超历史的社会特性时，才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契约论，这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一开始就讨论的问题。
第三，从物的关系出发，根本无法理解资本的特性，特别是无法深入到资本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剥削关系。
政治经济学家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23]
这时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消失了，资本天生就具有了产生利润的能力。这种认识直接影响到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者的思路。从这种思路中，会产生劳动的直接交换思想，这正是霍吉斯金论证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当资本关系的历史性规定消失时，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也就成为劳动对它的物质条件的关系；另一方面，霍吉斯金认为资本不过是劳动的别名，但被说成是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与劳动无关的财富。这是一种直接的对立。而产生这种对立的原因就在于有资本家，是资本家的欺诈在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资本家这个中介，那么工人的劳动就可以直接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也就不存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了。因此，对于这些社会主义来说，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强调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反对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社会主义者勃雷就说：
从资本与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在一个国家里边，资本或已经积累的产品愈多，则生产愈便利，而且对于产生一定效果的劳动亦愈减少。……这样看来，这是很明显的，凡是有利于资本的，也必有利于劳动——凡是资本的增加，势必减轻劳动的辛苦——因此凡是资本的损失，亦必成为劳动的损失。[24]
交换体现的也是最平等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劳动之所以是对立的，是因为资本家依靠自己所制造与占有的货币形成了不平等的交换，这是劳动遭受迫害的根本原因。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这种社会主义，比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讲的社会主义，已经深刻得多了，但这种社会主义仍然没有跳出资本逻辑的束缚。从根本的视野上来说，“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25]这时，他们也就无法理解，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历史性视野的丧失，使他们无法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性，而是直接将这种社会关系永恒化，这时呈现于表象层面的“物”就成了“本质”。当将资本的问题归结于交换层面时，建立一种公平的交换制度、废除货币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改革方案。
第四，从交换的平等特性出发，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消灭货币的主张，希望从流通领域来解决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勃雷看来，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在当前社会中是不公正的，所以要使一切交换对双方都有利，使他们利益平等。“倘使我们都依照一种公正的交换制度来做，那么一切商品的价值，将由全部生产成本来决定，而且应该常常是等值与等值交换。”[26]也就说，如果一个制帽的工人一天制一顶帽，做鞋的工人一天做一双鞋，假设两人所用的材料相同，那么两人的交换就是平等的、公正的。这也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勃雷认为：第一，要普及劳动，而不是像在当前社会那样，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劳动；第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代表，是因为他们拥有货币，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发行货币，这造成工人阶级不仅要为自己生产，还要为他人生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银行发行的直接代表劳动量的小时券取代交换中流通的货币，达里蒙的国家银行计划就是这样设想出来的。当以小时券代替货币时，就可以消除市场上总是出现的价值与价格的差异，可以实现直接劳动与直接劳动的交换。马克思指出，这是在不取消资本关系的情况下，实现直接的物物交换，说到底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物物交换开始从头再来一遍。这就既没有理解货币，也没有理解资本。
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27]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但又想废除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的企图，就如同想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一样的荒唐，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这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
其实，从深层上来看，如果将资本只是理解为货币，那么对资本增殖的理解就只能这样表达出来：在交换过程中资本家将本该属于工人的部分拿进了自己的腰包。这也是罗德戴尔在《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中所表达出来的。罗德戴尔说：“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28]这也是勃雷问题的错误根源。这种理解的深层根据又是对利润的错误理解。在斯密看来，利润来自于工人超过工资部分的劳动，但他又从资本家投资的角度认为，如果资本家的投资不能产生利润，那就不可能有资本生产。对于斯密的这种看法，马克思指出，他将剩余价值与利润混淆起来了。从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说明利润，对利润的说明就会求助于资本家的发财欲望，而这种说明本身，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为前提的。从发财欲望的角度来理解利润的来源，不平等的交换就成为关键的原因。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来理解利润，这是理论逻辑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又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所固有的。
如果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一种超历史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关系性的背景上，剩下的就只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性的物与人，这构成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一般理论视野，也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者的视野。当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永恒化时，才能产生社会契约论式的自由个人的想象，才能产生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当马克思的思想进入这个理论层面时，他才能真正地透视黑格尔，透视现代民主制和国家理念，才能透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因此，人类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视野，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历史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