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土地：我的摄影主题，我的成长背景

摄影之前的我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十三年前，当我第一次透过照相机的观景窗看世界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回避、无法把自己从现实人间抽身出来的，令我惊慌失措的处境。

照相机的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特性，和我以前最擅长的抽象美术创作表现手法完全相违，和我以前所关心的空间秩序完全相逆，和我以前所追求的美感经验完全背道而驰。

我所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市井，发现不到结构上的秩序和想象上的趣味，感到一股莫大的无能，产生一股极大的羞愧。我还记得，自己在台北市万华一带逛了整个下午，每当举起相机便面红耳赤、冷汗涔涔。

在当时，我还不明白，那架由杂志社配备给我的照相机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却已经知道，是那一架相机点醒了我……在这之前，我所有的文字与美术创作从来就不曾自生活中取材；一直是在自己的观念思考与别人的思考结果中寻找艺术表现的灵感。那架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的照相机，逼使我正视人、强制我面对土地，因为照相机是要面对面才有办法曝光、显影，才能感受及表现的工具啊！

在我开始搞摄影之前，就曾经以完全抽象的线条插图，在台湾艺文界活跃过一阵子，写过一些美学思考类的文章，并以笔谈方式访问过不少旅居海外的著名华人画家。失礼地说，那时的我可真是红极一时。我最记得，当别人知道我这匹文坛黑马只不过是高中刚毕业的十九岁小伙子，那种大大吃惊的表情。

冷静回想，为什么当时的文坛会那么任我恣意纵横？为什么一个出生在乡下、从小就干农业劳动的我，会变得那么“前卫”与“现代”？这里头，我想，便存在着大问题——台湾文化气候的形成有毛病，我的成长过程也出了大错——这两个问题造就了当时的“Q.Q”（我画插图的笔名）。

我的童年，除了在学校上课，大半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一亩菜园上。从我走得动路、提得起东西的年岁开始，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他们的劳动现场去。稍大，我得帮忙推满载地瓜或花生、红豆的二轮板车，接下来就得割菜、锄地，接替兄长的劳动了。我们家的七兄弟两姐妹，每个人都吃足了劳动的苦头，从小就是农夫。我厌恶这个身份，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耻印记！

事实上，我的父亲并不耕地。他是个小镇的木匠，因为节俭成性，舍不得把先人留来的那块河川旁的砾石地闲置，就让他所有孩子的童年都在这块贫瘠的田地里受尽折磨。

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每当近旁的河水决堤，地表上的泥土就会被冲失；于是，我们就必须把砾石挑掉，再往下深掘，好让地下的泥土翻到表面来，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就让我们痛苦不堪。我曾在烈日当头中暑晕倒，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被道道由头顶阴沉天空划过的闪电吓得大哭……

我曾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深深怨怒自己“不幸”的身世，也曾抡起锄头，狠狠地朝菜园旁的尤加利树砍打，咒诅那片贫瘠的土地——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砂砾！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弟那样，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

我在田地里的劳动经验，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的那年为止。在这个时期，我从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绪。这就是我的成长背景，生命中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着它走了很长而且是错误的一段路。

我于是有强烈的反叛倾向。由于所有课余时间都必须下田，逃课便成了我唯一能享受个人时间的方法。初二那年，我因旷课太多被勒令退学，跟着父亲和大哥学了半年之久的木匠功夫，差一点就要以这个手艺度过一生。还好，在外地谋职的一个叔叔于返乡时看到学木工的我，带我到他任职的冬山乡重新就学。

之后，我逃过家，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受了骗之后，又厚着脸皮回到家里。那时我已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一点也挣脱不了被沉重劳动紧紧捆绑的宿命。于是，我改变方式与痛恨的身份拼斗。

由于冬山乡离老家有一个半钟头的车程，我每天都必须以火车通学。那时候，我是这所偏僻初级中学里唯一的外地学生。在学校里，没人知道我是个粗贱的小农夫。为了把自己装成出身很体面的家庭，谈吐也自然要比当地孩子有“深度”才行。在这种伪装的努力下，我必须随时去看一点书，才好有材料对同学们高谈阔论。

于是，我养成了看课外书的习惯与兴趣。我的读书是由一些流行的文艺女作家作品开始，慢慢连世界名著翻译也念得进去了；最后，就连生硬的哲学书籍也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读了起来。就这样，我一日又一日地在自己那小小的方寸上，建立起“我是有知识、有深度的现代人”的心态与身段来。

当时的我，只有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才能逃避无法面对的现实，也才能忍受回家后面对沉重锄头和贫瘠土地的痛苦。从初三到高三的四年间，我几乎把上课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偷看闲杂书刊。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把从小就有的一点美术天分，发展成与我反叛心理有密切关联的绘画倾向。我画的是最前卫的抽象画——一个全然没有泥土、没有劳动的世界。

啊，那时的我，已认为所有和泥土有关、沾有汗水臭味的东西都是卑琐、可耻的。我相信自己本来就该追求精神方面的事物，发挥想象的潜力，钻研观念思索……只有这一切，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对那时的我来说，人已经活得够苦了，何必再在文学艺术上挖掘令人不快的事情呢？

回想起来，我并不是完全因为性格与理念而一步步走上这条路的。当时整个台湾的文化环境与气候，让少年时代的我产生极大信心，觉得自己简直和当时引领风骚的文学艺术潮流同步！

二十世纪六〇年代的台湾，存在主义刚被引进，法国的“新小说”陆续被翻译，有些欧美的“观念艺术”也在岛内拉开序幕。前卫的敲打乐曲在台北叮叮咚咚地响起，而艰涩无比的现代诗竟也能在文学青年的口中互相引述……而所有的这些文字、曲调、图像是一点也不带现实生活的人间性与泥土味的——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梦土？

我把这些舶来品、西方现代主义理解成对传统的最大反叛。“新小说”中的人物与“新剧本”里的角色，不一个个都是鄙视过去、敌视社会、对别人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存在有莫大兴趣？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世界里，似乎以这种态度生活，才意味着发挥最大的自由。唯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倘若与别人有所相干，无异于糟蹋了自己！

我就是在这种“现代”风气下，做过一场很久的噩梦。如今，我何其有幸能醒了过来。是摄影使我苏醒的，是相机观景窗看出去的那群人与那片土地，让我发觉到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让我把童稚时代的怨恨化为挚爱。

在摄影的路上

我所拥有的第一架相机是专业化的单眼机子；在光圈、速度的曝光值设定方面，只需花上半个钟头去了解，就可进入状况。况且还有准确曝光表可供参考；如果不须抢镜头，只要慢慢调弄，拍出在技术上没有差错的照片，是一点也难不倒我的。然而，这架性能优异的照相机，在我刚踏入摄影之路时，竟带给我无比的煎熬。

由于镜头光圈很大，反光棱镜又是那么透亮，从观景窗看出去的影像，竟要比以肉眼目视明晰得多。所面对的一切，一下就被特定的框框界定出来了，令我一点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浏览、逃离发生在周遭的事情。

单眼相机在调焦时会显示对象的景深，让你看到一个人的轮廓由模糊到清楚。这样的过程，简直就像是在探讨此人的意义。如果这个人对我没有意义，我就没有理由把焦距对在他身上；我这么困惑地想着。

照相机开始令我质问自己——到底，你要拍什么？拍眼前景物的哪个部分？在一群人当中，要把焦点凝聚在哪张脸孔？在万华的巷弄里，到底应该拍观光客围着卖药郎中看表演，还是拍躺在街上的乞丐？这些质问的关键终究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对你有什么意义？只有当发生了意义，才会自然而然地明白如何构图、把焦点对在哪里、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但是，当此人和他的生活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你就会像个呆子，背个相机在大街小巷里乱晃。

说实在，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并不是我对观景窗内看到的东西无动于衷，而是我又重新看到自己成长过程所孕育的怨恨。透过相机，我又看到了农林、土地、劳动和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我无法在我怨恨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去找创作题材，去发现值得肯定的意义呀！

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熬过那个拒绝土地、拒绝现实生活的阶段。我只知道，自己的怨恨情结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一事件能使我解开纠结。也许是因为那么没信心、那么虚弱，所以我只敢把相机去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我的人——看起来就能感觉到和蔼可亲的一些脸孔。但我终究走对了第一步，在人性最真诚、最善良的一面中求得了庇护。慢慢地，我发现，拥有这种可贵气质、良善的人们，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着、生活着。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更没念过什么存在主义、现代诗。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土地中学到的。我的镜头开始不知不觉地为这些东西所吸引；但我怎么也无法将农村、土地、稻田和劳动的人们拍成沙龙式的异国情调或田园风光，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太熟悉了！透过观景窗，我的童年、我的艰苦岁月、我的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

我就是这么一天天地拍下来的。那些人，那些土地，透过我的相机令我温暖和感动，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有些冰封的东西开始在我心中融解，我渐渐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是可耻的经验。

十三年就这么过去了。回顾来时路，摄影工作等于是我对自己成长过程的检讨。那只是自私的行为；我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劳动者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表达出了令我重生的这份高贵情操，展现了令我重新敬畏、感激的这片沉默而宽容的土地。

这段时间正是台湾农村急速变迁的阶段，被渔农业养肥的工业突飞猛进，却在农村留下一大堆问题：农产品价格低落、人口外流、农药对土地与作物的污染、运销中间商的剥削、稻作休耕与鼓励转作措施的短视……这一切都使乡下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变化。

今天，人们似乎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完全相信土地会带来希望。他们竟也开始感觉到土地是个包袱，意识到大地在一日日的败坏中死去——被现代工业的公害所污染，被过量施用的农药所毒伤。他们的土地一天天在改变，他们令人感动的气质也一天天在消失；人与土地的关系，再也不会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在我十三年来的作品里。我的照片是人与土地亲密关系的一些痕迹。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经验倾吐出来，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找寻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也许，人与土地必须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才会有希望……

今后的我

我也很清楚，十三年的摄影认知，并不表示我就此有了现代化恶疾的免疫力，只要我永远在自己的创作路上走对了方向，我就不会再感到虚弱。

事实上，在这十多年当中，我就曾经遭遇到拍不下任何照片的创作低潮。如今想来，那股低潮比我以前走错路子的苦闷要大得多。在那个低潮期，我感觉到，那曾经令我重燃希望的生活经验，一天天从身上消失。我对外在世界的热情一日比一日冷却。那时候，我不只是觉得在走错路，还感受到自己一分一寸地死去！

说来荒谬，那阵子是我电视工作最顺利，收入最好的阶段。“成功”的假象，竟比错误的成长过程对灵魂更具杀伤力。现代社会处处充满这样的陷阱，一旦跨入，就像到了另一个星球，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与伦理规范——而这一切，都是在工商业社会的运动规则下形成的。利润，而且只有利润能判定某项决策是否正确，某人是天才还是白痴、英雄还是懦夫，什么事必须关心、什么事不值一顾……

我曾在追求电视节目收视率、追求辉煌成就时掉入过那个商业陷阱。回想起来，或许正因为我曾有过那段成长的煎熬，曾经那么贴近过人与土地，才使我有力气反省和质疑，才逐渐意识到，“成功”其实是陷阱。在那段深沉的低潮里，我竟然无法拍照；我知道，唯有使出深层的力量，才能从那可怕的低潮中挣脱出来，才走得下去。

那段低潮使我确认，在现代化的社会走向上，人实在太容易迷失方向了。今后，我的要命考验还会来临，我的摄影路子还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陷阱；只有小心翼翼才走得下去。今后的我，恐怕不能只去肯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东西。因为，透过个人的肯定，无法在时代走向的激流下看到任何倒影。我必须在现今的社会走向中设法找寻它的病因、诊断它的病情、揭露它的本质。唯有如此，才能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真正受到肯定。

《人与土地》是我本着个人的生活背景、个人的时间条件、个人的能力，去对台湾曾经有过的面貌所做的肯定。今后，我打算用另一种方式从事创作。在目前的环境下，拍出现代化可能尝到的苦果，让我们未来终将面对的废墟，在作品中提前警告性地到来。其实，有些征兆已经显露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警觉到而已。我想，用照相机去找这些冰山的一角，正是我今后的创作方向。唉！我仿佛已经看到一群疲惫的人掉到一片不毛大地的破碎裂缝中，无法翻身而出的命运了……

写于一九八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