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慕容鲜卑的迁徙与兴起
一 莫护跋、木延时期的迁徙与发展
从慕容廆曾祖莫护跋开始，慕容鲜卑开始进入有明确世系记载的时期，此后直到慕容廆即位之前的这段时期，慕容部经历了几次迁徙，逐步由塞外迁入魏晋边郡居住，又曾在平州各地间流动。在迁徙过程中，慕容部得以逐渐发展壮大。
在曹魏初年莫护跋带领部落迁入辽西之前，慕容鲜卑应有一个自北向南阶段性的迁徙过程。史载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征伐三郡乌桓：
秋七月……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110]
对于此处提到的“鲜卑庭”，胡三省认为“此时鲜卑庭已在右北平郡界，盖慕容廆之先也”。[111]白檀治今河北滦平县东北小城子，平冈在今辽宁凌源市西南，柳城治今辽宁朝阳市西南十二台营子，[112]则此鲜卑庭位置应该在今辽宁凌源到朝阳之间，以后来慕容鲜卑多活动于今朝阳地区来看，胡三省以此处鲜卑庭为慕容廆之先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一片地域很可能是慕容鲜卑迁入辽西之前的驻牧地。慕容部应该是在檀石槐联盟破后即逐步东南移动，当轲比能时应该已经到达老哈河流域，即此处提到的鲜卑庭地区，较之檀石槐时期的游牧地点已经向东南移动很多。
到了曹魏初年，即3世纪30年代左右，莫护跋带领部落迁入了辽西。关于莫护跋的迁徙，史载：
（慕容廆）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113]
莫护跋为何要迁入塞内居住，可通过史籍对当时形势的记载窥知一二。根据历史记载，檀石槐死后塞外一度陷入混乱，诸部大人不相统属，征战不止。其后又有轲比能军事联盟出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114]通过前引建安十二年“鲜卑庭”位置可以推断，此时慕容鲜卑应该已经迁徙到轲比能军事联盟的东部地区。
但轲比能的鲜卑联盟很快就因轲比能被刺死而瓦解。轲比能死后，鲜卑“自是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115]以此后慕容鲜卑与宇文、段部争斗中长期处于劣势来看，其势力相对较弱，故此时应为弱者请服的一部；加之此时辽西地区为当时的“真空地带”，[116]因此被曹魏政权安排入居辽西。而曹魏政权也因对鲜卑及蜀、吴战争的需要，对鲜卑各部采取了分化联合的策略，莫护跋应该即是属于其拉拢的对象之一。[117]此外，十六国时期为全球性寒冷干燥期，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是其南迁的环境因素。[118]
而莫护跋入居辽西的“魏初”具体在何时呢？以莫护跋从司马懿平灭公孙渊在景初二年（238）来看，其请服、入居辽西的时间当在轲比能死后的青龙三年（235）到景初二年之间。另外，此处提到之辽西，所指应为东汉时期的辽西郡范围，而不是曹魏时期的辽西郡。因东汉时之辽西郡到曹魏时期辖地大大缩小，其地多为右北平、昌黎两郡所辖，且与“鲜卑庭”之间隔了右北平、昌黎两郡之地，[119]莫护跋不太可能不就近入居右北平或昌黎两郡，而要远到辽西郡居住。另外，如果莫护跋入居的是曹魏时期的辽西郡地区，因棘城在今辽宁北票三官营子，[120]那么此后建国于棘城之北则需要再向东北方向回迁很远，于理不合，故此处应该是东汉辽西郡的概念。只是具体入居辽西何地不得而知，推测应该在今辽宁北票、阜新等近塞之地。而据孙危总结的慕容鲜卑第四期（3世纪中至4世纪末）墓葬的分布范围来看，即有辽宁北票、义县、朝阳等地，时间上限早至曹魏时期，孙危推测其应是慕容廆入居辽西以后到前燕建立之前慕容鲜卑的遗存。[121]笔者认为这批遗迹很可能尚要早到莫护跋迁入辽西到涉归迁去辽东之间的一段时期，慕容鲜卑在此生活了几十年，此处发现墓葬与史籍所载正相符合。
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公孙渊据辽东反，二年正月，明帝派遣司马懿征讨公孙渊，八月平灭公孙氏政权。此役莫护跋从征有功，[122]被封为率义王，并由此“建国”于棘城之北。这应该是慕容鲜卑进入边郡建立根据地之始，时间应在景初二年平灭公孙氏后不久。由此，慕容部“与中原政权发生密切联系，并慕习华夏，‘敛发袭冠’”，莫护跋“是慕容鲜卑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123]
另外，曹魏齐王正始五年（244）九月，曾有一批鲜卑内附，魏为其置辽东属国，并立昌黎县加以安置。[124]《东北历史地理》一书以此处迁入之鲜卑即为慕容部，认为这件事与莫护跋建国棘城之北应该为一件事。[125]此事介于平灭公孙渊和正始七年木延从毌丘俭征高句丽之间，于时间及空间上虽然与慕容鲜卑“建国”棘城之北一事大体相合，但笔者认为此处所提及的鲜卑应不是慕容鲜卑，而是一个新内附的鲜卑部落。原因有三，一是其与慕容鲜卑内附并入居辽西在时间上相差近十年，慕容部在青龙三年（235）之后即已内附，而此处又言鲜卑内附，两者当有不同；二是慕容鲜卑在景初二年（238）的时候即从司马懿平公孙渊，论功行赏，莫护跋拜率义王的时间应该在此后不久，那么晚到六年之后再内附建立根据地就很令人费解；三是如果此处确为慕容鲜卑的话，以当时莫护跋已经被封为率义王的身份，不会不被提及，而且载记等书中的记载也不会像今天见到的这样笼统。因此，此处内附的应该是一个新的鲜卑部落。
到慕容廆祖父木延统领部落的时候，曾随毌丘俭征讨高句丽，并因为有功而再次受到加封。[126]关于毌丘俭征高句丽，史书中记载有三次，分别为正始五年（244）、六年、七年。[127]其中没有关于征发鲜卑部落从征的记载，故不详木延参加了哪一次征讨。在参战有功后，木延被加号左贤王（一作大都督）。[128]左贤王为匈奴官名，一般统率万余骑，以管理辖地军政事务。而大都督一般是作为高级军事长官出现，是一种军事官职。[129]故笔者考虑“左贤王”的称号可能是木延因战功而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出于褒奖和认可而授予的名号。曹魏政权因“左贤王”一名的民族性而加之于木延，令其统辖部众，而且匈奴左贤王居于单于之东，也正与慕容鲜卑所在方位相合。而“大都督”一职则很可能是木延随毌丘俭征讨高句丽时行伍中的称号，是因其统率部众参战而被授予的军职，在战争结束后很可能就已经撤销了。两个称号授予的时间应该很接近，因此导致了后来史籍中记载的混乱。
二 涉归时期的发展
木延死后，其子涉归即位。涉归一名弈洛韩，[130]在位期间曾因保卫柳城的功勋而被魏晋政权加封为鲜卑单于。[131]此处提到的保卫柳城究竟为何事，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亦无相关线索。
涉归在位时期，另一件对慕容部影响较大的事件是其迁邑于辽东地区。据史载，涉归迁邑后，“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又记作“于是渐变胡风”。[132]可见在迁邑到辽东地区以后，慕容部的风俗开始较为显著的吸收汉文化元素，这应该是慕容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于这次迁徙的情况，各书记载有异，在此需详细地加以辨析。
涉归究竟迁入何地，各书记载略有出入，《慕容廆载记》记“迁邑于辽东北”，[133]《太平御览》《魏书》《北史》等记“迁邑辽东”，[134]《资治通鉴》作“迁于辽东之北”。[135]西晋时期，辽东郡之北隔玄菟郡为塞外，西与昌黎郡接，东边是高句丽统治地区，东南接乐浪郡。以其方位分析，涉归应该是迁入辽东郡北部地区，而不是辽东塞外或辽东郡北方的玄菟郡。因为，如果涉归迁徙出塞的话，史籍记载应为迁于玄菟之北，且如果涉归出塞的话，史籍所载其后“渐慕诸夏之风”一事就说不通了。如不出塞，所迁之地亦应为辽东北部而不可能是玄菟郡，如果迁入玄菟郡，史籍记载亦当直书迁邑玄菟。综合以上分析，史料中所记的三种说法就应该这样理解：迁辽东为笼统说法，迁辽东北和辽东之北应指辽东的北部，而不是出辽东郡的北方地区。
关于这次迁徙的时间及原因，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迁徙时间各书多记于涉归拜鲜卑单于之后，但无准确时间，唯《资治通鉴》卷81将此事系于太康二年（281），并记于拜鲜卑单于之前，[136]但此处应该是承此后太康二年冬十月涉归寇昌黎一事而作的追记，迁邑辽东应该在此之前。对于涉归迁邑的原因，学者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是认为可能与宇文氏势力的逼迫有关，如李海叶认为东迁是出于宇文氏的侵逼。[137]另一种观点如马长寿认为可能与涉归在辽西战败有关。[138]此事的原因史书中全无记载，但在一些史料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相关的史料有以下几条：
《晋书》卷3《武帝纪》：
（太康）二年……冬十月，鲜卑慕容廆（涉归）寇昌黎。[139]
三年……三月，安北将军严询败鲜卑慕容廆（涉归）于昌黎，杀伤数万人。[140]
《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
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141]
《资治通鉴》卷81：
太康二年春，三月……初……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142]
结合前一节慕容部首领从征、受封的情况来看，史书对慕容部“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的评价是比较切实的，慕容廆也曾说过“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143]而且即使是在远迁辽东之后，慕容廆要讨伐宇文部的时候也还是上表请求西晋政府的批准，可知从莫护跋到慕容廆即位初期的历代慕容部首领都是尊奉魏晋政权的。
那么一直以来尊奉魏晋政权的慕容部为什么要“寇昌黎”呢？这可能就与慕容、宇文两部争夺柳城有关。马长寿曾提到“鲜卑三部（慕容、段、宇文）疆域的交错地区在柳城及其南边沿辽水上游一带，三部的首领经常在这里进行争夺战争”。[144]王希恩更进一步指出“宇文部的最早扩张是他和慕容部对柳城的争夺”，“太康年间柳城被宇文所据，这个变化必是宇文击败慕容的结果”。[145]而冯家昇认为“涉归之死与宇文氏不无关系。或者太康二年涉归寇昌黎，严询大败之，宇文氏蹑其后而袭杀之欤？不然，二年冬来寇，何以四年即卒？且廆表请讨之，武帝又弗许，岂非严询与宇文氏预定之计耶？”[146]综合以上几位的观点，再结合相关的史料记载可以对涉归东迁一事作出如下的推论：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十月之前，涉归与宇文部曾因争夺柳城地区的控制权而发生过战争，但被宇文部击败，不得已向东迁入辽东郡的北部地区。此后重新聚集力量，意图报仇并夺回柳城地区的控制权，于是再次进击宇文部（所谓十月寇昌黎一事应即指此，因柳城即属昌黎郡所辖）。此次战役涉归很可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重新控制了柳城地区近半年（二年十月到三年三月）。但慕容部的壮大并不符合中原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豪酋必欲使其各部争衡从而削弱之的一贯政策，而且慕容部的行动可能也伴有对昌黎郡地区的劫掠，于是就有了太康三年三月安北将军严询出兵击败涉归于昌黎一事，而此次战役宇文部可能即参与其中，并在打败涉归后再次控制柳城地区。从严询杀伤数万人的情况来看，这次战败对慕容部打击应该不小，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造成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慕容部的实力远不及同在辽西地区的宇文、段两部。[147]而涉归可能也因这次战役而死去，[148]这也是慕容廆欲“修先君之怨”的由来。
[1]《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6页。
[2]但也有认为应该是山名得自族名的，如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23页。
[3]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223页；陈连开：《鲜卑山考》，《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205-209页等。
[4]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5]张博泉：《鲜卑新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7-68页，《嘎仙洞刻石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第55-61页等。
[6]《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注“黄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带也。’张晏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师古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7]见《观堂集林（附别集）》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2-1073页。
[8]参见〔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版，第19-26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61-162页；方壮猷：《鲜卑语言考》，《燕京学报》，第八期，第1429-1468页；谷霁光：《东胡氏姓研究》，《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228页等。
[9]米文平：《鲜卑源流及其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第210-213页。
[10]包尔汉、冯家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第57-62页。
[11]张博泉：《鲜卑新论》，第1-14页；又见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12]金刚：《虎狮民族鲜卑源流（上）》，《满语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1-110页；额尔德木图：《鲜卑族源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3-18页。
[13]尹铁超：《鲜卑名考》，《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第53-62页。
[14]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6-67页。
[15]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5页；李德山：《试论鲜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第227-232页。按：鲜卑作为东胡的一支，在先秦时代属于东北夷，与当时的东夷有较大区别，二者文化传承上的关系尚不十分明确，故此种说法尚待讨论。
[16]张久和：《东胡系各族综观》，《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41-50页。
[17]《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7页。
[18]《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8页。
[19]《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7页。
[20]《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86页。
[21]每落人口数参见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46-53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43-244页等。
[22]《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88页。
[23]分见《后汉书》卷6《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254页；卷19《耿弇传》，第724页；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88页；《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7页。
[24]《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
[25]《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89页。
[26]见《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45页。另外，有关鲜卑部落、邑落、落等的相关研究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12-113页；林幹：《东胡史》，第20-22页；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46-53页等。
[27]《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第2979页。
[28]《三国志》卷30《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王沈《魏书》中，除此处之外，也记鲜卑首领为大人，可见此处的“大帅”也应该是王沈刻意为之，以显示其不同。
[29]按：船木胜马亦指出这时形成了大人之大人这一结构。（《关于匈奴、乌桓、鲜卑的“大人”》，《民族译丛》，1984年第3期，第39-46页。）
[30]见《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50-251页。
[31]每落人口数参见内田吟风：《乌桓、鲜卑的习俗》，《民族译丛》，1985年第1期，第46-53页；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178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43-244页等。
[32]史载乌桓“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第2979页），鲜卑的社会组织情况与乌桓基本相同。
[33]《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第2991页。
[34]按：檀石槐划分三部在桓帝延熹九年（166），与轲比能争衡的部落大人基本出现在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及其以后，从时间上看前后相差四十余年。而魏明帝太和二年（228），素利死，其子年幼，弟成律归即位。如果这个素利与檀石槐时期东部大人素利为同一人的话，以当上檀石槐东部大人时20岁计，死时年龄应该在80岁左右，其子年龄不大就较为异常了。以此来看，素利死时年纪应该并不大，这个素利与檀石槐东部大人素利并非一人。较为合理的解释就应该是：素利因为才能出众成为部落大人，并进而当上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东部大帅，当檀石槐死后，鲜卑大人开始世袭，其部落以大人健者命名部落，所以此时素利应该为部落名称，其部落大人首领皆名素利。其他的如弥加、阙机也应该都是如此。与此相类的还有慕容部，将在下文详细说明，在此不赘。
[35]《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8页。
[36]《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39页。
[37]“曹彰击代郡乌桓，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资治通鉴》卷68《汉纪》60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条，第2157页）
[38]《三国志》卷30《满田牵郭传》，第727页。
[39]《三国志》卷30《满田牵郭传》，第727页。
[40]《资治通鉴》卷73《魏纪》5明帝青龙三年条，第2313-2314页。
[41]《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广韵》去声卷4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所记基本相同，只“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一句系于慕容廆父涉归渐变胡风之后，且“或云”书为“自云”。
[42]《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胡三省注曰：“余谓步摇之说诞；或云之说，慕容氏既得中国，其臣子从而为之辞。”（第2576-2577页）按：前一注释中所引《太平御览》，“或云”记为“自云”，且系于涉归渐变胡风之后，亦可证胡氏之说。
[43]见〔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60-64页。
[44]参见《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45]参见《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按：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一期，第1-70页）亦以音讹之说为可能，以为慕容部在辽东鲜卑时代可能渐有冠步摇的风习，至是连莫护跋亦冠之，成为全部落特色，故诸部讹音以为慕舆或至慕容，遂以为氏。又，徐秉琨指出，在今天日本语发音中慕容（ほよう）、步摇（ほよう）两词的发音十分一致（均读作：ho you），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157页）。而郑小容通过考古资料考证步摇冠饰为妇女之物，莫护跋不可能冠步摇冠（《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140-141页）。
[46]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页。罗新同意吕氏的推论，认为慕容是莫护音讹（《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杨茂盛、刘柏冬结合吐谷浑立宗之事，也认为“莫护跋”音讹“慕容”较“步摇”音讹更为合理（《“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73页）。按：《太平御览》卷684服章部1《总叙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廆曾祖父慕容跋，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好之。乃敛髪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而为慕容，遂以慕容为氏。”此处直书“莫护跋”为“慕容跋”，似乎正合“莫护”音讹“慕容”之说。但笔者认为，此处之“慕容跋”当为《太平御览》成书时，编者追改所致；之所以不称“慕容莫护跋”，则是依鲜卑改姓时的习惯做法省称为“慕容跋”之故，如“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参见《魏书·官氏志》，第3007页）。
[47]见《鲜卑史论》，（台北）南天书局，1994年版，第95页。
[48]李德山：《试论鲜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第227-232页。
[49]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63-70页。
[50]金刚：《虎狮民族鲜卑源流（下）》，《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7-126页。
[51]关于白鸟氏的研究，早有学者指出其弊：缪钺认为白鸟库吉“惟其所用方法，似尚有可商榷者。盖鲜卑语文，亡灭千年，后世满洲、蒙古、土耳其语与鲜卑语之关系如何，尚在不可确知之列，若广泛比配，阐释意义，岂能免附会穿凿之讥；且汉字译音，自难密合原语，或异语同译，或同语异译，而古书传写，又时有桀讹，如但据汉音，推求原语，甚或根据讹文，轻加比附，更易生毫厘千里之谬。……白鸟库吉考释鲜卑语所用之方法不无可议，则其所考释之结果亦尚待商榷也”（《北朝之鲜卑语》，载《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77页）。陈三平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指出：“对音的关键有二：汉语译词当时的发音和被译词的原始形式。前者与汉语古音重建问题休戚相关，尽管古音相对音值已由清代几位语音学大家几近彻底解决，但是对音所需的绝对音值则须等到二、三十年代后高本汉、王力、董同和和李方桂等氏的工作后方有差强人意的结果。由于汉语资料和记录几乎总是远远早于任何可用的非汉语材料，且不说当时的‘外族’多半早已融合于汉族，对音的另一要义即被论词的原始形式则更有问题：不是用后代以至现代语言资料，就是来自假设的‘亲属’语言。阿尔泰诸语的历史及比较学研究也是要到近代才有系统的结果。由于在这两者上的重大缺陷，白鸟库吉等的早期对音研究结果早在1932年就遭到俄国中亚历史泰斗W.Barthold严厉批评，指为几无科学性而言。对音的另一局限性是不论古音再建作得如何仔细，如果没有有力或广泛的旁证材料，其结果往往只是建议性而不是结论性的，此外相似词汇的存在常会导致一词数解等现象。”（《阿干与阿步干初考——〈水经注〉中鲜卑语地名研究一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第215-225、174页。）
[52]见傅朗云、杨旸：《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53]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808页；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佟冬：《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杨茂盛、刘柏冬：《“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第63-73页等。
[54]相关研究参见鲜卑史著作如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3页；林幹：《东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刘学铫：《鲜卑史论》，第94-98页；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8页等。民族史著作如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李德山：《中国东北古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等。魏晋南北朝史著作如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39页；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等。姓氏研究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85-187页；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59-60页等。东北史著作如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董万仑：《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薛虹等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等。又郑小容博士学位论文中亦主此说（见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第140-142页）。
[55]见〔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63-64页。
[56]参见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第3-8页。
[57]参见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
[58]《后汉书》卷90《乌桓传》，第2979页。
[59]见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第142页。
[60]《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
[61]按：姚薇元考证东部之下夺“中部”二字（《北朝胡姓考》，第185页）。依此，慕容部应该是与拓跋鲜卑的献帝邻（第二推寅）共同参加檀石槐军事联盟，一为中部，一为西部，与笔者想法有异。
[62]姚大力推断宣帝（第一推寅）应与檀石槐联盟同时，而此时宣帝尚在呼伦池，因此拓跋部没有加入过檀石槐部落联盟。拓跋部的两个推演与檀石槐联盟中名为推寅的西部大人无涉。（《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复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9-27页。）
[63]如王沈为“太原晋阳人”，祖父曾为“汉匈奴中郎将”等，参见《晋书》卷39《王沈传》。
[64]见（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8，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32页；（宋）郑樵：《通志》卷29《氏族略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页。
[65]见《资治通鉴》卷84《晋纪》6惠帝太安元年条胡三省注，第2676页。
[66]见《北朝胡姓考》，第141-142页。
[67]见《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61页。
[68]参见《资治通鉴》《晋书》《宋书》等各处记载。按：《通志》及（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30（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中均列有“慕舆”氏数人，但也将许多并非前燕的历史人物均记为出自《前燕录》（应为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故其史料来源颇为可疑。因此，在以下的研究中不引用这两部史籍中的史料，仅作为参考之用。
[69]《资治通鉴》卷105《晋纪》27孝武帝太元九年条，第3335页。
[70]《魏书》卷23《刘库仁传》，第605页；《北史》卷20《刘库仁传》，第732页。
[71]《魏书》卷2《太祖本纪》，第31页。
[72]《太平御览》卷744《射上》引《燕书》。
[73]分见《资治通鉴》卷100《晋纪》22穆帝升平元年条，第3162页，卷101晋纪23哀帝兴宁三年条，第3198页，卷105《晋纪》27孝武帝太元九年条，第3335页。
[74]《晋书》卷89《沈劲传》，第2318页，卷110《慕容儁载记》，第2838页。按：《通志·氏族略》中作“慕舆虎”（第474页），知本应作“虎”，“虔”应为避唐讳改。
[75]《资治通鉴》卷108《晋纪》30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条，第3423页，同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条，第3431页；《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第3094页。
[76]《资治通鉴》卷109《晋纪》31安帝隆安元年条，第3441页。
[77]《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第3095页；《太平御览》卷125《慕容宝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燕录》。
[78]分见《资治通鉴》卷109《晋纪》31安帝隆安元年条，第3438、3448-3449页，卷110《晋纪》32安帝隆安二年条，第3464、3466、3468页；《晋书》卷124《慕容宝载记》，第3096、3097页。
[79]分见《魏书》卷2《太祖本纪》，第28页；《太平御览》卷125《慕容宝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燕录》。
[80]《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0页。
[81]参见本文第七章及李海叶：《拓跋鲜卑与慕容氏的关系及北魏初年的政治变乱》（《内蒙古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5-117页），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27-32页）所论。
[82]参见《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第1123页；《元和姓纂》卷9，第1390页；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63-64页等。
[83]按：“怡”盖为“舆”一音之转。
[84]参见田余庆：《拓跋史探》，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4页。
[85]《魏书》卷113《官氏志》，第3012页。
[86]《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第1116页
[87]《元和姓纂》卷8，第1232页。按：《元和姓纂》关于“莫舆（慕舆）”一姓的记载可能完全依据《魏书·官氏志》。
[88]《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太平御览》《广韵》等此处记为“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虽然与《晋书》“有熊氏之苗裔”，略有不同，但“高辛氏”即“帝喾”，相传为黄帝后裔，可知祖述黄帝之意并没有什么不同。
[89]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8页，“紫蒙川”条。按：雷家骥认为此紫蒙之野当于辽东塞外寻之，而非辽西之紫蒙川（《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一期，第1-70页）。雷家骥此处对上下文理解似有误，邑于辽西（老哈河）紫蒙川时当为东胡，破后才远逃辽东塞外，后世再次西迁南下。
[90]关于东部鲜卑鲜卑山，参见前论。
[91]参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46-48页。
[92]《北堂书钞》卷126《武功部》14《勒》55，第179页。同书卷129作：“乾罗者，慕容廆十二世祖也。忽一夕，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盖鲜卑神之。”（第199页）《太平御览》卷356《兵部》87《甲下》引《述异记》为：“乹罗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又，“乾罗”，屠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为“乾归”，并注曰“乾归，《述异记》作乾罗”（第498页）。不知其所本为何，此处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
[93]杨军曾著文纠正以30年（见曹熙：《早期鲜卑史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47-52页；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第79-84页）、25-30年（见林幹：《东胡史》）、20-25年（见干志耿、孙秀仁：《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22页）为一世各种说法之误，并计算拓跋鲜卑一世约在22-25年（见《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辨误》，《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第124-131页）。笔者以前燕四世君主推算，慕容皝（297-348，慕容廆第三子）生时慕容廆（269-333）19岁，慕容儁（319-360，慕容皝第二子）生时慕容皝24岁（此处以《慕容儁载记》所载慕容儁卒年42计算；如以《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慕容儁卒年53计算，则慕容儁生时慕容皝仅12岁，颇不合理，故不取），慕容
（350-384，慕容儁第三子）生时慕容儁32岁，可以看到慕容氏的婚育年龄有逐渐延长的趋势，而此处提到之乾罗为以慕容廆为基准提出，故笔者在此以慕容廆婚育年龄为基准，将慕容部的一世定为20年。
[94]另外，檀石槐时期中部大人慕容出现约在166年，如以20年一世推算，为慕容廆六世祖，而以166年至乾罗，中间正好间隔四到六世，两者相加与史书记载乾罗为慕容廆十-十二世祖相合，亦可知以20年为一世应该比较准确。
[95]《三国志》卷30《鲜卑传》，第837-838页；《资治通鉴》卷55系此事于桓帝延熹九年（166）。
[96]见《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胡三省注，第2576页。
[97]相关论述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6页；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41页等。
[98]参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48-56页。按：目前考古学界对于六家子等鲜卑墓葬的归属有所争议。近年以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以及孙危文为代表作了大量的综合研究，已经完成了较为系统的鲜卑文化分期、归类等研究，认为六家子等是东部鲜卑的遗存。但最近韦正发表论文，以此遗存应为乌桓遗存（《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第349-378页）。但其所论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以慕容文化某些特征如“步摇冠、重犬、烧杀埋葬”等追溯至乌桓的看法似乎不妥。故本文仍采用传统的鲜卑考古学文化区分，后不再注明。
[99]《后汉书》，第2994页。
[100]参见前文关于慕容鲜卑名号问题的分析。
[101]《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册府元龟》卷219《僭伪部·姓系》（第2624页）、《通典》卷196《边防12》（第5372页）、《通志》卷188《慕容廆载记》（第3011页）均记为“率其诸部”；《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记为“率诸部落”。
[102]李海叶以吐谷浑人口推测慕容廆本部人口在近万人（《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52-55页），以涉归被严询杀伤数万人来看，其所估数字可能过少。
[103]孙进己曾指出慕容氏的部下构成复杂，并有所考证，但其考证始自慕容廆，与笔者所考证的早期慕容鲜卑在时间上有所不同（见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第47页）。
[104]以上史实参见《后汉书》卷90《鲜卑传》，《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等。
[105]〔韩〕金成淑更进一步认为鲜卑慕容部是同匈奴族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部族，并从史料记载、官号名称、发式、考古等方面加以论证（《试论慕容鲜卑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24-26页）。笔者认为，虽然鲜卑慕容部吸收了一定的匈奴人，但以其为鲜卑与匈奴族相融合而形成的部族则有夸大之嫌。因为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在风俗官号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并不少见，而且鲜卑又曾役属于匈奴，弱小鲜卑学习强大匈奴的制度、官号也是很正常的，并不一定是因为与匈奴融合才采用匈奴的官号、制度；而作为发式、器物等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就更是普遍了，并非一定要融合其他民族。
[106]《三国志》卷30《鲜卑传》，第838页。
[107]《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91页。
[108]《三国志》卷30《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第837页；《后汉书》卷90《鲜卑传》，第2989页。
[109]檀石槐中部大人慕容出现约在166年，莫护跋入居辽西在魏初（约在220-230年），相距约70年。
[110]《三国志》卷1《武帝纪》，第29页。
[111]见《资治通鉴》卷65《汉纪》57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条胡三省注，第2073页。
[112]分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806、651、1836页各条。
[113]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又《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所记略同；唯《北史》记为“始建王府于棘城之北”，可能因拜“率义王”而附会为“建王府”。
[114]《资治通鉴》卷69魏纪1文帝黄初二年条，第2199页。
[115]《资治通鉴》卷73魏纪5明帝青龙三年条，第2313-2314页。
[116]参见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第13-14页。
[117]参见雷家骥：《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995年，第一期，第1-70页。
[118]参见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第21-28页。
[119]辽西郡范围变化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东汉时期辽西郡；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第13-14页三国时期辽西郡，第41-42页西晋时期辽西郡。
[120]见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第2527页）“棘城”条以棘城在辽宁义县西南砖城子；《东北历史地理》以其在今辽宁锦州北境（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义县正在锦州之北，而且与北票三官营子相近。
[121]见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第56-60页。
[122]此次战役公孙渊也曾引鲜卑参战，史载公孙渊自立为燕王“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三国志》卷8《公孙渊传》，第254页）。事在景初元年（237），只是不详哪部分鲜卑从公孙渊侵扰北方。
[123]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
[124]“五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20页）
[125]孙进己、冯永谦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9页。
[126]见《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各处。《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及《资治通鉴》中均未记载从毌丘俭征高句丽一事。
[127]分见《三国志》卷30《东夷·高句丽传》，第845-846页；卷28《毌丘俭传》，第762页；卷4《三少帝纪》，第121页。按：毌丘俭传中记正始中讨伐高句丽，六年复征之；东夷传中记高句丽正始五年为毌丘俭所破，合两事观之，毌丘俭传中所记之正始中当为正始五年。又，《资治通鉴》中只记正始七年一次（第2365-2366页）。
[128]《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均记为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左贤王”；《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通志》卷188《慕容廆载记》（第3011页），《册府元龟》卷219《僭伪部·姓系》（第2624页）均只记木延为“左贤王”，未书原因；《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为“大都督”，与诸书不同。按：除《太平御览》外，各书所载基本相同，但《太平御览》所引为崔鸿原书，资料较为原始，故暂两存之。又，屠本《十六国春秋》卷23前燕录1《慕容廆》中记为“祖木延，左贤王，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左贤王”（第498页）。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前燕录1《慕容廆》记为“祖木延，左贤王，从毌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第175页）。考察两书文字，应该是将各书所载内容拼接综合而成，故均不取。
[129]参见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左贤王”条，第243页；“大都督”条，第43-44页。
[130]见《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3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78页。《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第2369页）只记名为“弈洛韩”；《梁书》卷54《诸夷》（第810页）、《南史》卷79《夷貊下》（第1977页）作“奕（弈）洛干”。按：“韩”“干”一音之转，罗新以“韩”字为“可汗”的省译，“弈洛”应为其可汗号，很可能是“el”（伊利）的音译（《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2-48页）。如此，则“涉归”应为其鲜卑名，而“弈洛韩”则是作为慕容部首领的官号和官称。
[131]按《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各书均记作“鲜卑单于”，但《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为“单于”，《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记为“大单于”（第2577页）与诸书不同。此处似乎拜为鲜卑单于比较合理，《太平御览》所记“单于”可能为“鲜卑单于”的省称；而“大单于”一号在十六国时期多由宗主政权授予割据势力的统治者，以此时涉归的实力当不足以被授予此号，故《资治通鉴》所记应误。因此不取《太平御览》《资治通鉴》之说。此外，此事应在魏晋之际，但具体时间不详，故称号得自哪个政权亦不清楚，暂记为魏晋。
[132]见《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133]见《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3页。
[134]见《太平御览》卷121《慕容廆传》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魏书》卷95《徒河慕容廆传》，第2060页；《北史》卷93《慕容廆传》，第3067页。
[135]见《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页。
[136]见《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页。
[137]见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第14页。
[138]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87页；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42页；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第32-33页。
[139]此处原文为“慕容廆”，卷3校勘记三十考为：“‘慕容廆’，通鉴八一作‘涉归’。通鉴考异：‘按范亨燕书武宣纪。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单于涉归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当是涉归。’”（第86页）
[140]以上二条见《晋书》，第73页。《资治通鉴》卷81所载与帝纪基本一致。又，《武帝纪》于太康二年十一月又记“壬寅……鲜卑寇辽西，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之”一事（第73页），此处提到之鲜卑与涉归当为二部。因为如果此处又是涉归寇辽西的话，史籍中应直书涉归之名，并记复寇辽西才对。
[141]《晋书》，第2804页。《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六年条（第2590页）所记文意与载记基本一致。
[142]《资治通鉴》卷81《晋纪》3武帝太康二年条，第2577页。
[143]《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
[144]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94页。
[145]王希恩：《宇文部史迹勾勒》，《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第60-67页。
[146]冯家昇：《慕容氏建国始末》，《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一期，第9-20页。
[147]《资治通鉴》载“时鲜卑宇文氏、段氏方强，数侵掠廆，廆卑辞厚币以事之。”（第2594页）可能即源于此。
[148]史载涉归卒于太康四年（283），但无月份，推测可能卒于三年三月战败退回辽东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