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繁荣没有秘密

1998年的时候，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念书，导师是宋国青先生。当时先生参与一个项目，为发改委的“十五规划”出谋划策，带着一群学生做研究。先生平时话不多，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动员会上还是讲了几句，引用了卢卡斯那句著名的话：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很难思考其他的问题了。

这句话，影响了我半生。经济增速每相差1个百分点，70年后收入就差一倍。对于千家万户而言，这是巨大的差别。从此，增长问题在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这本书是我这20年来思考增长问题的一个阶段性的交代。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绩单，无疑是值得自豪的。十几亿人实现温饱，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称为“奇迹”并不为过。需要探究的是，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是归结于历史的偶然、伟大人物的推动，还是有规律可循？有规律可循的话，这些经验能复制吗？能指导未来吗？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吗？

中国做对了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分解为两步。第一步，中国做对了什么？第二步，中国是怎么做对的？

第一个问题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我们只要把所有的高收入国家放在一起，寻找这些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再看看中国有没有做到，就可以大致知道中国做对了什么。

抛开所有的细节不谈，高收入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工业化。历数欧洲、美洲、亚洲的主要高收入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的。除了少数的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国家，比如石油输出国，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了经济起飞。即便是石油输出国，也要利用石油换来的资金努力实现工业化，否则后续发展潜力成疑。

工业化还有很大的韧性。翻开人类的经济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就很难倒退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苏联这样的计划经济国家，虽然经历了动荡，但是因为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很快从动荡中走出，实现了1万多美元的人均收入。

刚才是横向的、国家间的比较。纵向的、历史的比较，也会指向工业化这个关键词。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其实绝大部分人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人均收入的真正增长，是18世纪以来的事情。

历史的胜负手，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蔓延到欧洲大陆、北美，然后蔓延到亚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工业革命所到之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业革命还没到的地方，依然贫穷。世界的经济版图，其实就是工业革命的蔓延地图。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就是一步一步向工业化努力的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一举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工业化打下农业基础，并且释放了劳动力。乡镇企业，是“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民营企业，是“离土又离乡”的工业化。对外贸易和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利用全球商品流通市场加速工业化。房地产改革和大规模基建，释放了大量的需求，因而促进了工业化。金融改革，是为工业化创造融资条件。用“工业化”这个关键词，可以串联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大事件。

从工业化这个“超宏观”的角度，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成就，其实就是不断向工业化的方向努力，并取得的一定的成绩。当我们赞叹改革的时候，不应忽视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大家都努力在做的事情。从这个基本方向上，中国并没有特殊之处。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自己的困难。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推进工业化的国家，就是经济成功的国家，否则就是经济失败的国家。仅此而已。

所以，中国经验的最底层逻辑，并没有特殊之处。如果有的话，就是在底层之上的次底层、中层，或者表层，有一些特点。这种特点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各国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即各国都有自己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做法。中国经验的可取之处，就是如何克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困难。这种困难如果未来还有，研究这种困难就会对未来有启发意义。这种困难如果其他国家有，研究这种困难会对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

以上是我对“中国做对了什么”的回答。繁荣没有秘密，更没有阴谋，就是努力向工业化迈进。

中国怎么做对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怎么做对的？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的办法。第一种是回到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重大的节点，分析当时这么做的选择，回答为什么这样做，阻力在哪里，如何克服的。这一任务艰巨，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暂且留到将来研究。

第二个办法，我们可以反问：我们以前也做了很多尝试，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以前哪里做得不好？这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一次成功的工业化尝试，但不是第一次尝试，而是第四次尝试。自从19世纪中国打开大门，和世界开始大规模的交流以来，中国至少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工业化尝试：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第二次，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兴起。第三次，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尝试。第四次，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

分析比较这几次工业化尝试，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次尝试中的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工业化不能由政府主导，而应由市场主导。洋务运动和计划经济，都是由政府主导，都没有给我们带来成功的工业化。二者的共同特征，是政府直接取代了企业家的职能。政府官员既是官员，又是企业家，二者的角色存在重大的冲突。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不利于发动亿万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培育市场，最后都难以为继。

其次，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辛亥革命以后的工业化，很难说不成功。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营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以后的20多年间，包括西方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很难说不好。然而，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民众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业化自然也就中断了。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是一次和平环境下、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尝试。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从市场里长出来的，不是政府主导、规划出来的。

市场力量的生长，是工业化这枚硬币背面的图章。没有市场的孕育和生长，工业化可能可以发个芽，但是很难长出茂盛的枝叶，更难开花结果。人类社会是个有机体，市场是滋润全身的营养剂，看似无形，实则有力。

强调市场力量的生长，并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维护基本的和平稳定，没有和平稳定的环境，经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二）顺应市场的诉求，改变制度规则，让市场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三）主动推动对外开放，促进市场的发育。

简言之，从基本的脉络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政府与市场合作，推动了工业化。任何成功的工业化，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还有发展空间吗？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全世界的市场上，都流通着来自中国的商品。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业化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吗？工业化支撑的繁荣，还能持续吗？

这个问题，是面向未来的问题。要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是审视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分析，市场力量的发育，和工业化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要问工业化还有没有空间，就问现在的市场是不是已经很完善了。那么，现在的市场发育完善了吗？只要认真观察过中国经济，就不会认为中国的市场机制已经完善了，就像没有人相信改革已经完成了一样。所谓深化改革，不就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吗？

那么，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抓手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转向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城市。梳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和主要高收入国家比，我国的工业产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高，但是城市化率很低，二者呈现出很大的不匹配。城市是市场发育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发展的滞后，使得我国的市场发育还有很大的不足。反过来说，进一步推动城市化，是我国市场发育的最重要抓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市不进一步发展，想发展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这个基本特征进行进一步的理解。所谓工业化，其实是一个“复制”过程，掌握了技术，有了原材料，这个复制过程可以很快。你可以想象一下复印店里的复印机。原件放进去，就开始一张张复印，速度非常快。这里面，复印机和原件是技术，油墨是原材料。工业化也类似，有了技术、资金、劳动力，这个过程可以很快。过去40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工业化是个复制过程，可以很快。

但是城市不是这样，城市不仅是钢筋、水泥、道路、桥梁，更是一套复杂的网络，一套游戏规则，甚至文化习俗、风土人情。这些东西，是不能复制的，而必须慢慢生长，需要一个时间。做个类比的话，工业是无机体，可以批量生产，而城市是有机体，只能慢慢生长。这样一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基本特征，就容易理解了。

因为城市化滞后，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工业化也受到制约。这种制约，集中体现在各种结构失衡上。

比如说，我国经济依赖外需，就是因为国内市场发育滞后，需求不足。内需充足了，就不会依赖外需了。

再比如，为什么我国服务业相对滞后？也是因为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在城市里相对有优势，在农村很难发展。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分散、自给自足。因为地广人稀，经济流量低，农村的服务业很难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我国经济最本源的结构特征，可以帮助理解很多其他的结构失衡问题。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市场就要进一步发育，抓手就在城市化。

如何发展城市

如何进一步城市化？这就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再一次亲密合作。“城”与“市”两个字共同构成城市，其实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的城，起源于安全防卫，是和政权、君王联系在一起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市，则是市场，是交易发生的地方，是黎民百姓讨生活的场所。

因此，“城”与“市”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秩序，两个字放在一起，概括了社会形态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城”是政府、君王主导的，而市，则是平民、企业活跃的空间。城市化的发展，终究是政府支持、包容之下的市场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走多远，就看城市化能走多远。

最后要补充两点。第一，一般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伴生的现象，差不多是同时推进和完成的，在欧美等高收入国家大致如此。这是因为，城市化能够达到的程度，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决定的。对于走在发展矩阵前列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是缓慢的，而且技术进步会推动工业化进步，会引起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

但是在后发国家比如中国，由于工业化发展太快，城市化虽然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还是滞后了。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以工业化为主，城市化为辅，是工业化主导的阶段，简称“工业化”阶段；第二步以城市化为主，带动进一步的工业化，我们称之为“城市化”阶段。因此，我把本书命名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第二，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远远没有写完的书。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经验的总结，本书只是个开始。本书提出了“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两阶段描述，但是并没有能够回答工业化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推进的，以及为什么能够推进，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本书都没有涉及。

关于未来，关于进一步城市化，我也只是看到了未来的潜力，看到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抓手，但是并不知道未来路径会如何演化，路上有哪些荆棘，我们能否过关斩将。

本来的研究计划，是要说清楚中国的工业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然而，耗时几年，头发逐渐稀少，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我慢慢失去了信心。沮丧之余，深感理解这些问题远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可能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于是，把这一鳞半爪的观察思考拿出来，谈不上任何体系，错误也在所难免，肯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愿这些日夜所思所想的点点滴滴，对于思考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点帮助，至少帮助大于误导，则可心安矣。

是为序。

徐远
2019.05.12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