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法典为什么大都称“律”而不称“法”

如果翻一翻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典，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典大多采用“律”的概念，而很少采用“法”这一表述。例如，秦代有《秦律》，汉代有《九章律》（史称《汉律九章》），西晋有《泰始律》，北魏时期有《北魏律》，北齐时有《北齐律》，隋朝时有《开皇律》，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清代有《大清律例》。当然，个别朝代也有一些例外，如宋代编纂了《宋刑统》，元代制定了《大元通制》《元典章》，这两个朝代的法典并没有采用“律”的表述。在汉代，公文常用“急急如律令”，这也强调了“律”的效力。古代没有法学而只有律学，甚至还有“律博士”一职，专门教授法知识。例如，《晋书·刑法志》记载：“请置律学博士，相教授。”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文馆化学教习法国人比利干翻译《法国民法典》时，也不称为民法典，而称为“法国民律”。清末变法时，主持修律工作的法律馆所主张制定的法律并不称为“法”，而称为“律”，将“民法”“商法”等称为“民律”“商律”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奏请制定“民律”而不是“民法”。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立法大多使用“律”而不使用“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在中国古代，“法”与“律”的字义是接近的。《尔雅·释名》记载：“法，常也。”《尔雅·释诂》也记载：“律，常也，法也。”早期的立法也使用过“法”，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李悝就制定了《法经》六篇。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六篇，历史上称为“改法为律”。据《唐律疏议》记载，“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将“法”“律”合并使用的做法。例如，西汉的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在古代，法的概念通常与刑等同，事实上，我国古代的法律最初被称为“刑”。我国早期的立法活动大都将成文法称为“刑”，法即是刑，“生杀，法也”。我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就是郑国执政子产的“铸刑书”，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就是晋国赵鞅的“铸刑鼎”。所以，《慎子》说：“惨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刑”与“礼”相对应，都是调整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有法度和刑罚的含义。《说文解字·刀部》记载：“刑，罚罪也。从井，从刀。”表明先民已经意识到，通过刑罚手段惩罚罪犯，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当然，律也具有刑的含义，律法也常常主要是关于刑罚的一些规则，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晋书·刑法志》）

可见，“法”和“律”在词源和字义上均十分接近，时至今日，我们也习惯用“法律”这一概念，但并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严格地说，法律意义上所说的“法”可以用中国固有的“律”的概念加以对应。从字体结构来看，“律”最初写作“肀”，后来写作“聿”。《说文解字》记载：“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古代的“律”和“法”虽然词义接近，甚至在一些情形下可以通用，但仔细比较，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一是是否强调法律规则的整齐划一性不同。《说文解字》：“律，均布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所谓“均布”，就是“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即天下应该一致遵循的格式、准则。“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来也指音乐的旋律、节拍，主要含义是稳定。“律”的含义确实有整齐划一、标准尺度统一的内涵。《周易》曰：“师出以律。”《尚书》曰：“同律度量衡。”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为了阐明法律的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把法律解释为一种稳定的必须普遍遵守、执行的条文，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也就是说，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不仅要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要求法律制度的统一，因此，去法用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律是秦王朝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它表现了统一性、普遍适用性的内涵。与律不同，法虽然也强调规则的统一，但其内涵较为宽泛，也更为抽象。法在产生之初往往与赏罚等联系在一起。韩非子说过：“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法也可以作为君王治理国家的工具，如荀子主张：“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商君书·修权》曰：“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任法去私，缘法而治，即认为“法”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工具，能“定分止争”。法的内涵比较丰富，而律的意义则非常鲜明，即强调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后来的大一统王朝的法律基本都沿用“律”这一名称。

二是价值追求存在一定差别。“法”本身包含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在我国古代，法写作“”。据《说文解字》记载：“，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意就是一头生性正直的独角兽，象征着公平或公正，可见，“法”本身含有“平之如水”“去不直”的正义观念。“法”字是三点水旁（从水），意思就是说，法要像水一样公平。法家主张，治理国家应当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律”则侧重于强调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师出以律”，“同律度量衡”，“律”包含“均布”的内涵，但并没有凸显“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事实上，我国古代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与抽象的“法”的概念并不相同。

三是是否强调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具体性不同。“律”是指有形的规则，《管子·七主》云：“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也就是说，“律”可以被用来解决纷争，它是有形的法律规则。所以，采用“律”字更为准确，也更为具体，它强调一种具体的规则指引。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指出：“王者制事立法，制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所以，六律为古代的六个音律。因此，律起源于音律，常应用于军事中，靠声音来指挥士兵，统一行动。因而，把它运用到法律上，也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表明了它的确定性。所以，违法通常是指违反了某个统一的律条。而“法”字本身从水、从去，不仅“水”“去”有其抽象的意义，“”更是一种抽象的事物；“法”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形而上的理解，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其所表达的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含义。严复认为，西方的“法”译为中文，不同情形下应当有“理”“礼”“法”“制”四中不同的译法[27]，法的内涵较为宽泛。某种意义上说，从“法”的概念的原本含义来看，其实施具有依赖于神意的内涵，是建立在神判基础之上的概念。

四是侧重点不同。“律”侧重于表述具体的法律规则，而“法”则侧重于从整体上描述法律制度。一般来说，法的范围较广，通常指整个法律制度。古代法的概念常常与制度等同，成为“法度”。如管子说，“法度行而国治，私意行则国乱”。（《管子·明法解》）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韩非子·诡使》）章法有度，自成方圆。而律则是指具体的行为规范。在古代，只有朝廷才有权制定颁行统一的法律规范，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这种权威性与唯一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严格，秦汉时制定了多种律典，如汉时除《九章律》外，还有《越宫律》《朝律》等。经魏晋改革后，律典制定和颁行的程序更为严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添加改动，只有在皇帝下诏、亲自主持或委任大臣主持的情况下，才可以修订律。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考察古代“法”和“律”的区别，从古代的“律”到现代的“法律”，赋予了“律”一种价值追求，使其回归到了法的本来含义，使法的内涵更为丰富，因此，它能够发挥在治国理政中应有的作用，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