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红颜知己

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懂得“红颜知己”的含义，我们一帮写小说的人以《北京文学》为基地，经常在一起搞点小聚会的内容并不一定谈文学谈小说，而是凑在一块吃拍黄瓜拌豆腐喝五星或者燕京啤酒。这帮人在一起多喝了两杯酒，便见谁都说是“红颜知己”，第二天酒醒了之后什么都忘了，洗把脸清醒清醒找个地儿猫着写小说去了。

说到“红颜知己”，我倒觉得同性之间的那样一种微妙关系更适合这四个美丽的字眼。你这边刚刚午睡起来，她那边电话已经滴铃铃地打了来，管你爱听不爱听，她在那边大谈她的“裸体剧本”（描写较少对话较多的剧本）或者是她今天晚上要做的全套食谱。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既“红颜”又“知己”，怎么就不能算是“红颜知己”呢？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使我懂得了人的一生中有一些情感我们无法定义，也无法说清，正像李宗盛在《生命中的精灵》中所唱的那样：

“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没有人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既远又近，既深刻又平淡，连我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但我一直把这种感觉当成我生命中最保贵的东西珍藏起来，如同一张永不磨损的旧照片。我们不打电话不通信，生活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城市里，彼此得不到一点消息。

说起来，我和他根本算不上朋友，因为他曾经提出过“文学让女人滚开”的“破理论”，让我十分不屑。我不仅没有滚开，而是“滚”得离文学更近了：那一年，我的小说第一次上了鼎鼎大名的《收获》杂志，又意外地获得了《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奖。那一年，我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又与台湾一家出版公司签了约，准备在那边出版我的新作。我事业上干得红红火火，不为别的，就为“气死他”那份蛮劲。他写过许多骂派文章，措词激烈，有些丧心病狂。我一直把他想象成为一外表冷漠、内心孤傲、变态、扭曲、蛮不讲理、唯我独尊的家伙。

冬天的一个傍晚，我第一次见到他，发现他与我想象得大不一样。他是那样和蔼谦逊，说话的时候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雾缭绕着他的脸，他的眼睛总是那样眯缝着，一脸温和地倾听别人的谈话。我们一起沿着宾馆后面的一条冰河去散步，谈我们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谈朋友的作品，谈话像呼吸一样自由自在。我看见乳白色的呵气一团团地从他嘴里冒出来，他谈话的样子给人留下的印像很深，他是那样热情洋溢，成熟，豁达，豪情冲天。他的语言充满力量和动感，精妙之极。比如说他形容他的一个朋友的字写的如何难看，他说：“他的字就像一片烂苍蝇蘸了钢笔水在纸上乱飞。”谈到他的诗，他说他是“从野地里冒出来的”。那天我们沿着那条冰河走了很远，然后原路折返。天气很冷，记得我戴着一顶红呢卷边小圆帽，在从那座城市返回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戴着那顶小圆帽，后来才意识到天气已经很热了，再也戴不住帽子了。

没有他的消息，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字。听说他最近一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而我的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我的指尖流淌出来。记得我曾经力劝他改用电脑写作，他说他写诗的手怕用电脑坏了感觉，我就笑笑，再也没说什么。

后来我们就回到了各自的城市，各忙各的。曾经收到过他一封短笺，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结尾是斜着写的一个年月日。他的字写得扁而方，一个字一个字好像用力过猛的样子，纸都让他凿破了。他的字写得很像他的人。

我不知道再见到他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番情形，会不会陌生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还是会像从前那样滔滔不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有默契相知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想象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