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的窗
雨只下在采莱特纳街（Celetná）。下在那些过分庞大的门口、空无一人的窗、路面成群的砾石、它的狭窄和柱式雕刻的寂寞。采莱特纳街像一件旧衬衣，慢慢潮湿。
这条街连接着老城广场和火药塔，是老波希米亚的商道。中世纪时，因这一带烘焙的面包而得街名。14世纪起就属于国王路的一段，是加冕游行的必经之路，作为布拉格最古的街巷之一，铺陈着罗马、哥特、巴洛克建筑。
街是和故事一起开始的。
街上有卡夫卡的两个家。
在圣尼古拉斯教堂边的公寓住了两年，从1885到1888年，卡夫卡一家先后搬过三次，那些房子都不复存在了。
1888年8月，5岁的卡夫卡搬入了童年第五个家：采莱特纳街2号。一幢18世纪建筑。石拱门，雕花，黑铁路灯，下着雨。
1889年9月，他们再次搬家，住进老城广场的“分钟屋”。1892年，卡夫卡家回到采莱特纳街，搬进3号的哥特式老房子“三国王屋”。底层就是卡夫卡父亲的杂货店和仓库。
公寓在二楼。卡夫卡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从窗子可以看到街景。房间陈设简单，门边是书桌，上面放着两卷本《罗马法》。窗对面是衣橱，衣橱前有一辆自行车。一张床，床边有小桌。靠门还有一个书架，一个洗手盆。
在这个房间，卡夫卡从中学起开始写作。后来，这些作品几乎全部被他毁掉了。除了少数几篇收入了他的第一本书，包括这篇很短的《临街的窗》：“有的人生活寂寞，到处找闲人聊天。他们留心白天的长短，气候的变化，关注职业或者诸如此类的发展，他们见到随便什么人，都毫不犹豫地拉着他们的胳膊聊起来。他们多半在临街的窗前进行这些活动，没有临街的窗他们待不了多久，他们似乎一无所求，只是疲倦地将眼睛在天上人间上下转悠，朝他们的窗边走去。他们不愿意，而且事实上也很少往后看，下面的马车和马车的喧闹来了，才终于将他们拉入人类的和谐中。”
在这个房间，卡夫卡住到1907年6月。搬来时他刚上小学四年级，搬出时他已从查理大学毕业。从少年到青春，他热爱他的临街的窗。
卡夫卡曾在写给一个女友的信中谈及自己的“初夜”：“那时，我们住在采莱特纳街，对面有一个服装店，有一个卖衣服的女孩常常站在那儿，在门口，在楼梯上。……那天非常热，非常热，几乎无法忍受。我不停地站在窗边……终于，我们用手势定了约。晚上8点，我去找她。可是，下楼的时候，已经有别人在那儿了。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同。我惧怕整个世界，因此也会惧怕这个人。即使他并不在那儿，我依然会惧怕他。虽然女孩儿挽着他的胳膊，却依然向走在后边的我打着手势。他们走进了‘保护岛’酒吧，在那儿喝了点儿啤酒，我就坐在他们的临桌。之后，他们散步，我走在后边，慢慢走到姑娘的公寓，就在离肉市不远的一个地方。之后，那个男人说了再见，姑娘跑进了公寓楼。我等了一会儿，直到她再出来找我，之后，我们去了小城的一家旅馆。”
这是无疾而终的感情。原因，卡夫卡说姑娘在旅馆“做了有点儿肮脏的事”，“说了有点儿污秽的话”，这些是他“不愿提及的”。那是1903年。
这所公寓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曾是一个素食饭馆。30岁之后，卡夫卡成为素食主义者，他也会来这里吃饭。
二楼，临街的窗，除了雨水，什么也没有。
采莱特纳街是布拉格的遗产，纪念物，也得取悦游客。所以，雨也打着这些店铺，卖波希米亚水晶、木偶、衣服、巧克力。打着这块写着“时尚教堂”的招牌，打着这间兑换钱币的小铺，这间展示酷刑的博物馆，这家饭馆钉在门边的菜单，这座蜡像馆的橱窗，来自另一侧长久的注视。
9号，“扬·索德克艺廊”有很小的门。
墙、浓妆、充满皱褶的布、长袜、椅子、假花、人偶、鞭打、丰盛的肉体、情欲、交媾、自渎、幻觉、不道德的场面、无耻的表情、光来自地狱也来自天堂，不存在的颜色和忧伤。
描述照片像描述灵魂一样困难。
扬·索德克，1935年5月13日出生在布拉格，犹太人。二战期间，他的许多家人死于特雷津集中营。他和孪生兄弟卡佳被关在波兰、捷克边境的儿童集中营。幸运的是，兄弟俩和父亲古斯塔夫都活过来了。1950年，15岁，索德克得到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柯达“小布朗尼”。他进入布拉格工业学院学习摄影，1952年开始在一家印刷所当工人，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983年。
手工木偶
1959年，他开始使用一台捷克产的Flexaret双反相机。一次偶然的机会，索德克得到一本展览图录，关于1955年在纽约举办的著名影展“人类大家庭”，发起者是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部主任爱德华·斯坦陈。美国诗人卡尔·桑德伯格为展览写的解说词有这样的句子：“世上只有一个男人，他的名字是所有男人/世上只有一个女人，她的名字是所有女人/世上只有一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所有孩子。”索德克感到一种深刻的打动：“把我看哭了，对我冲击太大了，我对自己说，我也要做这样的书。”
他拍人，男人、女人、孩子，拍肉体、情欲、梦幻。最纯真的，最黑暗的。
1963年，索德克在“栏杆剧院”前厅举办了第一次摄影展，秘密警察很快搜查了他的公寓，没收了他的底片，并指控他散播色情照片。
1969年，索德克去美国旅行，他的作品得到著名摄影界前辈休·爱德华兹的认可。
20世纪70年代，他离了婚，租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在那里，有发霉的地板和不停剥落的墙。几件破家具。他架起相机点亮灯，开始了他单枪匹马的狂欢。没有年份，没有时代，没有季节，没有白天黑夜，没有现实生活。他把所有遇到的人都请来做模特，他把他们请进梦中、戏里，请进欲望、肉体、悲欢、狂妄、放纵、禁忌，请进人间可能的一切情感。这些照片是索德克的标记。一个导演，一个君王。“墙还在那个地下室里，只要它在那儿，我就要痴痴地试着捕捉时间的流逝，我发誓。”
索德克并不关心政治，包括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他说：“只是一个统治者换成另一个，斯大林死了，又来了另一个人，那只是体制内部的变化，不是人民的变化。50个人死了，但这个人数和大型战争无法相比。对我来说没有发生很大的事情。”
索德克热爱女人，所谓浪子。“人们问我：你这辈子有多少个女人？我说，一个也没有。你不能拥有女人，就像不能拥有海洋和云彩，你无法成为女人的主人，女人不是那样的，所以我谁也没有，我一无所有。但是当我看到那甜蜜的面孔，总是被深深感动，我会倾慕她至死。”
许多年，他持续着这种一个人的狂欢。不被主流接受，他的作品被认为是低俗和色情。
20世纪70年代末期，索德克开始被西方认可并尊重，成为捷克摄影界的一面旗帜。
1991年，索德克在祖国捷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个人摄影集《生命剧院》，此书一出版即销售一空。
“照片是一种神秘的爆发，可以让时间停止。在我拍的母亲和女儿的照片中，看不出是拍摄于50年前还是现在。这也许就是我对世界摄影的贡献。让时间停留在某个瞬间固然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它们总是一样的。我就是要展现这种‘同一’，境遇是一样的，爱是一样的，痛也是一样的。没有谁可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摄影师。我所做的无非是记录我一生所遇到的人。”
艺廊走到底，150张照片，跨度59年。
他说：“拥有一家画廊并且依然活着，这是非比寻常的事。我相信我依然活着。”
说来，索德克还与卡夫卡有点儿瓜葛。卡夫卡的妹妹嫁给了扬·索德克的叔叔。
街对面，12号，哈里赞宫，是18世纪初的伯爵宅邸，采莱特纳最美的巴洛克房子。
卡夫卡的父亲曾把这里作为临时的店铺。
走过，精巧的阳台、赤裸的塑像。
穿行，一连串对峙的房子，披着雨水和来自过去的光亮。
17号，原是学校，现在是采莱特纳剧院，也是一间饭馆，名叫“蜘蛛”。
21号“红鹰屋”，19世纪时，这里是诗人卡雷尔·马哈常来的咖啡馆。
22号，曾是《布拉格日报》的所在地，它一度是最有影响力的德语报纸。布洛德、埃贡·基希、约翰内斯·乌兹迪尔都曾在此工作。卡夫卡也曾为该报写作。
25号，哲学科学家伯纳德·布尔查诺住在这里，并在这里去世。
27号，13世纪是圣殿骑士团的教堂。1784年之后成为民居。
29号，“金天使屋”原是客栈，莫扎特曾住在这儿。1848年的客人中有俄国思想家，“无政府主义教父”巴枯宁。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也曾作为战地记者栖身于此。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博尔赫斯喜欢雨，也喜欢这条街，在小说《秘密的奇迹》中，他让主角亚罗米尔·赫拉迪克，在1939年3月住在了这条街上。
穿过这条街，慢慢地。
34号，“黑圣母楼”像一个突然的结局，庄严而坚硬。1911年，捷克立体派建筑师约瑟夫·戈恰尔31岁的时候设计了这座褐色建筑，1912年建成。那时，它是百货公司，一楼与三楼卖东西，二楼是“东方咖啡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立体主义咖啡馆。1920年代中期，咖啡馆改成银行的办公室。此后，随着时局与岁月，黑圣母楼一再拆解更动。2002年，经历了一次重要整修后，成为捷克立体主义博物馆（Museum of Czech Cubism），展品年代集中在1911到1919年，那是立体主义最风光的时候。2005年3月，东方咖啡馆在80年后重新开张。由于原始图纸只有少数保留下来，复原工作依据当时的照片进行。
黑、白、漫长冷静的线、三角、圆、明确的几何切分、黄铜灯、丝绸灯罩、遍布镜子。
一杯摩卡，等雨停。
东方咖啡馆的衣帽架
窗外，对街的36号“帕赫塔宫”中世纪时是造币厂，之后曾是军事机构。从1849年起成为法庭，青年卡夫卡曾在那里做过律师。
咖啡馆没有戏剧性场面。不过是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只有一把伞忘了。
雨停在街尽头，停在火药塔前。
塔修建于1475年，是布拉格13座城门之一。到了17世纪，它被用作火药储存设施。直到1836年，国王都要通过此门前往河对岸的城堡，前往圣维特教堂加冕。
穿过塔下的门，穿过一道哥特式忧伤。
徒然开阔就是共和国广场。散落着购物中心、剧院和人群。
火药塔旁边一幢新艺术风格建筑，甜美明媚。1383到1485年，这是波希米亚国王的宫殿。之后被遗弃，20世纪初被拆毁。1905年，在宫殿旧地重建，定名“市民会馆”。装饰全部由捷克顶级艺术家完成。大门上方是大型陶瓷马赛克“向布拉格致意”。
共和国广场的小吃摊
走入，看见穆夏、马克斯·什瓦宾斯基、阿列什的作品。面前的斯美塔那音乐厅是市民会馆内的主要空间。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在这里宣布独立。
1912年11月22日，市民会馆咖啡馆开门，带着只属于美好时代的恢宏和光华。
也是1912年，在咖啡馆另一边，开了另一间大馆子——新艺术法式餐厅。一直是布拉格地标级高级餐馆。
高天花板，雕饰是弗朗齐歇克·考曼的，画是穆夏的，临街一长列巨大的窗，家具都是原版的，一百年。大量金色吊灯、金色细节，钟表、沉着的紫色，桌子上餐巾的折皱带着一样的淡蓝色秩序，银刀叉的反光，从所有水晶杯子突然明亮的光就知道，已雨过天晴。
软垫座椅，临窗，陌生的太阳照着往日。
“我的幸福往往来自于，我所遭遇的不幸。”这是皮雅芙说的，是电影《玫瑰人生》片头的独白。这间餐厅就是电影的一个场景，故事中它是纽约的一家餐馆。
这里拍过不少电影。
2006年伊利·曼佐也在此拍摄了《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片中这是布拉格最奢华的“巴黎酒店”，男主角扬·迪特就是在这儿做侍者。在这儿，他从领班斯希凡克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什么他那么精通待客之道，因为他曾伺候过英国国王。
伊利·曼佐从一开始就热爱赫拉巴尔的故事。从1960到1965年，曼佐拍了几部短片。那时，一众新浪潮导演将《底层的珍珠》中的故事分别拍成系列短片，曼佐拍的一段是《巴尔达萨先生之死》。最初，巴兰多夫电影制片厂希望《严密监视的列车》由有经验的薇拉·希蒂洛娃或埃德尔瓦·索尔姆执导，但两人都认为小说无法改编成电影，于是曼佐有了机会执导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故事片。曼佐与赫拉巴尔密切合作创作剧本，对原小说进行修改以实现小说的视觉化。曼佐还曾想过自己出演男主角，不过对于角色来说他太老了。也有一些非职业演员前来试镜。最后流行歌手瓦茨拉夫·内斯卡什得到了米洛这个角色。不过，一个扮演医生的演员在最后一刻没有来，曼佐就客串了一下。
1966年2月底到4月底，电影在布拉格西南25公里的洛杰尼采村火车站拍摄。影片开始四分钟，主角米洛第一天来到车站。他先是问候了正在喂鸽子的站长马克斯，之后见到风流成性的胡比克。而电影中最经典的场景是：当米洛闭着眼睛站在月台上等待女列车员玛莎亲吻时，列车却开动了，师傅胡比克将哨子塞进他的嘴里时，米洛似乎才如梦初醒。
1968年《严密监视的列车》，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时，曼佐28岁。
“在拍摄期间，我和赫拉巴尔就成了很好的朋友，聊得很好，成了朋友就一直合作下去。”
紧接着，曼佐与赫拉巴尔再次合作了《失翼灵雀》，这部讲述劳改营的影片拍摄于1969年，立即成为禁片。
“布拉格之春”后，电影与文学一样陷入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的人离开了，昆德拉去了法国，米洛什·福曼去了好莱坞。而赫拉巴尔和曼佐哪儿也没去，开始寻找各自的方式和体制周旋。曼佐说过一个细节：“赫拉巴尔、昆德拉、史克沃莱茨基的书从图书馆和印刷机上取出，等着被打成纸浆。而赫拉巴尔的老婆就在回收厂工作，她保存了那些书并偷偷地分发给朋友们，我在家里有很多。”
10年后，他们再度合作，1980年以《一缕秀发》为基础，拍摄了《金黄色的回忆》，进入1981年威尼斯影展主竞赛单元，被评价为“一部充满诗意、想象、幽默与捷克啤酒金黄魅力的杰出喜剧”。1983年，他们又合作了《雪花时节》，赫拉巴尔也在片中出演了角色。曼佐和捷克电影重新进入国际影坛。
1990年，《失翼灵雀》在21年后获得柏林金熊奖。
曼佐说：“我想我非常幸运，从一开始就能与我热爱和尊敬的作家合作。我们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信赖对合作很有帮助。说实话，他作品里的内容比我的电影能表现的要多。然而，那些不读书的人通过我了解了他。”
对于20年创作的局限，曼佐有独特的看法。“审查制度不是电影人最糟糕吓人的事儿。即使在审查最严格的时候，好电影也会出现。相反，绝对的自由却会把难以置信的愚蠢和丑陋带到这个世界。任何限制我们的东西也都刺激着我们，从这一点看，审查制度也可以是鼓舞人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怀念审查制度。流向大海的河流失去岸的同时也失去了涌动的力量。”
1997年2月，赫拉巴尔离世。在行业内一场关于《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拍摄版权的争夺开始了。1998年，当曼佐得知他的制片人已将版权出售后，怒不可遏，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手持大木棍追打这位制片人。这根木棍后来还被拍卖。此后，版权也多次易手。
10年后，2006年，曼佐终于执导了第六部“赫拉巴尔电影”：《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也是最后一部。
在餐厅拍摄的情节是这样的：精明狡猾的迪特陷害了前台侍者，导致了一连串的灾难，盘子落地，桌子打翻，打破了餐馆高雅的氛围。唯一幸免的是一只插着小雏菊的花瓶。这是不可原谅的，侍者被开，迪特被提升为前台侍者。
“我一直欣赏赫拉巴尔看人的能力，看到他们最真实的样子。以一种真正不妥协的视点，但又依然热爱他们。他毕竟不是一个厌世者。我愿意将这种视角与新的捷克作家进行对比，与世界文学的常态进行对比，他们那种强烈的愤世嫉俗的倾向在赫拉巴尔的作品中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对人的爱。”
侍者来了，端着美酒鱼肉。面包和夕阳。